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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 器
 
我家曾经有一把还算讲究的白瓷茶壶，那是我上小学之后不久，父亲出差到江南，特意从南昌直接寄回家里来的。 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出差到外地。平素父亲出差，总要随身带些小东小西的玩意儿回来，特别是瓷器。记得家里有过一尊《水浒传》里面的鲁智深抱着个酒坛子醉打山门的瓷像，就是父亲舍弃许多其它江南的特产吃食于不顾，而专门把它小心翼翼带回北京来的。瓷像大约有一尺多高，鲁智深一只脚抬起，另外一只脚支撑着全身，张着大嘴，脸上的表情甚是愤怒，手中的酒坛像是随时就要扔出去的架式。母亲为此一直埋怨父亲不会买东西，说是家里摆着这么个凶神恶煞的和尚实在不像个样子。文化大革命中来抄家的时候，造反派发现鲁智深的肚子特别大，怀疑里面藏有反动文件，一定要拿回去研究。后来家破人亡，我们也就懒得再问起鲁智深的下落。当然，反动文件终于也没有能够找到，否则我家其后的命运肯定还会更加不如一些。 而那把并不大起眼的茶壶，父亲并没有像鲁智深那样随身带回，而是他仍旧身在外地的时候直接从邮局寄回北京来的。茶壶本身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只是壶身上有父亲的字迹，一边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句子“一片冰心在玉壶”1)，另外一侧则是父亲题记送给我和母亲，并记下了一点他在南昌的行止和感受。文字如今我已经全然忘记了，只是记得最后是“江西南昌，一九五七年，某月某日。”后来父亲曾经对我讲过，当年江西烧制瓷器十分普遍，而且为了招徕生意，商家还会替顾客，或是让顾客自己写些留念的文字，然后将它烧在瓷器上，作为一项特别的服务。父亲的字原本就不坏，尤其是行草，早年学的是钱南园的那一路，烧在洁白晶莹的茶壶上尤其显得好看。 这把茶壶在家里用了许久，也特别得到父亲的钟爱，每逢家里来了客人，喝茶的时候都会用这把茶壶泡茶。客人看见茶壶上父亲的笔迹，有时还会发生一点兴趣，不免问起来历。如果是生客，父亲当然会支吾其词，顾左右而言他，但如果是朋友，父亲这个时候就会说起当年的一些往事。 记得那次是在邮电学院当教授的沈伯伯来看父亲，看见茶壶上的字迹也不免好奇，便随口问起。父亲说，这是“反右斗争”时买的，说来也还算是有一段缘由。 原来刚刚开始“鸣放”的时候，组织上力劝大家给党提意见。父亲平素最怕得罪人，就是有人向他借了钱，他还总怕别人心里惦记着还钱而有意躲着人家。如今要给政府提意见，这就比还钱给他还让人不好意思，所以父亲仍旧还是能躲且躲。但这总不是个法子，于是他就借故说到省里面去了解情况，退避三舍。 等他回来，大家提的意见也差不多了，政府就开始动手收拾那些口上没有遮拦的人。平心而论，那时候到底比文化革命还算是要讲一点道理，父亲没有开口说过政府的一句坏话，当然不能勉强纳入其列。但是这样还是让他碰到了难题，因为组织上要求大家反过头来给这些说过“错话”的人提意见。父亲既不愿意得罪政府，同样也不愿意得罪朝夕相处的同事，于是他就又借故出差到南方去了。不过至今我都还是觉得内中有些蹊跷，不明白当年父亲是如何三番五次寻到借口出差，而且都是在关键的时刻出走。 后来还是听了许多当年“反右斗争”的动人故事才晓得情况并非完全不可能。例如母亲他们出版社有个姓渠的科长，是老开明书店的，还是民进2)的成员，向党提意见的时候正在外地出差，听说要大鸣大放，连夜赶回北京，到社里提了一大堆“意见”，于是当了右派。后来我到考古所读书，曾经问起当年陈梦家3)先生是怎么当的右派，所里的老同志们私下告诉我，陈先生也是在洛阳考古发掘工地听说要“鸣放”了，就赶紧回北京在报纸上讲了一通他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最终当了右派。