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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 第八章 饿 莩


作者:巫宁坤




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们一行三、四百名右派教养分子,由武装公安部队押送,搭乘“专列”抵达茶淀,这是位于天津与唐山之间的一个小站。下火车后,我们背上揹着铺盖卷儿,手里提着包裹,列队步行十八里坑坑洼洼的石子路,前往清河国营农场的三分场,又称宁河农场。虽然又饿又累,我们却满怀希望。我们以为,在这个直辖首都的主要劳改农场,我们一定会得到稍微人道一些的待遇,稍微好一些的伙食。

迎接我们的是田野上一座城堡式的怪物,蜿蜒环绕的灰色墙顶上布满了铁丝网。一群绷着面孔的公安干警把我们领进门去,铁门两边有持枪的士兵把守,枪口装着明晃晃的刺刀。高处岗楼上的士兵拿着手提机关枪。进去以后,我们一排排在地上坐好,听三分场场长做报告。他说这次移监的目的是加速我们的思想改造。他强调严守监规的重要性,同时提出严重警告:“你们任何人胆敢企图逃跑,必定要受到严厉的刑事处分,虽然我们相信任何逃跑的企图都决不可能得逞。没有管教干部带领,或书面批准,任何人不得外出。警卫人员随时随地可对任何企图逃跑的人犯开枪。你们进门时看到墙头的铁丝网了吧?那是通了电的。拿你的血肉去和通电的铁丝网拼,那是找死。就算你万一溜了出去,外面有骑马的警卫每天二十四小时沿着大墙巡逻。他们一瞅见逃跑犯就立即开枪。你们是有文化的人,我相信你们不会干这种蠢事。但是我得把丑话讲在前头。”

我决没有逃跑的念头,但是对于囚禁在这样一座禁卫森严的监狱里却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不是一再说我们不是犯人吗?这位场长不是也说我们是不可能企图逃跑的有文化的人吗?而我们明明被关在一座令人望而生畏的大监狱的牢房里。我不禁怀念起兴凯湖的劳改营,那里见不到警卫人员,更不用说装了刺刀的来复枪了。和这座灰墙环绕的大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平静开阔的大湖,每逢歇大礼拜我可在湖边自由自在地漫步。然而,我也认识到,那种没有警卫的自由无非是一种假象。那里没有必要设置警卫,因为遍布营地的沼泽比持枪的士兵还致命。“既然你是一名事实上的犯人,”我跟自己说。“那你就不如充分享受无产阶级专政下一个犯人的一切待遇,否则你就会被软化而忘掉严酷的现实。”监管越严峻,我的心灵就应更自由地翱翔。

每天早晨,我们排着队,经过虎视眈眈的警卫和他们的刺刀,离开分场大院,前往田野劳改。值日的队长把出工人数告诉警卫班长,班长一个一个点数人头放行。傍晚收工返监,班长重新清点人数。政治学习,不如说是批判会,占用晚上的时间。队长们一个个都是铁板面孔,俨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化身。他们和李队长毫无相似之处,李队长完全够不上这个制度的化身。名为“人民内部矛盾”,现在我过的和感受的却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囚徒的生活。

在移监之前,我已经从《人民日报》报道的字里行间猜出国家形势并非大好,但是我无从知道情况坏到什么地步。我们到达三分场那天,曾经指望吃到一顿一般给新来的人吃的好一点的伙食。不料我们吃到的却是萝卜片和山芋片的清汤。汤里没有一个油星子,饭后不用洗碗。有些人吃了山芋很高兴,因为东北太冷不种山芋。还有些人说大伙房没空给我们做一顿好饭,但迟早会吃到的。当天晚饭吃的是同样的东西,随后两天也一样,而且一天三餐改成了一天两餐。第四天,清汤里没有山芋,增加了萝卜叶子。我们觉得肚子总是饿,但是照样每天下地劳动。

有一天,我们的任务是收割大白菜,装上卡车运往北京。每一颗大白菜都装车之后,值日队长教我们把掉在菜田里的菜帮子都捡起来。我怯生生地问他:“干什么用?”他答道:“你们明天的伙食。”于是我们把菜帮子都捡起,装进箩筐,准备送往伙房。队长喊道:“回来。你们为什么没把乾菜叶捡起来?”我感到莫名其妙,又问他:“干什么用?”队长胸有成竹地说: “你们春天吃。”我的心往下一沉,我的双手按他说的去做。

