怀念哥哥易卜维


作者：燕山野人

二ＯＯ五年三月三号早晨七点半，哥哥在我的怀里永远地睡去了，他走得那样匆忙，又是那样艰难。看着他再不会看我的双眼，三十一年前的一幕似乎又出现了，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号，弟弟也是这样睡在我的怀里离开世界的，走得也是那样匆忙和艰难。当年我失去了唯一的弟弟，现在又失去了唯一的哥哥，那一刻，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感伤。

小时侯，哥哥是我的依靠和保护神，我在外面受了欺负，总是他替我去打架。他和同学出去玩儿，经常带着我。有一次去北土城打土仗，回来时我走不动了，他一路背着我回家，那时哥哥十一岁，我七岁。

一九五三年初，爸爸妈妈带着当时家里最小的我去张家口办俄语学校，哥哥姐姐和姥姥留在北京，他们把每月爸爸妈妈寄的零花钱攒起来，暑假我回来时给我买了一对京剧里李逵用的板斧——他们知道我喜欢演戏。

一九五九年家里的葡萄架塌了，哥哥带着我一起去花市大街买竹竿，由于竹竿太长，没有车肯拉，我们扛着六根竹竿走回家，他扛大头，让我扛小头，四米多长的竹竿，两头粗细差异极大，分量的差异可想而知。我累了，哥哥让我把竹梢放在地上，一个人拖着走。从花市到平安里，我们穿过了多半个北京城区，三个小时才回来，那年他十八岁，我十四岁。

一九六五年我去南口农场工作，哥哥拉着我的手说：“我还没工作，你倒先工作了，又是那么苦的地方，作哥哥的心里真不是滋味儿！”

哥哥赠我的诗中有“犹忆儿时两同行”之句，这些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已经淡漠了很久，现在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挥之不去……


一

哥哥来到这个世界就十分艰难，用妈妈的话说是“九死一生”。他是在妈妈的老家湖南宁乡农村里出生的，那里没有医院、医生，只有稳婆。他是妈妈的第一个孩子，怀他的时候（一九四Ｏ—一九四一）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妈妈到处奔波流离，逃避战火，营养跟不上，又时有惊吓，身体很差。由于妈妈没有经验，也没去医院检查，根本不知道哥哥胎位不正。

生哥哥的前一天夜里，妈妈梦见自己在家乡的池塘里采莲藕，第二天早晨就要生了，妈妈心里暗自高兴，因为农村里流传着“莲生贵子”的俗话。谁知生产的过程却让她痛苦万分，原来哥哥是臀位，屁股在下边，个子又大，妈妈骨盆本来就窄，又是第一胎，生起来极为困难，大半天没生下来，疼得她死去活来。稳婆们不会手术，恐怕连侧切都不懂，束手无策，到了下午，竟有人说，这么久了，“细崽”憋也憋死了，要保大小姐（用人对妈妈的称呼），就得把剪子伸进去，剪断胎儿的腿……妈妈听见了，勃然大怒，用尽气力喊：“你们谁敢……！”她用最后的力气使劲，哥哥的大半个屁股居然露出来了。这时，一个稳婆把拇指插进他的肛门，四指夹住两条腿，硬生生把哥哥拽了出来。妈妈疼得昏了过去，哥哥的直肠和肛门都被撕裂了……

妈妈醒过来，搂着因疼痛哇哇大哭的哥哥对爸爸说：“这孩子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也许是因为哥哥到这个世界上来妈妈和他一起受了这么大的苦，所以妈妈和他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种感情只有我们兄弟姊妹——深爱他们的几个最亲的亲人才能感觉到。爸爸妈妈对哥哥的昵称是“宝宝”。

也许是因为知道自己刚一出生就给爸爸妈妈带来了痛苦和不安，所以在兄弟姊妹中他最孝顺。

第三次长沙会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之前，爸爸妈妈带着不满周岁的哥哥取道广西奔向云贵，投亲靠友，躲避战乱。

哥哥一岁零三个月时，姐姐在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出生了（也许这就是姐姐为什么那样美丽纯真的原因吧）。在他们幼年的回忆中，印象最深的就是逃难，所以他们儿时的游戏主要就是“玩逃难”。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有了我，在我上小学以前，他们带着我做的游戏依旧是逃难。哥哥在地板上用积木摆出一辆卡车，他当司机，让姐姐抱个小包袱，扮成逃难的妇女，我趴在“卡车”里装逃难的小孩。他尖着嗓子喊一声：“坐好了，开车了！”然后嘴里不停地打嘟噜、鸣笛，学着汽车的声音，身体还不停地摇晃颤动，时不时还喊：“上山了……下山了……前面有急转弯……不好，敌机来轰炸了……轰、轰！”最后他会推倒积木，“啊”的一声倒在地上不动了，姐姐也会学他的样，扔掉包袱躺在地上。过一会儿，他看我没反应，就会对我喊：“车都被炸翻了，你怎么不动啊，算了，打个滚儿吧！”于是我乖乖地在地上打个滚儿。正是因为幼年逃难的经历，培养了哥哥临危不惧、勇敢坚强的性格。


二

抗战胜利后，由于苏联红军长期驻扎东北，爸爸的俄语专长派上了用处，找到了稳定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家里生活渐渐好起来。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政府一边倒，俄语人才更是“紧俏商品”，爸爸妈妈又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所以毅然决然留在了大陆。他们满怀信任和热情，准备为新中国贡献自己的全部才华。那时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认识是“关闭了妓院，杜绝了鸦片，努力搞建设”。

