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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的困惑
 
只是因为出生在上海，尽管在此之后我仅在上海呆过半年，但这一辈子填写的各类人事表格中总免不了要填写“出生地：上海”这样一栏。对我来讲这似乎显得有些荒唐，但后来到了美国才发现，这里的洋人也还同样重视出生地，而且有的时候仅此一项就会给你带意想不到的便利和麻烦。 我在台湾的姨妈有几个子女都是在大陆出生，后来其中有几个移民美国。按照美国的惯例，不仅出生在美国的人才能当美国总统，出生在美国的人立刻属于美国公民，而且在外国人申请移民的时候，也都是以出生地来判定你的来源。我的大表姐当初在七十年代移民美国的时候，因为她出生在中国大陆，所以美国就以中国大陆人对待她。当时中国大陆尚很少有人移民美国，所以她根本不用和台湾出生的申请者竞争，得以轻松地移民美国。风水轮流转，当我这个表姐的弟弟，也就是我的表哥，十几年后从台湾申请美国移民的时候，中国大陆移民美国的人已经不绝于途，排期很长。我的表哥因为出生在大陆，于是要和大陆移民的申请人排同一条队。当年表姐捡的便宜如今成了表哥的麻烦，到现在快有十年了，据说表哥的申请仍然还没有下文。 除了出生地之外，有的国家还以家庭的血统作为评判来源的标准。譬如有次我在一位德国朋友罗泰的家里作客。大约也是物以类聚的缘故，那天到场的大都是德国人，除了一位是列支敦士登的女学生之外，还有一位是在德国出生的华裔女孩。大家顺便说起来国籍的问题，那位华裔女孩于是就抱怨德国的评判标准。因为她的父母全是来自香港，所以她就仍然被看作是中国人。她去申请德国的奖学金，却被要求去中国申请德国发放给外国人的奖学金。可是她去中国一问，她又不可以象中国人一样对待。尽管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却没有办法得到应有的奖励。 不过我认为以出生地或者血统作为标准都还马虎说得过去，最勉强的是一项叫作“籍贯”的标准很是让我 困惑。就是在文化革命里最荒唐的年月，“家庭出身”闹得人仰马翻的时候，所谓“出身”也还没有列入户籍的调查范围，可是“籍贯”却堂而皇之地和“出生地”一起早就明文列入户口本，而且在我仅有的几件学历文凭（高中、大学暂缺）上，也都是如此注明：“籍贯－湖南、长沙”。 到底什么叫“籍贯”呢？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家庭久居或者个人出生的地方”。可是这两个 标准都不大能够符合我的情况：我的父母虽然都是湖南长沙人，但由于家乡的战火和求生的环境，他们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早早离开了家乡，根本说不上“久居”，我自己的出生地当然更非湖南长沙。我自小并没有在湖南长沙呆过半天，生平以来还是在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借“串联”之机第一次到过长沙，而鉴于当时的革命怒潮，我既没有看到祖宅，也没有见到家乡的老亲们。 所以似乎至少要上推至祖父母一代才能使我的籍贯符合《现代汉语词典》的评判要求。 不过令我感到微妙的是，我又似乎时时感觉到自己的确是一个湖南长沙人，而且似乎比我的“出生地”上海和“家庭久居”的北京更能让我认同。 首先是口音，我对湖南话有一种亲切感。 记得我小的时候，曾经在北京到过一处湖南人聚居的地方－湖南会馆。我在宣武门外的城南一带见过这一类特殊的院落，人们把它们叫作“会馆”。记得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大院是在达智桥附近的椿树三条，那是父亲带我一同去看一位从老家湖南长沙来的朋友。奇怪的是，在我们居家的小院里，只有我们一家人说湖南话，周围的街坊常常对我家大人的口音摇头不止，总是需要我的翻译和解释。而今在这个大约离家只有几里路之遥的陌生院子中，却有许多与我的父母同样说一口长沙官话的人，而且他们反倒对我的京腔异常惊讶。 告辞出来，父亲告诉我，这里原本曾经是湖南会馆，住的都是从湖南长沙来的人士，只是因为世事变迁太大，早已不似旧日的光景，所以才搬迁进来不少外人，否则的话，偌大的院子里我会听见异口同声的长沙话才对。父亲的朋友有个姐姐早年到北京定居，一直住在这里，所以父亲的朋友一到京城就在这里落脚。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倘若偶然在北京的街头听到有人说起长沙的“乡音”，我都会有一种不可言状的亲切感。 大概有这种感觉的不只我一个人，而且有一次当我发觉长沙人爱惜“乡音”已经到了不讲原则的地步，不免让我生出湖南人似乎非常注重同乡之谊的印象。 记得还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在过旧历年的前夕，母亲带我在西单菜市场排队买菜。因为当时能够入口的食品极端缺乏，为了过年，购买食品的队伍象个长蛇阵，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都是清晨四五点钟起床摸黑来的，很不容易。