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二年记（一） 
一、写在前边
说起京城里面的故宫，应该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一九一二年清帝逊位，或是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之前的故宫，也就是帝制时代的皇宫；其二是在此时限之后的故宫，也就是共和时代的博物院。而共和时代的故宫博物院又可以再细分出两层意思，其一是第一共和——民国政府时代的故宫博物院，其二是第二共和——共产政府时代的故宫博物院。这从神武门门楣上“故宫博物院”那五个大字就可以分辨得出来：民国时代是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手书，而共产时代则是共产党的同路人郭沫若的笔迹。固然政权易帜之後，民国政府的故宫博物院依旧还在，且皇家旧藏精品多存彼处，但到底是已经搬到了台湾的外双溪，离开了京城，故而姑且不论。
可惜余生也晚，没有赶上帝制，对那个时代的故宫，除了档案史料之外，还有王公遗少们细说前朝的只言片语，再不济，前些年还有硕果仅存的几位宫女太监们的口述。说捕风捉影也罢，说穿凿附会也罢，总还算是聊胜于无。民国时代的故宫博物院我也没有能够赶上，但好在有几部言之有物的往事忆旧，譬如吴瀛先生的《故宫尘梦录》，譬如那志良先生的《故宫四十年》，其中关于溥仪出宫，关于建院始末，关于盗宝奇案，关于古物南迁的种种掌故多有切身的记述。它们成了我了解旧时，感怀沧桑的凭据。
按说，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共产时代的故宫博物院总算赶上了，可如今在海外，想找找这几十年来故宫的掌故旧事却十分的困难，竟也遍寻无着。我想，原因不外是一来几十年的承平安定，少有变化；二来也是政局的反复无常，而舆论偏偏讲求一律，结果既乏善可陈，多一事又不如少一事，自然懒了不少当事者怀旧的心思。
遗憾之余我忽然想到，其实三十年前本人也曾在故宫服务两年有余，何不将其中的所闻所见细细想来，慢慢道出，或许另有趣味也未可知。只是我在故宫当年仅是一名值夜巡查的警卫，尽管王世襄先生戏赏了我一顶“锡庆门行走”的顶戴花翎，但我的所见所闻实在有限，无非是些只鳞片爪，鸡毛蒜皮，荒腔走板都大有可能。这些旧事于他人，或许作为茶余酒后的谈资都尚且不够，可于我自己，两年的故宫经历正是日後生活的转机所在，故而免不了敝帚自珍。如今时空的距离都已久远，我恐怕会渐渐忘记这些往日的旧事，遂想到不妨一折一折地记在这里，也算是温故而知新了罢。
二、我本是“知识青年”
我于一九七二年四月从云南西双版纳的农场启程回到京城，理由却并非是“病退”或者“困退”，这在当时“知识青年”返城时是两个必居其一的条件。据说为了“达到”这两个条件，当年各地知青办公室的办事员不知从中得了众人的多少好处，一时竟成了令人垂涎三尺的肥差。
我是由于母亲从安徽凤阳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分配到贵州，而以探亲为由离开农场脱身的，因而免去了上下打点疏通的尴尬。不过行前根本没有想到竟会一去不复返，除了随身换洗的衣物之外，其它行囊都留在了农场，後来托一同去农场的老友孙良华“病退”时帮我运回北京，但那已经差不多是三年之後的事情了。
在贵阳勾留月余，又因为种种缘由，当年六月，我和母亲一同经桂林、长沙和武汉回到了北京，暂且借住在景山东街的出版社大院里。那时，毛泽东的两名年轻心腹把持了国务院的教育组，将原有的教育部撤销。皮之不存，教育出版社当然毛将焉附，所以大院里的空房甚多，留守处的老高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谁知后来“造反”回京的出版社旧人越来越多，且大都是在京城里面无家可归，不得不在大院里面寻找栖身之处，搞得他不胜其烦，于是也就渐渐对我们有了“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怨言。
