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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书也难
 
那个年月买书难，借书也难。 我在七二年回到京城以后，所有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都早已关闭了，而各个单位内部的图书馆，尽管也不见得有几本书符合出借的政治标准，但是因为我在北京既没有户口，也没有工作，就连借到这些书的资格都没有。当时我只能从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手中借到几本在文化革命余烬中残存下来的图书。不过这些秦火遗孑自然也都是七齐八不齐的，譬如一部多卷本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记得我是在两年之中分别自三个朋友的手中借来，而且由于当时无论如何搞不到开头的一本，所以只得先从第二本开始读起，第一本却是几乎过了大半年之后才读到，以至于其中的不少情节脉络到今天仍旧还是颠三倒四的。而且出借这类图书总要冒些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的风险，所以如果不是有过命交情的朋友从中斡旋，图书的主人一般都不大情愿出借。 后来偶然有一回，有个朋友转告我，说是位于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需要找个整理外文图书卡片的人，但事先言明并没有工资可挣，纯属“义务劳动”。尽管北京图书馆的前身也曾在国子监呆过一段，但这时的首都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并无瓜葛，它是北京市属的图书馆。我过去倒是十分喜欢它，因为这里有不少一般不大内行的人大多忽略掉的民俗和地方志方面的资料，况且在我的幼年时代它就在我居家所在的头发胡同，因此总多少带有一些怀旧的情调罢。 我听了这个机会之后还是真有些动心，寻思到底可以接近图书，以后没准有了机会就能够读到许多好书也未可知，不如先到里面去，然后再做计较。 头次见面，图书馆的人就一再申明这是“义务劳动”，绝对无钱可发。我倒是没有在意，就先干了一个星期。后来终于发现，原来连他们自己图书馆里的人员也根本看不到图书，果真是名副其实的“整理卡片”。虽说是“义务劳动”，我到底还是另有所图。看到读书无望，我很快就辞去了这份“义务劳动”的工作。 至今想起来，我在京城赋闲的那段日子里第一次终于有机会从图书馆借到图书还是多亏老朋友钟阿城的妻子罗丹。当时她还是阿城的未婚妻，正在北京师范学院读中文系。虽然罗丹读的是中文，但她除了有中文借书证之外，还有一张外文借书证。走笔至此发现其中似乎有些破绽：为何一个学生会有两种借书证，分别借阅中外图书？但千真万确当时就是这样，至今我也仍然不明就里，也懒得就此向罗丹求证。有次她到我家里来，听到我抱怨无书可看，她大约是见我着实可怜，不禁动了恻隐之心，就慷慨地将她的外文借书证给了我，让我用它到师范学院的图书馆去借书。按说，借书证应该是只供本人借阅图书，这在借书证上都有明文规定，但她完全是出于同情之心，虽然违犯规定，但也算是事出有因，似乎可以另当别论，况且这是将近三十年前的往事，目前她人也已经移居洛杉矶，看来没有什么大碍，所以也就不妨把这段小事说出来。 幸好罗丹有这么一个让人无法从中辨明性别的名字，否则如果她叫“淑芬”，或者“美娟”，我就是从罗丹手里拿到借书证也断然不敢去借书，因为那样十之八九会被图书馆的管理员当做窃贼扭送学校保卫科。另外，罗丹这个名字还让人马上联想起法国的大雕塑家，那可是一个阳刚之气十足的男人，如果图书管理员连他的大名都不知道，政治学习的小组会上可能倒是不见得有人提起，但背地里肯定要让同事们笑得喷饭。 得到罗丹的借书证之后，我在那一整年里经常从东城的住地沙滩大街到西郊老虎庙的师范学院图书馆去借书。一般去一回需要换三次公共汽车，路上大约费时三个钟点，这还是指路途上的交通尚好，没有车辆堵塞的情形。 冒昧地说一句，以今日的眼光看来，师范学院图书馆当年的外文藏书实在不敢恭维，至今也没有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我依然要感谢罗丹在那个文化饥饿的年代慷慨出让她的借书证。有道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道理浅显，真正做到其实并不容易。 以上这还是在我没有工作之前的借书经历，顺便作为追忆的往事聊备一格。 一九七六年到故宫工作以后，我虽然名份不够，只是警卫队的警卫，但按照干什么就可以读什么的不成文惯例来说，至少应当允许我借阅一些有关治安保卫条例和擒拿格斗的书籍。只不过故宫图书馆在这方面的藏书可谓少之又少。实在不得已，我只好经常到离故宫不远的北京图书馆去看书。 记得地震过后不久，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也和故宫一样重新开放了。北京图书馆藏有一套来自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故图书馆前面的那条大街也因而得名“文津街”。 北京图书馆的前身原是建于民国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的京师图书馆，后来几经搬迁和合并，一九三一年改在北海西侧修建的新馆。