一九五Ｏ年的镇压反革命和一九五一年的三反运动对爸爸妈妈有什么触动，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年龄太小，在无忧无虑中我们度过了愉快的五年。到了一九五五年肃清反革命运动，也就是我十岁那年，哥哥姐姐和我幼小的心灵开始感到一种无形的但又是巨大的压力。当时爸爸在二机部十局（后来的四机部）任情报翻译室主任。那年四、五月的一天，爸爸上班没有回来，以后连续很多天没回来。妈妈整日愁眉不展，坐卧不宁，长吁短叹，姥姥也很紧张，家里空气异常压抑不安。有一次我看见她抱着两岁的弟弟默默地流泪，十岁的我还不懂事，上去搂着妈妈问她怎么了，爸爸上哪儿了。妈妈一反常态，推开我：“现在别来烦我！”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妈妈早早把哥哥叫起来（哥哥上大学以前，我们一直住在一间屋里），陪他单独吃了早饭，然后给他一个装得满满的大书包，一直把他送到门外，那时时间还不到七点。整个上午妈妈都焦躁不安，中饭时间，保姆催了几次，她都说再等等，再等等，还几次出门走到街口张望。最后她让保姆先给我们开饭，自己在客厅里踱步，时不时看看手表。快两点时，哥哥终于回来了，依旧背着那个装的满满的大书包。他疲惫而又无奈地对妈妈说了一句：“妈，我没找到。”他的声音嘶哑颤抖，听得出来，是强忍着泪水说的。妈妈帮他摘下书包，安慰他：“没关系，你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十四岁的哥哥就开始帮助爸爸妈妈承担政治压力。

原来，爸爸在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了。那时审查一个人从来都是秘密的，突然就把你扣押起来，不允许和外界有任何联系，包括家里人。爸爸被隔离的第三天，在爸爸的一再请求下，二机部才通过组织通知了妈妈教书的学校北京四中。这种通过组织的方式，给家属的压力会更大，同时也有责成家属单位密切注意监视家属动向的含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十来天没有爸爸的消息，妈妈急了，想出一个办法，让哥哥去给爸爸送一些生活用品，或许能知道点儿消息，说不定还能见到人，他们总不会难为一个孩子吧！

当时妈妈只知道爸爸的单位在黄亭子，可黄亭子在哪儿就不清楚了，更不知道具体街道门牌。她背着我们向哥哥讲了爸爸的大概情况，并希望他能去送东西。哥哥勇敢地答应了，并说自己认识黄亭子，就在他们打土仗的土城一带，他一定能找到。可没想到北京有两个黄亭子，一个在北土城“蓟门烟树”附近，另一个却在五棵松鲁谷。他先坐三十一路（现在的三三一路，当时起始站就在平安里）车到花园路，背着大书包沿路打听，那时北土城小月河一带都是麦田菜地，一片荒凉，没什么机关单位。直到快中午了才有人告诉他，南边还有个黄亭子，好象在万寿路、五棵松那边。哥哥只好又坐车回到平安里，过家门而不入，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换上二十二路车到西单，再坐三十七路（现在的三三七路）到五棵松。这里倒是有不少机关，可是一路打听下来，却没人知道二机部十局，后来才知道，那时凡是保密单位都没有牌子，更不对外公开，所以哥哥几乎是一个大门一个大门问也没找到。这时他才感到筋疲力尽、又饿又渴，无奈地回家了。

过了些天，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爸爸在部里几个人的“陪同”下回到家里，取了一些生活用品又回机关了，妈妈下班，保姆才告诉她：“先生气色还好，就是瘦了些……”

大约两个月后，爸爸回家了，显得很疲惫，他告诉妈妈：“白天工作，晚上写材料……”

爸爸回来以后还发生了一件事，让我们全家着实紧张了好一阵子。一天晚饭后，户籍警小王（直到一九六八年我家被扫地出门，他一直是那片的户籍警）带着两个公安局的警察突然来到家里，说是在我家院墙上发现了反革命标语，要调查一下。爸爸妈妈大吃一惊，脸都白了。全家人被警察带到大门口，就连保姆也让她抱着两岁的弟弟出来，警察用手电照到门边的墙上，距地面不到两米的地方有几个用小刀之类硬东西歪歪扭扭划的字：“政府是王八旦（蛋）”。警察非常严厉地问我们：“这是谁写的！”我们都说不知道。警察看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让我们三个孩子站到墙根前举起手臂，当时哥哥还不够一米六，我们谁都够不着那几个字。户籍警小王把那两个警察拉到一边，小声嘀咕了一会儿，走到我们一家人面前，说：“以后你们要提高警惕，有什么情况及时报告，回去吧。”我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默默地回了家……第二天早晨我上学时，那墙已被刷过了。爸爸去世以后，我想起这件事，对妈妈说：“当时你们好象特别害怕。”妈妈摇摇头说：“你不知道，五Ｏ年镇反时就有因为一条反动标语被枪毙的，我和你爸爸是心有余悸啊！”

就从那时起，我知道了，“运动”除了体育的含义更重要的是政治的含义，我知道了，什么叫隔离审查，我知道了，什么叫历史问题，我还知道了，什么叫反革命标语……

我不知道当时爸爸妈妈是怎样向哥哥介绍和解释肃反运动的，和他谈了什么感受，因为他们总是背着我讲那些事，尽可能不让我在那样小的年龄就去接触或了解伤害心灵的东西。可是从几十年我对哥哥的了解，知道那次运动给了他深刻的影响，成为他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认识乃至世界观的基础。