不过，我在他的抱怨和促狭为难之中不为所动，四年如一日，一直坚守到一九七六年将户籍转回到北京，其中的甘苦自是不足向外人道。
在京城有了正式的户籍，下一着棋就是谋个职业，维持生计。那时我的学历勉强算是是初中三年——因为“文化大革命”，连毕业考试都没有举行。後来还是政府为了要驱赶学生下乡插队，这才老大不情愿地发给我们一人一张印有语录“知识青年要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毕业文凭。这张印制粗糙的初中文凭我精心保留至今，为的就是要时时记住那个年月。
以此背景，我当然对前途并无奢望，只求温饱而已。好在那个时候，小青走进了我的生活，落拓困顿之中忽觉人生尚有美好可追求之处，也就打起精神来求生存，顺着戏文里“公子落难，多情小姐後花园赠金”的美妙思路幻想着奇迹的发生。
当然，“文革”将全民洗劫一空，“後花园赠金”的佳话终于未能上演，但小青在我入宫一事上还是帮了大忙。她间接认识区里经手安排无业人员的办事人员，便跟人家讲好，并不要求什么国营大厂，优厚福利，只要工作清闲，可以业余看书的工作即可。不久之後，先是分我到无线电工厂，後来又是煤气罐站，我都以离家太远，或者工作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掉了。人家看我果真是不思进取，就问我一天上班六小时，白天、夜里各三个钟点，干四天休息一天的看门工作如何。我听了便喜出望外：这莫非要赶上西欧北美的洋人了么？再细一打听，工作地点居然就在百步之外的故宫博物院，更是让我惊喜交加。在那个报纸上喜讯频传，生活里噩耗纷至的年月里，这一次总算报纸和生活表里如一了一回。我赶紧谢过人家，静等故宫来人面试。
过了几天的一个上午，来了两位自称是故宫警卫队的领导，为首的一位姓田，说是让我叫他田队长就行。另外一位姓刘，是副队长。田队长随便问了我几句下乡的经历和今后的打算，就问到故宫警卫队工作有没有兴趣。我连忙说当然有，当然有。接着正想发挥一番“建设国家，匹夫有责”，“我们都是螺丝钉，党要拧在哪里就任它拧在哪里”这样冠冕堂皇的台词，可惜人家田队长太忙，没有时间听我罗嗦，就打断我的兴头说：“你的档案我们都看了，符合警卫队的政审要求，要是你也满意，下个礼拜一就到故宫报到。因为下面还有两处人家要去走访，就不在你这里多耽搁了。”田队长说话干脆，我听了心里高兴，一直将他们送到大院的门外，回家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报告好消息：儿子总算找到了一个给故宫看大门的工作，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毛，从此再也不用家里养活。而且干四天便休息一天，先行一步赶上了洋人。
那年我二十六岁，古人说“三十而立”，我总算在安身立命之前有了一份像样的生计。虽然田队长说过，要再过一年才能转成正式职工，可我心里十分坦然：这算不得什么，文革十年都熬过来了，到了明年，我还是能够赶在“而立”之前转正。大约也是静极生动，我隐隐有些预感，从今往后或许真要有个大变化，莫非就应验在我走进这紫禁城？只是我绝没有想到，其後命运的转变会来得那样快，那样急：进宫十天，京津唐大地震，天兆尽显；再过月余，毛泽东过世，政局大翻盘；两年之後，我摇身一变，离开了故宫，到考古所重新做学生。不过这些都是後话了。
三、走进紫禁城
我这个人特别不愿意理发，大概是小时候总被母亲催逼得紧而产生的逆反心理。不过记得上班的前一天下午，我不等母亲催促，主动到沙滩大街上的剃头铺，嘱咐理发师傅尽量将我的头发剪短，最後剃成一个小平头，算是为新生活划出一个开端，也算是从形象上大致比附警卫队的要求。
第二天一早，刚刚八点钟，我就安步当车地从家里动身到故宫去报到。说老实话，已经差不多有四年的时
间没有正常生活，终日晨昏颠倒，与书为伴，这乍一早起，还真是浑身上下不舒服。
