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 阔                    

小孩子家未经过世面，所以没有眼力价儿，但是因此小孩子家也就不势力眼，他们不懂得什么叫作穷，也不懂得什么叫作阔。

我小时候也是很晚才懂得穷和阔的差别。记得那时候陪祖母出去逛街，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形：她看到某样中意的东西，原本已经就算成交了，可惜钱带得不够，人家便不让拿走，只好作罢。这时候祖母就会长叹一口气道：“咳！真是‘文钱逼死英雄汉’啊”。我听了这话，并想不到穷或者阔的道理，因为下次去，带足了钱，想要的东西照样还是可以买走。

那时候我对“阔”的粗浅理解就是能够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记得在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从哪个同学那里传来一道“三笔画”的题目，就是里外相套的大小两个方框，四角彼此连接起来，要求只用三笔画成。据说做出来之后可以到人民银行换回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自行车可是我们每个小孩子心目中最向往的物件，于是大家连忙做起来。现在当然明白了，其实那是一道根本不可能做出来的题目，可我们这群小学生哪里懂得什么“拓扑学”的道理，每天下课之后大家都在地上画来画去，冥思苦想，然而总不能成功，最后只好放弃了。有个同学还很老道，不无解嘲地安慰大家说，这道题只有毛主席做得出来，自行车早就领走了。那个时代，在我们心中能“趁”得起新自行车，是非常“阔”的。

还记得有一次到过一个同学的家里。现在回忆起来，他家只有一间房，一家老小三代都住在里边。他家的家产大约除了床板和铺盖之外，别无像样之物。可是那天我们玩得特别痛快，因为这个同学的外婆给他积攒了不少精美的香烟纸盒，当然其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她老人家自己享用过的香烟，而是平常留心从抽烟的人那里讨来的空烟盒。我们就用这些空烟盒折成三角来作搧三角的游戏。他外婆折的三角最是平整伏贴，很难被人搧得翻转过来，所以我们大家都羡慕这个同学的三角。那次临走的时候，他外婆还一掷千金般地送给我们大家一人一张用精美的香烟盒折成的三角。我的父母都不抽烟，更没有人替我打理这样的香烟盒，我的三角都是费了很多唇舌才可怜巴巴地向别的同学讨来的。在世事懵懂终于开窍之前，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认为这个同学是我们班里最阔的了，因为当时在我的心目中，这些纸三角就是财富，拥有纸三角，当然就意味着“阔”。

除了这种“阔”之外，我还多少懂得一点“阔”与“当官”之间的关系，尽管其中免不了有些误解。譬如在我小学住校的时候，隔壁寝室里住着一位共产党里大人物的儿子，他的父亲当时是人大的委员长。不知是哪位政治上早熟的同学铁口直断地说，这个同学的父亲是大官，家里一定有让人长生不老的人参，而且说罢就撺掇着大家都去向他讨。我听了之后也认为，这么大的官，家里人参肯定多得是，应该可以讨得到。那个同学倒是性情随和得很，可是起初一再否认自己家里有什么起死回生的人参，后来拗不过众人，就只好说让他回家去好好想想办法。第二个星期周末从家里回学校，他好歹拿来一点“人参”给大家。我也有幸尝了一口，觉得味道似乎很熟悉。过了好久才知道，据说这个同学也是被逼无奈，只好找家里的厨师要了一些干瘪了的胡萝卜来搪塞大家。后来，他的父亲当了国家主席，我们便坚信他家里一定会有人参，只是不愿意与大家分享罢了。这也是我最初懂得将政治与“阔”连在一起的启蒙意识。

后来他的父亲在文化革命里倒了霉，那时候政治人物一旦被打倒，就要将鸡零狗碎的陈年芝麻谷子都抖落出来。当时我还真是仔细留心了一下造反派的检举揭发材料，总也没有听说过他家有人参，很是让我惶惑了一阵。然而一般民众并不轻易放弃“死了的骆驼比马大”这样朴素的真理。记得我们被迫下乡的时候，这位同学也到了山西，送知识青年的火车到达山阴县城的那天，当地许多老乡们背着铺盖卷，徒步走了几十里山路，为的就是特意来瞧他一眼，说这要是放在前清，好歹就是太子爷呀。我是山西这批人马走了月余之后又赶去他们那里访友的。那天我们几个人顺脚到了岱岳——山阴县的老县城，走进一家饭铺里填饥。掌柜的大约是看到这几个人行为作派到底与当地人有些不同，于是就凑过来搭讪，顺便问起我们是否听说过国家主席送给他少公子的两件宝贝。我们都说不知道，掌柜的却不以为然，认定我们是在瞒他，说罢还一五一十地道出这两件宝贝的好处：其中一件是顶獭皮帽，天上落雨雪，离帽子两尺多远就向四周飘开，故而在雨雪天中行走，周身丝毫不湿；其二是条貂皮筒，装在衣袖里，有痰有鼻涕都擤在里面，到没人处只消随手一甩就都从中抖落出去，星点不沾。听到这里，我便立刻想起过去索讨人参的往事，也就笑不出来了：倘若笑话人家掌柜的，不免有五十步笑百步之嫌。

