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这一边                  

我的外祖父死得也很早，这就使我上溯母亲这边的家世同样有很大的困难。而且关于外祖父，我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比祖父还更不如。

我只知道外祖父和外婆都是单传，两边都没有兄弟姐妹，所以我的母亲家也就没有姑姨叔舅，以及堂表亲戚的来往。

可是我的外婆却生过十个孩子，其中有六个长大成人，这就是我的三个姨妈和两个舅舅，再加上我母亲。

外祖父家似乎曾经很阔过一阵，而且据说最初家里的发达是因为外祖父中过一张大额的彩票。但他得到奖钱之后并没有象当初一般人发了横财以后那样去买田置地，而是用它作为底金在长沙城里开设了一家钱庄。由此我推想，自从“同光中兴”和“变法维新”之后，在外祖父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国到底还算是起了一些变化。人的识见也不同过往，稍微懂得一点资本经济的道理，另外大约也是因为外祖父住在长沙城里的缘故，受到外来的影响毕竟比在乡间多些。据母亲说，她记得小时候还到外祖父的钱庄里去过，帐房先生有好几个，总是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并且家里请了几个长工，仓里的谷子也多得很，前后几进的大院子，他们兄弟姐妹几个过得很是快活。

母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女孩，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但是在我这个舅舅出生不久以后，我的外祖父就突然由于脑溢血去世，随之钱庄的生意也就垮掉了。我想，在那个时代，私人经营的事业尚无章法，由于人亡而政息的现象大概是司空见惯的。

外婆的娘家是洞庭湖边的岳阳人，和我祖母一样，也是一双缠足的小脚。据祖母私下对我讲，似乎外婆的小脚要比祖母的要缠得好许多，看得出是个大户人家的格局。我对此毫无概念，但我知道外婆读的书比我祖母的要多，写的信也通顺不少。到外婆八十多岁的时候，我看到她还可以用一个钟表修理师傅卡在眼睛上的那种放大镜读报纸，并且有的时候还抄几句唐诗在废纸上低声吟哦。只是她岁数越大，信上写的字也越来越大。到她快临终的时候，那时已经有九十多岁了，写给母亲的信，八行笺的毛边信纸上，每篇大约只有三四行，每行七八个字，每封信都还有七八页之多，而且在信尾一定要写上“母字”，然后是阴历的日期，那也要占去小半篇纸。当时一般的月份牌上都是把公历的字印得很大，而阴历的字相当小，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看清楚的。

外婆和祖母另外一个相像的地方都是丈夫早亡，独力支撑一个家，而我至今都很难理解，她们裹着一双小脚，也从来不出家门参加工作，又是怎样来挣钱活口的。况且膝下一大群的儿女，这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实在难以想象。我想，在我外祖父刚刚去世的时候，家里大约还有些底子可以勉强填补日常的用度，总归是变卖家中的财物，寅吃卯粮，后来便坐吃山空，到我母亲记事以后，家里已经渐渐捉襟见肘了。不过母亲记得当时家中还请了两个长工，如果有事另外再找两个短工来临时帮忙。母亲还记得，有的时候她的大姐——也就是我的大姨妈，年岁要比我母亲大许多——这时候已经上了中学，经常带一些同学回家来玩，吃住都在家里，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母亲的这些话，我是在一九六Ｏ年代“困难时期”常常听到她说起的。因为在这个时候，无论是我家到朋友家吃饭，还是朋友到我家来吃饭，或者彼此到饭馆里请客，都有让粮票短缺而困窘的时候。因为既是请客吃饭，就不会还让客人付钱，但临走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请客，还是人家作东，都会非常自觉地留下粮票，每人半斤，或者六两。而且主人也从来不会谦让，至多说一声谢谢。记得有一次是父亲的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涂伯伯从长沙来，我家请他到西单路北的湖南曲园去吃饭，饭后涂伯伯说他这次来京带的全国粮票还没有来得及换成北京市粮票，也没有半斤或者零两的，所以就给我父亲一张一斤的全国粮票。父亲推却再三，但涂伯伯也一再坚持，父亲就只好收下了。以致好多年以后，父亲还时常提起涂伯伯的为人厚道。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个年月，不是很为至交的朋友，除非万不得已，大家很少聚餐，要好的朋友见面也就是谈谈话，一杯清水就算是招待了，因为当年茶叶也不易得，一般都不会留饭。这样的事情过后，母亲就会感慨起来，说是让她想起幼年所过的窘迫日子也没有让人这般难堪。

