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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 铜
 
一九八三年之后的大约三年里，我到德国去读书，没有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活，按说这段期间不应该算是“红旗下的日子”，然而那几年每逢“十·一”，大使馆照例都会邀请我的指导教授到波恩去参加国庆宴会，而我也是按照有关规定，将德国政府发放的奖学金中多余部份上缴给教育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在都使我感觉到依旧笼罩在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于是我想，把这一段生活划归在“红旗下的日子”里应该不算是太离谱。 ※ ※ ※ 美国有个著名的作家，笔名叫作马克·吐温，他曾经写过一本讽刺资本主义制度的小说，书名叫作《镀金年代》，意思是说，这个看似辉煌的年代实际只是徒然镀有一层黄金，内里还是不堪得很。不过我们中国人最看重面子，里子总还在其次，所以对镀金不免另有一套看法，觉得“镀金”其实是件相当体面的事。例如自前清时代，中国人到外洋去读书被认为很了不起，还用了“镀金”这个响亮的词汇来形容它。后来因为“镀金”所费不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他的《劝学篇》里认为不必舍近求远，主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去，而且还列举出留学东洋省钱省力的几大优点，其中“速成”一项是最要紧的。清廷果然也就准奏依了他，此后还真的叫日本和欧美的留学生相互比试了一番。据说前者程度到底落后于后者，于是又有人出来说话，认为凡事速成不得，所谓速成，实际上是“速则速矣，成则不成”。结果，这正好迎合了中国人凡事总要分个高低，排个座次的习惯，而且离不开“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格局，就把到欧美留学称为“镀金”，到日本留学称为“镀银”。不过，无论是“镀金”，还是“镀银”，到底觉得“镀”总比没有“镀”强些。直到今天，到世界各地放洋读书的学子不绝于途，大约就是这个缘故罢。 文革之后，除了恢复高考，还打开了放洋留学的大门。不过，门是一点一点打开的，北京虽得风气之先，然而隔世日久。早已不知今夕何夕了。记得在七六年我困居京城苦读外文的时候，曾经受人之托，给一家得到政府特别恩准回归西德的侨眷送行。人家指着地图上要去的西德城市斯图加特和达姆施塔特给我看，我的感觉与看到天文图上的天王星和海王星一样，没有很大的区别。 八一年我从社科院的研究生院毕业。这个时候已经恢复了高考，照我的看法就应该算是皇恩浩荡了，可是有幸赶上机会上了大学的人还是心存不甘，又开始动了心思，打算要到外洋去读书，过过前辈人“镀金”的瘾。 其实早在毕业之前，研究生院里已经是蠢蠢欲动，只是我们考古所的几位同窗，因为没有和大家一起住在北师大校园里的临时宿舍里，所以对此相当闭塞无知。还是因为一起学德文的几个同学谈起来，我才略为知道了一点风声和门道。后来伯克利来的吉德炜先生到北大作演讲，我替他作口译，听科技大学的陪同说起他下个星期就要动身赴美国读书了，我不免感到地球的背面离我们并不算十分遥远。但我总还是觉得自己先天不足，万幸靠着改革开放凑合读了几年书，心里知足得很。别人也喜欢拿我学历上的缺陷打趣，说是“连升三级”，因此早就懒了出国的这份心思，听过之后不过是笑笑而已。 过了一些时候，研究生院里真的还就开办了出国外语培训班，请了个临时来中国度假的洋人女子凯西来任教，据说她还是个哈佛的毕业生。