及至稍长，朦胧之间终于发现有些现象很是与众不同，似乎让我觉得这才应该算是“阔”。小学我们班上有个和我很要好的同学，姓汤，他的父母都在香港，经常给他寄些洋玩艺儿来，象塑料铅笔盒，彩色转笔刀之类，让我们这些只见过千篇一律的铁铅笔盒和八分一把铅笔刀的芸芸众生们大开眼界。“三年困难时期”，逢他生日的时候，还会有巧克力做的“大炮”从香港寄过来。尤其是每天下学的时候，他的祖母都会雇来一辆三轮车到学校门口来接人，其白白胖胖的雍容体态，裹在做工讲究的阴丹士林布旗袍里面，一眼就让我们这些小学生顿时自惭形秽。那时候我们每月二十七斤半的粮食定量，据说其中挂零的半斤还是用来买豆腐用的，上午最后一节课没有上完，中午饭是两个窝头还是一个馒头，菜里到底有没有肉片，这些底细都早已成竹在胸，因此上，看到这样富泰的老太太，我和同学们不管脑子多笨，都会自然而然地从心眼儿里冒出一个字来：“阔”！

后来我终于明白，“阔”就是要有钱。有了钱，不但自己能“阔”，而且还可以仗义疏财。这个道理也是从这位父母在香港的汤姓同学那里懂得的。

上小学的时候，在临近暑假前不久的那几个月，吃完午饭学生都要午睡。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因为大家都吃不饱饭，于是政府听从了科学家的权宜之计，开展“劳逸结合”运动，就是以多睡觉来补充食物的不足。除了早上从九点才上课之外，中午还要延长午睡的时间。夏天，学生从家里带来凉蓆枕头和毛巾被之类的卧具，饭后就将课桌椅拼好，有的睡在桌上，有人睡在椅子上，大约总要睡上一个多两个小时。住家在附近的同学也可以回家午睡，然后下午再返校上课。

可是我们小学生正是精力旺盛时期，虽然肚子里没有太多的油水而折去几分锐气，但好奇心总是不减。如今已经记不起来是何人出的妙计，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对家里都说是在学校午睡，可是对班主任又说是回家午睡。然后众人吃罢饭就分别溜出校门，然后在长安街边聚齐，一同到西单商场里去玩耍。

我们最常去的地方是第三商场楼上一家曲艺社，据说当年侯宝林先生就曾在这里献过艺。曲艺社卖票的坐在楼梯口把门的一间小屋内，隔着窗口卖票。其实也不是门票，而是竹子做的竹牌，上面漆了不同的颜色，以表示不同的入门时间。凭牌入内，出门凭牌记时收费，记得是二分钱可以听十分钟。

那个时候不像今天，家里对学生管束得很严，大家身上都没有几个钱，有时嘴馋还忍不住要买些杏干、焦枣之类的零食，所以更是所剩无几。但是我们还是非常想去曲艺社听个段子，一来是因为门票便宜，十分钟才收二分钱，随来随听，方便异常；二来剧场地面上都随时洒上点水，旁边还有几个电风扇吹着，走累了正好歇歇脚，还可以纳凉。

我们最爱听的是相声，演员的水平当然比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差得太多了，但是这个时候，侯先生他们已经加入了广播说唱团，属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只在收音机里表演，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真身。而这家曲艺社如今虽然只是一些二三流，甚至三四流的艺人在充场面，可是这两分钱买来的十分钟却是真人穿起大褂在台上给你作艺，不但可以听到声音，还可以看见一招一式的动作，况且演员和观众近在咫尺，连演员脸上的汗水和嘴角吐出的白沫都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效果不同。如今我还记得有个“对对子”的对口相声，捧哏的是个秃头大胖子，逗哏的却是个四十岁上下的女子，穿着旗袍，大襟上还插了朵花，脸上的脂粉也涂得厚些。只见她向捧哏的大胖子说，她要出付对子叫大胖子对下联。胖子说没问题。于是那个女演员就说，她的上联是“上天言好事”，胖子毫不犹豫地说下联应该是“回宫降吉祥”。那个女人说不对，应该是“下地醋歹炮”，因为上联她说的其实是“上天盐好士”，上对下，天对地，盐对醋，好对歹，士对炮，一个一个地对起来，还是她对得工整。说罢还用手中扇子的扇子骨敲了大胖子的脑门一下，这似乎是全部表演中最为画龙点睛的地方，下面的观众听了那清脆的一响也就傻呵呵地大笑起来。