因为家道的败落，所以我的大姨妈和二姨妈，也就是家中的长女和次女很早就独立工作，帮衬家用。大姨妈和二姨妈都是本份的人，读了些书，然后当了一辈子学校的教员。

三姨妈很早嫁了人，一辈子没有出来工作，这在那个时代也还常见。后来在解放的前两年，据说我的那个在武汉大学教书的三姨爹和校方为了什么事情起了争执，辞职不干了。但一大家子人还需要他养活，只好临时抱佛脚，到台湾的一所学校去应聘。后来解放军一打过来，海峡两岸就成了两个世界，起初还可以通过香港转信，后来就断了音讯。多少年以后大陆和台湾恢复来往，三姨妈还来过大陆，可惜我先是到德国去读书，后来又来美国，前些年三姨妈在台湾去世，我一直都没有见过她。据母亲说，我的这个三姨妈从小就非常爱哭，凡事一点主见全没有，一辈子都是靠在丈夫身上。那回三姨妈到大陆来探亲，这时她和我的母亲已经几十年未曾见面，姊妹俩个当然要说起别后的种种经历和遭遇。后来我听母亲说起，当三姨妈听到我家在“文化革命”中的变故时，她惊恐得面如土色，一再赞叹我母亲的胆识过人，居然可以在那样凶险的人生中存活下来，如果换了她，吓也要吓死了。所以说，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姨妈，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她的身上大约没有什么与我相似的遗传基因。

母亲是个自小独立生活的人。十五、六岁的时候就逃难离开了家乡长沙。那是“七七事变”的第二年，国民政府节节败退，日本人打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在长沙放了一把大火，将古城长沙付之一炬，成了焦土抗战的牺牲品，我外婆家的宅院也是烧得精光。母亲后来对我说过，否则的话她是不会离开长沙的，从此也就不会见到外面的世界。母亲一路徒步从长沙走到湘西，然后又到贵州，最后到了当时的陪都四川重庆。多少年之后，母亲还说起当年沿途看到的都是死尸和讨饭的流民，在贵州独山的时候，外婆手腕上的一个玉镯子就换来几个玉米粑粑。

不过，尽管经历了八年抗战，母亲对外界的认识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改进，用现在经常借用佛门里的话说，就是“觉悟”不高。例如跟随父亲从南京转到上海之后，当时还是国民政府时期，她曾经在复旦大学里工作过很短的一段时间。后来她曾经十分痛心地跟我说过，她对政治的认识很低，那个时候大学生经常上街游行，抗议国民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粮食给人民。有次她的一位同事动员她也去参加游行，母亲问同事这次抗议是为了什么事情。那个同事说是“反饥饿”。母亲心想，食堂里面不是有这么多的饭菜，吃都吃不完，有些学生还不知道爱惜粮食，随便倒掉，“反浪费”倒是有必要，为什么要“反饥饿”呢？于是她就没有去参加抗议游行。解放之后曾经有个“向党交心”的“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在运动中，她主动交代了当时自己“觉悟”不高的表现，并且说，自从这次学习了党的教导才终于认识到，“反饥饿”并非一定要自己感到饥饿才上街抗议，游行实际上是为了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不过，福祸相倚，母亲由于自身的觉悟低下，所以在解放之后历次运动中也就免却了由于政治热情过高而引起的不少麻烦。而我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许久都未能开窍，也是晚熟稚嫩得很，直到家庭在文化革命中发生变故之后才总算稍许懂得一点人世间的玄关和门道。现在想来，我在政治觉悟方面的资质低下很可能其来有自。

可是我的一个舅舅却曾经在政治里摸爬滚打过一番，而且在我小的时候他还总爱用“外甥像舅”这句老话来证明我和他之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我有两个舅舅，大舅和二舅。他们之间很不像。说与我有许多相像之处的是我的大舅，我管他叫冬舅，大约是他在冬天出生的缘故；二舅，我叫他梅舅，他大概是梅花开放的时候问世。

冬舅因为是家中的长子，从小受到家中的溺爱，大学毕业出道不久，就在国民政府的国防部里混得如鱼得水，后来又给张治中将军作秘书，刚刚二十几岁的年纪，似乎很有些少年得志的样子。而且出入上层，在当年那个“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抗战偏安局面下，却能够夜夜笙歌。

母亲的生性使她不喜欢冬舅的作派，尽管两人都住在陪都重庆，却很少来往。有时冬舅会送些票子来，邀 她去参加舞会和酒席，她都是立刻转手送给邻居的女友。母亲对我说过，有次她把冬舅送来的舞会票子转送给了一位教她踩缝纫机的犹太姑娘。晚上这位意犹未尽的姑娘舞罢归来，兴奋地告诉我母亲说，真没有想到，值此抗战年月，重庆居然可以有这么大排场的舞会，而且连声赞叹冬舅的舞步娴熟潇洒得很。