进了神武门，按照指示，进门靠左手一侧是一幢座东朝西的大厢房，叫东大房，这里就是故宫警卫队的队部，外屋有张大桌子和十几把椅子，是警卫队平常开会，处理公务的地方。靠里屋是文书办公，誊写文件的办公桌椅和一张供队长夜间执勤休息用的木床，陈设十分简单。在神武门里的另一侧，与之相对的是一模一样的一幢厢房，只是座西朝东，叫西大房。那里是警卫队的上级，警保处的办公室，里面坐着处长，副处长和消防科的各色人等。後来才知道，东大房和西大房原先都是敬事房惩诫太监，打屁板的地方。
那天一同到警卫队报到的连我是三个人，一个姓刘，另一个姓贾。互通了姓名之后，再细一打听，他们两位也都是插队转回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于是不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了一番。
田队长引来刘副队长，文书老王和一二两个小队的队长与我们一一见过，开场白说的是故宫警卫队的工作多么多么的重要，政治审查多么多么的严格，又是如何千挑万选才决定录用我们三人。其实上次田队长上门说起政审合格之类的话我就想笑，其中的原委和蹊跷後面慢慢细说，此时当着田队长，我当然知趣得很，跟着小刘和小贾，忙不迭地说：真是感激组织上的栽培和照顾。
这些套话说完，田队长就将谈话转入正题。先是介绍警卫队的建制：警卫队分一二两个小队，各有正队长一名，副队长二名。一小队包括把守神武门的岗位、总钥匙房和警报室；二小队包括东华门、西华门、午门和夜巡队。各门职守自不必细说，总钥匙房掌管各库房和各殿的钥匙，开殿、启库都要从这里办理手续，当然也十分要紧。另外，警报室是专门掌控珍宝馆动静的所在，有仪器联线监视，一般人不得出入，位置就靠近派出所，在故宫的东北角上，离珍宝馆的北门不远。由于警报室的门禁森严，责任重大，大家都是讳莫如深，我在故宫两年虽然也算是警卫队的正式人员，却不想惹麻烦上身，从来没有去过那里。不过根据当年我经历警报室的几次误判，也就对其中的奥妙能够猜出几分。有一次深夜，警报室的铃声大作，在宿舍“备岗”的警卫队员都冲了出来，将珍宝馆团团围住，派出所的警察也相约出动。我当然同样抖擞起精神，要开开眼看看胆大毛贼是何颜目。众人大喊吆喝了一两个钟点，手里提着木棍不停地敲打砖墙，煞有介事地给自己壮胆，可惜听开门进入珍宝馆捉拿歹人的出来後悻悻地说，这回是窗户没有关紧，被风吹得乱响，造成警报器启动报警。还有一次，也是深夜兴师动众围住珍宝馆，可搜查珍宝馆之後出来的人说，这次却是黄鼠狼在叫春，也是虚惊一场。所以我想，所谓的监视仪器大约仅仅是依赖对声音的判断，所以连连失误。如今我离开故宫警卫队三十多年了，听说近年当局有了钱，给警卫队添置了不少更加高级的仪器，可以探测到红外辐射，大约不会再闹出这样的笑话了罢。
至于夜巡队，只在天黑以后开始工作，一队作三人，共两队，各各分东西，作相反方向沿故宫内线巡查。路线都是从神武门出发，一队沿御花园向西，经英华殿、寿安宫夹道向南，再沿外西路的慈宁宫和明清档案馆，抵西华门会同看守，签到後经武英殿、穿过太和门前到东华门再签到。最后经文渊阁、上驷院、锡庆门，走箭亭前的毓庆宫和乾隆花园之间的夹道返回神武门。另一队则是反方向巡查，路线一样。走这样一大圈约莫要一个钟点，一队人一夜要走两圈，而各门岗哨要和他们交接四次。
田队长补充说，根据上级的决定，准备在锡庆门，也就是绘画馆和珍宝馆的入口处墙外，再增设一处岗哨，为的是加强对珍宝馆的守护，只等将锡庆门外的住房改建好就开始建岗。田队长还告知，我将成为锡庆门内岗小组的新成员，而小刘分在东华门，小贾分在神武门。不过我们三人要先一同参加锡庆门外岗哨住房的土木改建工程後再各自上岗。
