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二年记（二） 
六、田队长
田队长是故宫警卫队的正队长，是我在故宫的头一个领导。听队里老人私下介绍说，田队长原先是故宫窑厂的支部书记。修缮故宫对用料和质量都十分讲究，假外人之手总是不能放心，因此多年以前就特意在京西门头沟那边设了这个窑厂，专门烧制工程所需的五彩琉璃砖瓦。
烧砖制瓦的原料就是搀了水的泥巴，窑厂的工人终日要和几十上百斤的土坯打交道。我在云南农场打过土坯盖过房，虽然没有过火烧制，但道理还是大同小异，所以深知其中的艰辛。听口音，田队长不象是京城里的人，大概过去也是个苦出身，就凭着这把力气从那个强人堆里打拼出来，可见是个不能小觑的人物。
後来他被选中来故宫担任警卫队的队长，为了有个依傍，他还从故宫窑厂带来了几个气味相投的同伴，如今都是队里的小队长和文书之类的中坚份子。旁人告诉我，田队长就是凭着这些耳目的汇报，掌控队里队外发生的一切，所以平素要留心和这些骨干搞好关系才总不至于吃亏。我于是点头暗暗记下。
我于交往一道从来都是采取“远交近攻”的态度，尤其是和上司绝不多说一句废话，可後来交往长了我才发现，田队长是个和我颇对“心气”的人。
看得出来，田队长的文化不高，但他喜欢文化，也喜欢和读过几本书的人打交道，而且最爱办个黑板报。听故宫的老人们说，原先田队长在“文革”的时候就是由于这个喜欢舞文弄墨的毛病，在故宫窑厂被狠狠地批斗过。可以想见，那些身大力不亏的泥瓦匠要是下起狠手来“造反”会让人是个什么滋味。後来田队长跟着故宫的大队人马到了“五七干校”，大约也是因为他是个苦出身，那时候出身苦是最过硬的护身符，于是很快就被“解放”了，而且还被任命了个小头目。这时的田队长旧习不改，又在田边地头支上一块小黑板。後来到故宫当警卫队长，还是喜欢办个黑板报。几块黑板并不放在警卫队的东大房门口，却单单支在院长办公室的外墙边。凡是故宫上班的职工，无论是早上进神武门朝西到办公室去，还是中午到西角搂下的食堂打饭，没有一个人能错过田队长的黑板报。尤其是几位院长，黑板报就树在院长室小院的墙根儿下，绝对看得见黑板报上每期的内容。队里的文书由田队长从故宫窑厂带来的老王担任。老王原来是司机，可是因为长年给窑厂运送砖瓦在外跑车，吃饭没时没晌，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现在干不动了，就担任警卫队的文书，并不值班上岗，要紧的任务是定期出版田队长的黑板报。据我看，黑板报上的内容其实无非是表扬某某人带病坚持工作，或者提醒大家提高革命警惕，再不就是对当时国内国外的时事表示一番支持和反对，总之都是紧跟政府的形势宣传，分毫不差。我甚至觉得大部分文字都是照抄《人民日报》的社论，许多时候，还没有抄完，小黑板就没有地方下笔了，倒是也不愁每期内容不够。因为大家都认为田队长的动机十分明显，私下里便将这个举动定名为“田队长的小黑板”，用来专指向领导邀功的行为。譬如不屑于有人拍领导马屁时就会说：“你以为你这玩艺儿是‘田队长的小黑板’呐”！有时还会把整句典故当作动词用，说成是“你还是别‘田队长的小黑板’了罢”之类。
其实我倒不这么看。平心而论，即若田队长真是有心以此向领导表功的话，也不十分为过。这就像是个孩子，想要糖果吃便缠住大人不放，总比告其他孩子的恶状，以求邀宠要好百倍。所以，当田队长叫我给他多写两篇表扬信或者批判稿，我觉得田队长用心也是良苦，每回都是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而且很快写出诸如“一千条，一万条，突出政治是第一条”之类的稿件。
後来“四人帮”垮了台，我从心里觉得出了一口恶气，还确实认认真真地动了一番脑筋，没等田队长催促就写了几篇批判稿给田队长的小黑板。大约是领导上看见，夸了田队长几句，田队长就对我更加另眼相看，见面也学着领导的话夸我几句。没有想到，我这个从来和领导搞不好关系的人，在田队长这里还能有些人缘，许多事情他都对我很包容，为後来的事情作了铺垫。
