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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一边
 
我的祖父死得很早，这使我上溯家世遇到了不少的困难。至今在我手头留下来有关先祖最早的证据仅仅是一张坟茔的照片。从照片上看，墓地周围的环境不算太差，墓碑似乎也还有些气派，大致有三四公尺宽，一人多高，中间起拱，碑文分作三部份，中间的文字是“十八世黄公履卿大人”，右侧是立碑的时间，为“民国十五年夏历丙寅……”，以下的字被草遮掩，无法看到；左侧是“男仁浩、仁杰、仁淦、仁澍、仁衍；孙厚培、厚基、厚载、厚垣、厚坚、厚均、厚圻、厚堃……”，以下的字也同样被墓前的草丛遮掩。 遗憾的是，我根本不知道祖父的名字，所以无法知道他是其中的哪一位，在这些名字当中我也没有发现父亲的名字。好在我知道父亲的表字里面中间的一个字正是“厚”，而在民国十五年他只有八九岁，按照长幼有序的规矩，他应该排在较后的位置上，所以我推测他的名字是掩在草中，而且一定是墓主的孙辈。如果这样推断不错的话，我的祖父应该是墓主儿辈里那五个人之一，但究竟是哪位我就无法得知了。但幸运的是由此推断，可以进而得知我的曾祖叫黄履卿。当然，“履卿”应该是他的字，而他的名讳则仍然不清楚。 而关于我的祖父，如今我能够见到他唯一的遗物是在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在汉口一家照馆里拍摄的照片。装帧是按照当时普遍的做法，嵌在一页半分厚夹纸版做成的相框中。相框质地相当结实，也算讲究，在中间开一椭圆形窗口露出照片，而照片显然有意将色调加工成淡棕色，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风尚。拍摄的确切日期和地点都很清楚，因为在相框的背面有毛笔写的几行小楷，这大约是出自祖父的笔迹：“中华民国十七年阳历五月二十一，阴历四月初三摄于汉口振亚照相馆”。 原来我听到祖母说过，我的祖父曾经在北伐的军队中当过一名职位并不高的军需官，后来在军旅里患病殁于途中，遗体运回家乡埋葬，而且祖母还提到过祖父是在脖子上生疮而亡的。祖父在这张照片上的样子看来约莫有三十几岁，果然还可以见到他在脖子上裹着白布，面部的表情也似乎多少在忍受着痛苦，勉强作出常人的表情，但绝不带任何笑意，可见当初祖母的话还是有迹可寻的。 后来我向学医的朋友打听，到底有何种外部可见的颈部疾病是可以夺人性命的。朋友答复说估计是瘰疬，就是一种多发于颈部，由结核杆菌侵入淋巴结引起的疾病，伤口很不易愈合。当然现在医学昌明，如果是在今天，祖父的疾病是完全能够治愈的。 史载北伐军是在一九二六年底攻破武汉的。当时北伐军先在丁泗桥取胜，后又乘胜夺取贺胜桥，吴佩孚败走孝感、信阳。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占武汉，生擒守将刘玉春，在湖北的战事就基本上大功告成，并且成立了武汉的国民政府。随后，一九二七年三月，白崇禧等部的北伐部队攻占南京，彻底打垮了孙传芳，一九二八年日本人又在奉天的皇姑屯炸死了从北京退出关外的张作霖，至此北方军阀大致消失。而且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南方国民政府本身又经过宁汉分裂等几次大的政治动荡，所谓北伐，到此似乎成功，但也似乎不了了之了。祖父的这张照片很可能是他随着北伐军进入武汉以后拍摄的，只是祖父照相的时候并没有身着戎装，而是一袭长袍，所以我推测，其中一个可能是他这时已经退出军旅，另外一个可能是在照相时临时脱去军装而换上平日的民服。到底何为事实我不敢妄加推测，不过据祖母说我的祖父当初是“死在军中”，或许她自有她的道理。 至于祖父参加的部队是属于哪一支“湘军”人马，是唐生智的第八军，还是程潜的第六军，以至以下是李品仙，或者何键的部队，那就更难得知了。不过让人十分清楚的是，湖南人很早就有从戎的传统，自从湘乡的曾国藩带领湘军敉平太平天国之后，“无湘不成军”与“无徽不成镇”几乎成了相互照应的一副对子。记得祖母从长沙搬到北京与我们同住之后（大约在一九五十年代后期），经常挂在她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咸丰二年杀长毛如何如何”，我当时并不知道咸丰是何许人，也不懂得咸丰二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还是好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咸丰原来是清代第七个皇帝的年号，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正是太平天国杀进湖南，曾国藩组织操练湘勇的时候。