三

哥哥是个爱好广泛，极有才华的人，独立思考、自己动手的能力很强。从高小开始，他参加了学校和少年宫的航模小组，我经常见到他在家抱着三合板、五合板锯子锯、锉子锉、砂纸打、胶水粘，做出一架又一架弹射式飞机、螺旋桨飞机。后来因为做遥控飞机，又爱上了无线电，开头是半导体矿石的收音机，后来是电子管的。那时商店里卖的收音机高档的才七八支电子管、三波段，他却做出了11支电子管、五波段的。家里每月给他的零花钱几乎全用在这上面了，他常常到德胜门小市去买旧货，如收音机底座、电子管、电阻电容、分频器、电钻、螺丝刀、组合锉……所以文化大革命搜查时公安局认为他是在家里组装电台。

高中二年级，哥哥突然转向，走火入魔地爱上了数学。一九五九年考大学时他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数学力学系，总分差十来分，结果被分配到矿业学院，学校根据他的物理特长，安排他学物理探矿专业。哪想哥哥钻牛犄角，非数学不学，上了两个月课就回家了，磨着爸爸妈妈要退学，说明年再考。爸爸妈妈虽然很生气，但拗不过他，还是借口他身体不好（肛门破损），不适于搞勘探，给他退了学。谁知那时国家有一个规定，高考不服从分配的或中途退学的，两年之内不能参加高考，结果哥哥在家一待就是三年。

这三年在哥哥成长的历史上极为重要。

在这三年里他天天泡图书馆，除了数学书以外，看了大量科学史、哲学、物理、文学、艺术史等方面的书籍，从那时起他也开始买这类书。记得他的书架上出现了《哲学笔记》《自然辩证法》《科学与科学发展史》《历史哲学》《量子力学与相对论》《艺术哲学》等等，我也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浏览这些书的。我们的聊天中出现了文艺复兴、狂飙运动、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乌托邦这样的内容。哥哥是个善于读书的人，比如他在读《哲学笔记》时，看到古希腊的内容，他就找来《古希腊哲学资料译丛》、《理想国》《形而上学》《诗学》等细看；看到关于黑格尔的内容，就找来《小逻辑》《历史哲学》细读。同时还在旧书店买回一套冯友兰的《哲学史》对照着看。他还善于独立思考，曾对我说：“马克思也不一定就对，他说要怀疑一切，那么他的话也是可以怀疑的。”

在图书馆里他结交了一些人，这些人大多是家道中落，境遇潦倒，但又有思想、自强不息的人。他们骨子里都是精神贵族，有的人每天以馒头白水充饥，却笔耕不辍，翻译或写作；有的人衣衫蓝缕、饥寒交迫，却手不释卷、气定神闲。表面上看他们是愤世嫉俗，其实是被社会逼得只能生活在自我中，不愿折腰媚俗，同流合污。他们偶尔聚在一起，也会真情一现，要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要么长歌当哭：“世人皆醉我独醒”。哥哥和他们的具体交往我不太了解（当时我正在读高中），但根据我当时的观察和后来的回忆，他的精神贵族、愤世嫉俗的偏激性格，对社会的看法都受到这些人的很大影响。

一九六一年，经杨云慧阿姨（杨度之女）的介绍，哥哥认识了华罗庚。那时哥哥已经在自学大学三四年级的数学，他带着自己的习题集和感兴趣的问题拜访了华先生几次。华先生给了他非常大的鼓励，多年以来华先生是他心中的偶像。哥哥告诉我，华先生说自己也是自学出来的，只要有决心有恒心，什么都能自学。他为什么学数学，因为家里穷，学数学最省钱，一支笔，几张纸，两本书就行了，不象别的学科，又要实验室又要仪器。哥哥还告诉我，华先生还会做诗填词，爱好古典文学。

一九六三年，哥哥终于如愿考上了河北师范大学数学系，爸爸妈妈高高兴兴送他去了学校，嘱咐好好读书，其他事少管。谁知从此他就走上了多灾多难的人生旅程。


四

哥哥对社会的险恶、人与人之间的倾轧毫无所知，没有心理准备，加上他偏激的性格，到学校没多久就吃了苦头。

他的同学绝大多数来自河北省，有的来自偏远落后地区，在文化背景、思想认识上差距很大。由于他已经在家读完了大学的专业课程，所以各门功课都出类拔萃。课堂上他常常不听讲，要么看其他书，要么自己做更专业更高深的题；课下，他几乎整天泡在图书馆里，看那些别人怎么都觉得和数学无关的书。他和同学的交流主要是帮他们复习功课、讲解习题，讲完了，兴头上偶尔扯上些哲学、历史、艺术，听得别人目瞪口呆。

可是，他不明白，这些举动丝毫没有影响和干预正常的教学秩序，怎么就引起系里和班上一部分人那么大的反感。而这部分人都是教书和学习最差的老师和同学，其中有的还神情关注地听他讲过习题，特别是那几个调干来的党员学生，功课极差，却整天忙着搞对象、争当干部、汇报其他同学的思想动态（哥哥认为他们纯粹是搬弄是非），对他们十分轻蔑，用他的话说，这些人每天都在浪费大自然的空气和水。六三、六四年，正是全国学习雷锋的高潮时期，热烈讨论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和红与专的关系问题。结果，一个学期还没完，哥哥就成了白专典型，受到系里的批判。

