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怪门合同志            

文化大革命是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三天两头便会突如其来地涌现出一个又一个的先进人物，而且至今我仍然相信，这些英雄的事迹或许有些夸大，但他们其实都还应该是些本份老实的人，而且他们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感情都很真实，至于宣传和推销他们的人则很难说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虽然对政治学习十分厌烦，但对这些英雄人物（他们大都已经因病去世，或者因公牺牲，这样可以省去不少因树立活人榜样而纠缠不清的麻烦）还是抱有一番同情心的。

如今这些英雄人物的名字大都已经被人遗忘，他们的光辉事迹也早就销声匿迹，然而他们其中的一位人物却阴错阳差地给我惹来一点麻烦，让我至今依旧记得。

他叫门合，一个相当生僻的姓，还有一个也不大常用的名。他好像是青海或者甘肃那一带的一位解放军的军人。他在生前曾经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毛主席的书）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也正是因为这句话而使他扬名全国。

门合的事迹传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正是全国开展“一打三反”的时候，所谓“一打三反”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份子，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铺张浪费”的简称。据官方统计，在那次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反革命份子二十八万两千八百名，造成广泛的冤、假、错案¹⁾。

当时因应形势，生产建设兵团的一团团部里也向我们营里派来了推动和指导这场运动的工作组。工作组里有一个干事是北京的知识青年，和我尚有几面之交。他大约听到一些风声，但又不便跟我直说，就暗中通过别人告诉我，营部政治处已经接到举报，说我曾经这样评论过门合的名言：“门合说，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你们看我现在五天没有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得还不是好好的。”其 实认识我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不象是我说的话，他们认为要是我说，会比这个说得更俏皮一些，也绝对不会这样刻薄。

由于这项举报，我已经被暗中列为全营的重点调查对象，而且听说我在北京的时候政治就不清不楚。当然目前还不会打草惊蛇，不过正在加紧搜集更多的证据，以便结案定性。

如果将我定成现行反革命，接下来的组织处理，不用他多说，也可以想象得出，因为我对边陲地区整人手段的残酷早有耳闻。原先听说这里有一种治疗跌打内伤的特效草药，云南自古本是个充军发配草莽流寇的所在，当初许多铤而走险的剪径强盗在作案之前都是先吞食这种神药，如果万一被抓住就可以捱得住拷打。后来在文化革命当中，许多挨整被批的人在揪斗之前也是事前偷偷服用这种草药，以求减少伤痛。我们营新派来的王副教导员据云原先就是曼波农场的一个赤脚医生，后来由于打人有功，终于爬到了今天的这个位置。鉴于这种局面，有些朋友就建议我也去找人讨些这种草药来，以备不时之需。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就是云南有名的“三七”，专治跌打损伤。

但是我经过反复考量，最终认为，还是以攻为守更有胜算的可能。经过打探，很快就知道了告发的人就是我们连队一个姓马的昆明知识青年，目前已经提拔为一排长。他为了加强自己举报的真实性，还提供另外两个昆明知识青年作为人证。

这两个人证的姓名我也都搞到了手，一位姓倪，我还算熟识，另外一位姓葛，我却很少与之交往，也不大知道他的底细。

首先我迳自去找了那个马排长，单刀直入，断然否定我曾经有过这样的言论。但他信誓旦旦，一口咬定还有其他的人在场可以作证。

我见他很看重另外两个人证的价值，便决定从人证下手。其中倪姓学生很友好，愿意替我做证；但另外一个葛姓学生有些麻烦，因为他此时正好回昆明探亲，还有二十多天才会回来。当时的政治运动一来，很难预料二十多天以后的变化，如果到时形势变得对我不利，他即便心里愿意，大约也不见得会开口为我讲话。斟酌再三，我决定给他往昆明写信，讲明事情的原委和他替我作证的重要性。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位姓葛的昆明学生在得到我的去信以后，不仅连夜给营部政治处写信证明我的清白，而且居然没有等到探亲假全部用光就赶回来，亲自到连队里的领导那里说明他根本没有听见我讲过那样的话。后来他告诉我，他的母亲在得知此事之后就向他言明利害，说是只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在这桩事情上绝对要救人一命，并且催他赶紧回来。