图书馆的建筑大都仿照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风格和式样，图书馆大门前一些装饰构件，如华表、太湖石等还是取值自圆明园的废地。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图书馆成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自从有了故宫的正式工作证以后，我就可以自由出入北京图书馆看书，但是还只能通过借阅台将书借出，拿到阅览室里阅览，并没有资格外借。 借书的一般手续是进门的时候先用工作证换取一个阅览证，持阅览证可以进入图书馆大厅。先到图书目录室查找图书卡片。当时北京图书馆的图书目录编排有三个系统，一个是美国国会图书目录，另外还有中国人自己编的两个图书分类法。所以如果在一个图书目录里没有找到所要的图书并不等于说“本馆无书”，因为可能它被编在另外一个书目里面。当然有经验的老读者根据书籍的出版年月、版本和内容大致也可以推算出来应该在哪一类图书目录里去寻找，但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起先总要用个把两个星期才能上手。 然后读者将读者姓名、书名、藏书的书号等仔细一一填写在一式三份的借书单上，交给借阅台。借阅台的工作人员首先审核一下该读者是否有资格借阅他所要求阅览的图书，尽管工作人员可能不清楚图书的具体内容，但从书号上可以得知图书的大致分类。如果一切符合规定，他们就将借书单放进一辆洗衣筐大小的木制小车里。这样的小车至少有十几辆，一个接一个用金属缆绳连在一起，由机械牵引控制滑行，在前台借阅处与后面书库之间传递图书和借书单。 大致在半个小时与一个小时之间，读者呈上去的图书借单就能有结果，或者有幸借到，或者已经被他人借走，总归会有个交代。借到图书，当然没有问题，读者高高兴兴地拿去看；如果没有借到，就要退而求其次，再将另外的借书单交给借阅台，再等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后来看结果。既然这样有可能浪费时间，那么何不一次交给借阅台一大堆借书单，其中总归会有一两本可以找到，就可大大减少浪费时间的风险。 这是因为借阅台有规定，一次至多只能交五份借书单。许多热门的图书当然借阅的人多，风险较大，但一些冷僻的书读来又味同嚼蜡，其实也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因此，有经验的老读者都会想到田忌赛马的原则，他们既不会全部填写热门图书，那样有全部都借不到的风险，在等待第二轮借书单运作的间隔中将无事可做；但他们也不会全部填写无趣的图书，那样简直是在拿自己宝贵的时间开玩笑。他们会在其中斟酌再三，每类各填几本。这样如果借到好书自然不坏，如果只能借到成色差的书，也算聊胜于无，可以随便翻翻打发时间，耐心等待至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得到递上去的第二轮借书单的回音。 这些都还只是一些当年借书的雕虫小技，另外有桩颇为滑稽的轶事颇让大开了眼界，至今不忘，而且走笔至此依然让我忍俊不禁。 那天我和平素一样来到北京图书馆，仔仔细细查好书号，工工整整填好借阅单，恭恭敬敬地静等待借书的结果。这时一位青年低眉顺眼地递上一份借书单，借书台值班的正是一位人见人怕的女子。 只见那位值班员接过书单，用眼一扫，立刻大吼道：“不行！专业不对口！不借！”话是对着那位青年说的，但也象是说给我们所有在一旁静候借书的人听的。众人听到之后，正在无聊扯闲话的赶紧闭嘴，还没有开口的庆幸自己多少懂得了些进退。 谁知那位青年到底勇敢，居然敢接她的话碴：“那您说说，我借什么书算是专业对口了呢？” “你是干什么的，就借什么专业的！”她铁口直断，不由分说。 哪知那个青年早有准备，不紧不慢地答道：“我是掏茅房的1)，您说我应该借什么书看呢？” 顿时大厅中鸦雀无声，大家都等着好戏看。不知是哪一个人再也绷不住心中乐观其成的喜悦，大声笑了起来，于是众人也都跟着大笑。 “笑什么笑？！这有什么好笑的！”她虽然涨红了脸，但神色到底不乱：“掏茅房的，也就是清洁工人，那你可以借环境保护、防止污染方面的书！” “好！说得好！”众人想不到她竟有这般的急智，倒也不由得从心地里对她佩服了起来，都止住了笑，有人口中还不免也就连声喝起了彩。那位出纳员这时便不无得意地扬起头环顾四周，高声喊起来：“谁是下一个？” 反倒是那位青年被这番话击中要害，半晌语塞。从此之后，这位奇女子在众读者之间享有崇高威望，没人再敢找她借书，免得自取其辱。好在那时也是到处人浮于事，图书馆的出纳员有好几位，倒也不必非她不可，而且即便书借不到，至少口才不会输得那样惨。 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居然得到了一份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而且可以外借许多旁人艳羡不已，可望而不可即的图书。 那是我到故宫大约一年以后的事情。有天同住在出版社大院的朋友“大头”跑来告诉我，原来他父亲有个姓肖的学生今天来家看望他的父亲，大家说起来，原来这个学生目前就在故宫做党委书记。“大头”的父亲吴伯箫原来在延安的时代就做过教育厅长，他的许多学生解放后进了城，后来都当了大官。