“物以稀为贵”一点不假，文化革命刚开始的时候，见到街道上“破四旧”的“红卫兵”，曾经让我惊为天人，后来造反派见多了，就觉得也不过如此。这时候听到哈佛毕业生也像是见到九天星宿下凡，很是希望见识见识。当然，多少年后我亲自到哈佛走了一遭，还认识了不少依旧没有发财的哈佛学生，这才懂得凡是不了解的东西就特别容易崇拜的道理。 和当初朋友怂恿我去报考研究生一样，旁人一鼓励，我就耐不住性子凑个热闹，报名外语培训班。心想即便不出去开开洋荤，好歹见识一番场面也好。谁知一考便中，居然就成了。 老师凯西当然算不得什么大学问家，但外语这东西到底要靠洋人，开口的洋腔自然是字正腔圆。据说她原先也教过些外国人说话，可以说还有些调教的经验，所以一来二去的，把我也弄得对洋文有了些信心。 没有过多久，记得有个下午，所里负责科研处的乌先生就喊我到他那里去，说是根据上级规定，凡是出国留学的，都得要测验英语口语能力，可咱们所也就是夏鼐先生一个人的英文口语了得，所以安排我下午和夏鼐先生见个面，“口试”英语程度。听了这话，我心里立刻就打起鼓。夏先生是早年留英的博士，在整个社科院里，他和钱钟书钱先生旗鼓相当，是说得出去的学贯中西。我担心我的“土造”英文到时候不要露出马脚才好，但事已至此，也就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虽说也学了一些年的外语，可是一见中国人就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洋话来，直到今天仍然如此。不像好些人那样，不但可以中英文混为一谈，例如说“加一点儿WATER进去”、“我不想DISTURB你”等等，甚至还能够将英文单词拆开，拼接在中文里面，成为语言杂拌，譬如说“我都不HESI怎么TATE了，你还CON什么SIDER啊1)”之类，真是出神入化，让人佩服得很。 好在夏先生是个忠厚长者，况且要是按照辈份，我连他的徒子都算不上，顶多算是徒孙辈。夏先生又是个里里外外的大忙人，大约也没有多少时间跟我瞎耽误功夫，说那些不打紧的洋话。所以那天下午我只在他那里坐了二十来分钟，你来我往地说了一些不关痛痒的，然后彼此都觉得还是早散早好，我就赶紧告辞了出来。后来，大概是夏先生觉得也不必跟我为难，就答应人家院部，说是我的英文还马虎可以，让我勉强算是熬过了这一关。 有了夏先生这番“验明正身”的举动，似乎出国也就有了些“合法”的意思了，再看看身边左右的同学，三天两头地辞行他去，于是我也就动了心思。 到了一九八一年的夏秋之交，正巧哈佛的张光直先生到北京来，和我见了面。我一提这事，人家还挺上心，回去之后就把表格文件一份一份地寄过来。可是没过多久就听别人告诉我，说领导放了话：凡是不通过“组织”手续，自己和外国人通信，眼下还是要作为里通外国看待。我一听吓坏了，赶紧收了摊，连给张先生回封信的勇气都吓回去了，有好多年我都一直觉得对不起人家。走笔至此，我还想起好些年以后，我到历史博物馆上班，有一次领导嘱咐我第二天到革命博物馆去帮个忙，作个翻译，因为有个父辈和张治中先生有旧的德国人要去捐献一批革命文物。回来之后馆长办公室的黄主任就问我作了会议记录没有。我说随便和老外扯几句闲话，哪里有什么记录。黄主任跌足道：哎呀，你难道忘了文化革命啦？到时候又是里通外国的罪过呀，你怎么这么不当心！这时已经是一九八七年，离我申请哈佛过后六七年以后的事情了。所以当初我的一位朋友听到我们所的党委书记这番警告的话就说：如今门倒是开了个缝，可是你知道它是要再往大了开，还是要猛的再关上？到时候别让门把你手指头给“碾”了才好。 我已经是个让文化革命吓破胆的人，现在还是以别没事找事为好。 后来还有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位教授戈德曼，是研究原始农业起源的，他通过夏先生找人过去读书。这个题目正好合我的胃口，一拍即合，夏先生又去了一趟夏威夷，说话就要办起来。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位教授突然就患病死了。