通常看到相声里的“包袱”抖得差不多干净了之后，我们就起身出来，走到门口还要把涂了颜色的竹牌交给卖票的门房，算钱结账。

尽管话是说门票十分钟才二分钱，但我们坐在里头谁都不想出来，不知不觉地就过了好久，算下来这钱还是不少。往往这个时候汤姓同学就会毫不犹豫往前走，大家也自然给他让出条路，簇拥着叫他请客。他人倒是也豪爽，总是能从身上掏出我们小学生一般很难见到的几块钱来做这个东。后来我们就把他比作《水浒》里仗义疏财的大官人，一百单八将中的第十条好汉：天贵星“小旋风”柴进。

可见，钱就代表阔，代表可以让大家欢欢喜喜，快快活活。我终于能够把“阔”与钱联系起来了。

有了这种认识，于是就懂得钱挣得多看来是件好事，有时还不免互相攀比起来。记得在五年级的时候，有天上完课，几个同学懵懵懂懂地开始说开谁家的父母钱挣得多。起先是一个父亲作工程师的同学掂量这个职位的薪水应该算不少的了，说出个一百多块钱的数额。但是很快就被另外的人报出的数目盖过去了。最后大概涨到两百多块，将近三百块的时候，就没有多少人吱声了。这时突然有人问坐在后面一位一声不吭的女生道：“你爸爸每月挣多少？”

这时只见这个女生懒懒地说：我也不知道我爸爸每月挣多少，只知道是要钱用了，就叫秘书到一个保险柜里面去拿，要多少就拿多少。

听到这里，我们都面面相觑。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事！我这时忽然觉得，若是“阔”到了极致，其实是用不着量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女生的父亲在当时的中央政府里专门负责财政上的事务，后来有次我偶然看到日历上有个小资料：“历史上的今天”，那天正好是许多年前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日子，资料上记载了当天正好是这个女同学的父亲作政府财政报告，说是去年全国总收入是若干若干，全国总支出是若干若干，收支正好相抵，竟然分毫不差！这时我就想起来当年“比阔”时的情景，不禁笑出声来。

不过，在那天“比阔”之后过了两年，我才懂得了“阔”还可以意味着更深奥的学问。

那是我们小学毕业的时候，还是上面提到的那个女同学，平素功课挺好，不知道怎么考试的时候一个马失前蹄，分数差了老大一截。那个年月虽然上个什么中学没有眼下这么斤斤计较，但面子上总是不大好看。要是放在旁人，也就只当是失手，好在不争一日之短长，叹口气也就结了。可是人家的母亲就不罢休，硬是到我的一位好朋友家里去找他的父亲，因为其父是北京一家名校的校长。

那个时候还不象如今，有个几万块钱就敢理直气壮地“疏通关系”，当时也不兴管这种做法叫“后门”，而是叫“特殊情况”。虽说如此，况且来人的来头不小，可是那位中学校长还是没有答应人家，居然拿为时已晚，不能刷掉别人家的孩子为理由搪塞了过去，而且最后送客出门的时候竟还甩出一句教人很难受用的话：“我这辈子就办过一次这样的事，那还是毛主席的女儿。”

这话还真是不容易驳倒，因为要说来头，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说得来人哑口无言，那个同学也就只好暂时屈就一下。当然，人家到底还是有办法，当时录取尽管行不通，但第二个学期还是名正言顺地转到那所好学校去了。

这话是差不多一年以后，我去那个朋友家才听来的。起先我还是一愣，慢慢地就琢磨出点味道来了。那个时候走这样的门路是不兴用钱来打通关节的，至今我也依然相信，疏通这项“特殊情况”绝对没有钞票的往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懂得：世上还有许多事情是用钱买不来的，所谓“阔”，其实也不一定全都指钱，有时候“势”也算得上是一种“阔”。

随着世事的万千变化，我渐渐地懂得“阔”居然有的时候还是件并不光彩的事情。我自上了中学以后，社会上突然讲究起要“忆苦思甜”，政治课上同学们动不动就拿“钱”来说事，特别是祖上过去要是“阔”过，绝对是个让人指摘的缺点。那时候有出脍炙人口的话剧，名字叫《千万不要忘记》，说的是有个叫丁少纯的年轻人，业余时间打野鸭子赚来一些钱，他的岳母心疼女婿，就用这笔钱给他买了一百四十八块钱一套的毛料制服。可这就惹恼了丁少纯的父亲，死活跟他过不去，劈头盖脸地痛斥自己的儿子，还说亲家母过去是个小业主，就知道钱。话剧的结尾当然是丁少纯认识到了自己忘记阶级斗争的错误，从此再也不打野鸭子了。不过更有意思的是，编剧的作家由此暴得大名，这个话剧演红了大江南北，稿费的进账自然也不少。后来有人就批评这个作家，说他的钱赚多了，自己到头来同样忘记了阶级斗争。刚开始的时候我听见这些奇谈怪论根本不摸门径，听见别人批判自己家里有钱还直纳闷，许久也没有搞懂：不是说“文钱逼死英雄汉”么，商店里的东西照旧是不给钱就不让拿走，怎么“阔”又成了缺点呢？