田队长还有一样好处就是有良心，肯担代。最让我感动的是为我们争取工资的那一回。当时和我一同到故宫警卫队报到的三个人：我一个，东华门的小刘和神武门的小贾，当时在招工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好，因为是插队转回城里来的“知识青年”，所以是一年试用，然后转正为公安十二级，每月四十一块五毛的工资。可是到了快一年的头上，田队长到人事处和财务科替我们办转正的手续，人家却对田队长说，这三个人原先在农村插队，算不上国家正式职工，那些年都不能算工龄，转正还要再等两年。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知小贾从什么地方最先得了这个口风，就来找我和小刘打商量。因为他家里不富裕，又是弟兄几个里的老大，插队好几年才回城，转眼就是快三十的人了，急着要结婚，正等着用钱。他没有好气地跟我们说：“这回要是涨不上工资，我就不干了。当初到警卫队来，图的就是一年转正。要不介，我还不如去工厂当学徒，到底还能学些技术。这个警卫队就是个看大门的，我才不稀罕呢！”小刘也呼应他，说领导不能说话不算数，争的就是这个理。可说老实话，我那时已经看中警卫队这个还算清闲的工作，虽说晚上要走个夜差，但省出白天不少的时候可以看书，并不觉得到工厂去学徒有什么大意思。再说，退一步看，说这些也都是没用的气话。如今的世道，京城里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返城“知识青年”遍地都是，你有什么可稀罕的呢？不过就眼前这阵势，我自然不能示弱，表示坚决要同仇敌忾，跟大家一起共进退。
小贾听罢就说，既是如此，我们马上去找田队长说理，说着就相约来到队部的东大房。
田队长一见是我们，还不等说明来意就满脸涨得通红，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说：“你们甭说了，我都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们，谁知起先说好的条件说变就变了呢。这一年咱们大家处得都不错，你们看能不能再给我几天时间，要是还办不下来，你们一定要走，我也没有的说。”边说还就真动了感情。我们一见田队长把上头反复无常的变卦统统揽在自己身上，都觉得过意不去，赶紧说：“这根本不能赖您，我们对您是一点儿怨言都没有。”这时，在场的其他队里领导也都七嘴八舌地打圆场，魏小队长还补充道：“不瞒你们说，老田为了这事儿，昨天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今天早上起来一量血压，又上去了。”
我们知道田队长有个血压高的老毛病，赶紧让田队长坐下。田队长长叹了一口道：“我昨天晚上都想好了，这次要是不给你们涨工资，我都要用我自己的工资给你们补上。”说着说着，竟有点老泪纵横起来。
我们连说“这哪里使得，这哪里使得”，来的路上三个人原来商量好的话一时竟说不出口。多少年来，信奉的无非是两条真理：第一条：当官的永远正确；第二条：倘若当官的错了，参见第一条。如今听到田队长的肺腑之言，我们竟感动莫名，手足无措起来。
好在当时回城的“知识青年”太多，政府也怕这些见过些阵仗的年轻人寻衅闹事，所以没过多久就又发下一道指令：凡是下乡插队的都一律算工龄，我们转正的问题这才峰徊路转，迎刃而解。不过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出田队长对下属确实有个担当，值得我信赖。
记得几年之後我到德国读书，拿的是德国人的奖学金，可按照教育部的规定，每月要将奖学金扣除生活费之外全部上缴。後来洪堡基金的洋人知道了就带头反对，几家基金会也都跟着吵吵，但这边政府就是没人理睬，一直压着不批。最後听说还是因为胡耀邦的过问才解决，将奖学金归还给大家。想想看，一边明明是别人的钱都要扣着不给，另一边是田队长却想用自己的钱补贴给我们，境界竟然判若云泥。其实，凡事都是人心换人心，我在云南农场时候的六连马连长，是个刚刚从越南前线撤下来的复员军人，解放军里的正牌连长，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过，见过大世面，他常常带着过来人的口气告诉我们：“只要战场上枪一响，猪肉罐头打开来就是敞开吃，白干儿随便喝。这时候不给足了，有谁给你玩命去？！”八五年我按期从德国“海归”，有朋友吃惊于像我这样一个从来我行我素的人这回居然中规中矩起来，我就告诉他们马连长的话。不过，认真地说，这回倒不是因为想起田队长，也不是因为想起胡耀邦，而是另有缘故，题外的闲话不说也罢。