接着，田队长谈到待遇。他说警卫队的人员虽不穿警服，但一切按公安系统规定行事。现在我们三人工资是二十六块，转正後就算是公安十二级，也就是最低的一级，工资每月四十一块五毛。至于以後什么时候擢升，那就要看各人的道行和运气了。对这一点我倒是心安理得：当时全国上下，除了作大官的能够吃香喝辣的，一般大众谁都没有加工资，十几二十年过去，差一级就是一个月多五六块钱的事儿。再说，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肉有肉票，穿衣有布票，抽烟有烟票。有钱没票，钱也是等同废纸。我早就听说，大学生毕业是五十六块，要是研究生，也就是六十二块。学徒工刚去是十八块，三年出师三十二块。这样比起来，我们当警卫的还真是多快好省。所以听到这里我就连忙接过田队长的话头道：“政府确实没有亏待我们，我们很知足。”田队长一听这句话立刻就眉开眼笑了，说：“看来到农村插过队的年轻人就是不一样，懂得轻重，知道好歹。”没有想到，我有口无心的这番实话实说竟然歪打正着，头天上班一开口就让领导受用不浅。我自从云南农场回京，至今已脱离社会四年有余，应付这类废话的功夫居然仍旧不俗，心中也不免暗喜，只是强忍不露而已。
不过田队长对警卫队确实有份自豪感，他接着告诉我们：除了工资，还有其它不错的额外待遇，譬如外加的服装补贴。田队长说，虽然我们有公安系统的“警级”，到底不能算是正式的“警察”，所以不能发公安制服，但是警卫队员还是要发放统一的制服。他扯了扯自己身上的外衣道：“我这件就是。”我们听了连忙凑近细瞧，可无论如何也看不出与普通的外衣有何不同。他看我们一脸的惶惑就说：“当然，这和平常的便服没有什么不同，但它确实就是我们的‘警服’”。我们听了自是也知趣，没有接着深问。大约是田队长觉出我们喝采不够热烈，就又补充说：“除了一年一套的单外衣，我们还两年发放一次棉衣、棉裤、棉帽、棉大衣……”他说到这里特意顿了一下，见我们还无反应，就更加重语气地大声说：“外加一双皮靴。”田队长没有再说下去，可我们看着他一脸的期待，立刻明白了：初来乍到，此刻一定要给田队长捧捧场才行，于是三人齐声啧啧地说：“真不错，真不错。”话到嘴边，脸上也就跟着泛起微笑。我偷眼看去，田队长这时终于显出释然的笑容。
其实凭良心说，那时布票紧张，谁能穿上没有补丁的衣服就算不错，更别说有白给的制服穿了。如果有制服，无论是警察还是军官，也无论是开车送货的司机还是纺纱织布的女工，谁都是上班下班，白天黑夜地穿着发来的制服，好省下布票给家里其他人用。记得八七年我陪同哈佛大学来访的蓝贝格—卡尔洛夫斯基教授夫妇在饭馆里吃饭，蓝教授的太太看见对面桌子旁边坐着一位身穿大红制服，袖口滚边，胸口上还有绣字的青年人，就好奇地问我：“此人是位将军么？”我回头打量了一番，告诉蓝太太说：“据我看不会是将军。中国的将军也是要按资排辈，等熬到了，也就该拄拐棍了。”蓝太太满脸狐疑地自言自语道：“那么会是什么人，成天穿着制服？”看蓝太太如此好奇，我自己确实也吃不准这是何方神圣，就回头对年轻人说：“嗨，人家洋人问你穿的这份行头是将军不是，我看你不会是吧？”那人听了哈哈大笑，他的同伴也都笑弯了腰。他说：“我这是火车司机的制服。”
至今我都在怀疑自己的记忆力：当初火车司机的制服当真有那么神气么，莫非是我的幻觉不成？不过有一点绝对不会记错：蓝太太肯定是将火车司机的制服当成将军的戎装，而我当时也确实吃不准火车司机和将军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警卫队的制服当然没有火车司机的那样体面，而且後来才知道，我们的制服是到城南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来的，灰色涤卡，上下四个兜，是挖兜，不是贴兜，没有一点与众不同。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警卫队的同僚们一样，终日穿着警卫队发放的制服，穿这件，洗那件；穿那件，洗这件，而且无冬立夏总穿着队里发的皮靴。要是别人问起我们警卫队的福利，我还学着电影演员石挥在《我这一辈子》里警察的台词说：“这叫看宅门儿的，别的不说，头一样儿，先省鞋”。只可惜现在新近改编的电视剧里面，张国立扮演的警察将这句最掏心窝子的经典去掉了。