母亲后来总说，她这一生中只得过冬舅的一次“好处”，就是在抗战刚刚胜利之后，她坐过冬舅从国府国防部搞来的飞机座位，让她陪伴我的外婆一起直飞南京。

当年刚一光复，在四川憋了这么多年的“下江人”，哪个不是想赶紧回家去的。上到国府的大员要赶去接收，下到平头百姓要回乡与家人团聚，那时候出川尚没有铁路，单是搬到后方来的学校要迅速复校，一群群的学生就会挤满了走下水船的船舱。母亲说，那时候许多大人物走水路都是一票难求，连刚刚封官许愿的县太爷都要自己想办法去走马上任。后来我听我的岳父“盘古”时说过，当年他是交大的学生，还是多亏几个学船舶专业的学生驾起一条久置未用的破船才冒险离开重庆回上海。而象岳父的姑父、姑母，田汉先生和他的太太安娥这样的文化名人，也全是靠了冯玉祥将军的面子才一同坐船离开四川的。由此看来，当年冬舅给我母亲的这份人情应该说确实不轻。不过冬舅并没有机票送给我的父亲——那时父亲还只是母亲的未婚夫，因此母亲并不想领冬舅的这份人情。但是想到外婆那时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又拐着一双小脚，而冬舅决计是要和政府的大队人马一起走，当时几个兄弟姐妹当中，除了母亲和冬舅之外，人都不在重庆，如若让外婆独自上路，要是在半道上有个闪失，兄弟姐妹们可能都会怪罪她。母亲是在这样不情愿的情形下，到底还是接受了冬舅的这份人情，与我父亲暂时分手，各自取道出川。

其实父亲与冬舅的芥蒂早在重庆的时候就已结下，据说冬舅很是不赞成我的母亲与父亲的交往，觉得父亲为人过于木讷，今后成不了什么大的气候。可是人各有志，冬舅即便是家中长子，也作不了妹妹的这个主。我母亲到了南京之后就嫁给了父亲。

冬舅的倜傥与父亲的木讷确实是一鲜明对照，不过其后的局势变化无常，冬舅过去的历史问题让他事事受制，长处无法施展，总也未能找好避风港，而父亲的疏于交往却使他逃过了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只是这最后的一劫——“文化大革命”，由于路数陡变，殊难预料，才使父亲终于难逃一死。然而冬舅当年无意间参加了程潜和陈明仁二位先生谋划的湖南起义，这时却陡然成了政治资本，使他逃得活命。这些也都是福祸无常的后话了。

母亲平素是个无可无不可的人，而她的生活勇气我是在看似平淡，实际上暗涛汹涌的生活里慢慢才察觉到的。

政权易帜之后，母亲就带着我随父亲来到京城。按照当初父亲的意思，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北地，又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反正他的薪水足可以应付日常的生活，于是就嘱咐母亲不必上班，在家里当太太好了。我想，当初父亲之所以找到头发胡同那处旗人房东的房子，泰半也是想叫母亲慢慢习惯于这种闲散适意、安步当车的日子。然而母亲独立惯了，不想靠在丈夫身上，最后还是背着父亲去投考附近的一家出版社，找到一个位子，仍旧上班去了，父亲知道以后也就只好依了母亲。过后几年，政府又有个叫作“院系合并”的高校重组运动，实际上一方面是学习“苏联经验”，一方面也正是要顺手把外国教会背景的学校收拾干净。于是原先在城里的北京大学就搬到城外的西郊，占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其后腾出来景山东街的四公主府给了母亲他们的出版社。但是这样一来，母亲上班离家远了许多，每天挤公共汽车来回在路上就要耽误三个钟头。这时父亲又来劝母亲辞掉工作，在家相夫教子。但母亲仍然不依，还是坚持上班。

多年以后，我家遭了变故，母亲回忆起当年的决定，认为幸亏如此，否则父亲死后，没有她的这份薪水收入，这个家断然难以支撑得下去。如此说来，这无疑落个“得”字，但现在想想，也不是没有所“失”。

自从母亲在北京参加工作，面临的就是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先是“向党交心”、“忠诚老实”、“三反五反”、然后是“反右”、“大跃进”，再后来又是“社会主义教育”、“四清四不清”，依着我祖母的湖南话说，就是“名堂搞尽”，“花头巾翻足”。

母亲不甘人后，但也是身不由己，每天上完班已是精疲力竭，但在食堂吃完晚饭之后接着还要开会，学习，一直要弄到夜里九、十点钟才能回家。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就又要爬起来赶着上班。所以许多年过后，旁人听我谈起往事，总不理解我家只有一个孩子，居家离学校又不远，为什么却要住校，其真实原因就在这里。