其实祖母也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事件发生过一百年之后还能让她谈虎色变，可见那次事件的冲突之大，也可见湘军的成立对于湖南民众心理上影响之深远。另外大约也可以说明，湖南人暴烈固执的性格曾经是中国近代军事组织中的灵魂。在近代的无数战争里，无论是各路的军阀，还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里的勇兵骁将，湖南人大约都占去不少，这就是明证。后来，湖南湘潭的毛泽东在他鼓动农民造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还提出过著名的论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看来这也正是湖南人此种秉性不留心的自然流露。 不过从我祖父照片的脸部表情上似乎看不大出有太多的杀气，或许这也是他为什么只能做一名军需官，管些粮草辎重等后勤事务的原因。我想，即便当初他没有因病去世，而是后来跟着一路继续北上，终于经历了北伐全面成功的话，我的祖父大约也不会有什么军功可居而得到擢升，因为在军中还是要提拔那些奋勇杀敌的军士才对。 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的父亲大约是十一、二岁的光景。父亲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在祖父死后他们都是由祖母一手抚养成人。 因为我的祖母总是说她与毛泽东是同年生人，如果她自己说的话果真不错的话，那么她应该是生于清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年）。 祖母是一双小脚。据她自己后来亲口对我说的，按照当时的眼光来看，她的脚裹得并不算很秀气，因为她吃不了那么多的苦，忍不了那么多的痛。大约在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受旗人的影响，缠足的习俗似乎较早得到破除。记得我小时候在北京，邻居大多是旗人或者久居北京的家庭，那些与我祖母年龄相仿佛的妇女大都是一双“天足”。祖母刚到北京的时候，她的小脚鞋竟不大好买，而祖母不善针线女红，自己也不会纳鞋底，有好多次都要靠我的父亲到南方出差时替祖母买来小脚鞋。后来我懂得了一些历史，知道当初“太平天国”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妇女“放脚”，不知湖南在民风渐开之后而“缠足”风气犹在，是否与太平天国在湖南大开杀戒，于是导致民间故意要与之作对的缘故有关。 祖母略通文墨，可以写一些简单问候的书信，别人寄来的信基本也可以阅读。记得同院居住的老太太有许多都不识字，还以祖母作为楷模。记得有次人民代表选举之前，街道上照例要在胡同里张贴出大红的“选民榜”。附近院子里的老太太都是叫上我的祖母一同去观榜，看看自己的名字是否被遗漏掉。我记得祖母对一些较为生僻的姓名用字都可以认识，但是对口语里不少常用的字却不知道。譬如说，她认得姓氏里的“邵”字和“裘”字，可是“寻思”的“寻”字，“留神”的“留”字她却不知道，当我告诉她这些字的时候，她还不愿意承认，说她根本不明白“寻思”和“留神”这些北方话的意思。 我的祖父和祖母这一辈看来是已经是在长沙城里住过较长的时间了，因为祖母带到北京来一些老家亲戚的照片，她指给我看照片中的那些人几乎都住在长沙城里。 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大姑却嫁到了乡下。我的大姑是我父亲的大姐，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大姑，据说很早就嫁出去了，婆家是宁乡乡下的一家地主。祖母常说，大姑的婆家原本也是穷出身，一大家子人吃饭，每天炒菜的时候都是用布团蘸一点油，搽搽锅底就算数。有次大姑的儿子到城里看他的外婆——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给他吃了一碗猪油拌的米饭，他回去说，外婆家的猪油米饭是他一辈子碰到最好吃的东西。大姑的婆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后来都用来买地，到了临解放的时候，他们一家还真有了不少的田亩，因此在“土改”的时候划分成份，当仁不让地成了地主，据说从此之后大姑一家也就不与娘家来往了。