田队长爱护下属，可并不象许多上司那样把下属看成是他的私人所有，扣住不放。七七年恢复“高考”，田队长见我常常一天到晚捧着书本看，没等我提，他就主动跟我说：“人都是想攀个高枝儿，这回你要是想考大学，我并不拦你。”他这样一说，我反倒显着像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了。好在那个时候已经和小青商量过，我决定不报考大学，为的是免得俩人同时上学，毕业分配万一领导给穿个小鞋，将我们分到两地，从此就免不了终生疲于奔命。这类刁难捉弄人的事情过去见得太多，不得不防。于是我就顺水推舟地对田队长说：“我并不想上大学，您甭劝我。”田队长听了这才作罢不提。
後来知道，我们那一辈人在七七年考大学的人生转折关头，许多人就是因为单位里的领导从中作梗而痛失良机，不是把政治评语写得一蹋糊涂，就是虚以委蛇，成心拖延不办。由此看来，落井下石固然可恶，但成人之美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
也是因为看到旁人连争取到准考许可都不易，我就觉得放过这样的机会不免可惜。半年之後，政府又推出研究生招生考试，虽然我这个初中生中间尚隔着高中和大学两级台阶，但拗不过同伴们的怂恿，就决定打起精神放手一搏。田队长听说後，仍旧是一如既往，爽快地同意了，这才有了我十年失学之後重新就读的转折。如今想来，在那个长官意志横行的年月，碰上田队长这样的上司真是我的福份。
然而至今我却为一桩对不住田队长的旧事而内心不安。那是小青考取大学，我也临时借调到刚刚开张的外宾服务部之後。因为小青要注册报到，我们恐怕在她读书期间有个不许结婚的规定，于是决定在她报到之前尽快办个结婚证书立此存照。那个年月，办事都是一板一眼，既是办了手续就要立刻举行婚礼。其实我们只是到照相馆照了一张两寸黑白的照片，然后两家亲戚到四川饭店一起吃了一顿就算是草草办了。可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田队长的耳朵里。那天我到警卫队小坐，田队长一见是我，脸色挺不好看，劈头问我：听说你最近结婚了，怎么都不跟我们吭一声？我这才大惊道：“那是为了赶在妻子上学之前办手续，我们什么人也都没有告诉哇。再说，我从来做事都是不愿惊动他人。”田队长听了，良久不语，十分戚然而又动情地对我叹道：“你还是看不起我们呐！”
我这才明白田队长是个最看重礼数的人，可是事到如今如何解释都属多余，只得讪讪退出。此事叫我至今懊悔莫及，尽管已经事过近三十年。
坏人让你记住一辈子，好人也让你记住一辈子，可记法各有不同，尤其当你觉得对好人有亏欠的时候。
七、我的同僚
上回说到故宫警卫队录用我，田队长到我家就说我政审合格。到了报到那天，他又说是因为政治可靠才挑中的。其实说穿了，在那个年月，所谓政治可靠就是出身好，最好祖上三代解放前都是要饭的，或者扛长活的，倘若还有一两门亲戚是个党团员之类的就更加锦上添花，当然，本人平素说话行事上也不能太出圈儿。可惜这恰恰正应了山东馆子里的名菜“三不沾”：第一，我家祖上虽不富裕，但还没听说族中哪一房，哪一支有人讨过口；第二，当时我父亲“特务”的问题也还没定论，尽管从家里抄出来的发报机其实是我上中学时自己组装的无线电小玩艺儿；说到第三，族里倒是也有几个党团员的亲戚，可是听说我家出了事，哪个不是避之惟恐不及的。所以，听了田队长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我在心里才不免笑了。
按说，自从政权易帜以来，人事档案最是严密，事无巨细，一丁点事情都要给你记录在案，而且如影随形，跟你一辈子，最後进了棺材才算了事。所以难怪有人说，人事档案就相当于人的灵魂。我的一个中学同窗，天资极高，但不巧就是在恢复高考的那年，他还在云南边境上的农场尚未转回北京。中越边境上情况一紧急，为了保护好大家的“灵魂”，农场便将人事档案转移进山洞，据说就是美国人最好的Ｂ—５２式轰炸机也炸不穿。可档案一时拿不出，他就不能被录取。人家大学招生的负责人说得好：考得再出色，没有档案就等于没有灵魂，而没有灵魂的人怎么能够上大学呢？後来，这个接近天才的同学一辈子就毁在锁在山洞里的“灵魂”上，饮恨终生。