寒假回家，哥哥曾经和爸爸妈妈讨论过退学的问题，他说，什么都学不到，还挨整，这学不如不上。爸爸妈妈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咱们家的孩子上大学是唯一正途，唯一出路（一九五九年我曾考上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和人民艺术剧院联合招生的青年演员训练班，爸爸对我说，你连初中都没毕业，将来能干什么，上完大学，你想干什么我都不管你，现在，好好给我读书）。寒假以后，哥哥非常郁闷地回学校了，爸爸妈妈嘱咐他“别太锋芒毕露”。然而，是芒，迟早是会脱颖而出的。在那个枪打出头鸟的年代，芒的下场大多都很惨。

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之下，哥哥在大学里又度过了两年。


五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毛泽东发动的又一次痞子运动。几亿中国的阿斗被一个诸葛亮玩弄于股掌之间，疯疯癫癫、浑浑噩噩，把偌大一个中国搞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这时只有少数人是清醒的，但这少数人中的多数心怀鬼胎，利用被毛泽东启发和发动的痞子推波助澜，趁火打劫，攫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如林彪、江青；这少数人中的少数，不惜用生命与得到国家机器保护的痞子运动抗衡，呼唤人性和理性——如遇罗克、张志新和我的哥哥。 从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号把一个女学生的名字由宋彬彬改为宋耀武开始，痞子运动更加疯狂。抄家、打砸抢、批斗、游街、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打人乃至打死人、侮辱人、焚烧书籍和文物的所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哥哥目睹了这一切，联想到他曾看过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中纳粹的暴行，他产生了怀疑：难道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游离于运动之外，埋头读起书来，以研究者的眼光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

一九六六年底，哥哥写出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文章《九ＯＯ年代批判提纲》。六七年春节期间，他把这篇文章给我看了。文章充满了激情、才华和深刻的洞察力，风格很象马列那些论战性的著作，有很多反问的句式，如：“毛泽东让我们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现在刘少奇成了赫鲁晓夫，又有谁能保证林彪不是睡在毛泽东身边的赫鲁晓夫呢？”正是这句极富预见性的话，哥哥后来被判死缓。在这篇文章中，他引用了大量的原著，来说明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已经修正了马恩的理论，斯大林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更是背离了马恩的理论；而我们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直就是背叛马恩的理论。非常遗憾的是，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它还未发表，就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当作最危险的反革命思想言论扼杀在摇篮里了，并用它给哥哥定了死罪。我在看这篇文章时，曾改过几个错别字，后来专政机关得到了原稿，于是这也成了我的罪状。 一九六七年底，哥哥被捕入狱，开始了他十一年多的铁窗生涯。他入狱的第二年和第七年，爸爸和弟弟先后离开了人间，这是哥哥出狱以后最大的悲哀。 从哥哥被捕以后，家里经历了一连串噩梦般的遭遇。六七年底，我家被扫地出门，离开了居住达十六年之久的旧居；六八年一月，新家还没整理好，北京和石家庄的警察就进行了大搜查——这时我们才知道哥哥被捕的消息；四月十四号，在经受了红卫兵一系列批斗折磨后，爸爸去世；十六号我被专政，关入牛棚；此后的一个星期，先是姐姐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后是妈妈被四中专政，受到非人的凌辱和折磨；十四岁的弟弟带着十岁的妹妹浪迹天涯……


六

一九六九年十月初，国庆节“大赦”，我从反革命队伍中被“解放”出来。从牛棚回家后妈妈叫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石家庄监狱看哥哥。六号上午十点多钟到达石家庄，一路边走边问，转了许多冤枉路，一点我才找到河北省第二监狱。走在荒凉空旷的路上，我感到一阵阵凄凉，不由想起了当年肃反时哥哥给爸爸送东西的情景。

监狱只有周五和周六允许探监，可我去的那天是星期一，铁门紧闭。看到门上有个电铃钮，我屏住呼吸长长地按了两下。铁门上开了个小窗，露出两只警惕的眼睛：

“干什么？”

“找人。”

“找什么人？”

“河北师大的学生。”

“你找错了，这是监狱！”

“他被判刑，关在这儿。”

“今天不是探监的日子，走吧！”

“哪天能探监？”

“星期五、星期六。”小铁窗“啪”的一声关上了。

我突然感到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到地上，心里又伤心，又生气，又愤恨。过了一会儿，我咬咬牙站了起来，心里发狠：“今天我非见到哥哥不可，大不了你把我也关进去！”又按了两下门铃。小窗打开了，还是那双眼睛：

“你还要干嘛！”

“同志，我是从外地请了假来的，不知道你们这儿的探监日子，明天还得赶回去抓革命促生产，能不能和你们领导谈谈，破一次例，让我见见……”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用近乎哀求的口气说。

“不行！”没等我说完，小铁窗又关上了。

我又按了门铃。

小铁窗第三次打开了：

“你有完没完！你可放明白点点儿，这儿可是专政机关！”

“是，同志，我知道，我要见的是你们河北省重要的犯人，我这不也是代表全体家属来协助专政机关改造他吗？您能不能先问问领导，他们要是不同意，我就走。”此时我几乎有些感谢牛棚那段生活了，如果没有那种屈辱的磨练，我不会那样冷静、耐心。

那双眼睛犹豫了一会儿：

“你看谁？”