听说他能主持公道，又听说他有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我很感动。由于这位葛姓学生的加入，此案的局面变成一比三，那位马排长处于少数的劣势，在这种被动局面和我三番五次当面对质的情况下，他只好说大约是听错了，默然接受了事实，收回他的举报。但是在此之后，他对我的举动很不以为然，说是这种事情在他们昆明都是靠背对背的检举揭发，不能弄到当面对质的局面。我为了让他心里有底，告诉他不必多虑，其实全国上下都一样，我们北京人搞运动也最讲究背后揭发，任何问题从不放到桌面上来谈。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出奇制胜，只好让他多担代些。

由于他的“撤诉”，我的问题于是有惊无险地解决了。但为了避免今后死灰复燃，我还是让两位作证的同学都签字画押，给我一个书面的证明。他们看到事情快有了个了结，也都爽快地答应了我。拿着这些证明我去找到连队指导员，要求立刻将这些不实之词从我的档案里取走并销毁。

李指导员是从军队里面刚刚精简下来，分到我们农场来的。看得出，这是一位苦大仇深的农民，阶级感情十分深厚。自从前些天听到马排长的举报，他就对我没有好脸色，如今见到马排长改了口风，并且还得悉两位同学作了否定的旁证，看来我并没有说过那种诬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话，因此李指导员一见到我，想到革命队伍里又重新增加了一位好同志，也就眉开眼笑了。

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要求他一定跟我一起到营部去走一遭，今天晚上就将揭发材料从我的档案中取走。他说，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做结论，也没有任何材料装进档案，何必小题大作。但我告诉他，我可以肯定在政治处的公文里有我的材料，装进档案是早晚的事。他显得有些为难地说，现在已经十点多钟了，今天这样晚，是否明天我们再去。我说，不是说原则问题不过夜么，这可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万一今天晚上团部有人来取公文，将我的材料带走，那又要麻烦一道手续，所以万万不能过夜。

他被我缠得也实在没有办法，显然也感到多少有些理亏，最后只好随我走了十几里的山路，摸黑到了营部，找到营政治处唐干事的家中。唐干事这时已经睡下了，但人家到底是原则性强，问清了原委，就将政治处保险箱的钥匙交给了李指导员，说是家里孩子生了病，休息不好，他就不陪我们去了，让李指导员全权作主。我们到了政治处的办公室，李指导员打开柜门，取出我的档案。不出所料，这项“起诉”的全部资料就放在我档案的上头，只等结论一做，立刻就可以塞进我的档案袋里。

说实在的，我很想看看那上面到底是如何检举我的，也很想见识一下这类政治材料书写的格式，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那只档案袋就象是我的政治灵魂存放处，然而我却没有权利窥探。

或许真是由于我的举动显得有些操之过急，也可能是李指导员还懂得一点本人与自己的档案绝对不能见面的铁定规章，他赶紧将那堆材料从保险柜中抽出，迅速点燃打火机，在我面前烧毁，一边嘴里还喃喃地说：“这回可全清了哟，不要再有思想包袱了哦。”

在回连队的山路上，李指导员还多少有些埋怨地说，你们北京学生对政治可真是不依不饶，这点问题其实放到明天我来营部开会时顺便就可以给你办了，何必今天夜里两个人赶山路，多此一举。

我没有搭腔，本来我想告诉他，过去我也不是这么个斤斤计较的人，但是经过的事情太多，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丧了性命的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眼下也不能免俗。不过我寻思既然险情已过，跟他说了也是白说，他也不一定都懂，因此上就把解释的心也懒掉了，我们一路无语走回了连队。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李指导员是个不错的好人，也感谢几十年前他陪我来回走了二十多里的山路去销毁那份捕风捉影的检举材料。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念及当年的险恶环境，如今倘若李指导员有知，我仍然希望得到他的谅解。

让我不大能够释怀的倒是，无中生有举报我的那位马排长却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责怪，而且不久以后，他作为表现优秀的知识青年还被保送到云南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

时过境迁，如今我早已身在海外，虽然已经好多年没有学习过毛主席的著作了，而且自认为眼下活得还算是可以，但我依然要说：对门合同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当初我根本没有说过那些评头品足的话。

我不怪门合同志，因为那毕竟是他自己的事，我尊重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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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¹⁾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一五八页，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