于是又只好作罢。有了这两次的经验，我就觉得人绝对不能和命争，一动不如一静。 不过就在说话之间，暗中涌动的出国大潮渐渐逼上前来，想躲都躲不过去。 八二年我到河南去发掘，突然接到所里的通知，说是让我赶快回京城来，准备到德国上学去。刚一听，我还有点摸不到头脑，后来才知道，原来其中还有这么一个缘由。 那时候的中国真是百废待兴，吃什么什么凭票，穿什么什么没钱。所以需要赶紧派人出去学些要紧的本事，回来之后好给大家造吃造穿的。记得后来我到德国之后还欢迎过一个据说是国务院派遣的留学生慰问团。团里有个顾问。长得也慈眉善目的，象个读书人的样子。他曾经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次出来考察了一下，现在其实不需要大家学什么高深的学问，我看要是能把生产炸土豆片的机器学回去就是大功一件。可见当时对这些国计民生的人材是多么的求贤若渴，政府向外国派人学习自然应该紧着这样的专业人材。 当时德国人也是照顾我们，把原先给台湾学生的奖学金也转给了大陆，这些钱也是先尽着这些人材。后来人家德国不干了，心里说，别老是看着我们的机器高明，我们的文化也不软，于是就要求派些文科学生来。当然我们政府不干，这么好的差事怎么能找文科来打水漂呢？于是就和人家争。弄到后来，都快到了截止的期限还没有谈得拢，人家德国人就说，要是这样我们看今年就算了罢。 我们这边一想，要是名额全废了，因小失大更不值，还不如就让出三几个名额给文科，可是一时又不好找人，忙了手脚，赶紧换人。可是预备班里全是理工科的，并没有多余的人选，于是就找到社科院。 这番话我还是听一位浙江美院来的告诉我，原先并不认识的，他也是这次赶紧换上来的，这次一起到语言学院集中学习。他的话我当然并不全信，也就是姑妄听之。但不管怎么说，凭白捡了一桩“洋捞”倒是真的。 但是“洋捞”也不能白捡，总要拿出点真的货色，我觉得自己的德文不行，听说原先准备赴德国的，教育部早都集中到上海同济大学的德文班里恶补，于是我也就冒昧地跑到教育部的外事局去要求参加。负责此事的小戴大约也正是因为临时变卦，改了章程，忙得四脚朝天，好半天才出来见我，还没有说上三句话就不耐烦和我讲究，只是板起脸来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问你一句德文，你得用德文回答我：Woher kommst du？（你来自什么地方）” 这句话我自然听懂了，可是我却会错了意，以为回答得上来这句话才能去补习，于是赶紧回答：“Ich komme aus China.（我来自中国）” 小戴一听连忙说：“行了行了，你有这点德文就行了。到德国再练罢，不用在中国费劲了。” 我有点着急，追着他说：“要是你问的这句话我说不上来呢？” 他却说：“你要是连这个都不会，那你去了也是白去。” 这回我算是明白了：照他的意思，我是怎么也去不成。我还正在迟疑，小戴已经和我挥手告辞了。 虽说没有抓住机会到同济去补习一番德文，可是分派下来要向德国人提供的证明文件却一样都不能少。这天院部外事局的老胡对我说，专业方面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可你的中学和大学的文凭怎么找不到呢？ 我看见她手里攥着的是我的初中毕业证书，一面赫然印着当年人人耳熟能详的谆谆教导：“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就将一事无成。革命的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知识份子的最后的分界，就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民众相结合。” 另外一面写的是：“学生ＸＸＸ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本校初中三年级学习期满准予毕业。