不过我的“灵魂”却是另外一种命运，我换了“灵魂”。当初我们这一批到云南去的同伴，家里在文化革命都多少遭遇了打击，这些情况自然都一五一十地登录在我们的档案里。负责招收我们去的农场干部老陈，原本在天高皇帝远的西双版纳，哪里想得到十几岁学生的档案里会有这样多乌七八糟的记录，但接收我们是受人之托，自然也不好拒绝。可当时正是农场改编军垦的当口，从京城回农场的一路上，老陈思来想去不是个办法，恐怕遭农场领导的埋怨，于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我们的档案一把火烧掉了事。回到农场他就谎称档案半路上被雨水打湿浸透，只得随手扔到山崖下面去了。好在农场不像京城，迫切的任务是雇佣年轻的壮劳力种植橡胶。就如五八年“大跃进”过後的大饥荒，农场接纳过成千上万从湖南、四川讨口的饥民，人都快饿死了，哪里还有什么人事档案可言，所以很痛快地给我们草草重新补建了一份新档案。这件无心插柳，百密一疏的变化是到了“一打三反”运动，我正奇怪为何还不将我们这些修正主义的孤臣孽子抓出来时，有知道内情的好心人通报给我说，“灵魂”已经换过。此後我心里这才算有了准谱，再也不必惶惶终日了。
等我从云南农场转回北京，跟我形影不离的乃是我的新档案，几乎等同一张白纸，正如新政权成立刚刚几年之後，主席毛泽东描绘中国远景时所说的那样：“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记得刚到警卫队的时候，田队长再三强调，队里的成员个个都靠得住，我相信，我就是凭着这份“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而被田队长看成自己人。多少年来，从来还没有人这么瞧得起我，所以听了田队长的一番话很是感动，也觉得能和“靠得住的人”为伍让我与有荣焉。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警卫队里的同僚们的确跟我不一样，也和我过去结识的许多人不一样，他们不是“抗美援朝”的英雄，就是在农村受过三四辈子苦的庄稼汉，要不再年轻一点的，都是复员转业军人。上文说到过的胖子老王，小队副老魏、老崔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有着许多他们的烦恼和快乐。
警卫队里资格最老的怕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北和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二黑了，虽然不大识字，但都是好人。不过他们岁数太大，和我又都不在一个班点上，所以很少过话，顶多一个点头之交，但和老王他们三、四十岁的这一辈人交往就多了。
这些人虽然在故宫服务多年，但“家属”（这是对妻子一种委婉的说法，有如过去称作“我屋里的”一样）大都是农村户口，迟迟不能迁进北京。那个年月，夫妻长年分居十分多见，如若一方还在乡下，那夫妻团聚就比登天还难。其实不要说警卫队里的人，业务部有个大小还算个主任的老钱，家属也是在农村，每年就靠十几天的探亲假跟家人亲热一会儿。老钱在北京已是三天两头身上毛病不断，又没有个知冷知热的贴心人照顾，直熬到退休才和儿子对换了户口，儿子来故宫顶替，而老钱拿着农村户口自己回到乡下去了。过了一些年，这时我已经学期毕业留在考古所工作，有次我到故宫访友，偶然碰见警卫队旧日的同僚，聊起他们家属的安置，知道仍然遥遥无期，不免又顺口问起老钱，这才知道老钱的旧病延宕不治，已经在年前过世了。
其实老王他们自己心里也清楚，虽说组织上总说警卫队的人员政治上最可靠，可安排家属户口迁京的计划里面他们永远排不上号。平素挂在他们口头上的多是牵念家人的长嘘短叹，说个笑话也就隐隐包含着内心的辛酸和对自己的调侃。
不过当年他们编派的那许多机锋和俏皮如今我已经差不多全记不得了，其中只有一个笑话我认为最具时代精神，所以至今牢记不忘，那是和我前後不久调进故宫警卫队的老李讲给大家听的。老李过去是京郊一家农场的党支部书记，平素为人正派，不苟言笑。这天听见这些思家心切的“活光棍”们又在讲些隔靴搔痒的“荤”笑话，就插进来讲了他们农场的一桩真事：
有一回，老李的农场里有对新人结婚，新娘是妇女队长，平常劳动积极，思想也是模范，除去田间劳作外，每天都在刻苦攻读马列经典和毛主席的著作。出席婚宴的同事们知道她的志向，大家凑份子钱送的礼物自然投其所好，全是政治参考书籍，例如《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类。