食物,或者不如说,缺少食物,成为我们的心病。难友们无止无休地谈论他们吃过的好东西,把各色美味佳肴吹得天花乱坠,还煞有介事地交换食谱。他们互相倾诉夜以继日的饥饿如何煎熬他们的肠胃,又把他们变成老皮厚脸的、沉迷精神会餐的饕餮。与此同时,伙食越来越坏。到后来,真正的粮食完全不见了,给我们吃的是“代食品”。一般的主食是用代食做的粥或窝头,用的原料是乾白菜叶和一种用玉米杆的根部磨成的粉,据说其中含有10%的淀粉。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代食品含有多少养分,但是我们当中马上就出现了可怕的、鲜血淋漓的消化道问题。一名年轻的俄语教员,由于长期便秘,差点儿因肠梗阻送了命。

星期日午餐改善伙食,供应蒸山芋乾,每人一斤。我们一班二十多人同吃同住,班长开动脑筋,请一位过去制造精密仪器的行家,就地取材,做了一杆提秤。他用这件精密仪器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贵食品分成均匀的份额,发给各人。在他运作的过程中,几十只眼睛都紧盯着他和他手里的秤杆,在运作完成以前任何人不得开吃。山芋乾中往往有一些变质的,谁分到谁倒霉。

有一天,我分到的一份里有好几片实在无法入口。我一狠心把它们扔在门口一条大家夜间用作小便池的水沟里。一位难友、前共产党员,马上跳下去,把它们捡了起来。正当他把它们一片一片往嘴里塞,一名队长走到他面前,呵斥他说:“快扔掉!你不要脸!你还当过党员哩!”他回答说:“但是我饿啊!饿啊!”他继续咬嚼,直到吃完为止。晚间政治学习,我和他都受到严厉批评,我的罪名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那位共产党员的罪名是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他唯一的回答是: “但是我饿啊!饿啊!”

其它一些饥饿难忍的难友开始搜索新的食品资源。有一位逮到一只田鼠,他趁队长不在眼前,捡到两块砖和一些乾树枝,点起火来把它烧熟,狼吞虎咽吃下肚。还有一位逮到一条蛇,他送到伙房去,让一个伙夫做成一锅蛇羹,两人饱餐了一顿。

我既无想象力又无本领去开发非正统的食品资源,在全中队是第一个严重浮肿病号。我人很消瘦,下肢浮肿,两腿软弱无力,下地劳改时常在路上跌倒。我不知道自己脸上是什么样子,因为周围没有镜子,但是从战友们枯槁的面容,我不难想象自己已经面目全非。不久之后,我上了严重浮肿病号名单,享受一份“革命人道主义”的食物补助。每天晚饭后,我去伙房领一个用旧报纸糊的口袋装的麦糠,和一碗猪骨汤,那是用农场养猪场饿死的小猪骨头做的。我成了难友们羡慕的幸运儿。可惜我的好运为时不长,因为小病猪和麦糠的供应都断绝了。越来越多的难友的浮肿也越来越严重,但是他们来不及分享我短暂的好运了 。



虽然党报和管教干部都避而不谈,即便在与外界隔绝的劳改农场,大家都知道全国正在经受一场空前的大饥荒。我们是从三分场场长的大报告中才领会到情况是如何严重的。他首先大谈“三面红旗”,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无比正确,又罗列统计数字证明它们的光辉成就。然后,他把近年来的饥荒完全归罪于气候反常、粮食歉收,和党的政策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实行一项符合共产党一贯的 “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新措施。过去,给劳教分子寄递食品是严格禁止的,因为食品包裹不利于思想改造。眼下,根据新的情况,准许家属和亲戚亲自递送食品,教养分子本人也可写信要求家人送食品。了不起的新措施!一个政府无力供应人犯最低的口粮,把责任转嫁给他们的家属,却仍旧把他们关在监狱里从事强迫劳动!

