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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读曹翊先生日记及家书而作 ·维一· 在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这一辈人里头,小时候大约没有什么人不会唱这样一支儿歌,歌名叫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如今我还可以记起开头的几句: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 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 ……。 後面的歌词记不大起来了,但大概的意思还是知道,总归是妈妈在旧社会吃糠咽菜,受尽了地主的欺凌和压迫,最後终于盼到了今天的好生活。 其实,在我们的少年时代,各式各样忆苦思甜的故事和歌曲不可谓不多,而这首儿歌能够让我至今耳熟能详,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它的曲调还算婉转动听,另一个我想应该是它的内容特别符合那个年代的教育方针:念念不忘过去的苦难,才能珍惜现在的幸福。它大体上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 看来儿时养成的习惯很难改掉,至今我还总是喜欢回顾过去,而不大情愿展望未来。只是我们这一辈人的生活经历与上一辈人大有不同,如今轮到我们给下一辈人讲述往事时却突然发现:真实的情节如此缺乏,竟然讲不出几个像样的故事来。 我时时懊恼自己的记忆能力日见减退,只好费力翻检旧时的报纸、杂志、图片、录音来印证对往事的记忆。但令人沮丧的是:要么是劳而无功,一无所获,要么是资料提供的事实与我的印象大相迳庭,甚至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出了毛病。 也真算是心想事成,前些日子,收到一份寄到“二闲堂”来的手稿,这就是放在我面前的这份四十多年前的私人日记《万墙锢庐拮据录》和六十七封原封未动的家书。 这份日记和家书的作者在写完日记和家书之後不久便辞世了,作者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将它们藏诸名山,或是传之後代,只是遗稿侥幸逃过了几十年来的社会动乱和家庭变迁,至今仍旧保存在作者后人的手中。其珍贵之处在于它的不事修饰,在于它的不拘细节,在于它的可靠真实。 我对这份日记和家书披阅再三,益发体会出它在今天这个“假作真时真亦假”的语境里的价值。它让我摆脱掉莫衷一是的惶惑,它帮我梳理开旧日纷繁的往事,因此我愿意借此机会向诸位推荐这份手稿,推荐这份内容详实的民间史料。 这份手稿是出自一位名叫曹翊的老先生。曹翊先生字立羽,自号圮南瘖夫,生于一八九九年,殁于一九七二年。日记的起迄时间是自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共计一年半有余,其间事无大小,几乎逐日记载,不多几日落下未记的,日后都迳行补记,共计六万余字。 家书也是出自曹翊先生之手,是他写给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份子”的长子曹培鲁的家信,时间在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至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之间,差不多跨越整整十四年,此时也正是国内社会激烈动荡,各种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月。 至于曹翊先生的家世和生平际遇,手稿保存者和整理者曹勇先生(曹翊的长孙)会有专文讲述,故不赘言,但我仍然想着重指出这份手稿作为民间史料几个颇为值得留心的地方。 中国不缺乏史料,每朝每代官修历史可说是汗牛充栋,穷经皓首一生也未必能够读完,而另一方面,民间生活的史料记录又少得出奇。诚然,主要的是历代官府对言路的极端箝制,但传统上不注重民间历史的收集整理也是一大原因。 其实依我之见,民间史料优于官修史书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它不是刻意记述,不避忌讳,因其随意而真实性很强;其二是它们出自不同人士之手,对细节的描述涉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因而还原历史,再现社会风貌的作用是官修史书万难企及的。 加之,这份日记和这些家书都是当时写就,其真实性又绝非日后据回忆而成文的记述可比。而曹翊先生还具有几个旁人很难同时具备的条件,这使他的日记和书信的内容从民间史料的价值上看,更加难能可贵。 其一:曹翊先生早年受到很好的教育,青年时代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国民政府里曾经担任过科员、科长、秘书长到代理市长、局长。政权易帜之後,也曾担任科员、科长等不同职务,然而其子尽管早年参加共产革命,但终被打成“右派”,遣送劳改,一家生活陷于极度困顿,以至曹翊先生人到暮年退休之後还要独力抚养孙辈。沧桑的生活经历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使他得以从不同层次全面观察社会,而且也有写作能力表达出他的见识。 其二:在日记和家书记述的年代,曹翊先生已经从机关职务上退休,基本脱离了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流,比当年束缚在“单位”里的一般民众要相对自由得多。故而行文记述上可以较少顾忌,较多放言,视角更为广阔而客观,因而也就更加能够反映出生活的现实和真实的情感。 其三:退休後的曹翊先生有充裕的时间,得以从容详尽地记录当时社会生活的种种细节。而当年披星带月,早出晚归的紧张作息和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已将大多数人的精力消耗殆尽,况且公开和私下生活巨大的情绪反差也难以让人写出这样的文字。 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不计其数,有过类似境遇的也不乏其人,但同时具备曹翊先生上述三项条件的人并不多见。我们至今还很少发现类似内容的日记和书信,其原因大约就在这里。 眼下,在我案头上恰好有一本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从一九四九年政权易帜起始,以编年体记载,虽不能说它是定版的官修实录,但内容相去并不甚远。为了说明官修历史和民间记述对社会风貌还原的差异,我们不妨各自截选几段,两相对照,结果应该是不言自明。
就此打住,更多的比较还是留给对曹翊先生日记及家书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细细玩味。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必须感谢向“二闲堂”提供这份手稿的曹勇先生和其弟周烽烽先生。他们是曹翊先生的孙辈,在日记与家书所记述的那个年代还是不谙世事的少年和青年,而如今都已过知天命之年。曹勇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这份手稿的价值,历“文革”秦火而未毁,终于将它保存至今,并且以带病之躯,将总数十几万字的手稿逐字输入电脑,从而使我们得以分享这份不可多得的民间史料。没有他们的努力,譬如我者,或许还在茫无头绪地寻找真实的史料,也或许不得不怀疑自己对往事的记忆出了偏差。 好罢,话说至此,就让我们象小时候倾听儿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一样,打开曹翊先生的日记和家书,和曹勇先生他们一道,听爷爷讲那过去的事情。 二OO八年七月,农历大暑过後五日,于二闲堂。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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