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知青的孩子                    

在“知识青年”大返城过后许多年，对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也不那么讳莫如深了，这时曾经出现过一部描写在云南的上海知识青年在那里生下的孩子寻找父母的电视剧，据说相当动人，其中的情节颇有些象二战以后在日本，越战以后在越南，美军的后代寻找父母的故事。因此有些熟人听说我曾经在云南呆过，就经常问我是否知道有这种上海人处处留情的故事。

其实这样说上海人并不公平，只要是人，哪里人都是一样。我说这话，为的是恐怕别人误认为我对上海人有偏见。其实我早就说过，我出生在上海，对上海也有好感，不过遗憾的是，我所知道的这几桩事还偏偏都应在上海人的身上。

我是一九六九年年底到的西双版纳，大约是在一九七Ｏ年的晚春，我所在的第六生产队，也就是后来名份改成所谓建设兵团一团十营的一Ｏ六连，来了一批比我们这些北京学生要小好几岁的上海知识青年。我们队改成连以后，三个小队也就顺理成章地改称为三个排，我所在的一排照例也分来了几个上海知识青年。同是知识青年，很快我们就混得很熟，我比他们早来几个月，又年长几岁，所以平素他们对我也无话不说。过了些日子，几个好讲话的上海人就告诉我，说是二排一个外号叫“暴牙”上海女知青经常溜到我们一排来找小张，有时候晚上就留宿在小张的床上。我们那里都是竹子和茅草搭的屋子，而且三四个人住一个房间，床铺之间就用蚊帐隔成自己的天地。夜里在如水的月光下，影影绰绰的，没有什么是分辨不出来的。

这天“暴牙”又过来到我们排找小张，说是有事不便当大家的面说，要小张跟她到外面的公路上去。大约也就是过了半个钟点，小张气咻咻地回来了，满嘴骂骂咧咧的，大家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小张倒也直爽，说“暴牙”告诉小张，她身上已经怀了孩子，肯定就是小张的，要他出钱、出力，而且现在限时限刻就要小张汇钱到上海去买营养品，无论奶粉、白糖，还是麦乳精、猪肉松，全成。大家问小张是怎么回答“暴牙”的，小张说，我怎么会这么“港督”（上海话“傻瓜”），我对“暴牙”讲，你说的不算数，先把孩子生下来看，如果象啥人那才是啥人的！大家听了都夸小张精明，说得也都在理上。

后来听说，“暴牙”把对小张所说的话又对伙食班做饭的上海知识青年小马讲过，不过小马也没有认账。

再过了好几个月，大家也没有见到“暴牙”把孩子生下来，于是风传是因为没有人承认做父亲，“暴牙”恐怕生产后的营养不够，就将孩子打掉了。但是也有的人说，“暴牙”根本就没有怀孕，她是嘴馋了，想以此敲诈勒索一笔。不过我凭小张的气话倒是也推测得出来，他至少是部分承认与“暴牙”有染。

当然，这次的小风波并不能证明我在云南见到过这种事情的真凭实据。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约是在七一年的年尾，或者七二年的年初，在景洪附近的的澜沧江上发生了一起沉船的惨剧，没有想到，这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件却引起原本只在私下议论的非婚生子女的普遍曝光。

那次是景洪镇上的学校组织学生游览澜沧江——当然在那个时候并不会用“游览”这个充满资产阶级气味的措辞，而是叫作“学农”。“学农”的组织者租用的是一条水泥构造的游船，按说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因为那天江中的风浪过大，还是因为船上的乘员超载，也有人事后说原因是全船都是学生，太不安份，把船晃得实在厉害。总之那天船开出去没有多远就在江心里进了水。众人见水愈加慌乱，船便倾斜得更厉害，进水就更多，最后整条船很快就沉到江底，可怜全船的孩子竟没有几个活着回来的。

那个时候，所谓建设兵团的一师师部和一团团部等机关都驻在景洪，刚刚精简下来的军人虽然原先对分配到建设兵团来是十二万分的不乐意，但是来到以后看见景洪也还算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也就都死了心，陆陆续续将自己的家眷搬到这里来，他们的孩子就都送到当地的小学入读。据说这一船翻下来，将这些军人的后代差不多一网打尽。