我们班的第一批“革命人道主义”果实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妻子亲自送来的小麦面烙饼。他有滋有味地大吃起来,我们大家又饿又馋的眼睛死盯着他一口一口地咬嚼这种不可思议的美味佳肴。我没有写信给怡楷传递“革命人道主义”的新信息。她远在千里之外,度日如年,我不忍再让她为我的处境忧心。可是眼看人家津津有味地吃着烙饼,我不止是眼馋了。我想到怡楷家里人就在天津,离我不远,也许我可以向他们求援吧。求还是不求,这是我在心里又盘算了一天的问题。有一个政治贱民作为近亲已经够他们受的,我还能让他们冒政治风险送食品包裹到监狱来吗?我能忍心让我那慈爱的岳母为我的处境忧心忡忡吗?这时候我想起怡楷在我被捕前夕讲的话:坚守对生活的信念,不管发生什么情况。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问题是“活下去还是不活”。面临生死攸关的挣扎,我抛弃了重重顾虑,向我那些好亲戚求救。

1961年元旦后不久,一天上午,我因浮肿恶化没有出工,队部通知我去接待室。一进屋子我就看见怡楷的四哥坐在一张椅子上,他旁边是一名值日的接待员。四哥当初上的是北京辅仁大学生物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肃反运动中,他被诬为暗藏的天主教神父,受尽了身心摧残,以致精神崩溃。1956年冬病人被送回北京,住在我们家,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后来还没痊愈就回天津家中去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病还没完全治好,他不能回去上班。谢天谢地,他还可以不辞辛苦来探望他病重的妹丈。接待员站在一边监视我们的行动。四哥打开他的小手提包,拿出一打煮鸡蛋、一块煮羊肉、还有我岳母亲手为我做的十个花卷。他又掏出一些咸萝卜,接待员出面干涉了:“不许收咸菜。对浮肿有害。”四哥立即把咸萝卜放回手提包,让我很失望。他告诉我这些食品都是从黑市用高价买的,但是,只要“革命人道主义”继续实行,他们就一定想方设法再给我送吃的。这时候接待员心不在焉向外面张望,我飞快地把手伸进他的小提包,一把抓住咸萝卜,塞进我的破棉袄口袋。四哥,身高六尺却胆小怕事,给我的胆大妄为吓呆了。

“你口袋里揣着什么?”我又问他。

“只有两个窝头,”他说。

“交给我,快!”我命令他。

“这是我的午饭,”他央求道。

“你回家再吃吧。马上交出来!”

我不容分说从他口袋里强夺了两个金黄的窝头。可怜的四哥,好心没得好报,辛苦了一天,他还得步行十几里崎岖的石子路走到茶淀车站,再空着肚皮搭那趟慢车回家。我觉得自己活像希腊寓言里的那条蛇,在好心的农夫救活了它的命之后把他咬死。

我满载而归回到监房,成为少数“富有者”中的新贵,受到周围“贫困户”的嫉羡。我把珍贵的黑市食品每天为自己限量配给,可是一周下来就吃得精光了。我毫不踌躇又写信求援,“仿佛是越尝滋味越开了胃口,”如同哈姆雷特所说的那样 。

春节前夕,没想到老母也来探监。她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和怡楷教中学的二哥结伴同行。他们带着两个装满了黑市食品的大旅行包,走到三分场。我得到批准和家人在一起过夜,“招待所”是干部和留场职工子女上的幼儿园的一间大屋子。由于浮肿,我周身软弱无力,一位新来的队长、刚从部队复员的年轻战士,主动帮我把铺盖卷儿扛到幼儿园。一路上,他很和气地说:“老人家来一趟不容易,你得留她多住两天。过春节嘛!”他主动为一个劳教犯扛行李,我本来已很感动,此刻又听到他这种朴实无华的情意,我更感到惊异。看着他紫红的农民脸膛儿,我意识到他新来乍到,还没有“进入角色?”哩。也许是李队长第二?我真心诚意向他道谢,并私心祝愿他永葆无邪的青春。

面对白发苍的老母,我欲哭无泪。老人家年已六十六岁,一双小脚,从火车站走十几里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一路又受糖尿病折磨,在没有树木的原野上找隐蔽的处所方便一下。这是一个敬老的文明古国! 娘从一路提来的食品袋里先拿出个纸包,边打开边说“我记得你小时候最爱吃烤炉烧饼,萝卜丝的、豌豆苗的。豌豆苗,北京连影子也没有。白萝卜倒有,不如扬州的好吃。现在好面粉也困难,春节一户才配给一斤。我切了一碗白萝卜丝,加了葱花,滴了几滴麻油,一个一个在煤球炉上烤出来的,自然没有烧饼铺做的好吃。”我忍不住哭了。

娘说:“哭什么,吃吧。”

我一边说着话一边吃起烧饼来,不知不觉就把十个都报销了。

娘问:“味道还可以吗?”