说来有趣，最近，也就是前几天，小青偶然翻出我们近三十年前的结婚照，是在王府井南口上海迁京的中国照相馆照的，当时那算是京城里最好的一家照相馆，可是发现当时我穿的居然竟是警卫队的制服。小青一边握着当初的照片不放手，一边佯嗔道：“我没披婚纱倒也就罢了，可当时怎么没有在意，你原来穿着是这身行头？！”我听了就只好用杨绛先生在《干校六记》里的掌故哄着她说：“那个年月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不都讲究当‘披着狼皮的羊’么。”
这些警卫队的行头是通过胖子老王走关系买回来的。虽说是从天桥劳动保护用品商店买，但是由你买还是派他买，据说很不一样。老王说过，布面看着都是的确良卡叽，但此种面料最结实，等一年之后再发新制服，这身还象新的一样，可以脱下来给儿子穿，儿子穿不下了还可以收起来，以后给孙子穿，是传代的玩艺儿。顺便说一句，老王是田队长原先从故宫窑厂带来的心腹，河北南洼一带的人，为人很四海，在京城混了这十多年，也见过些世面，在社会的三教九流里认识不少人，所以警卫队购置服装一事每年全是交给他经办，而他每回也都办得妥贴体面，不是皮靴的猪皮毛眼打磨得精细，看着简直像是牛皮；要不就是长大衣里絮的都是当年的好棉花，穿着感觉跟鸭绒差不多。每次老王办货回来，为了邀功，都会将其中的奥妙一一指点给大家知道。而我们只有点头称是的资格，的确是自愧弗如。老王也能吃，有次为了和我打赌，他在食堂当着大家的面一口气吃下去七个窝头，吓坏了我。他说其实还能再吃，我只好输给他五斤粮票。他将我递上来的粮票举给大家看过，就小心在怀里收好，说是二天要寄回老家去，今年家里又是一个饥荒年，正好派上用场，不无小补。老王不像队里的其他人，他爱说，而且嘴没遮拦，我从他那里知道许多乡下的苦事。虽然我也到过农村，譬如象山西雁北，真还得算是相当贫困的乡下，但终不如老王说给我听的那样切肤，那样实在。有这样既懂得生活的甘苦，又有精明头脑的老王每年给队里办制服，众人一百个放心。
说罢警卫队的这些好处，田队长就说，具体的工作细节小队长会给你们布置，今天就算你们上班的第一天
，先去领制服，还有人事处的一大堆表要填写，我就不多说了。
看见田队长也是说乏了，我们三人赶紧告辞，退出东大房，领了制服，填了表格，约定第二天再分头各找自己的小队长报到，此後一日无话。
四、锡庆门垒墙十天
我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号到故宫警卫队上的头一天班。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世道人心早已面目全非，而对这一天记得如此清楚，倒不是我对警卫队的那段日子有太多的留恋，实在是生活里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号那场惨绝人寰的京津唐大地震。而我是上班的第二天与地震之间，在锡庆门外的那溜排房干了整整十天垒墙的劳动，我这是顺着地震的日子倒推回去算出来的。
上面说过，在我被警卫队录用之前，博物院当局已经决定在锡庆门外增设一处岗哨，原因自然是为了珍宝馆的缘故。其实略微懂行的人都明白，故宫里面价值连城的宝贝决不限于珍宝馆里的东西，可故宫自开馆以来几次的盗贼全是瞄准珍宝馆，由此也可见当年的盗贼成色很不像样。据说，五八年有个盗贼趁着午门前“大跃进”会战的混乱局面溜进故宫，从珍宝馆偷走册封皇后的金册。可他得手之後的销赃手段却是将金册绞断，当做普通的黄金去换钱。结果让人抓住，枪毙了事。
听起来确实荒唐，难以让人置信，但既然“供求关系”如此，也就只得特别对珍宝馆多加防范。上文提到过的警报室，设置多年，也是为了保护珍宝馆。而内东路承乾宫、钟粹宫、永和宫几处殿里的青铜器馆、陶瓷馆和明清工艺馆就没有安装这样的设备。当然，“与时俱进”，近年盗贼的品位也见提升，我想这些展室大约也早已增设警报设备了罢。
既然在锡庆门设岗，就要有值夜班的警卫睡觉和执勤的屋子。凡是到过故宫的人都知道，去珍宝馆参观要先在锡庆门外的“珍宝馆售票处”买票，然后进皇极门。可里面最先看见的并非珍宝馆，而是设在皇极殿和宁寿宫里的绘画馆。要穿过绘画馆，到了後身的养性殿和乐寿堂那组院落那才是珍宝馆的所在，所以许多游客刚进锡庆门还以为是走错了地方。而自锡庆门以里，每天晚上闭馆之後都是要封门，大锁要贴封条，封条要盖大印。除非十二分的理由，譬如警报大作，发现有贼人入内盗宝，即便是警卫队也不可擅自入内，因此警卫队的岗哨就设在锡庆门的红墙之外。