老李是新郎的好友，又是队里的党支部书记，担任主婚人当然责无旁贷。老李夸奖勉励了一番新人，众人喝酒吃肉，兴尽方归。
没想到次日清晨，老李听见屋外有人急急地敲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昨晚新婚燕尔的新娘，但见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老李好生奇怪，赶紧把人让进屋里问她原因。那新娘说她非要离婚不可。老李吃了一惊，问她缘故。新娘许久不说话，羞得满脸通红，只是哭，最後被问得急了，才泪如雨下地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没想到结婚头一晚上他就动手动脚，简直臭流氓一个！”说罢又是嚎啕不止。半晌老李才听明白，笑着说：“这怎么叫流氓哇，这是喜欢你。”然後只好模棱两可地大致解释了一番夫妇床笫之间的基本道理给新娘听。
新娘似乎对此闻所未闻，对老李半信半疑，最後到底是看在老李贵为党支部书记的份上才总算开了点窍。
老李讲完对大家道：这对夫妇後来生了两个大胖小子，我说的这是真事，你们还别不信，全是文化革命闹的。众人笑说，如若果真如此，我们也就不用办家属来了，算是瞎耽误功夫。
警卫队里除了我们三个插过队的，另外几个二十郎当岁的“新鲜血液”都是一水儿年轻的复员军人。他们最喜欢说的是某某“战友”如何，某次“会战”如何。我没有他们这样身经百战的经历，自然也插不上话，所以交谈不多。要是碰上了这样的场合躲不开，我当然会附和些“啊！真了不起！啊！真英雄”之类的感叹，为的是免得让人家误会我对战争的残酷性认识过于肤浅。
其实我更爱听从旧社会过来的长辈多说说那个时代的旧事，哪怕琐碎的细节也行。譬如说同是锡庆门小组的老马就是一个，他虽然人有些纳于言辞，但说出来的话我爱听。
老马也是来自京东的乡下，很小就到北京混生活，解放後才在故宫警卫队谋了这么个差事。有一次偶然说起到底什么样的自行车质量好，大家一致公认老马的车最结实。老马听了谦逊地笑笑说：我那也不是什么好车，可我真见过好车呢。平常很少见老马多说一句话，今天见老马好兴致，大家就赶紧催他说来听听。
老马说他早先在隆福寺一带给人看车挣钱。我还以为当初他在自行车存车处工作，他说：“不介，那时候哪有这么多自行车哇，我是只看一辆车。要是哪个阔家主儿的少爷骑车来买东西，看我闲著，就吆喝一声：‘过来，看著我的车，回头我给你钱。’我就守著这辆车，等少爷回来了，赏给我两钱儿，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我说：“那你要是趁人不留神把人家的车推走了呢？”“那不能够，”他很肯定地说，“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再说，你看我象是有那三枪、凤头车的主儿吗？”说完还憨憨一笑，接着就说，他是那个时候学会如何判断一辆自行车的成色。後来我从跟老马的交往中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社会都是好人多。人固然有穷有富，但到底不能按穷富区分好坏。只要是好人，就会各守各道，不抢不骗，彼此讲究的是个信用。
当然老马也说，自己的做人之道眼下是赶不上潮流了，他还特别嘱咐我：你们年轻人今後的日子还长呢，应该多听组织上的话才能进步，别学他。老马说这话的心思我也明白，那是怕别人把他跟青年人“放毒”的话汇报到领导上去。
当然警卫队里也不是每个上了点岁数的人都愿意跟我说这些闲话，譬如北门的老刘就从来不跟我说。据说老刘是故宫警卫队的老资格，解放没几天就在故宫警卫队看大门，而且一直就是把守神武门。我夜班在锡庆门，因为白天锡庆门在参观路线上，不设岗哨，我们就与神武门小组合二为一，与他们上岗轮班一一对应，共同在神武门值班。我和老刘是“对班”，且就这样一直干到我离开警卫队。我们的职责从名义上说当然是提防阶级敌人破坏，实际上主要是检收一毛钱一张的门票。