北京第四中学革命委员会”落款的时间却是“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 我想，老胡与我非亲非故，与其最后办不成，倒不如索性事先讲明，免得人家帮我费了半天劲，最后反倒埋怨我。于是我就说，其实我还真没有上过高中和大学。老胡听了，先是觉得出乎意料之外，但再一想想，倒也还是在于情理之中，不免就叹了说，这些话你我能明白，可跟德国人如何讲得清楚。也罢，既是这样，眼下就看看如何补补这文凭上的大窟窿，好歹高中总要有个说法才能马马虎虎像个样子。 一听这话，我就想起当初考研究生时候的麻烦。当初要不是讲究“不拘一格”，要不是安先生的力争，断然也是取不到我头上来的。记得那次到考古所复试的时候，我抽了个工夫到招待所里会了一次同年的考生，从外地来的一名考生听说我的资历，就一边洗着脚，一边真心地安慰我说：“嗨，你不象我，大小还是个‘工农兵学员’。可你也不容易，即便考不上也算是初中生过了一回考研究生的瘾，不叫丢人！” 想到这里我就对老胡说，可不是么，当初我在考古所论文答辩的时候有人就摘出我学历上的破绽，最后差点儿没有让我通过。其实哪个不是文化革命大风大浪里淌过来的，想想咱们中国人尚且如此，如今要面对的是洋人，我是怕非但去不成，反倒惹出什么是非来，到底不值。 老胡沉吟片刻，然后对我说：“你是什么时候下乡的？” 我一口气答道：“六九年底去的云南，人事档案十月份由云南来人过目，北京户口当年十一月份注销，粮票和油票发到十一月，并换成全国粮票。后来落实政策，一九七六年四月在北京重新落户，粮油关系从当月……” 没等我讲完，老胡一听这话，眉头一绉，计上心来，马上就说有了：从六三年九月上初中，到六九年八月正好是六年，符合中学六年的教育年限，这么算来你还富裕三个月呢。她建议我回中学去开一张证明，就说证明从六三年到六九年在本校学习，岂不成了？她说罢还立刻抄起电话筒拨通了教育部的小戴。那头一听，大约也搭着上头催得紧，正是一脑门子的官司，“萝卜快了不洗泥”，他便也说可以。 撂下电话老胡说，就这么办罢。 到底人家老胡是办事的行家，不但这边的倒好要压下去，德国那边还得把事情办圆满了，干起来真是滴水不漏。起先我还没有转过筋来，后来一想也是，文化革命又不是我要发动的，如今这个累赘让我担代着确实也不太公平。我谢了老胡，捧着她开给我的介绍信到四中去讨一纸证明。 说实在话，我还是真不愿意到四中去。虽说当初关押我的时候是邮电部造反派出的主意，与四中并无关联，但到底是无缘无故在四中的“班房”里住过二十多天，总有觉得多少有些“硌应”。 果然，四中接待我的老师一听来由也显得不热情。或许那个时候出国的尚不多见，他是觉得总要派些“最”优秀的人材才是。我从旁观望，象是当初我到云南农场插队，负责上山下乡的罗老师脸上就是这番神色。当初罗老师知道我家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他一脸惶惑地瞧着我，似乎在说：那可是“兵团”哇，多少算是个解放军，怎么让你去成了？ 我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就说：“我也不是叫您证明我上过高中，只需说我从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四中就行。”我得了老胡的话，早已成竹在胸。 不过人家并不赏脸，把介绍信上那两行字翻来复去地琢磨了半天，最后说是要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过了几天我再去，倒是好歹给我开出一纸证明，不过除了老胡教给我的话之外，人家思之再三，还额外添了一句：“该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及表现一般”。 