我说:“说不上,猪八戒吃人参果,食而不知其味。再来十个我就知味了。”

娘黯然一笑说:“听说你们这里饿死了不少人。看到你活着,我就放心了。”

我们和其他难友及家属都住在一起。很奇怪,人人都在轻松地交谈,仿佛他们是在进行正常的春节拜年活动。我没看到有人流过一滴泪。连一滴泪也没有!也许这些人已经与眼泪和欢笑无缘了?当晚,在唯一的大炕上,娘挤在两位妇女中间躺下。二哥和我把两张方桌拼成一张“双人床”,我们俩躺在一起,悄悄地谈了一夜。他告诉我大跃进造成的祸害,和老百姓遭受的苦难。我给他讲在北大荒的劳改生涯、在清河的饿以待毙。他一边摸我的四肢和胸背,一面轻轻说:“皮包骨,没一点儿肉了。我们得赶快、赶快给你多送东西,要不然就会后悔莫及了。”

“五一”劳动节,宁慧从北京来探监,大腹便便,路上当然很辛苦。她在接待室巧遇怡楷的大哥和他十五岁的儿子和平。我记得和平是个很坚强的孩子,但他一眼看到老姑父面目全非就哭了,宁慧也忍不住泪如雨下。我强作欢颜安慰他们:“别这样,你们那么远来这儿不是来哭的!你们看到我还活着,应当高兴啊。你们带来这么多好吃的,可以帮助我早日恢复健康。”我们隔着一张长桌面对面站着,桌上搁着他们的旅行包。我们讲了一点家常,十五分钟的接见时间就完了。

一旦拥有这些食品,我成了难友们嫉羡的对象,尤其是那些“贫困户”。有些人的家人在外省,即便能来“送牢饭”,路上也要耗时费日。还有人本来是养家活口的,他一走家里的人吃饭都有困难,哪有钱买黑市食品送来。中队里偶尔有人偷别人的食品。我把所有吃的东西锁在两个旅行包里,堆在我枕头后面。我给自己实行严格的定量配给,好像一个吝啬鬼花每一分钱都心疼,因为我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关多久,也不知道亲戚们什么时候能再来。有一天,从地里劳动回来,我发现一个旅行包上的小挂锁被砸了,丢了几样吃的。我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向队部报告。抓住小偷不会太难,因为嫌犯肯定是一个因病留在家里的“贫困户”。一转念,我又暗自 思量,不管他是谁,我可怜的难友和我有同等求生的权利,他为什么不能采取唯一可以使用的手段呢?何况,在他硬着头皮下手干小偷小摸之前,他不定经受过怎样痛苦的思想斗争?若是我像他一样走投无路,难道我就不会干出同样的事,或者更坏的事?再说,他并没动我大多数的宝贵财富。

“贫困户”中有一个搞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学者,他在炕上睡在我右手。有一天,他递给我一张用他的优美的柳公权体写的条子:“教授:我恳求您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来给我送食品,我保证一定加倍奉还。”我踌躇起来,我觉得,这些食品是我的亲戚们作了重大牺牲买来救我命的,我无权拿来做人情。第二张条子内容相同,加了一句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看着他优美的柳体书法,我心软了。我上中学时练过柳字,始终没有入门,因此我一向钦慕柳字写得好的人。这么优美的书法落得这么凄惨的下场!这个不厌其烦地吹嘘自己的古老文化的民族,今天堕落到什么地步!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递给老刘一张烙饼。

第二天,他就搬到重病号集中的屋子去了,因为队部认为重病号继续留在普通监房影响其他教养分子的士气。分手以前,他用他的湖南口音对我说:“老巫,你不知道那张饼味道有多好。我内人一到我就加倍奉还。”