“易卜维。”

“你是他什么人？”

“弟弟。”

“等着！”小铁窗又关上了。

半个多小时以后，监狱的门打开了，走出一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平和地看了看我，口气缓和地说：“你就是易卜维的弟弟？”“是。”我兴奋地回答，似乎看到了希望。他问了我的名字以后向我摆摆手：“你进来吧。”大门在我身后“咣当”一声锁上后，我被带到门卫室，两个警卫把我的书包打开，将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放到桌上，仔细地检查着。这些东西都是妈妈准备的，有两袋奶粉，两瓶水果罐头，一饭盒妈妈自己做的肉丁鸡蛋炸酱，一个塑料包里是我没吃完的几个包子和煮鸡蛋，另外一个包袱里是一套绒衣绒裤和一件妈妈织的毛背心。警卫检查得非常仔细，绒衣绒裤和毛背心不仅打开抖抖，还一寸一寸地捏；奶粉拆开了外包装，拿着透明塑料袋又晃又捏；罐头瓶也撕去了包装纸，翻来覆去地看；那盒炸酱更是用筷子在里边搅和个够。这点东西他们足足折腾了四十多分钟，然后警卫还注意地看了看我的身上，用询问的目光看着那位老干部，我明白，他们是想搜我的身。老干部没有表示，命令警卫提着东西，四个人一字排开，我在中间，向监狱里面走去。那监狱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真他妈大”（当年我脑子里闪出的就是这个词）！

我被带到紧靠牢房的管教干部办公室，他们让我坐在屋子中间的一把椅子上，距离一米处放了个小板凳。老干部吩咐警察去叫哥哥：“去把犯人易卜维带到这来。”“犯人易卜维”几个字他咬字特别清晰，口气特别严厉。大约十分钟后，门口传来一声：“报告！”

随着老干部“进来”的回答，哥哥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两年没见面了！这两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真有恍如隔世之感。他很消瘦、憔悴，两鬓已经出现白发（才二十八岁），穿一身灰不溜湫、印着号码的囚服，戴着一副十分刺眼的手铐。我站起来轻轻叫了一声：“哥哥。”哥哥见到我一下愣住了，显然那个警察没告诉他我来看他的事。警察打开手铐，命令哥哥坐在小板凳上，向我一指，让我也坐下，两个警察紧挨着站在我们两侧，威武挺拔，颇有泰山压顶之势。老干部遛到办公桌后面：“易卜维，今天我们本着拯救、宽大的原则，破例允许你弟弟来探监，就是希望你认罪伏法，更好地改造。现在向你弟弟汇报一下改造情况。”

哥哥仰着头，直视着我的眼睛，好象生怕露掉了我的表情：“在政府的教育下，我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特别是攻击毛泽东思想、攻击林副统帅……”我突然发现，他说话时右手食指和中指叠加起来——一九六二年，有一部前苏联电影《非常事件》，描写五九年一艘苏联商船被台湾扣留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著名演员吉洪诺夫扮演）每逢说假话假话时就把手指这样叠加起来——我开始不住地点头，露出会心的微笑。 哥哥最后说：“我一定认罪伏法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出狱，继续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没等狱警们说话，他马上就问我：“爸爸妈妈身体好吗……？”临分手，他嘱咐让家里寄几条白被里、褥单来。

从监狱出来已是黄昏时分，我乘晚上10点多的火车回京，又是一夜不眠，当年北京到石家庄之间火车要走十个多小时。

一九七Ｏ年五、六月间，我又去看了哥哥，这次是在接见室正常接见，有很多人，狱警们没有特别关照我们。我告诉他，爸爸去世了。沉默了很久，他问：“什么时候？”“两年前的四月十四号。”又沉默良久，他说：“哥哥是个大不孝的人，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孝顺妈妈……”


七

我当时并不了解他这话的含义，只觉得他很悲观，以为自己要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不能再孝敬妈妈。后来哥哥在狱中的惊人之举才让我明白了他此言的深刻意义。

自从我们给他寄了床单之后，他把床单裁成一尺见方的小块，用竹片绷起来，偷偷在上面写出一篇又一篇观点鲜明、语言犀利的“反革命论文”。他撕开褥子、棉囚服的里子，把写完的布块一张张塞进去。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据说竟写了将近十万字。一九七一年冬末夏初，哥哥不慎将棉衣里的一块布掉在地上，被监狱里的刑事犯拣到汇报了，于是监狱在哥哥出去劳动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搜查，找到了他的全部著作。在全体犯人和狱警多次批斗之后，哥哥被关了禁闭。哥哥曾向我描述过监狱里禁闭室的情况：狭长的不到两平米的小黑屋，没有窗户，你只能凭借铁门门缝透进的一线亮光来判断白天还是黑夜，屋子很矮，个子高的人就直不起腰，地上光光，什么都没有，吃喝拉撒睡全在这地上。门下有一个凹下去的圆盘，每天中午和晚上送来的窝头菜汤就放在圆盘里，一转圆盘，吃的就转进来了。

哥哥本来就是判了死缓的重犯，这次罪上加罪，对他的惩罚极为严厉——他被反铐着双手关起来。这样他要吃饭，就必须跪着或趴在地上象猪狗一样用嘴拱着吃喝。从第一天起，哥哥就绝食了，不吃不喝。他说，我是人，活着就要有人的尊严。几天以后，哥哥昏倒在黑暗的禁闭室里。