与我们同住的祖母也是个固执的人，明明早已向她关照过不用等我的父母一起用晚饭，但她还硬是要做，而且一定要等家人聚齐了才开饭。她哪里懂得政府的这些路数，做好饭，久等不至，当然就不免有牢骚。可是这些烂事又哪里是跟一个只会跟着收音机里的唱腔哼哼戏文的湖南老太婆讲得清楚的，所以有时她和我母亲婆媳之间免不了还要起误会。

我也是花了好久才终于明白当年的开会学习原来还有另外的玄机在内。

那是许多年过后我从德国读书归来，有天我到母亲的办公室去，母亲说带我去见一下社里面的一位领导同志，据说他在我家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关照过母亲，在我去德国之后还时常问起我在国外读书的情形。我们见了面，这位领导同志果然是个和善的老人。告辞出来之后，不知母亲突然想起来什么旧事，对我说道，当年搞政治运动的时候，这位领导曾经在大会上总结过他主政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之外，全社职工要让学习、开会统统占满，连轴转，不让大家有个片刻的喘息机会，这样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向往资本主义了。我听了之后心中不免大惊：没有想到，如今看来这样随和慈祥的老人，当年也竟然能够想得出如此歹毒的招术。

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几分天灾，几分人祸，至今还是个讳莫如深的谜）不久，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凶险，“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免让人感到草木皆兵，其后又来了个“桃园经验”的样板，全国铺天盖地地搞起“四清运动”。一九六五年，母亲随了“四清”工作队再到京郊房山去了一年，回来之后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最后天翻地复，家破人亡。

父亲是在一九六九年死在机关里的“隔离反省”中。母亲非但不能表示出任何悲痛的情绪，还要强作欢颜，照旧学习开会，直至到凤阳“五·七”干校去。

在干校，除了向当地的贫下中农学习之外，就是向身边“支左”的小战士学习，也是闹得昏天黑地，“不知东方之既白”。空下来有限的时间，母亲就是写信向上级申辩父亲的案子，这种问道于盲的荒唐工夫不知耗费了她多少精力。

熬到伟人的去世，动乱也终于告一段落，父亲的冤案这才顺理成章地得以平反昭雪，然而母亲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此时已是白发苍苍，踽踽迟行的老妪了。

十多年前我移居美国之后不久，便将母亲接到身边奉养，让她度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一九九八年的秋天，母亲因癌症去世。辞世之行走得如此匆匆，竟也没有留下片字遗言。

二ＯＯ一年我回国探亲，抽空到天津去看望我仅存的小舅舅——梅舅。这时他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在文化革命中也是死里逃生的一个。当年父亲似乎倒是和梅舅说得来。他们在诗文唱和，以及人生态度上似乎也更接近，只是我觉得梅舅的胆子过小了一些。记得在文革初起的时候，梅舅在天津工作。造反派把他抓起来，放在劳改队里，不但打他，还在他汗衫上写了许多侮辱的话，而且不许他将这件汗衫脱下来。他居然就一直照办，自始至终没有脱去，后来释放回家他还一直穿着。舅妈说，汗衫上面都是血迹和墨汁的味道，无论如何也要洗个澡，换件干净的，梅舅不依，说这是造反派说的，不经过他们的同意便是违法的行为。后来还是第二天早上到造反派那里报到，将换衣服的意思说出来，造反派大约早已忘记了当初的命令，就痛快地同意了。梅舅这才回家换了件干净的衬衫。也是到了这时候，他才知道造反派在他的背后究竟写了些什么罪名。

然而如今梅舅开朗了许多，听到我说母亲最后的几年过得还算舒坦适意，便觉得欣慰不少。那次我去看他，他陪我去逛逛天津有名的古玩一条街，半路上顺便还到了一家出售书法字画的铺子。听他与伙计们的交涉，我才知道梅舅的书法字轴就放在这里寄售。临别之前我向他讨要一幅墨宝，梅舅答应得很爽快，可也还是十分认真地捡选了一番，最后拿出一幅送我，只见上面用行草书录了这样两句：

但知春意发
谁识岁寒心

两年之后，梅舅也过世了。我将梅舅的这幅字轴一直挂在客厅里，时常望见，心里不免会默默地吟哦玩味一番，细细地体会梅舅的心境。有的时候，我自认为对他们那一代的做人行事到底多了一份体会，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依然还是不甚明白。

我总是企图在父辈那代人身上找到我自己秉性和为人的一点轨迹和征兆，不过大概这都是徒劳的。我想，其原因大概是：尽管我们都是生逢乱世，但我在红旗下的日子与他们的经历到底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