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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上海
 
我的生日是在一九四九年的年底，当天并无任何“异象”发生。我出生时既无满室祥光，口中也未含银匙，即便象知堂先生出生时有位老僧过路的景象都没有出现。我只是知道在我出生的时候，上海已经由共产党接管差不多有了半年的光景，而在此两个多月之前，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刚刚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已经在北平的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把一九二八年国都南迁之后改称的北平又改回叫北京。所以说，我当年出生的幸运是在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我的少年时代以至后来，这个话题一直常常被人提出，要我时时务必珍重。 听母亲说，我是出生在上海市区里一家叫作“宝隆”的德国医院。当然那个时候医院里面的德国医生大概早就溜之乎也，给我母亲接生的大夫应该全部都是中国人。据说我出生的时候脑袋非常之大，以致接生的医生用产钳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将我弄到这个人间。当护士小姐将刚出生的我抱到母亲跟前时，我的头上缠了许多纱布，脸上还有未能完全揩干净的血迹。我想，当时我的样子一定是非常狼狈和丑陋的。 我妻子有一位表兄，一家人自从抗战胜利以后以至如今一直都住在上海。这位表兄对旧日上海滩上的掌故如数家珍，我曾经向他探询过有关宝隆医院的变迁沿革。从他那里我才得知：这家医院原是一九ＯＯ年由当时在上海行医的德籍医师埃里希·宝隆博士创办，起初定名为上海同济医院，一九Ｏ九年改名为宝隆医院，后来又数易其名，直到一九六六年十月在风起云涌的“破四旧”运动中更名为“上海长征医院”，至今未改，地点就在现在的凤阳路上，而当初凤阳路却是叫作白克路。 后来我还向妻子的表兄打听过上海原先一条叫作霞飞路的街道，他也能够十分肯定地告诉我，这条路开筑于一九Ｏ一年，原名宝昌路，十年后改为以法国军人霞飞命名的霞飞路，也就是今日的淮海路。 不过我的家并不住在霞飞路上，而是在离霞飞路不远的一条弄堂里。至于这条弄堂叫什么名字，由于我的父母也是新婚之后才刚刚从南京搬来上海，不久以后又离沪去了北京，所以渐渐地也就把它淡忘掉了，倒是霞飞路上一家叫作“沙利文”的食品店在我母亲的脑子里盘桓了许久。据说母亲在怀我的时候“害喜”，也就是大倒胃口，不思饮食，当时她觉得唯一还可以入口有味的就是美国的饮料“可口可乐”。那时我的父亲每天早上要到外滩那边去上班，她都会叮嘱父亲在回家的途中到霞飞路上的这家食品店里给她买几瓶“可口可乐”回来。 终于有一天，上海四周的炮声隆隆，父亲早上仍旧去上班，但很快就回来了，说是共产党的解放军进了上海城，路上都在戒严，不能通过。在回家的途中，父亲看到那家“沙利文”食品店也暂时没有开门。 “解放”之后，中国与美国断交了几十年，“可口可乐”也就在中国绝迹了几十年。直到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可口可乐”才渐渐重新在市场上崭露头角。我的母亲其实是个固守中国口味，甚至可以说是固守湖南家乡口味的人，但这时偶然也会让我给她去买一瓶“可口可乐”，说是回忆一下当年的味道。然而每次喝过以后她总是摇头，说是与她年轻时候喝过的很不一样。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解放以前的“可口可乐”，所以对母亲的评论是否正确我根本无法置喙。 后来大约是在一九八Ｏ年前后，我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上学，因为当时有可能在毕业之后分派到美国去继续念书，于是研究生院就吩咐我到院里举办的一个英语口语培训班上课，地点是在崇文门里同仁医院附近的一座小楼，教师则是由一位哈佛的女研究生凯西担任。当时凯西是陪同她的华裔丈夫来北京收集明清档案的资料，于是也来中国瞧瞧她婆家祖上的家乡。我想，研究生院启用凯西的道理大约总归是可以比聘雇正式的“外国专家”便宜不少，而凯西本人也很愿意顺便赚些外快，两厢情愿，因此一拍即合。但是后来终于发现，在那个年代，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收入相差有如云泥，研究生院认为聘任凯西还是所费不赀，况且美国人生性好动，闲不住，总是要求到各处转转看看，凯西又不懂中国话，势必还要时时从院外事局给凯西配备一名翻译，这就更加不堪其扰。