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监狱的医院里，嘴里插着管子灌米汤，手上打着吊针。他想拔吊针，但双手都被绷带捆着，动弹不得，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咬住嘴里的管子，不让米汤流进去——他要抗争到底——然而他太虚弱了，不久又昏过去了。

哥哥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但他始终拒绝进食，身体越来越虚弱。

一天， 他突然听到一个似乎很遥远的声音在喊他：“宝宝，宝宝……”。他勉强睁开眼睛，整个生命都在震动——妈妈正伏在他的耳边轻轻呼唤，他很久都不敢相信，努力睁大眼睛，直到妈妈抚摩着他的脸说：“宝宝，你醒啦。”他惟恐失去这珍贵的一刻，依靠自己的意志，没有闭上眼睛，没再昏迷过去……

原来，哥哥在监狱里写出那么多文章，现在又闹成这个样子，监狱领导难以向上交代，他们跑到北京，请来了妈妈和小妹，让她们动之以情，劝说他。看到哥哥奄奄一息的样子，妈妈心痛欲绝，肝肠寸断。她对哥哥说：“宝宝啊，妈妈希望将来还能和你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老了、不能动的时候还得你来照顾我伺候我……”哥哥闻言大恸，母子相拥而泣。从此哥哥老老实实“认罪伏法、努力改造”了。

监狱里马上抓住这个“把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彻底改造过来”的典型事例上报并宣传，监狱受到表扬，哥哥也“因祸得福”，在当年林彪事件之后马上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以后的几年，几乎每年监狱都请妈妈、姐姐或是妹妹去监狱看望哥哥，还参加他们的联欢会。有意思的是，在一次联欢会上姐姐意外地发现了她的大学同学郎郎。联欢会上，哥哥写诗，郎郎朗诵，这也不失为一段逸闻吧。

一九七五年哥哥再次获得减刑，改判为十八年。


八

我最后一次去监狱看哥哥是一九七九年一月五号。

一九七六年十月，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从此妈妈的生活内容只有三件事：给爸爸平反昭雪、救哥哥出狱、落实家里的房屋政策。她不顾年老多病，四处奔走呼号，打听消息，夜以继日地写申诉材料。一九七七年，国务院开设了邓小平办公室的信访处，妈妈多次亲自去递送材料。一九七八年，“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发表了，妈妈抓住这个机会，写了一个一万多字的材料送到信访处。由于当时对文化大革命尚未彻底批判否定，妈妈写材料的口气还是“年轻人凭着一股热情犯了错误，科学的春天正是用人之际，我的儿子已经服刑十年，他的表现得到了专政机关的肯定，现在希望能让他提前出狱，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戴罪立功，多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

一九七九年一月五号中午我来到河北省第二监狱，那天并不是探监的日子，但情景大不一样。管教股的田股长亲自出来接我，把我请到办公室，对工作人员说：“去把小维找来，说他弟弟来了。”不一会儿，哥哥来了，田股长沏了两杯茶端给我们，乐呵呵地说：“你们哥儿俩慢慢聊着，我还有事，不陪你们了。” 当屋里就剩我们两个人时，我们真是受宠若惊得有点不知所措。我们喝着茶，抽着烟，吃着我带去的糖果（我七八年三月结婚，曾写信告诉哥哥，现在给他带了些喜糖喜烟），无拘无束地聊起来。哥哥告诉我，去年秋天一位最高检察院的副检查长（张苏）来监狱单独找过他，让他详细讲述了被判刑的经过，最后让他安心等待，说很多事情还要进一步调查。我也把妈妈最近一年怎样写材料送材料的事告诉了他。我们越说月觉得有门儿，我小声对哥哥说：“一会儿我试探一下田股长。”哥哥会心一笑。个把小时后，田股长回来了，笑着对我说：“我们这儿有招待所，你今儿别走了，我让小维陪你住，聊个够！”我说：“我不回去，我妈该担心了。要不你让我参观参观你们监狱吧，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机会来。”“没问题，就让你哥带你参观吧。”田股长痛快地答应了。我和哥哥相视一笑，心领神会：“的确有门儿！”

哥哥带着我到处转，十分兴奋，逢人就介绍我，还递烟给糖：“这是我兄弟的喜烟喜糖！”

离开监狱时田股长一直把我送到大门外，握着我的手说：“回去告诉伯母，春节前后一定有好消息。”


九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号，哥哥回家了！

那天是星期五，清晨六点钟，我被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惊醒，第一反应就是“哥哥”！我披衣跃起，开门一看，果然是他。我一把抱住他，来不及帮他摘下书包、放下手里的包袱就一起冲进了妈妈的房间：“妈，哥哥回来了……”我此时已泣不成声。妈妈还没完全反应过来，哥哥已经扑到床前，跪在地上，把脸深深地埋进妈妈的怀里，纵情痛哭起来。

我们这边哭做一团，那边妻子已经起来，她悄悄进来，静静等了一会儿，然后递过来两条热毛巾，轻轻叫了一声：“哥哥！”妻子的出现，使我们稍稍平静了一些，哥哥似乎对在弟媳妇面前失态还有点不好意思。哥哥给妈妈垫了垫枕头，让她靠在床头，自己坐在旁边偎依着她，不停地抚摩着她的脸，好象要抚平那脸上的皱纹，一刻也舍不得离开。