这样的故事听多了，我就觉得，当初从外地争着赶回北京向党提意见的人可能不少，而在这个时候反倒执意要向外地跑的人一定不多。另外，父亲大约也还可以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总归当时他是好歹离开了北京的是非圈子。 父亲告诉沈伯伯，这把茶壶就是他这次出去躲“批判”右派的时候，途经南昌时买的。 父亲还说，那次出差不知道运动会搞多久，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在路上走走停停，大约就耽搁了个把两个月。他从来还没有离家那么久，思家心切，到了南昌的街头，偶然看到有个商家可以由客人写字烧在瓷器上，他兴致一来，就买了这把茶壶，并且题了几行字在上面。可是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好打道回京，于是索性就将茶壶先从邮局寄回家中。 沈伯伯听了，会意地笑了说：“‘洛阳亲友如相问’，你是一言不发啊！”说罢，他像是又想起来什么，接着说道：“你听说过他们北京人还有一句俗话么，叫作‘茶壶里煮饺子——心中有数’，你是不是也取这个意思啊？” 父亲连忙解释说，当时心中真是没数，要是知道原来却是这么一番究竟，他也绝对不敢躲出去的。 沈伯伯点头道：“这话不假。你那次躲出去，的确也算不得是万全之策，我们学院那边许多右派就是趁本人不在的时候暗中定的案。等人回来，已经是铁案难翻了。” 父亲听了，也不免一面摇头，一面连呼：“是的！是的！好险！好险！”记得父亲还跟沈伯伯说，当年在茶壶上幸好写了题记和日子，这样每次看到茶壶上的文字就会记起五七年的旧事，心中能够多少存些警诫之心。所以这把茶壶也算是买得好，如今不妨就把它称作“诫器”，放在身边时时提醒自己。 沈伯伯的这次来访大约是在“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好几个年头以后了，但是我从旁打量父亲和沈伯伯，他们二人脸上都还有一丝谈虎色变的神色。这时我虽然似懂非懂，但多少感觉得出来，近些日子在学校里偶或听到的“右派”一词看来绝非儿戏，父亲躲过“反右斗争”的那次大劫也实属不易。 人是经一事才能长一智，因为我的父母都没有当过“右派”，我是很晚才懂得“右派”的意义。 或许因为我不是“左撇子”，而且我的左手无论在力量和灵活上都大不如右手，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竟然认为“右派”就是右手好使，而“左派”就是“左撇子”，并且由此而生出一种错觉，觉得“右派”到底应该比“左派”高明。 记得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正是“反右”斗争过后不久，有个同学突然莫名其妙地问我：“你觉得左派好，还是右派好？”我懵懵懂懂地答道：“我觉得右派好。”结果引得旁边的同学哄堂大笑。 不过当初我真是不体会当个右派有什么坏处，直到几年之后，听说曾经送给我一些漫画的蔡叔叔也成了右派，被押送到北大荒劳改，就死在那里，这时我才知道当右派弄不好是要搭上身家性命的。蔡叔叔原来是父亲的同事，过去在一同看戏的时候，他就会随手画一些剧中人物的身段和场面，画完以后，如果我向他要，他就会爽快地送给我。我还记得其中有《打棍出箱》、《三不愿意》和《贺后骂殿》几幅是我特别喜欢的。后来听说蔡叔叔死在劳改的地方，连尸首也找不到了，我就格外用心收藏起他送给我的漫画和速写。父亲曾经多次称赞蔡叔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也时常叹息蔡叔叔的运命不济，说是他家里还有四、五个孩子和年迈的父母要养活，全靠他妻子在工厂里作工挣的一点菲薄的薪水。 