虽然我就应该算是后知后觉的了，可在我们那一辈人里还有不少比我“觉悟”更晚的同学。譬如我有个朋友，都到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时候，依然认为“阔”是件好事，后来为此还差点儿吃了亏。

当时在学校里时常要填写些表格，上面除了户口本上已经注明的姓名、籍贯、出生地等等之外，还要求填写“家庭出身”一项。我的这个朋友起小听说他的爷爷家里过去很有钱，于是就在学生家庭调查表上“出身”一栏里擅自填写了“富农”，他还自鸣得意地以为“富”是件相当体面的事。万万没有想到，调查表交上去之后可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其实，班主任早就对学生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见到这份出乎意料的表格，急得如坐针毡，紧张异常，悔恨自己平时不留心，居然会错记了他家的政治背景，今天让学生自己交代出来才知道，说得严重一点，这是有失职之嫌。幸好后来还是这位朋友的父亲偶然发现了调查表上的错误，在家里批评了他，说祖父家虽然是地主，但父亲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老早就参加了革命，眼下是个党的高级干部，而且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也没敢将爷爷和奶奶接到北京来，结果老两口就在当地饿死了，所以家庭出身应该填“革命干部”才对。我的朋友最后总算受到了阶级教育，这才破涕为笑，主动找班主任检讨了自己爱虚荣，爱富贵的资产阶级臭思想，理解了“越穷越光荣”的革命道理。

听了学生的这番检讨，他的班主任也才如释重负，非但没有批评我的这个朋友，而且正好得了便宜再卖乖，还找了班上的学生团支部，说我的朋友既然有这样优秀的家庭出身，建议应该尽快考虑解决他的组织问题。后来不久，他果然很快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才算平息了一场不必要的风波。

从此之后，班上的同学再也没有“比阔”的了，都是尽量说自己家解放前如何如何“穷”，有几个实在没 有办法“哭穷”的同学就只好批判自己万恶的家庭，以期得到同学们的谅解。

到了文化革命，局面就更加不可思议，穷出身反倒成了最要紧的。记得在辩论对联¹⁾的时候，只要台上自报家门是“贫农”，会场底下的掌声就会像是惊雷般地响成一片，似乎辩论也就不战自胜了。那个时代“阔”就是“穷”，“穷”就是“阔”，人们不讲究“比阔”，而是讲究“比穷”，堂而皇之的做法又是当年“比阔”时只能在心中暗暗羡慕所远远不及的，只是依今天常人的眼光来看，不大好理解罢了。

真是风水轮流转，几十年过去，京城里眼下又回到讲究“比阔”的时代。挺大岁数的成年人还象我们当年做小学生那样“比阔”，花样也大大翻新，而且眼下不但学生懂“阔”，学校也懂“阔”，我们小时候的那所小学，据说现在至少就得是十万块钱的手面才能谈得上入学。前些天，听说我们过去一个同学的母亲替她的孙儿辈走关系上小学，也就是当年所谓的疏通“特殊情况”，其实人家父亲按说也当过一任国家主席，可学校还是非得让人家掏现钱不成，可见如今我们的“母校”也终于跟上了时代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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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移居到美国之后，有段时间和一家姓张的人家作邻居。张家先生为人最是谦恭厚道，可是在美国这个张扬的社会里，凡事都最讲究个急赤白脸，所以象张先生这样的人就不大容易出头。后来张先生的太太给张先生生了个儿子，大约是对自己的儿子有着更大的期许，张先生就直接了当给这个儿子起了名字叫“张阔”。

张阔出满月之后没几天，我见到张先生就随口问起他给小儿子起的名字。张先生搭讪地说，不是老也没有怎么“阔”起来嘛，干脆就叫“张阔”罢。

我一边称赞张阔这个名字起得好，一边就想起来我自己小时候对于“阔”的发蒙。平心而论，美国人看问题还是简单，报纸杂志上动不动就会拉出一长串腰缠万贯的阔人名单，以为只要有了钱就算“阔”。我倒是希望张阔长大之后，别学得那样糊涂，不妨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阔”也能有个了解，懂得世上其实还有好些种“比阔”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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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¹⁾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文化革命初起时争论最大的划分“阶级阵线”标准。由于“出身”问题的辩论，有人遭到批判和逮捕，也有人因此而暴得大名。其中反对最激烈者是遇罗克，后遭政府枪决；其中鼓吹最力者为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