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边


顾洪大姐是妻子小青的大学同窗，尽管彼此只相处了一年就各奔东西，但一直是好朋友，我也因此结识了顾洪大姐。一九八零年的岁尾上，听顾洪大姐说起她的父亲在北京医院住院，我们就到病房去看望了一趟她的父亲顾颉刚先生。

那天顾先生的精神很好，谈锋也健，根本不象病人。不过顾洪大姐说，父亲毕竟八十多岁了，这是例行的住院检查，过几天，医生如果认为没有大碍就准备出院回家。临辞行的时候，顾先生还兴致勃勃地给我留下了一幅墨宝。

谁知两天以后，我们突然接到顾洪大姐寄来家中的一封信函，说她的父亲就在我们去拜访的当天晚上，洗浴时突然跌倒，不省人事，少顷便溘然辞世了。顾洪大姐不无感慨地说：你们是父亲最后的访客，你们留下的是父亲最后的手迹。

最初了解顾先生是我在故宫听差看大门的时候抽空读到他的《古史辨》。那时候我还是刚刚从云南插队回来的“知识青年”——对没有知识的青年一种委婉的称谓。当时对于我来说，顾先生是遥不可及的泰斗级人物。後来有幸进了研究所，书读得多了一些，对顾先生那个时代的古史争论渐渐便看出了一点轮廓和眉目。此时结识了顾洪大姐，正想借近水楼台之便今后多多讨教，不承想，顾先生竟匆匆地去了。

好在顾先生留下经年的日记和读书笔记，而台湾的出版商又独具只眼将其出版，後来的学子总算可以凭借这些珍贵的文献一窥当年学史的堂奥了。

顾先生的学问主要在上三代，在唐尧禹舜的传说时代。经前人的耕耘，后人的努力，几千年前的漫漶史迹如今整理得颇有规模，而且因了政府投下大笔的金钱支持，一个叫作“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据说居然比顾先生的学问还向前走了不少。

而今年，中国历史上比上三代更加举足轻重的事件——“文化大革命”，从爆发的一九六六年算起，恰好整整过去四十年。比照上古史而言，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的这桩公案距今的时间似乎很短；而比照我们这批“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出世算起，前推四十年，那就是清帝逊位，北洋争霸，国民革命的年代，距今的时间似乎又很长。

不过，时间短也罢，长也罢，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言说却远没有顾先生开创的上古史学问那般幸运，因了种种不足向外人道的缘故，至今还是一团乱麻，一缸烂酱，无穷的疑团冤案，无尽的伪证诳言。恐怕这也是本应将“文化大革命”从政治家那里接手过来的历史家当初始料不及的罢。

顾先生的辞世让我对上古史的研究始终抱了一份缺憾，而如今身经“文化大革命”的旧人日渐凋零，连带着他们活生生的经历也随之烟消云散，这就不免要“四十年细说从头”。反过来讲，倘若“文化大革命”这缸沤了四十年的烂酱尚且深不见底的话，顾颉刚先生“疑古”上三代的宏论又如何叫人不心悦诚服呢？

我学过考古。从地层上讲，“夏商周”埋藏在下，“文化大革命”叠压在上。发掘的时候，肯定要先清理好上面的遗存，然后才能动手下面的堆积，而决不是相反。

让人相信“夏商周”的断代，应先解开“文化大革命”的疑窦；勾沉上古传说，不妨先爬梳“史无前例”。

这是常识，对此我深信不疑。


二ＯＯ六年元月十五日，维一识于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