把证明交上去之后，听说德国基金会只对我眼下的专业感兴趣，十几年前的中学成绩并不在注意的范围之内，况且申请表格上也没有地方可以填写“该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及表现一般”这一项，所以也就免了。平心而论，我倒是觉得人家这么说也没有错，我们这代人是毕业考试都没有举行就让人催着写些“一个藤上三个瓜，吴晗、邓拓、廖沫沙”之类的大批判稿，连初中文凭还是“斗、批、改”2)以后，为了让大家赶紧下乡插队才人手一份发下来的。严格地说，“表现一般”也还是溢美之词了。 不过就凭着这样千疮百孔的文凭，我于一九八三的初春来到德国读书，居然还得了德国学术交流基金的奖学金，这是我在全家被抄和我被当做特务关押在学校里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过的。 既然有这样好的机会，我当然要努力。可是没有过多久，文凭上的窟窿又开始骚扰我，但不是人家德国人。 原先我的奖学金是德国政府的德国学术交流学会（DAAD）给的。前面说过，过去这笔钱是资助台湾学生的，后来和中国建交，就多是发放给大陆学生了。为了这个，有好几次见到楼上几个颇为优秀的台湾学生靠打工维持学业，累得精疲力竭，我心里就感到有些愧疚。 但大部份的学生是靠中国政府资助。为了平均起见，按照规定，凡是获得德国方面奖学金的人需要将超过中国官费水准的多余部份上缴使馆教育处。因此上，当初拿德国奖学金并没有什么好处，每年德国方面要求详细报告学业才能延长第二年的奖学金，平常各人还要计算应该上缴多少给教育处，由此平添了许多无用的工夫。特别是拿洪堡奖学金的人，因为给的钱多，一些研究所里就自行规定，凡是拿洪堡奖学金的还要”搭“上所里另外一个同事来学习，象是市场上大甩卖的“买一送一”，两个人花一份奖学金。因此上洪堡生每次发了奖学金还要再给另外“搭”上的那个人送去，更是麻烦。我在北京住家楼上邻居许先生的儿子是个科学院杰出的化学家，当年就是拿洪堡奖学金，他也是搭了个人一同来德国。后来我感谢他，因为许伯母看到我家实在困难，就将他寄回家的外汇换来的侨汇券给了我们，让我买来奶粉，使我刚刚出生的儿子没有断奶，帮了我的大忙。许家公子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有慢性病，他本想多寄些钱给家里补贴买些营养品，可是钱少了一半，寄回家的外汇也就少了一半，他觉得没有尽好孝道，心中很是不安。 可是，这种事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地就让德国人知道了。基金会的人不干，说奖学金是为了保证最低生活费，再扣除就会有困难。说来说去话就不怎么好听，他们说，如果中国政府缺钱，他们单想法子帮助，再说扣下来的这点儿钱也不够一国政府的开销。其实德国人是把意思弄拧了，他们哪里知道，这倒不是为了节约，而是为了平均。 听说后来这事还吵到了中央，胡耀邦过问了。胡这个人办事倒是干脆，大笔一挥，决定凡是外国发放的奖学金全部都归个人。可是这样一来又会让有人高兴有人愁了。洪堡生拿全份的钱，自是欢欢喜喜地接老婆来团聚；可拿政府资助的人就觉得亏了。特别是跟洪堡生一起“搭”来的，其实人家业务可能也不错，只是领导上让他们“搭”来，这一下就断了生计。赶紧打报告转成公费生，可那时候都是计划经济，哪儿能说要钱就有钱呢？一时还真让人犯了不少的难。所以后来老说“接轨、接轨”，但我知道，天下哪儿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哇。 当初我在钱上倒是没有象洪堡生那样多上多少，可是我自有我的麻烦。 刚开始在歌德学院学德文的时候，我既没有隐瞒学历，也没有隐瞒奖学金数目。那时讲究对人没有“隐私”，特别是收入，一定要向大伙“公开”，以示坦荡，不像现在多少钱都是互相瞒着。我的学历也是公开，对外我一直都说没有上过高中和大学。 起初，奖学金里“多余”部份反正要上缴，拿了钱只当是丫环身上揣着的钥匙，自己并作不得主，大家倒也心平气和，可如今一说奖学金归己就引来了麻烦。