当了“右派”，不但自己倒霉，家里人也要跟着受罪，这是到四年级之后我在学校里遇到的一件事才多少有了一点体会，这时离“反右”斗争已经过去好几个年头了。 当时学校刚刚在南楼前安装了一套课间休息的玩具，其中有一排崭新的滚筒特别得到孩子们的喜爱，所以下课之后，大家都是争先恐后地抢占。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排队玩滚筒，正在上面蹬滚筒的是一个我还算熟悉的同学，姓柳。这时另外一个平素很霸道的同学走过来，立刻就要上去玩，其他的同学不答应，这个柳姓同学当然更是不依，于是发生了争吵，大家都站在柳姓同学的一边。 这时只见这个后来的同学喷出一句：“神气什么？！哼！以为你爸爸还是副部长么？！当我不知道？他是‘右派’！” 这时只见那个柳姓同学，刚才还是精神气十足的样子，准备与对方争个高下，但听了这话便象泄了气的皮球，顿时折了锐气，满脸涨得通红，慢慢放开紧紧攥住铁杠的双手，从滚筒上下来，将位子乖乖地拱手让给对方。而那个出言不逊的同学竟也理直气壮地爬上扶杆，不屑地扫了他一眼。更令人奇怪的是，周围的同学仿佛也觉得合情合理，默不作声。 我当时不懂为何这话竟有如此魔力，但是看见那个势头也就吓得噤了声，打抱不平之心早已丢到爪哇国去了。我在心中推想，这“右派”一定相当不好，连子孙都要被人欺负。后来才知道，这个柳姓同学的父亲原来是教育部的一个副部长，名叫柳湜。 一晃许多年过去，我的父亲也死在文革中，母亲总觉得这口气难以下咽，七三年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到处找人联络，总归是希望能够多打探到一点点消息，想要申诉翻案。因为母亲在干校时和柳家太太有个几面之缘，或许母亲想到，一来柳湜也是死在文化大革命里，两家多少有些同病相怜罢；二来柳家太太和当时还算走红的郭沫若先生的太太是亲姐妹，想必能够多知道一些情况。当时也是荒不择路，其中一次我和母亲就到过柳家。其实就当时的政局而言，柳家太太也是一筹莫展，母亲一厢情愿的希望当然完全落空。那天我陪母亲去，她事先并没有告诉我这次是到柳家，直到过了教育部所在的郑王府，进了屯绢胡同才跟我说起。我听了之后便有些后悔，觉得今天实在不该来，如果在她家真的碰见小学同学，而他又果然记得当年在小学南楼前滚筒旁的那桩旧事，我就会因为当初没有仗义执言而无地自容。或许他已经记不得我，但我心中总免不了有一分愧疚之情。 人生到底很难左右自己的命运，我总算是经历了人世的沧桑和艰辛，不过如今想来，还是应该感谢父亲在“反右”当中买的那把茶壶，它时时在提醒着父亲为人谨慎小心，从而使得我的家庭变故推迟了十二年，让我在少年时代多少享受了一段快活无忧的日子。当然，那把茶壶作为“诫器”最终并没有能够让我家趋吉避凶，躲过文化革命的一劫，这也是后话了。 ※ ※ ※ 事有凑巧，七十年代里我从云南回到京城以后，有次到朋友阿城家便饭，看见他家餐桌上舀汤的瓷匙其大无比，匙面总有碗口大小。于是我就对朋友说，瓷匙这样大，实在太容易打碎，不如换个小些的，或者索性用把铁勺。他听罢，或许是不经意，或许也是早已习以为常，便顺口告诉我，这还是他父亲在“反右斗争”以后特意买来的，用以告诫家人从此以后总要时时小心做人行事才是。 我不敢肯定，是否每家其实都有一件这样的“诫器”呢？ 注释： 1)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民进即“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简称，是中国大陆八大民主党派之一，成员以教育界人士居多。 3)陈梦家（1911－1966），著名新月派诗人及古文字学家，五七年打成右派，六六年死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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