有的时候，祖母愿意跟我说说她的这个大女儿的故事，可是倘若被我父亲听到，父亲总是赶快跑来对祖母说，千万不要再讲地主家炒菜不放油的故事，传出去可不得了。所以一来二去的，祖母也就懒得跟我讲这类事情了。 许多年以后，我结识了四川大学的考古教授童恩正先生。有次我听到他说话有些湖南口音，就问他的家乡在哪里。他说是湖南宁乡，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就打趣地说：“那你家一定是个大地主了。”他听了一楞说：“你是怎么知道的？”起先我还以为是自己说话冒失造次，于是就连忙解释说：“我有一个亲戚就是宁乡人，也是地主。”他听了便说：“你说的这话不错，宁乡人就是喜欢买地，所以地主特别的多。”不过他接下来又解释说，他的父亲后来从乡下出来，还到美国的哈佛留了学，回国以后“改行”当了教授，不再当地主了，不然的话也是枪毙、劳改的罪过。 后来我想，大概真是一个地方一种风气。湖南的宁乡人好买地，就跟安徽的皖南人爱做生意，河北三河县的女人喜欢当老妈子一样。 我的二姑也是我父亲的姐姐，后来我去长沙老家见过她一次。她似乎是个很本份，但也没有多少识见的妇女。据说她和我的祖母一样，也是很早就居家守寡。她只有一个女儿，比我大许多，解放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在部队里面当军医，嫁了个丈夫也是军医，而且她的丈夫后来还做到一家军队医院的院长。不过夫妻两人经常为了男方背着女方将家里的东西偷偷运回河北老家而吵架，另外他家在医院大院里也是以“抠门”著称，这是我的堂弟每次到湖南探亲回来最主要的话题之一。 由于二姑妈有了这么个女儿，那回我第一次到长沙见到二姑妈，发现她的居所大门上有一块“光荣军属”的牌子。我问她这作什么用，她自豪地说，有了这块牌牌，街道领导对她就格外关心。我不免觉得这似乎有些象小说里面说过皇帝老子赐给有功之臣护身免死的“铁券”一般。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我的那位堂姐经常有信给我的父亲，有时还会附上一张他们夫妇两个着解放军戎装的照片。父亲看过之后总是对母亲笑笑说，到底在军队里的人原则性强。父亲告诉母亲，我的这位堂姐在信里写道，现在她在诸多亲戚里面只给我父亲一个人写信，因为她的其他亲戚大都或多或少有各类政治问题，她要时刻留心划清阶级界线。 记得文化革命我家最为狼狈的时候，我和母亲寄居在北京沙滩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院中，不知一股什么风把我的这对堂姐夫妇吹到我们家，据说这次是堂姐夫又有升迁，到北京来公干。正好我母亲那年下干校，染上明洪武皇帝朱元璋龙兴之地——安徽凤阳——的疟疾，躺在床上打摆子。北京医院的医生多年没有见过这种病，无论如何不敢给我母亲奎宁吃，怕出问题。母亲躺在床上根本起不得身，对他们这对不速之客也无法招待。我的堂姐夫妇两个都是医生，倒是诊断了一番，而且开了一些药给我的母亲。但是听说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案，从此就与我家再也没有联系了。后来我父亲的问题终于有了下文，专案小组的人问我家中还有什么亲戚受到株连影响，可以给他开一份名单，他们会负责去澄清事实，洗刷不白。因为我想到堂姐家似乎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堂姐夫在此之后还有升迁，所以就认为不必给他们单位寄什么证明文件之类的东西了。况且我还想到，这样让他们一直认为我父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倒也不坏，正好可以免去互相来往的应酬之苦。 我的父亲还有一个弟弟，原先在长沙工作，后来下放到衡阳的一个邮电局，大约在我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去世。我的这个婶娘原先一直带着三个孩子住在长沙，并没有跟到衡阳去。叔叔死后，婶娘很快改了嫁，父亲就将祖母接到北京与我们同住，并且将叔叔的一个儿子——我的堂弟——也接到北京来抚养。于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在北京原本的三口之家变成了五口之家。 至于我的父亲，因为后面还要多次提到，所以这里只是简单讲讲他的基本为人处世之道。说起父亲的秉性，似乎让我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原先归纳总结出来的一些有关湖南人譬如好斗，激烈等等的性格特质，在他身上很不具备。 