德国人将奖学金分成三六九等，可又不遵照我们国内评定职称的标准。于是有的人心里实在想不通，就跑到德国的基金会去闹，解释他们文革前就大学毕业了，可某某（譬如象我这样的人）高中、大学都没有上过，为什么给的钱反倒多。那个时候，德国基金会的人恐怕也是刚刚弄明白毛泽东和毛泽东的太太其实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敌对阵营，但如果说到“废除高考制度”、“工农兵学员”这些全新的概念，他们可能根本闻所未闻，所以对这些指责一点都摸不到头脑，无言以对，只好答应向上面反映。这些人得不到明确的答复，悻悻地走了，当然心里不高兴。其实他们说的倒是也有几分道理：国内都是靠着年头和资历来评定职称，发给薪水，要是同一年毕业的，上下差个三五块人民币的，就一定是有特殊贡献，算是挺多的了。可现在这么一来，每个月就差上几百马克，在国内省吃俭用攒多少年都追不上，心里当然憋气。 消息传来不久，有个和我一同在歌德学院读书，深知我底细的“老大学生”2)要到科隆来找我，据说要我给他评评这个理，如果可能，还希望我能现身说法，到基金会帮他去争争这笔钱。他是通过另外一个同学转告我的。我跟朋友们一商量，他们都劝我最好别见，一来无非就是过去的那点芝麻事，听他数落我的文凭也烦人；二来再说基金会怎么能听我的话，给大家重新分配奖学金呢。我也想还是不见为妙，免得答应不了人家的要求，反倒伤了和气。那天晚上我躲了出去，到大学的礼堂去听四重奏的室内乐。平常演出完了我都是站起来鼓完掌就走，那天却象是解放前穷人出去躲债一样不敢回家，一直看着乐手们把琴装好，提着谱架走人，负责清扫的工人准备拉灯关门，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到家差不多晚上十一点钟多了。门上我发现有张纸条，来人说他在我门口等了快四个钟头，因为还要赶当晚的末班火车到别的城市去，串联更多的中国学生向德国人讨个公平，只好先走一步。我一看留字的时间只比我回来的时间早十几分钟，原来有些睡意的脑袋立刻清醒了许多。后来听说，他还真联络到了各地的不少人到基金会去告了一状，更加搞得人家一头雾水，最后德国人让他们给逼急了就说，如果再吵，明年的奖学金中国人统统一个样。 由于中外不同理的缘故，洋人不但对我们的平均分配制度不理解，对我们教育停办十年的做法也了解有限，这同样让我碰到尴尬的局面。 记得那次我是趁着寒假到英国的剑桥去。因为想尽量多结识些人，也想多见识些东西，于是就请我的教授斯考拉先生写了一封推荐信。没有想到，大牌教授的面子还是真灵，人家非常热情。 那天我是随着考古系的主任仑弗鲁去看望前系主任丹尼尔先生。因为出国之前我刚好翻译完丹尼尔教授的那本《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尽管译稿如今还躺在文物出版社的文件柜里，编辑部也是因为我的“学术出身”破绽百出而举棋不定，但我总想会有出版的那一天。既然眼下有这个机会，不妨未雨稠缪，先去见见作者。 见了面，听说我翻译了他的著作，当然也高兴，不免就谈起我的学历经历来。一旦听说我原是个连高中和大学都没有读过的人，简直就像是早已打坐几十年的老和尚见到个半路出家的小和尚，当然心生疑窦。可是我又如何几句话讲得清楚灭佛毁经的前因后果来呢。原本是个作者与译者见面的欢喜会，结果鸡同鸭讲了半天，最后似乎有些不欢而散，连当初我想请他为译本写几句话的念头都免了。引我前去的仑弗鲁教授也似乎脸上无光，出了门还一脸狐疑地默不作声。 幸好第二天的日程安排是拜访李约瑟先生的研究所。见了面当然也随口问起我的来历。我不像如今的人胆子那么大，刚出来读了两天书就敢称随身非挎四台电脑不可，否则不够他处理学术研究问题。我头天晚上吃了瘪，还是将自己遍体鳞伤的学历讲给老人听。李先生到底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除了科技史，政治史也不遑多让。