锡庆门外墙这溜座东朝西的平房共五间，珍宝馆的售票处占去了紧北头的两间，其中外屋一间售票，里屋一间有个蜂窝煤的火炉，供财务科派来售票的两位大姐烧开水沏茶用。那个年月，别的福利谈不上，茶水却是一定要有的喝才成。当然，茶叶自备。
这溜平房的另外三间没人用，正好为警卫队新设岗哨派上用场。但是这三间原先一直荒在那里，与珍宝馆售票处的那两间也没有隔断，于是需要打上一堵墙。我和小刘、小贾到警卫队的头一份任务就是在锡庆门外的平房打隔断墙。
带领我们干活的是一小队的副小队长，姓魏，河北深县人，也是田队长从故宫窑厂带来的心腹，名字忘记了。如今只记得我在神武门值班的时候，收到一封寄自河北深县的邮件，收信方写的是：“北京故宫，警卫队，魏难看收”。我和几个同事都不知道警卫队有“魏难看”这么个人，正在踌躇，魏小队长走了过来，问大家扎堆儿在干什么。等我们告诉他原委，他一把扯过信来，揣进衣服兜里兀自走了。後来才知道，魏小队长在家乡的亲戚也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小名叫“寒碜”，可代写书信的先生不会写“寒碜”两个字，就按照“寒碜”的文明说法，将收信人写成“魏难看”。
另外记得魏小队长的一个情节是他非常以家乡深县的水蜜桃为自豪，说是等蜜桃熟透了，用个喝汽水的吸管插进去，一嘬就是一口甜甜的蜜桃水。于是我就问他尝过没有，他很不以为然地撇撇嘴对我说：“我怎么会吃过？！桃子还没有熟，上边就派人下来，一棵树一棵树，一个桃子一个桃子地登记，等桃子熟透了，就摘下来统统包好，送到大会堂给领导人吃。我要是吃了，那岂不就会犯政治错误。”他说罢点点头，嘴里似乎充满了口水，脸上也带着得意的微笑，大概是既得意于家乡的水蜜桃，也得意于自己的觉悟水准。
至于垒墙的活，我在云南农场就干过。那里的茅草房是用竹笆建起结构，然後用从麻疯病村买来的茅草排敷顶。外墙要是体面点的，就是用土坯垒墙。好在故宫里头丢弃的废砖有的是，况且都是皇宫等级的用料，质量一流，我们也就免去了打土坯一节。加上这排平房颇低，墙不用垒高，垂直吊线也容易找齐。我们三个人当时正值青年，又在农村摸爬滚打了几年，这点活计还真不在话下。连从农村出来的，又在故宫窑厂干过苦力的魏小队长看在眼里也暗暗称奇。後来还是过了快两年，到我报考研究生，找田队长批准签字的时候，田队长才无意中提起这话，说是当初魏小队长为了锡庆门垒的这堵隔断墙，在他面前着实夸奖了我们三个人一番。大概是这个缘故，田队长从那时起就认为我已经和工农群众紧密地相结合了。这次我申请报考研究生，他十分放心，答应得也十分爽快。
隔断墙垒完之后，总还要在外表上抹上砂浆、石灰，再喷上大白才像个样子。另外房顶是纸顶棚，年久失修，已经全部塌了下来，还要重新糊过才能住人。糊顶棚这可是个手艺活，过去没干过的还真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们只好请故宫古建队的师傅来传授指点。这些师傅个个都是好把式，解放前大多是杠房的出身，除了抬棺送葬这些大活儿之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裱糊的手艺。平素给人糊墙糊顶棚，到了有人家出殡，他们还管糊纸人纸马，糊摇钱树、糊聚宝盆。我们一经高人指点，顶棚也就糊得八九不离十了。
这样一来二去的就干了整整十天，到了七月二十八号这天晚上。一场罕见的大地震把所有的正常社会生活全都打乱，我们建设锡庆门警卫队住房的任务也只得暂停了下来。