大约“大头”的父亲平素在大院里对我的印象还不算太坏，于是就顺便提起了我，说是在故宫当警卫。后来大约“大头”出于朋友之间的义气，也自然替我美言了几句。 “大头”今天特意跑来知会我，显然是希望我能趁热打铁，说这到底是个机会。而当时我想得起来到有求于肖书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纸证明，今后可以到北京图书馆阅读警卫工作以外的图书，不要象那个可怜的青年非但书没有借到手，反而成了众人的笑柄。 但是如何把这件事办得妥贴，却让我还是动了一番心思。我想我至少应该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又要与故宫扯得上边，于是我想到前些时间刚刚读过一本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R ）写的《康熙皇帝自画象》，觉得内容还算有趣，不如译出其中的一些章节作为见证。好在当警卫有的是时间，没有多久我就翻译了该书的大半。 这里还要插上一句，警卫队的田队长对我也有知遇之恩。因为我与肖书记并无任何瓜葛，如果把书稿直接交到肖书记的手上似乎有些冒昧，所以我就讲明其中的原委和我的用意，转托田队长将书稿交上去。田队长看样子大约原先读书不多，但很喜欢读书，也愿意在这些方面成人之美，所以相当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 没有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我被批准得到一份北京图书馆的外借图书证。当年对我而言，这不啻相当于梦寐以求的民众们得到购买大立柜和彩色电视机、电冰箱票证之后的由衷喜悦。 记得那天是故宫图书馆的老杨通知我到她那里去取我的借书证。我打开浅蓝色塑料封皮的借书证，真是觉得天下居然还有象我这么幸福的人。老杨是个与人为善的中年知识妇女，她从旁观察，也替我高兴不已，因为她也深知，尽管粮食当时仍然定量供应，但一斤粮票总可以在黑市上用两毛钱买来，这借书证可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宝贝。 从此之后，我就可以正经八百地从北京图书馆借出图书来看，想想这与几年之前向别人低声下气地央求借书的惨状真是形同云泥。 后来有一天，我提着刚刚借来的几本书，到读者休息室喝点开水，然后准备离开图书馆。 这时有位不相识的中年人凑过来，对我说道：“留神好几次了，我看你净能借些好书回去，可以告诉我借书证上的“阅读范围”那一栏写的是什么吗？” 一听就知道这是个相当懂行的，因为出纳台的那几位全凭那一栏掌握着是否出借的生杀大权。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阅读范围”是“历史、地理”。 “不错，不错，真不错。”他一再点头称是。看来是由衷地羡慕我。 “为什么？”我得意于他所说的“不错”，但不大清楚他所谓的“真不错”究竟在何处。 他大约也是看出我的疑问，于是就说：“这借书证不但平着分“阅读范围”，也竖着分等级，”他一边用手比划着横竖，一边不等我发问就继续说下去，“譬如说，你的借书证‘阅读范围’是‘历史、地理’，但这并不会妨碍你借冶金，还是制药的书；可是反过来，有个人的借书证上‘阅读范围’是‘冶金’，或者‘制药’，他却借不出你能看的‘历史、地理’类的书。” 当我明白这里面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就不免好奇地连忙向他请教，打听还有什么样的“阅读范围”可以借阅我能看到的“历史、地理”类，而我却无法借阅对方“阅读范围”之内的图书。 只见他沉吟半晌，口里吐出一个又一个的大烟圈，象是也不大肯定地望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地慢慢说道：“除了首长的特别借书证，我想大约总归应该是‘文学’吧？” 国家领导人当然想看什么就能看什么，这个我懂，前些天有个读者朋友还对我说过，他看见有个警卫员模样的人替他的首长借走几本《济公斗蟋蟀》和《施公案》之类的书，但“历史、地理”的上边还由“文学”管着，这倒是第一次听说，所以我听了之后不免有些将信将疑。 后来碰巧有次在社科院文学所原先的所长何其芳家里，我见到他的儿子何辛卯手里拿着何先生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便偷眼看了一下，里面“阅读范围”一栏里果然填的就是“文学”，而他家的案头上也居然真摆着几本贴着北京图书馆书号标签的历史书，我这才不得不叹服“天外有天”的道理。 注释： 1)掏茅房的是指过去在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四合院中进行粪便清洁的一种职业。如今这类工作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已逐渐消失。北京粪便清洁工人石传祥曾经获得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握手的殊荣，但也由此而在文化大革命里遭到清算、迫害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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