神武门除了是参观故宫的游客进出的大门，也是故宫职工上下班的主要出入通道，因为故宫的办事机构绝大多数都设置在故宫北部。据田队长向我介绍，老刘有一套过目不忘的本事，虽说故宫也有调离调进的职工，故宫里头当时还有文物出版社，明清档案馆（後来并入故宫）等几个其它机构，但不出几次，老刘就能认准哪个人是哪个单位的，而且和游客区分得一清二楚。领导上让他带我这个徒弟，他倒也不吝赐教，从不保守，只要问他进出的故宫职工姓甚名谁，他都会原原本本告知这个人的底细，有些来龙去脉我相信就是人事科的科长也未必能记得这么清楚。按说这原本不错，可是有一样，这几十年来，多少场政治运动，翻来复去的批判、翻案，斗争、平反，搞得人晕头转向，莫衷一是，但老刘却有个法子保持对人的定性一成不变，这就是全以最初的定性为准。即便後来政府都改了口，给人家平了反，认了错，但老刘不管，照旧还维持着原先的“政治结论”。据我的观察，他的定性从时代上看，可以追溯到北洋和民国；从株连上说，可以蔓及五服以外。
譬如说，正有一位老先生出北门，老刘前脚还和对方笑着打招呼，转过脸来就跟我说：记着，这人是五七年的右派，定的是“极右”——其实我知道早就摘了帽子；又走过来一个，他或许会先问人家晌午饭吃了没有，然后回过头来告诉我：这个人偷故宫文物，“三反”的时候抓起来过，现在都叫他“二进宫”——後来我知道其实是冤枉的。要不然，他还告诉过我，这个人是袁世凯的侄外甥女，那个人是李宗仁的小老婆，再有一个娶过两房太太，现在还一起过日子等等，总之在老刘眼里好人不多就是了。有时我听了就成心逗他：“老刘，您不是在郊区也还有两间瓦房出租么，那其实也叫‘剥削’”。他听了就不再言语，但看得出来心里不舒坦，过後沏新茶的时候准保不说跟我让一下。平素他心情好，会多少倒给我小半杯，很自负地让我也品一品他沏的茶。听旁人说，老刘沏茶的功夫确是一流，而且他的菊花“高末儿”（就是高级茶叶的碎末）还都是老“吴裕泰”的箱子底儿呢。
看着警卫队里有那么多的同僚不能与家属团聚，也有不少的同僚抱定了社会造成的成见而不自知，让我难免心生感慨，有时我哀其不幸，有时我也怒其不争。
八、听沈先生说闲人
原先我想，除了我们警卫队需要政治可靠之外，博物院里总该也需要学富五车的济济多士才对，因为这里到底是国家的博物院。我这个人虽然只勉强上过初中三年，可对专家有种天生的肃然起敬。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和警卫队的小毛坐在神武门前的长条凳子上，看着故宫里过来过往的职工，让他给我一一指点其中的专家。不知道小毛是真不知道，还是对专家不感兴趣，总之他每每指给我看的，不是原先国家排球队的扣球手，就是哪家大官儿的儿媳妇，说这些人哪里有什么真本事，还不都是走後门安插进来的闲差。小毛说这话大约也是在加强他原先对故宫的评价：总归一句，这博物院就是个养闲人的地方。只是我听了还是不死心，觉得偌大个国家博物馆，怎么会没有几个能人呢？有天我碰见北门的小队长老崔，就不知深浅问他：按说故宫是个博物院，好歹应该是个作学问的地方才对。老崔是个复员军人，来故宫好多年了，家眷还在河南郾城乡下，向领导申请家属团聚的报告不知打了多少回，总也不能批下来，肚子里正憋着一大堆火，让我给勾了起来。只见他不屑地对我撇撇嘴道：“奶奶个Ⅹ，有他妈的什么学问，不就是个一毛钱看一回的公园嘛。”
听了这话，我又是糊涂，又是泄气。原本指望到故宫来，有幸碰上个不吝赐教的专家，也算是不枉来一场。看来现实和我想像的还是有段不小的距离，原先的心思又不免懒了下来。
後来有一次我在沈从文先生家里小坐，那时沈先生尚未重新“出土”，仍然蜗居在堂子胡同，但整理古代服饰的研究却没有停手，过去有几个帮手还是故宫的。沈先生知道我正在故宫听差，话题就近了许多，于是我又把这个老话题拿来向沈先生问起。沈先生听了，起先笑咪咪地并不答话，略一沉吟之後道：“说件多少年前的老事给你们听。那年故宫织绣组让我去给办一个关于古代服饰的讲习班。我已经多年没有上过讲台了，这一回还确实认真准备了一番。去讲了两回，然后问下面有什么问题，也不见人搭腔。是大家都明白了呢，还是不好意思发问，我心里也没有底。终于，有天正在上课，突然外面有人高叫：‘食堂分排骨喽！食堂分排骨喽！’这时我发现，下面的听众上我的课从来没有这样兴奋，头都转向窗户，几欲起身，但看看我，又不好意思似的。我这才明白，我的长篇大论还不如一句“分排骨喽”的吆喝。于是我赶紧下了课，让大家一窝蜂地散了，到食堂去抢排骨。”说到这里，沈先生又象小孩子一样地笑了。
沈先生的这番话，似乎印证了老崔的判断。真的，故宫或许真就是个一毛钱看一回的公园。