而且每一类食品都要单排一队，像我家这种人丁并不兴旺的家庭，只好由我和母亲在几个队伍中游走，分别占上位置。但是这种活计要时时刻刻让前后左右的人认可并不十分容易，需要永不停止地在各个队伍里周旋，反复认证自己的合法地位。果然很快我就在一条队伍里遇到麻烦。这是一条买带鱼的队，尽管湖南人过去并不喜欢这类蹩脚的海鱼，但“好汉不吃眼前亏”，也就只好将就。谁知道就是买这样的带鱼，后面一个人也开始怀疑我在队伍中的位置是否合法，他冲我大喝一声道：“这个小孩子没有排队！”可以想见，他是想以求先声夺人，而且听得出来，他的口音里有很重的长沙腔。 正好我的母亲就在身边，便耐心向他解释说，我是在各个队伍里来回排队，所以有的时候不在，但绝对没有“夹塞儿”的企图－母亲还特意将“塞儿”的儿化音念得尽量平顺一些。排在队伍里的其他人这时也都纷纷挺身出来证明我的合法性。那人自知理亏，然而却冒出一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辩词，他对母亲说：“听得你讲长沙话，都是湖南人，冒得哦里（意为：没有什么），算得咯，算得咯。” 回家的路上，母亲觉得那人说得好笑，便对我发起她的感慨：“这算什么话！都是湖南人就可以不排队么；要不是湖南人难道排了队也是白排了不成？” 我倒是并不完全同意母亲的话。尽管那个湖南的“同乡”人冤枉了我，但我想他一定是认为在京城里湖南人是少数，所以大家要精诚团结，共度时艰。不过从此之后，我便认为守望相助乃是湖南人的旧俗，而且 为了“乡谊”可以让步到完全没有原则的地步。 然而，又有一件往事让我发现，在湖南人自己的圈子里也并不一定是完全没有原则的团结。 那年湖南考古所有个同行到北京来出差，在研究所里碰到我。好事的同事就介绍说我的籍贯也是湖南长沙。那个湖南来的人听说我这个一口京腔的人居然也是湖南人，就跟我说出一件他信以为真的轶事。据说文化革命之后，一些劫后余生，大难不死的湖南名流在长沙迁京的湖南餐馆曲园里聚会。当“三家村”1)硕果仅存的人物廖沫沙先生步进正厅，看到许多同乡故友仍旧健在，便故作惊讶地调侃道：“咦，还有这么多的湖南人，看来还可以再搞得一场文化大革命！” 一些年以后，我有次在德国朋友雅曼佛的家中碰到廖先生的女公子，本想向她求证这段佳话的真伪，但一时匆忙竟然忘掉了。不过我想，至少这位湖南省考古所的来人非常欣赏这段往事，也极为认同。可见湖南人相当以斗争为荣，而且认定文化革命便是湖南人斗湖南人的明证。 其次，是我对于湖南本土的传说更加倾向于认可。 其实我应该说是个不迷信的人，然而对湖南的，譬如，湖南湘西有种“赶尸”的风俗。我曾经听到祖母多次讲到。 再其次是口味的湖南化。 不过这个湖南考古所的来人最后是把这种好斗的性格归结到湖南人吃辣椒过多的原因。 湖南人吃辣椒的确厉害，而且似乎已经成为非湖南人对湖南人的一种成见。记得母亲告诉过我，当年她下干校的时候，同事们都知道她吃辣椒的胃口，所以凡是有辣椒吃不光的都是往她那里送，以致她宿舍的窗户下边总是挂满了干辣椒，永远不必发愁没有辣椒吃。另外我也听说，我妻子的大姑爷爷田汉也是湖南长沙人，他曾经请四川人郭沫若吃过湖南菜。吃过之后郭沫若对湘菜有过三个字的评语：“咸、辣、多”，看来郭对湘菜的评价似乎并不太高。 后来我到长沙出差，曾经将郭沫若对湘菜的这个评价顺口讲给湖南省博物馆的朋友，他们听了似乎很不服气。其中一位是我多年的好友李科威，他有着湖南汉子永不服输的全部脾气，执意要请我到他一位名厨朋友所开办的酒楼去尝尝最地道的湘菜。吃过之后，我毫不敷衍地告诉他，郭沫若当年真是可惜，的确没有吃到正宗的湖南味道。从此之后，我与李先生的乡谊似乎更加牢固了。 不过要是说中国人里只有湖南人重视籍贯，这话大概也不公平，其实重视籍贯，安土重迁乃是中国人的普遍情结。早在几千年前，“富贵不还乡，如穿锦衣夜行”这样一句希图在江东父老面前光宗耀祖的童谣便要了“力拔山河兮”的西楚霸王的性命；而到了一九五八年，当年中国大陆上已经开始了“大跃进”，发誓在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按说时代离我们并不算十分久远，但是胡适先生，这位一辈子以提倡新文化为己任的大文人，住到了美国大都会的纽约，可他《口述自传》里张口对唐德刚先生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还是“我是安徽绩溪人”，而且胡博士还一本正经地讲出籍贯地望对于人生行为影响的一番道理来。 看来，不但户口簿上的“籍贯”一栏废不得，而且我在叙述自己的故事之前，还真有些必要将我父母两边的情形做些追溯。 注释： 1)“三家村”为文化革命肇始时开始批判的三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以他们的《三家村札记》为基本批判对象而著名。前两者均死于文化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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