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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里的姚平


·姚小平·


  二OO五年春节,在家看冯亦代的《龙套集》(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十二月版)。读到“哭姚平”一文,忽有所思:这个姚平好像就是二OO二年三月九日我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淘到的《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以下简称《调查表》)里的那个姚平。一查,果然如此。《调查表》是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一九六三年七月汇编造册的内部档案,收有九十四名死于该局所辖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及京郊清河农场、北苑农场的北京劳教右派。《调查表》里每人两页,文简字省却“五脏俱全”: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等逐一记录。九十四人中能记住姚平,是因为他与我姓名相似。

  “哭姚平”写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冯亦代说,他成年后很少流泪,因为历尽人世艰辛,对世间悲欢离合漠然了。然而,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姚平追悼会上,当姚平的女儿姚珠珠哽咽地念着“祭父文”时,他却“悲从中来,老泪纵横”。“祭父文”附于“哭姚平”后。一九五八年,四十一岁的姚平被打成右派时,姚珠珠只有十三岁。“祭父文”哀婉动人,使人感受到一个女儿对父亲真挚的爱。在我印象里,我国有位舞蹈家也叫姚珠珠。“祭父文”透露的信息证实,此姚珠珠就是彼姚珠珠。在“祭父文”中,姚珠珠恨自己软弱,在父亲最痛苦的时候不敢去安慰他;恨自己无知,竟相信那些把父亲指责为人民敌人的谎言。姚珠珠回忆自己当时给父亲写信,信的开头没有称呼,“因为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我就不能叫你爸爸。”尽管女儿的作法使父亲非常痛苦,但父亲还是用放大镜困难地在《人民画报》“鱼美人”舞剧剧照中去竭力寻找女儿。姚珠珠沉痛地写道:“‘不敢爱’本身就是一出人间悲剧,能把纯洁的爱变成无知的恨,这种爱与恨的颠倒是很残忍的。爸爸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折磨致死”。解放后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使阅历丰富、精神正常的成年人尚且变得“疯狂”,何况从小接受革命教育,天真无邪的孩子?忏悔的十字架不该让孩子去背负。

  冯亦代听“祭父文”而落泪,更为姚平蒙冤而英年早逝婉惜。冯亦代听说姚平的名字是在抗战末期。那时姚平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一九四六年冬在上海,凤子和叶以群筹划恢复在桂林出版过的杂志《人世间》,冯亦代由此与姚平相识。姚平在上海的《人世间》杂志社任编辑秘书,催稿、送审、发稿、校对、发行、收广告费等杂差都是他去跑出来的。只要有要跑腿的事,他一开口就是“我去”。这种干劲让冯亦代感动。文艺评论家杜高曾被打成右派,历经磨难。当年与姚平同在桂林新中国剧社工作。他对我回忆说,新中国剧社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负责人为田汉、瞿白音、杜宣等。杜高一九四二年在桂林进新中国剧社时只有十二岁,与田汉的女儿马丽(解放后改称田野)、孟超的女儿孟健同年,剧团小孩子的戏主要由他们演。他们曾在桂林同台演出田汉撰稿,瞿白音导演的话剧《秋声赋》,参加演出的主要演员有朱琳、石联星、李露玲、费克等。姚平时任剧社前台主任,非常热情、负责、耐劳:流氓或国民党伤兵不买票看戏,他去处理;票房卖多少钱的票,他要计算;连门口收票的活,他也干;同时还负责照顾杜高等几个孩子的生活。杜高记得,演《秋声赋》时,每天下午、晚上要连演两场,中间吃晚饭就在舞台上。每次都是姚平给大家从外面买来烧饼、面条。有的场次观众买票的多,他非常高兴,会给大家打“牙祭”,买些肉回来,改善生活。虽然他既不编剧,也不演戏、导戏,却是剧社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像姚平追悼会上悼词中的评价:“和他共同工作过的同志,都忘不了他不求名利,不顾安危,总是默默地承担政治压力,积极去解决困难和不辞劳苦终日奔波的工作精神。”

  在《调查表》里,我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姚平。据《调查表》记:姚平为浙江吴兴县人,收容前任中国青年出版社美术编辑室设计员,其妻陈慧芝是妇女干部学校保训班教员。一九五八年姚平被打成右派、坏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三月十二日被收容。在按程度不同而划分的六类右派分子中,这是最严重的。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七日一时三十分,姚平因肺结核、肺原性心脏病死于北京清河农场劳改处三分场医院,埋葬地点在北砖窑公墓七十二号。杜高说,“三年灾害时期,很多所谓病死的右派,其实就是因饥饿导致浮肿死去的”。食品极度缺乏加上超强体力劳动,身体衰弱或岁数大一点的人很难熬过那个年代。在《调查表》中,九十四名死亡右派大部分死于三年灾害时期,其中四十岁至六十岁之间死亡的就有六十人。《调查表》这样评价姚平在教养期间的表现:“该分子经过改造教育对原罪错有认识,尚能服从管教,遵守纪律一般,对三面红旗表示拥护,能靠拢政府反映情况。劳动一般,能尽到力所及。”姚平因病死在医院,比起《调查表》里那些被炸药炸死、服毒自尽、触电自杀的右派难友,算是“幸运”的。君知否,归时可忆来时路?姚平迷失了回家的路。

  对姚平的历史,《调查表》这样写道,“三八年在香港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四O年在川康绥靖公署作通讯工作。四四年任匪军委电影制片厂少校科员。四五年随新中国剧社到昆明、南京、上海、台湾等地。上海解放前在鼎元钱庄任职。五O年调中国青年出版社”。对姚平教养的理由,极为“充分”:“该人历史上曾与军统特务头子俞叔平、宣铁吾、陶一珊等人甚密。四四年充当匪中国电影厂宣传科少校科员时著文歌颂军统特务影片“忠党爱国、“井魂歌”。在青年出版社工作,表现不好,工作不负责任,三反时受降级处分。肃反时因历史不清被斗。大鸣大放时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划为右派。”

  光荣的历史被一笔勾销,充斥纸面的是十恶不赦的反动罪行。这番从人到“鬼”的妖魔化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值得史家深入研究。把别人变成“鬼”的人,最后也沦为“牛鬼蛇神”,这样沉痛而深刻的教训,是不应该忘记的。

  本文完成时,惊悉冯亦代先生于二OO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京病逝,终年九十二岁。谨奉上此文,以为悼念。


  载于二OO五年三月四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