不过，和沈先生这几十年来的遭遇相比，人家不愿听他讲课而宁愿去食堂分排骨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沈先生还笑得出来，可说起别的事情，沈先生就没有那么轻松了。如今我记得最真切的是，他原先从外地提携到历史博物馆来的一个青年，此人後来暴得大名，文化革命里却落井下石，说沈先生在家开舞会，腐蚀青年人，沈先生说起来就难过得不行。後来沈先生被外国人发掘“出土”，当局也鼎力鼓吹，这人见风向转了就矢口否认曾经加害过沈先生。更加可笑的是，许多年之後，我到了历史博物馆，有个在部门里作主任的，也许是想抱名人的粗腿过过瘾罢，也可能是不知道我和沈先生的过从，竟当面信口雌黄地大讲此公从来对沈先生执弟子礼，交谊甚深之类的佳话，甚至听说他还把访谈录发表出来。我知道了就觉得身上不自在得很。
後来听说，沈先生过世之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回答道：“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我想，其中肯定包含了沈先生对这几十年来世态炎凉的无奈，但我吃不准这话里面究竟包括不包括他对“分排骨喽”那声吆喝的感触。
九、我会记得冯先生
後来在故宫呆得久了才发现，其实小毛和老崔他们的话也对，也不全对，故宫的门票是一毛一张，当然也是养着大批的闲人，但这里到底还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只是在那个年头讲究“书读得越多越蠢”，专家们都怕被当作攻击的对象，终日谨小慎微，唯恐出头露面，所以难于发现罢了。可是话说回来，就是捂得再严实的口袋也掩不住锥子的锋芒，早晚有刺穿露刃的那一刻。我在故宫最初见识过一次专家的风采是冯先铭先生。
小时候我跟父亲逛琉璃厂的时候，常常听大人讲起古玩铺子里的师傅辨识古物的本领，似乎高深莫测。如
今到故宫来听差，虽然只是一名看守大门的警卫，但总认为“近朱者赤”，只要留心，耳濡目染没准也能学会一两招。可惜没有机会得到高人的指点，下了班在故宫里的展室随便逛逛瞧瞧，看到的都是热闹，总也不得其门而入。
说机会，机会也就来了。记得那天是我和老刘一同在神武门值班，有个上了点岁数的男子托着一个包袱来到大门前，说是有几样东西想卖给故宫。我一听就来了精神，赶紧给里边保管部打电话，让他们派人出来接待，我也想顺便见识见识。里边人问要卖的是什么东西，这人说是几样瓷器。里边人就说等会儿罢，有人出来接待。就在这个当口，来人和我侃侃而谈起来，说是他的东西一件是东晋的，两件雍正的，还有一件是乾隆的彩盘，都是祖传的玩艺儿。我让他先打开包袱给大伙开开眼，他不情愿地说：等会儿罢，等专家出来一块儿看。神色随着他评点自己宝贝的来历也渐渐地一起往上走，口气也就越来越大了。
不一会儿的功夫，里面出来接待的正是陶瓷组的冯先铭先生，笑着问要卖东西在哪儿。
来人看见冯先生那个风度，赶紧打开包袱皮，周围凑过来的眼神都直勾勾地盯着里面露出来的瓷器，可没有一个人懂得其中的奥妙，少顷，只好转过脸来眼巴巴地望着冯先生。
没想到冯先生连那人的东西都没有拿起来，只是望了一眼就说：“就这几样吗，您小心包好了，再去找几家问问，我们这里不要。”
此话一出，不但来人眼里看得出明显的失望，连我都不免泄了气，怎么好不容易企盼到的开眼机会这么快就结束了呢。
不过那人忽然眼睛一亮，微微笑道：“其实要不要都不要紧，您能给说说这几样东西的年代么？”显然他是觉着冯先生看不准东西的成色，不敢收，就借故推说不要。他脸上挑战的神色连我这么一个不通人情世故的人都看出来了。不过我也暗存一下心机：这回倒是要看看专家的本事了。没想到冯先生不假思索地说：“这样是东晋的，错不了。那两件是雍正的，这件是乾隆的，也都是真玩艺儿。只是您这几件东西不精，故宫要收的话，那就收不完了。我劝您到琉璃厂那几家再问问，他们也许能要。”
那人一听这话，一句话都没敢再多问，止不住地一通点头，随手就把几样瓷器用包袱皮重新裹好，怏怏地走了。冯先生对看热闹的众人潇洒地一笑，施然而去。
前后只有两三分钟，我见了满心的佩服，但又纳闷：这样的本事会是怎么学出来的呢？
後来才知道，冯先生原来是中西交通大家冯承钧的公子，後来到故宫师从陈万里。但冯先生不拘泥于古玩
鉴赏的格局，独辟蹊径，从窑口出处上下手作研究，这就是古玩家远远比不了的了。我知道了这些才懂得一点作学问的难处，只是对冯先生佩服归佩服，却无从接近。做个警卫，只要故宫里的文物不被盗就是阿弥陀佛，这点进退我还是懂得的。说实话，有时我也羡慕那几个分配到业务部的工农兵学员和走後门来的青年人，一来就能在冯先生这些专家的左右聆听教诲。我想，这些家伙每天得学到多少东西啊。