後来田队长和我聊天，说要是地震早来些天，他的警卫队招工计划也只得推後，或许拖上三两个月，甚至半年，都说不定，到时候没准招的就不是我们这三个人了。田队长说这话的意思我明白，因为那时候我正要离开故宫去读书，向他辞行，他是看重我们彼此之间这两年的缘分才跟我这样推心置腹。我也是觉出世事的机缘巧合，但更有一层意思我没有对田队长说出来：我要不是到故宫来，要不是後来结识了像王世襄，冯先铭先生这样提携後学的长辈，给我专心向学以极大的鼓励，我的人生轨迹的确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锡庆门的日日夜夜给我的不仅是晨昏颠倒的警卫经历，而且使我渐渐走入另外一番境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锡庆门行走”还确有其冥冥之中的一番道理。
五、作息口诀
虽然我们三个人上班以后最初的任务是到锡庆门垒墙打隔断，不用立刻正式上岗值班，但小队长还是给我们先介绍了一番警卫队特殊的作息规律：
每一个岗位都由四个人轮番完成：头一个人头一个岗是晚上六点到九点，然后上床睡觉；第二个人接岗，从九点到午夜十二点。第三个人从十二点到後半夜三点；第四个人从後半夜三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之後是头一个人起床，从白天早上六点到九点，第二个接班，以此类推。然后头一个人轮完第一天的六小时之後，要接着开始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一班，然后再接第二天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一班。到这四个轮回都转完了，就歇一天。不过，在上班这四天，每天晚上都要住在故宫里头，没有值班的时候也要“备班”，以应付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只有歇班的那天可以回家过夜。
这个作息安排还确实有点特别，刚一听真记不住，我心里直打鼓，怕一时算不过来会误了班。我的这份担心大约都在脸上露了出来，胖子老王和我熟，就对我说，你甭担心，我告诉你一个法子，管保不会弄错。我听了喜出望外，央求他快快告诉我。
老王说，先只要记住夜里的排班就行，白班随着夜班的钟点算。这夜班有个警卫队传下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十二到三，脱了穿；三到六，忒难受”。不等我接他的话茬，老王就解释开了：六点到九点这一班最舒服，九点下了岗可以睡一整夜囫囵觉，所以叫“睡一宿”；九点到十二点这一班就差点儿了，得熬到半夜十二点才能睡，所以叫“睡一半儿”；十二点到三点这班，你不能熬到半夜十二点去接班，总得先脱衣服上床睡一会儿吧，可半夜十二点要起来接班，所以还得再穿衣服，就叫“脱了穿”。这还都凑合，顶不济的是三点到六点这一班，人最要紧的就是靠後半夜这几个钟头的觉，所以说是“忒难受”。
听了这番口诀，我茅塞顿开，连忙谢了老王，暗暗将这口诀背诵了数遍。後来我暗忖，莫非原先宫廷里的侍卫也是这般执勤，这口诀难道从他们那里传下来的不成？
许多年以後，我从德国读书回来，王世襄先生介绍我参加了“九·三学社”。在第一次的社员聚会上，我碰见故宫的宫廷掌故专家朱家溍先生，说起当年王先生戏封给我的头衔“锡庆门行走”，朱先生说你们锡庆门警卫队的那排房原先就是清宫里头护军“伊里窝”住的地方。我趁这机会赶紧问朱先生：这“六到九，睡一宿；九到十二，睡一半儿……”的口诀会不会是当初清宫里传下来的？朱先生起先还不懂我的意思，後来听明白了就笑着说：“先前也听你们警卫队的人私下说过，但这不会是早年间的口诀。”我自己再仔细想想，也觉得不会是帝制时代的古谣，倘若当时就是干四天休息一天的话，岂不是赶上现代的洋人了么？那怎么成！
事到如今我还能将这个口诀记得一字不差，是因为那两年不规律的睡眠让我落下了毛病，特别是“十二到三”和“三到六”的煎熬让我至今经常半夜惊醒，好像又回到了在“大内”巡查时“叫起儿”的生活。也是自己有过这种经历的缘故罢，现在每次乘飞机到世界各地去，看见空姐硬打精神，强作欢颜的表情，便使我想到她们要日日忍受时差的折磨，不免油然生出怜香惜玉的同情心。
注释：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