“别挂在心上,老刘,你多多保重。要是你不还,我把你的柳字借条裱起来作个纪念 。”

“那可不成。”他无力地微笑着告饶。“要是你真喜欢我的字,等环境好转后我给你写个条辐。”

“老刘,你可要说了算。多保重!” 我无力地哈哈一笑。



冬去春来,全国期盼一个好年成和少饿死一些人。感谢亲人送来的昂贵的黑市食品,我的身体好了一些,但是我的健康受到严重破坏,很难迅速复原。两条腿还是浮肿,软弱无力,人常晕倒。一天,队部批准我去农场医院门诊部看中医。大夫是劳改犯。听了我的主诉之后,他摸了我的脉,看了我的舌苔,然后摇着头说: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很惊讶你的情况还这么好。尽管,如你所说,你吃了一些好的食品,但你的五臓脏六腑功能呆滞,不易吸取养分。一条冰河要想解冻,重新畅流,一两天风和日暖是不够的。需要时间,需要十分小心。我不想吓你,在目前情况下,真可说人有旦夕祸福。我在这儿见的多了,唉!你是位教授,你明白我的意思。千万保重。”

我并不感到惊惶,但我肯定也没从他的话里得到任何安慰。

后来,五月的一天,分管我们班的队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带另外两名右派去农场一个偏僻的角落“执行一项任务”。任务是挖一个六尺长、二尺宽、三尺深的坑。队长没说明坑是作什么用的,因为他们一向让我们盲目服从命令。

我们越过荒芜的田野慢慢朝目的地进发,一路上感到空气中有春天的气息,可是看不到一点生命的迹象。我们三个人干这点活不需要很长时间。坑一挖好,我们就看见一匹瘦马拉着一部平板车慢慢地朝着我们走过来。车子快到眼前,我看到车尾一张污秽的草垫子下面露出一双枯瘦的脚。一个死人!车子在我们挖的坑前面停下,赶车的“老就”跳下来,哭丧着脸咕鲁道:“把他推下去,盖上土,麻利快点儿!别婆婆妈妈的!”我掀开草垫,看到一双我认得出的深陷的眼睛,吓得我全身发抖,两腿发软。我们用铁锹、铁锨草草地埋葬了老刘。赶车的往新填满的坑插进一跟木片标记,上面有用黑漆写的一个号码。他让我们搭老刘刚腾空的车子回营,我们三人都宁愿自己走回去。一路上,脑子里冒出《哈姆雷特》中墓地那一场。我怨自己没有那个掘墓人对死亡轻松的态度。接着,我又为自己开脱道,毕竟他干这个行当干过三十年了,而我干这个还头一遭。晚间,我按规定去向队长汇报。

“报告队长,我们完成了任务,”我说话时有点自满情绪。

“你们挖了几个坑?”他绷着脸盘问道。

“一个,”我据实回答。

“一个?”他狠狠地问我。“就一个?我问你,一个坑能睡几个人?你愿意跟另外一个死鬼合用一个坑吗?你这无用的书呆子!我不该把这轻松活儿派给你的。回去写个检讨交上来。”

我不介意做点家庭作业。不过这件事对我有了启发。死者上大学时是运动员,一向体魄健壮。如果他能那样摔手而去,我怎么知道下一个不轮到我呢?农场已经饿死了许多人犯,不过死亡从来没有靠我这么近。我惊惶失措了。我不愿不见怡楷一面就摔手而去,可是我又不愿让她烦恼。我翻来覆去地进行思想斗争。我该不该要她来看望我?我非要不行:一别三年,这次见面对我们俩都非常重要,既然死亡已离我这么近。我也非常想再见我的儿子,也至少见我女儿一面。可是这样做是否真的对她或孩子们有好处?如果他们就此再也不见我,是否对他们更容易一些?或许我太自私了吧。我要她来看我,是否会给她在政治上惹来更大的麻烦?不行,我不能那样做。我为什么要给她的沉重负担再火上加油呢?可是,如果我把她蒙在鼓里直到为时已晚,难道她不会怪罪我吗?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我有权利把她关在我生命的门外吗?“祸福与共,病康偕老!”终于我抛去重重顾虑,向她发出一个“可能见最后一面”的紧急呼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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