我那些鸡毛蒜皮的旧事人家一听就明白，而且还能给旁人解释得一清二楚。后来陪我去的白女士（可惜她的英文原名我却忘掉了）把李先生的话过给仑教授听，仑教授虽然也听说中国当初的文革闹得天昏地暗，但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桶浆糊，觉得实在匪夷所思，但到底是解了我的围。后来丹教授和我通过几封信，大约觉得我这个人还不是那么朽木不可雕，于是痛快地答应在我的译本上给他的中国读者写个前言。可惜的是，译本的出版却始终因为没人能替我的学历打保票而一拖再拖，记得原先文物出版社的编辑老吴带我去一位据说是大翻译家那里，想请人家给审审稿子。可人家一听是出自一个原来初中毕业生的手笔，就看都不要看了，连忙说起最近诗人聂绀弩如何夸奖他诗作的趣闻。后来书虽然终于出版了，可这时丹教授也不幸过世了。我只好在译本的扉页上添写了几句话，表示对此的遗憾。听说如今丹教授的这本书已经作为国内考古专业学生的教科书，但是有谁会知道当初背后的这些故事呢？ 一九八五年底我回到北京。不过算不上是“毅然回国”，因为我在德国既没有“优渥的生活”可以放弃，也没有什么人的“极力挽留”可以谢绝。我只是觉得，我应该对得起院外事局的老胡，和许多还能看得起我这个初中生的先生们。 从此之后我又开始生活在红旗下，重新享受着平均的薪酬待遇，等待着公平的职称评定和合理的住房分配，尽管直到几年后重新离开中国时，我仍旧没有赶上职称的评定和住房的分配，但我心里还是踏实了许多。当然也有好打趣我的人说：嗨，你不在乎，到底是“镀金“回来了！ ※ ※ ※ 当初我在故宫站岗当警卫的时候，曾经见过工程队的王师傅带着打造金箔的工匠来看神武门城楼上悬挂着的大匾。这时候我就知道大概是要重新给匾上的大字贴金了。原先我想，故宫里边这么多的匾，这么大的字，一共得要多少黄金才够哇。后来王师傅告诉我，黄金的延展性极好，一两黄金打造出来的金箔就可以铺满整个神武门门前的广场，倒是也用不了多少金子。听这么一说，我才放下心。 我想，到外洋读书也如是，如果把那各类学问使劲地朝四边抻一抻，铺开来，其实用不了多少材料也就可以把人包裹得光鲜亮丽得很了。要是再看看如今时兴的是，人还没放洋就先“疯狂英语”、“速成托福”了一番，虽然也会有人象前清那会儿一样，怀疑其“速则速矣，成则不成”的效果，但总归是明白贴金镀金这类表面功夫的要紧之处了。 不过，一位懂些镀金工艺的朋友告诉过我，镀金绝非易事。尤其是往质地和成色不好，或者曾经被强酸强碱严重腐蚀过的金属上镀金就更加困难，如果表面处理不好的话，即便勉强镀上一层金，但很快就会脱落。他还说，倒是也有一个改进的法子，就是在斑驳的表面先镀上一层易于附着的铜，然后再镀金，效果会好些。 听了这番话，我就觉得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文革辍学十年，当初的初中生硬要放洋去读研究院，学问上当然到处都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这样的材料很难说是“镀金”，不如跟人家说是去“镀铜”倒好些。 这么说不但自个儿心里踏实，别人听了也会心平气和得多。 注释： 1)WATER：水；DISTURB：打扰；HESITATE：犹豫；CONSIDER：考虑。 2)“老大学生”是对文革毕业生的一个专有“断代”术语，称文化革命前入学或毕业的大学生为“老大学生”，以区别于文化革命中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和文化革命后入学的“新大学生”。与后来一辈人称文革中在校的中学生为“老三届”一样，并无或褒或贬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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