哥哥穿的依旧是监狱里的棉囚服，灰不溜湫，拶着一道道明线，只是没有号码，看起来怪怪的。哥哥说，他是昨天上午回学校的，接他的那辆吉普车恰好是当年送他去公安局那辆，连司机都是同一个师傅，但是他看着学校里既陌生又熟悉的一切，还是有恍如隔世的感觉。学校已经放假，校办一位主任接待了他，发给他一百一十二块钱作为假期和过年之用（其实正好是一、二两个月的工资）。吃过午饭他就直奔火车站，由于快春节了，车票不好买，排了很久的队，最后买到晚上十点过路的快车票，没有座儿。等车这段时间，他在车站买了许多营养品、点心、糖果，心急火燎、焦躁不安，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清晨五点，出了北京站，街上冷冷清清，他看到一男一女在一个汽车站牌下等车，就走上前去问路——这些年里我们搬了两次家。那两个人听他说了地址以后，仔细地打量起他来，他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笑笑说：“……咳，我刚从监狱出来……文化大革命关进去的……”那两个人也笑笑，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非常详细地告诉他先坐什么车，在哪儿换什么车，坐到哪站，下车怎么走。哥哥觉得自己刚回家就遇到了热心人帮忙，预示着从此会有好运，对人家一再表示感谢。因此他很顺利地找到了家，在门口，他激动了半天，又犹豫了半天，最后才下定决心敲了门。

哥哥拿出河北省法院给他的裁定书，上面写着处理意见：“无罪释放。回原学校分配工作。”日期竟然就是一月五号——我去看哥哥那天上午监狱刚收到裁定书，我中午就到了，竟是这样巧。

随后哥哥问起弟弟妹妹，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弟弟去世的事，就说，弟弟还在插队的地方，春节时会回来；妹妹在大学里，今天晚上就能回来。哥哥马上说：“小建在哪儿插队，远不远，要不我一会儿就去接他？”妈妈强忍着悲痛说：“他那儿挺远的，一天回不来，还是等他自己回来吧。”因为哥哥和妈妈脸贴着脸，情绪又一直很亢奋，所以没有注意到她的脸色。那时姐姐在天津美术学院教书，哥哥说自己写信给她，让她提前回来。

那天我向单位请了假，一直陪着哥哥聊天。当时我家只有两间房，妈妈和妹妹住一间，我和妻子住一间。吃过午饭，我对妻子说：“你回家住几天吧，我得和哥哥抵足而眠，有的聊呢！”后来妻子告诉我们，她刚一回家，她的哥哥、嫂子就问：“是不是他哥哥回来了？”原来，早晨哥哥问路的那两个人，就是她哥哥、嫂子，他们也是刚从外地回来——竟又是这样的巧事！

一下午，哥哥在两间屋里，这儿转转，那儿看看，一直安静不下来。妈妈让他在我床上躺会儿，一宿没睡了嘛。他说，“睡不着！”但还是听话地到那间房间去了。我和妈妈开始小声商量怎么把弟弟的死讯告诉他，商量了半天也想不出好办法。可就在这时候，听到哥哥号啕大哭的声音，撕心裂肺。我们赶紧跑过去，只见他紧紧抱着弟弟的笔记本哭喊着：“小弟不在了，小弟没有了！……”

弟弟有个硬皮本，里面写着他的诗、散文和病逝前的一段随笔，本子后面的空白页上，有妈妈、姐姐、小妹悼念他的文章和我的几首悼亡诗，以及保存的他在外地流浪时给妈妈的信，还有他从小到大的大部分照片。这个本子我一直放在床头柜上，时不时会翻翻。怪我粗心，哥哥回来后我们一直处在巨大的感情波动中，就忘记这个本子了，谁知一下子就被哥哥发现，这突然的打击使他难以承受。

刚刚平静一点儿的情绪再起波澜，母子三人相拥而泣，特别是哥哥，更是难以自己。说来似有天意，弟弟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清晨病故，哥哥五年后一月十九日清晨回家，而在当天就自己得到了这个信息。

不知过了多久，我最先冷静下来：“哥，咱们不能这样，小妹就要回来了，当年小建带着她四处流浪，两个人相依为命，患难情深，咱们总这样，会把她也卷进这种情绪之中。从现在起，小弟的事先放过一边，以后我慢慢把经过告诉你。你今天回来，应该让所有的人都高兴才对。”

哥哥点点头，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唉，这么多年我就没见过小弟，我是万万没想到啊……”

四五点钟，天渐渐黑下来，妈妈开始做饭，哥哥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给她打下手。

门外传来妹妹开锁的声音，哥哥手忙脚乱地躲进屋里，关了灯。妹妹进来和我们打招呼，发现我们冲她笑，有些奇怪：“你们傻笑什么呢……这么黑也不开灯！”她习惯地走进房间，打开灯。

“咦——哥！”随着一声尖叫，她扑进了哥哥的怀里（她叫哥哥“哥”，叫我“二哥”，叫弟弟“小哥”）……

春节前姐姐也回家了，一家人虽已残缺不全，但噩梦终于结束，又可共享天伦了。

然而，文化大革命在哥哥的心里留下了一个死结。在他弥留之际，一次突然拽着嫂子的手，沙哑急迫地说：“快跑，他们又来抓我了！”


十

哥哥宅心仁厚，热爱生活，始终如一地关心呵护着他的亲人、朋友。他对我和姐姐的关爱也反映在对我们孩子的身上。他们小时侯，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解功课，培养他们科学的思维方式，留心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要求他们有比较广泛的爱好和知识。