有一次，负责教学的张教授就不无苦恼地向我们抱怨说，要是谁有法子带凯西到北京的各处风景名胜转转，也就多少算是替领导上分忧解难了。 因为我在读书之前曾在故宫博物院当差，看门收票的都是我的哥们儿弟兄，所以这时候也就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答应张教授可以带凯西到故宫去走走，而且夸下海口，全班的同学都可以一同去，不但每人一角的门票由我请客，而且珍宝馆一人三角的入门券也都通通包在我的身上。 那个年代能够陪同“外宾”出游是件很了不起的“外事活动”，一般都需要对参加者进行严格的“政审”，可是那次活动却决定得十分轻率。在去故宫的前一天，当母亲得知我要陪凯西去游故宫，她就嘱咐我到故宫的小卖部里请凯西喝一瓶“可口可乐”，然后让凯西这个外国人自己评判一下与美国的可口可乐是不是一样的味道。 那天我在外宾服务部给凯西卖了一瓶冰镇的原装“可口可乐”，事先言明是要得到她的真实评价，以便回家禀报母亲大人。凯西喝过之后很严肃地告诉我，味道与美国的一模一样。后来我将凯西的评判结果原封不动地告诉母亲，母亲还是一副将信将疑的表情。事后我认真分析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母亲那时怀孕害口，所以口味反常，大约真有些象是单口相声大王刘宝瑞先生说的：明朝开国皇帝朱洪武落难时，吃过两个乞丐用讨来的残羹剩菜做的“珍珠翡翠白玉汤”，事后回味起来竟如珍馐；二是当时正逢改革开放初期，我家附近新街口的副食商店尚未正式与国际接轨，为了方便起见，售货员便将整桶的“可口可乐”统统都倒在一口大铁盆里，然后用瓷缸舀来灌在顾客带来的广口瓶内，因此走了味道。 母亲不但记不得我家在上海住过的那条巷子的名称，也记不得沙利文食品店里“可口可乐”的正宗味道，而且对当年居家的印象也不深刻。不过我从她的回忆里倒是多少还可以约莫推测出来我刚出生后家中的环境。 母亲曾经笑话过父亲的一位朋友，说这对夫妇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们两个从重庆复员到南京以后就拼命攒钱，在解放军大兵压境，马上就要打过长江的时候，仍旧不听朋友的极力劝阻，执意在南京买下了一幢洋楼，结果还没有住上两天就不得不丢掉。所以我想，我的父母有了这位朋友的前车之鉴，又是刚刚从南京搬到上海不久，一定不会那么不识时务，他们肯定没有买房子的打算，而是赁了人家的房子住。 不过那幢房子的质量可能并不太坏。我的理由是，据母亲后来告诉我说，上海解放没有几天就有一名解放军的高级军官住到我家的楼下，这个军官随身还带着一位警卫员——当时我的母亲总叫他“副官”，好久以后才改了口。有天，这位警卫员跑来对母亲说，他把米放到水池子里去洗，后来一扳把手，水和米都被冲走了。母亲不相信，就让他带去看看究竟。后来才发现，原来警卫员是把米放在抽水马桶里去淘洗。 又有一次，清早天还不亮，楼下的警卫员就来敲我家的房门，他浑身上下都是灰尘，说是楼下出了问题，有妖风，但一夜都找不到房东太太，现在只好劳动我的母亲到楼下去帮忙看看。到了楼下，母亲发现那个解放军的军官正匍匐趴在地上，神色极为紧张。母亲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也默不开口，只是把食指放在唇边，示意我母亲保持沉默，同时用他那双警惕的眼睛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搜索。母亲在屋子里面四下张望了一番，发现原来是天花板上的电风扇开了。那时正值冬日，天气本就寒冷，电扇一开更是阴风飕飕。后来才知道是头天晚上警卫员要开电灯，动错了开关，将电风扇开动了起来。据警卫员事后说，那天晚上屋子里面黑洞洞的，他就陪着他的首长在床架底下埋伏了一夜。 在那个年代，房间里有吊顶的电风扇，盥洗室里还有抽水马桶，据此看来，当初那所房子应该还算讲究。 不过，我们家在那里并没有住多久，大约在五Ｏ年上半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调去北京刚刚组建的邮电部工作。父亲先去北京将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母亲就带着我坐火车沿津浦线一路北上，到北京与父亲聚齐。 至此，我在尚不到半岁的时候就结束了在上海的短暂生活，然而在其后的一生中，我却不停地在各种履历书或者申请表里填上我的出生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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