军人响应政府号召是最坚决的，计划生育也是政府号召的，所以好些军人家里都只生一个孩子，甚至有些人为了表示与政府共进退，还作了绝育手术。尽管军人可以答应政府只生一个孩子，然而断子绝孙可绝对不成，于是这次的翻船事件就给刚刚一肚子气消停下来的军人又惹来了不小的麻烦，不过事已至此，死人不能复活，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不知道是哪个脑瓜灵活的军队参谋突然冒出来个好念头，想到这些日子下面报上来的情况汇编里经常提到，目前各连队的知识青年普遍受到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人生观的影响，两性关系混乱，生出了许多私生子，从而增加了连队思想建设的负担。这位参谋学习了毛主席将“坏事变好事”的教导，想到何不就将这些孩子转让给在澜沧江翻船事件中丧失子女的同志们，倒也不失为既解决“后顾”之忧，又帮助下面连队思想作风建设的一个好法子。

军队到底不比老百姓，讲究的是作风雷厉风行。有了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从师领导机关开始，就以下连队视察和体验生活为名，纷纷到各个知识青年集中的连队“蹲点”。不出几天，居然就还真找到一些中意的孩子，而且孩子生身父母的那些知识青年大多数也都愿意出让孩子。因为在那时候已经逐渐有知识青年“回城”的趋势，如果身边有个不明不白的孩子到底是个拖累。领导上也都通情达理，还暗示这些知识青年，如果孩子同意转让，他们批准回城申请的时候手下就可以松动一些，尽快将他们放行。其实领导上也有他们的盘算，想到这些知识青年现在年岁还小，顾不到为人父母的感情，但保不齐今后想起孩子来了，如果反悔又来索要孩子就有扯不清的麻烦，倒还不如让这些知识青年赶快离开这里，走得越远越好。

知识青年哪个是不想回城的，而且这些年轻男女之间的感情基础大都全靠着原始山林里枯燥无味的生活维系着，其实并不稳定，带着孩子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此一听还有这样的好事，哪有不个个奋勇争先的道理，一时间竟搞不清楚到底是要孩子的军人家属多，还是送孩子给领导的知识青年多了。而且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尤其是那几个头脑灵活，捷足先登的知识青年，把孩子一送，马上就拿到了回城的病退证明，在别人还在四处打听消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打铺盖卷，买回上海的车票了。这不啻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开了头的好事象一股春风传遍山间的各个连队。原先有些偏僻的连队里还没有传出来私生子的消息，或者连队领导当初恐怕上报这样的丑闻有碍评选先进集体，但这时候都已经是纸里难包大火，也只得听之任之了。许多耐得住寂寞，没有生出孩子的知识青年大感后悔，凭空失去了一次回城的机会。

在此之后，我有几次到景洪去办事，远远地让人指点过那些被军人家属象宝贝一样抱在手中的知识青年遗留下来的骨血。不过我与这些建设兵团领导机关的人员素无来往，也无兴趣近身观察，既然别人姑妄言之，我也就姑妄听之。所以回到北京有人向我问起这类往事，我都拿不出真凭实据来。

然而有一天，我终于偶然得到一次近身观察的机会，不过这已然是我回到北京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

大约是一九七七的春天，我已经到故宫上班。有天一位在云南时候的朋友小刘来找我，说是过几天有云南兵团的师参谋老李路过北京，要来看他，他想找我一起去见见。我对小刘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别说和师部、团部的人我从来没有往来，就是原先在营里认识的那些当官的，我都没有兴趣应酬。后来小刘看我丝毫没有见面的意思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是想带老李夫妇到故宫里面转转，利用我的关系就可以省下每人一角钱的门票，另外也可以显得咱们原先在云南的人够朋友。我寻思这是给小刘的面子，就只好答应了。

那天小刘直接带着老李他们一家三口到故宫来找我，我就引他们进了故宫。我见老李人物很猥琐，老李的太太也是一副扫眉耷眼的模样，可儿子长得眉清目秀，挺可爱，显着也挺机灵，于是我就客套地将孩子夸奖了两句。小刘听了冲我抿着嘴一乐，随后俯在我耳边说，这是老李他们两口子抱的孩子，是上海知识青年的私生子。我一听，猛然想起当初是有过那么一回事，心里就全明白了，不免对孩子又多看了两眼。还真别说，老李两口子挺有眼力，孩子挑得很不错。

老李的太太看见我们说着耳语，从眼神上的变化知道我们都明白孩子的出处，她倒也并不避讳，凑过来低声跟我说：“你们还别不服气。你瞧，这上海人生的孩子就是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