在我幼年时候曾经发生过两件小事，都是关于我父亲的，我因为年纪尚幼，完全都忘记了，母亲原先也已经记不得，后来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家遭受变故，种种缘由才迫使她终于想起这些微不足道的细小琐事。 第一件是在我四五岁上时的事，大约是五十年代中期，有个周末，忘记掉是什么原因，我家三口人起个绝早，一起到天安门旁边的太庙（这时候已经改成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散步。在公园里，母亲要到小卖部去买些吃食，父亲便独自带我到后面的运动场附近遛达。我们走到运动场的大门外，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忽然父亲发现地上散落了一大堆钞票，看来还有争斗的痕迹。父亲一见，二话不说，连忙带我走开，找到母亲以后一言不发地赶忙催着回家。路上母亲问他缘由，他总也不肯说，直到回到家中才吐露实话，神情上似乎还有余悸。后来母亲就此评论道：“你父亲既不愿意贪小便宜，顺手牵羊，捡上几张钞票；也不愿意声张去报案，唯恐将自己牵扯进去，只求事不关己，一走了之。” 另外又有一次，也是约莫在那个年代前后，父亲带我到西单商场买完东西往回家的路上走，路经长安街路南的长安大戏院门口。那里停了一排等待散戏拉客的三轮车，车夫都坐在车上闭目养神。街上的路灯并不太亮，在一辆三轮车旁边有个铁皮做的油灯，估计是车夫用来夜间照明或是检查车辆故障用的。油灯用后火熄了，车夫也忘记收起来，就摆在地上。当时我路过没有看见，不小心将油灯碰倒了。 这时，坐在车座子里的车夫猛的跳下车，对我大声叫喊，叫我赔他油灯。我那时大约五六岁，简直被车夫的吼声吓坏了，赶紧将他的油灯扶正，并向他道歉。这时父亲转过身来，样子似乎比我还害怕，一再对车夫赔不是，并且马上从身上掏出钱夹来说，只有这一点点钱了，你看要多少才能赔得起你。我想当时车夫并不一定打算让我们赔他多少钱，因为油灯既没有坏，里面的灯油也没有泼出来，他也只是一时气急败坏。可是这时车夫看见父亲如此卑恭，将钱夹拱手相许，也就乐得发点横财，于是就将父亲钱夹里的钱全部拿走了。旁边围观上来的人看见父亲赔了车夫那么多钱，还一再点头赔不是，而车夫一脸的理直气壮，还以为父亲如何冒犯了车夫。 后来我们回到家中，父亲将事情的经过讲给母亲听，母亲听父亲说将钱夹里的四十多块钱全都让车夫拿走了便埋怨父亲说，你到底懂不懂得现在外面的价钱，工厂里一个工人一个月也就是挣这么些钱，一个油灯怎么会值那么多？ 父亲听后一点也不后悔，还连说算了算了，破财免灾，下次小心些好了，要是再跟车夫理论下去，旁边看热闹的还不知道我怎么得罪他了呢！ 这些琐事过后我根本都不记得了。到了文化大革命，父亲以“特务”定罪，关在机关大院里，母亲的一些好友都真心相信政府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真心希望母亲能够幡然觉悟，与父亲划清界线。她们都来动员母亲仔细想一想生活中的蛛丝马迹，看看是否可以帮助领导找到父亲当特务的确凿证据，而朋友们的苦口婆心终于让母亲想起来以上的这两桩小事。 母亲据此认为，单凭父亲这样一种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即便当特务也不会隐藏到文化大革命，早在一九五Ｏ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就自投罗网了。可是说到最后，还是有一位母亲的朋友不能被母亲所讲的这些证据所说服，她建议母亲应该再仔细想想，我父亲的这种过于懦弱的“反常”表现或许正是“大特务”伪装的行迹。 然而非常凑巧的是，一年多以后，母亲的这位朋友在五·七干校里也被军宣队1)打成了“特务”。据说她觉得自己实在冤枉，在批斗会上一再对台下的革命群众痛哭流涕地说：“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会象是特务吗？” 我小的时候在学校里经常会作出一些胆大妄为的举动，也经常被老师呵斥。消息传到家中，无可奈何的母亲总是显出一副怒其不争的神色对我说：“胆子这么大，怎么一点也不象你的父亲！” 所以看来，我还应该到母亲的那一边去找找原因。 注释： 1)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简称，为文化革命后期由军队派驻全国所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和政府部门的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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