就在去年十月（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只是还没发现而已），哥哥觉得我住的地方缺少一个冲洗墩布的水龙头，就利用我上班的时间，自己出去买了塑胶管、三通、龙头，在厕所组装了起来。妻子和女儿看见了赞不绝口，还说明年暑假大伯有时间请他给她们那边也装一个。女儿说：“要是咱们请大伯装，他一定特得意特高兴。”

当哥哥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特别嘱咐我三件事：无论好坏，一定要等他的病有了结果再告诉小妹和细姨；一旦出现危急情况不要抢救，别给亲人增加负担；你们要善待你们的嫂子，她跟着我没过上什么好日子。年三十，他趁自己精神好的时候，给细姨打长途，祝她节日快乐，并说一切都好，不必挂念。他还让我去买一根长电话线装在电话上，把电话放在床头，如果小妹从美国来电，他能在第一时间自己接。他说：“小妹绝顶聪明，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她的注意或者怀疑。”

年三十晚饭以后，他让嫂子回家和父母过年，让我妻子和孩子回自己的住处，只留下我照顾他。我给他倒尿壶的时候，他流着泪对我说：“年轻的时候，你们因为我受了不少罪，现在大家都六十多岁了，我又在拖累你们，我对不起弟弟妹妹们啊……”我知道，哥哥始终为了文化大革命的事自责，对家里人心怀歉疚。我强忍着悲伤，握着他的手说：“哥哥，那是历史造成的，是社会造成的，是法西斯独裁造成的，不是你的错。现在不要想那些伤感的事，会影响你的身体。我们是骨肉，是手足，我们为你做的一切都是应当应份的，就象你为我们做的也是应当应份的一样。”

沉默了一会儿，哥哥又说：“小妹从小受苦，没享多久爸爸妈妈的福，后来又一个人去美国，也没得到咱们多少疼爱，可就因为这些她的心理、精神比较坚强，现在她生活也比较稳定，又有了一个能信任依靠的朋友，我还是放心的。只是你姐姐，这么大岁数了，一个人，还那么天真单纯，脾气又不太好，偏激，以后不管怎么样，你得关心照顾她。”

“你放心，以后不管怎么样，她都是我姐姐，而且是唯一的姐姐！”我回答：“现在你别多想这些，安心养病治病，咱们家兄弟姊妹的感情和关系是别人家不能比的。”

哥哥对朋友、学生的真诚热情也是有口皆碑。

他在狱中有一个农民出身的狱友，他比狱友先出狱，从北京回石家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狱友的妻子和孩子，看到他家艰难贫苦的生活，他从自己不多的生活费中拿出二十块钱帮助他们。狱友没有什么文化，他就尽量在学习上、思想上指导狱友的孩子。孩子们说，杨叔叔来了之后，爸爸不再打骂我们，我们也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父爱。二ＯＯＯ年前后，这位狱友病故，哥哥又带着两千块钱去帮助料理后事。哥哥卧病期间，狱友的两个孩子一直守在他的床边精心照料。对他们的照料哥哥始终心怀感激，并不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得到的回报。哥哥去世那天早晨，两个孩子跪在床前磕了三个头，我原想阻止他们，他们说，这是妈妈嘱咐的，一定得磕。最后他们跟随我们火化了哥哥的遗体才回石家庄。

哥哥住院前在家卧病期间正是春节前后，初三那天，从秦皇岛来了一对母女探望哥哥，并用祖传秘方给哥哥镇痛治病。母亲是哥哥的大学同学，女儿在石家庄读书时曾吃住在哥哥家里，学习上更得到过哥哥的辅导。

给哥哥送葬的人中有一位企业家，二十年前是哥哥的学生，哥哥从石家庄回京，他派专车专人抬送；送葬时，派了三辆轿车六个工作人员，确保整个过程万无一失。哥哥住院期间，他只要有时间就亲自守护在病床前。有一次他去福建出差，晚上回北京，冒着大雪直接从机场赶往医院，守侯到清晨。

哥哥一位学生，知道了火化日期，推掉了军事院校高级职称的考试，一大早从石家庄赶来参加送行。当年他还是穷学生时谈恋爱，女朋友闹别扭，赌气回老家了，他跑来问哥哥怎么办。哥哥问他：“你爱她吗？”“爱。”哥哥马上塞给他几十块钱：“那就追到她老家去！”后来这两口子成了和哥哥来往最密切的朋友——哥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到医院检查出癌症，就是他陪着去的。

我在医院碰到一位从广州乘飞机专程来看哥哥的电脑专家，他不是哥哥的学生，一九八五年他才二十多岁时，和哥哥在广东一起工作了仅仅三四个月，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他象师长一样尊敬哥哥，每年到石家庄或北京出差都会来看哥哥。这次他从云南出差刚刚回到广州就听说哥哥病危，于是马不停蹄飞到北京，直奔医院。

…… ……

哥哥能得到这么多亲人朋友的尊敬、爱戴和关心，是因为他有一颗充满了爱的心。


跋

余为此文，一月有余，每有所思，不觉潸然泪下，情难自己，往往黯然辍笔。兄之一生，六十四载，不谓夭折。然其青春年华，适逢祖龙造孽，焚书坑儒，身陷囹圄，铁窗蝉吟，南冠客思，竟十有一年！昭雪之后，与世、与时格格不入，英才陌路，龙困浅滩，遗世独立，长怀悲愤。

余为此文，仅抒手足之情，难写其身世为人十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