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强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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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一按：盛强并不包括在《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的名单之中，但其命运与九十四例完全一样，而且由于盛强是已故评戏演员赵丽蓉的丈夫，坊间已有很多文字报道其中的细节。本文的作者魏巍先生曾经与盛强一起受过苦难，故对盛强生前死后的见证弥足珍贵，对研究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作者：魏 巍

多少年来，在我们的生活历史中，到处可以碰到“编造”，即便是真实经历的记述，为了政治的或者是其他的需要，也往往会撇开事实，编造出动人的假“故事”来，到处流传，以假乱真，以假代真，真实反被扼杀。特别是权威的造假，能够扼杀民间的真实。

二ＯＯ一年十二月，北京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张平、郭民杰合著的《艺苑奇葩赵丽蓉》一书。书中的第二章有一段关于赵去“茶淀农场”看望丈夫盛强的记述描写：——




盛强的悲剧发生后，赵丽蓉一步步成了全国人民喜爱的喜剧演员。声望日高。

此后，不少小报把这一段夫妻悲剧作为“经典”，大量摘载报道。使得这一段记述广为流传。后来，有和盛强同在一起“劳教”的难友，写信给作者，说明记述与实际情况相差颇大，但是“舆论已经造成”，赵又是红星，作者根本不予理睬。

我作为当时和盛强同在一屋被“劳教”的难友，我必须说真话，忍不住要谈谈真实情况。

一、盛强不是什么“背砖累病而死的。”他是被饿死的！

一九五八年春节前，北京市公安局把要被劳动教养的右派集中到半步桥看守所。接着押送到茶淀农场（清河农场）。当时盛强和我在同一队。后来又同组，住一屋。我们在那里劳动是挖防洪堤、抬土方、平田、插秧、播种和管理水稻、积肥，从来没有从事过烧砖的劳动。再说，当时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烧砖”场所。

刚去时，窝头管饱吃，当时劳动强度很大，人们的饭量也很大。后来所谓的“自然灾害”来了。五九年—六Ｏ年实行定量，每个人的定量等于饭量的一半。但劳动定额还和以前一样。这骤然的减粮，使得大家立刻进入了饥饿状态。无奈之下，只得纷纷向家里要吃的。而家里也很不容易送来吃的，家境稍好一点的，尽量送来一些（或邮寄来）食品。我没有见盛强家来人，也没见有给他寄来邮件。被劳动教养的右派还不知道“自然灾害”已经遍及全国。

后来又进一步减粮，每吨饭只有暖瓶塞大小的三个白薯面窝头。（丛维熙：《走向混沌》说的那样）。不少人浮肿，干不动活儿，病倒了。我们没办法，苦中作乐，常常用牢骚怪话解愁。盛强五十岁的样子，比我们大，一言不发，愁眉苦脸。小组长陈玉亮对我说：“队长关照，盛强老婆来信要离婚（当时劳教的右派家里来信必须先由管教队长拆阅），他思想负担重，要注意他。”

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父亲从上海寄来的包裹，内有一听猪肉罐头。我从队部领回时全组都看到了。

第二天中午收工回来，我发现罐头没有了。那一段时间，盛强饿得身体已经顶不住了，留在家里歇病假。大家都出工了，就他在家，纷纷议论，怀疑影射是他。盛强也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实在说，这种行为并不说明一个人的人格道德，而是这一辈子他都没遇到的饥饿把他的精神折磨崩溃了，他才无奈地作了这件他也不愿意，今生也没作过的事。这在大饥饿中，人人都会理解。很快，他就说是他作了这件错事。我立刻就表示：“你年纪大，身体差，吃就吃了，没什么。”

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队长。队长说：“这要批评。”

这就大大伤害了盛强的自尊心，饥饿、恐惧、心情的不愉快都给予他直接的影响。第二天我们绝大部分右派即动身迁搬于家岭西村。在那里，继续在饥饿中劳动。第二天，管教队长让分场喇叭广播，批评了盛强。几天后中午收工回来，盛强仍在家歇病假，等我们回来，他已经在宿舍躺在床上死了。

这就是他死去的真实经过。

二、该书的这一段记述，许多细节说明作者根本不知道农场的具体情况，完全是按主观想象编的。理由如下：——

①：管理劳动教养右派的人员，一律叫做“管教队长”，从来没有听说过“看管员”这个叫法；

②：农场有几个分场，建在一片荒地上，这片地叫做“西荒地”，包括四——五个分场。并不是“西边那块荒地上”，概念不同；

③：盛强死在于家岭分场，分场根本没有什么“接待室”，家属很少去，有家属来，队长在大墙外找个当时没人的房间就可谈话；

④：说盛强是背砖而死，是“看管员”编的？还是作者编的故事搞不清楚。反正我们当时没有干过烧砖的劳动，也没有见过有哪个砖窑；

⑤：至于说送医院抢救，医生说查不出死因，那更是“胡编”。我们那天出工回来，发现盛强没起床，上前叫他，没反应，掀开被子才看出不对头，赶快报告了管教队长。哪来什么医院？哪有什么医生？

⑥：“秋风扫落叶，黄叶散落遍地……”这让我们看了真是哭笑不得，当时农场处在盐碱不毛之地，方圆几十平方公里，连一棵树都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蒿草，哪有如此诗意的环境？至于坟墓左近“远处枯树败草，近处残余纸灰”更是梦中幻境；

⑦：说赵丽蓉被老太太领到旅馆入住，也是戏剧化的编造。五十年代，茶淀站是荒野中孤零零一个小站，到了茶淀，一下火车，除了车站的两间破房，一片荒野。就其性质来说，这个站就是专为往来送劳改犯设立的劳改专用站。火车经过下来的乘客，基本上是探望的家属。除了劳改、劳教人员之外，家属是可以来看的。谁在这里开旅店？再说，劳改场所能让人在里边开旅店？作者的想象完全脱离实际。

⑧：我想象不出他们是怎样往北京拍电报的。反正在车站那间破房里没看见有这种设备。如果要拍，恐怕也得到附近的“汉沽”、“塘沽”等“民用”车站去拍，

⑨：…………

往往读者看这些历史人物的记述作品时，看得津津有味，岂不知其中经常有编造的假故事。尤其是这类被迫害的真实，编成假故事让被迫害人去从中受教育时，那我们真的是要流着泪去笑，我们也不得不佩服这两位作家的惊人想象力！

我估计中国戏曲研究院也早给盛强“改正“了。然而，一个悲惨绝望被饿死的右派，却被描写为如同“干部下放“，心脏病发作，经过人道的抢救，意外病故的常态。通过这一小小的“故事“，把残酷的对右派的”教养“展现得和光荣的干部下放一样，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欺骗？

关于我提供的以上情况，如今知道在世的难友还有：赵文滔、冯志轩、徐鸣珂、杨路等，还有一些，他们也了解当时的情况。

我的简历如下：解放前参加浙东游击纵队，五五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二十一年劳教后“改正”，分配山西运城学院工作。离休后回原籍浙江。我对我提供的以上真实情况完全负责。

地址是：浙江 余姚 马渚镇 渚山路一弄八号一Ｏ二室（邮编：315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