羡慕他人的幸运，就不免盘算着自己的机会。怀着这样的心情，有次到甲骨文学家胡厚宣先生家里闲坐，又不知深浅地提起这么个傻问题。胡先生一点也不见怪，反倒漫不经心地说：“什么叫耳濡目染？只要有心，肯努力，这没有什么难的。你瞧原先我们中央研究院里那个卖饭票的，到了台湾，如今也都是清史专家了。”胡先生是说者无心，我是听者有意，看来只要自己努力或许还真能有出路。
故宫有一处很好的图书馆，藏书不少。而在那个年月，藏有好书的图书馆不少，但肯借阅的图书馆不多。谁都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借出什么图书到了运动就是“放毒”。好在我算是故宫的职工，又顶了一个警卫队的“政治可靠”，再加上管理阅览室的老杨听说我和她原先在对外文委工作的同事学过法文，关系似乎就更近了一层，所以许多当时外面借不到的图书在这里都可以看到。当然，现在说起来有些好笑，我看的书无非是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斯文赫定和斯坦因的西域考古探险记事，或者《文物》、《考古》之类的旧刊物，不过当年即便这样的图书也不是平常可以到手的。久而久之，我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见到时常来这里的冯先生，他也好奇我这个警卫队员在这里看书是个什么由头，于是便有了一点交道。不过我和冯先生也就是个萍水之交，没有想到冯先生还真把我给记住了，而且後来还在关键时候帮了我一把。
那是几年後我报考考古所研究生时候的事。初试完了，还有复试，这时候外地的考生也要到北京来面试。考古所离我当时所住的沙滩後街不远，有天晚上就顺脚走到考古所，会会这些同科的考生。其中一位上过几年北大的工农兵学员，这回也来所里复试。彼此互道了仰慕，他知道我的背景之後还颇具同情心地安慰我说：“像你这样的，让你来复试就算瞧得起你，以後即便没有录取你也挣足了面子。”我听了这话觉得倒是也有道理。复试完了之後，听几个和我一样资历，报考其他研究所的朋友传过话来说，上面某个权威发了话，建议研究生院尽量少录取这些连大学门槛都没有迈过的考生，即便成绩突出也要慎重。他们就已经接到内部通知被刷了下来，让我也做好思想准备。好在那个时候我抱的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主意，只是隐隐感觉到：若是这次错过了，可能就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那些天我还是和往常一样，下了岗就抽空到图书馆去看书。有天正好冯先生也来图书馆，他悄悄走到我身边。我一看冯先生的神色，觉得肯定他有什么事要找我，就赶紧站了起来。冯先生一把按下我，轻声地说：“前天去开一个古陶瓷年会，会上见到你报考的导师安志敏先生。随便说起来，他就问我认识不认识你，我说认识。他就问我对你的印象，我当然实话实说。看安先生的样子，这回对你是放心了。”
冯先生没有再多说什么，象往常一样，施然而去。可我听了这话，竟半晌愣在那里。我不但由此意识到生活的另外一扇大门总算即将开启，而且知道了冯先生心目中如何看待我，尽管他并没有再多说什么。现在回想起来，那天那一刻的快意是後来真正的揭榜都赶不上的。
不过，有段後续的插曲也颇有趣味。当初安慰过我的那位工农兵学员，因为要和一个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竞争东北考古专业的名额。他估计自己的学问不是对手，就写“检举信”揭发对方的生活作风问题。只是此时文化革命里的那些老套路反倒叫人看不起，招生的导师佟先生也颇不耐烦这种人，便将其淘汰出局。後来我想，要是当初我是他的对手，我这个初中生，仅凭上面那位权威的意见，还真说不定要被打下马来。
人生许多所谓的机会无非就是碰到了好人，躲过了坏运。
前年我回国省亲，陪小青到万安公墓去祭扫她家的祖坟，偶然得知冯先生的墓也在这里。这就让我想起当年他对我的那份关爱，感触良多，赶紧寻到故人的坟前深深鞠了两个躬。
我和冯先生没有深交，可在我的命运关头他顺势推了我一把。或许冯先生无所谓，过後甚至可能忘记了。但于我而言，会时时记得冯先生。
注释：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