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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继忠:一位被遗忘的文学翻译家
——纪念黄继忠教授逝世四周年



作者:巫宁坤


  一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燕京大学之聘从美国回国任教,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教授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英文作文”,两门都是英语专业四年级必修课。四年级有二十多名学生,每人每周一篇作文,阅卷的任务相当繁重,何况我又毫无教学经验。为了减轻我的负担,萝蕤派黄继忠担任作文课助教。每篇作文先由继忠批阅,然后由我改定并加评语。继忠小我三岁,抗日战争年代也曾从军当过翻译官,他为人爽朗,工作认真负责,我们俩合作得很愉快。

  我到西语系不久就听说,解放前,继忠热衷于美国生活方式,西装革履,能歌善舞。解放后,追求进步,当时已是西语系教师中引人注目的积极分子,而且不久以前在四川参加土改时曾在大会上控诉他的寡母多年剥削农民,并声言要和她划清界限。我听了将信将疑,因为在和我的交往中,他一向谈吐温良,执礼甚恭。不料,有一天,西语系学生积极分子召开一次批判我班上一个放言无忌的男生的大会,继忠跳起来把他臭骂了一通,慷慨激昂,吓了我一大跳。

  继忠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拥有田亩的诗书之家,早年丧父,自幼随外祖父在上海求学,家中并延请教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抗日战争时期,攻读于迁校到成都的燕京大学英语专业,一九四九年毕业于迁回北京的燕大,并留校任教。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燕大合并于北京大学,继忠留任于新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

  院系调整后,我被调到天津南开大学,便和他很少联系。一九五六年夏,我又调回北京一所外国语学院任教,住处离北大很近,便恢复了和留任于新北大的原燕大同仁的交往。继忠当时担任校工会文体委员兼系教工会组长,并正在申请入党。这时候“双百”方针激动人心,继忠也紧跟形势,开始解放思想。及至一九五七年五月“整风”运动开始,继忠更积极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带头“大鸣大放”,在北大名噪一时。

  岂料一夜之间,“整风”突变为“反右”,多年追求进步的积极分子黄继忠也突变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一九五八年二月被送劳动教养。我从此和他失去联系,直到一九六O年冬,我从北大荒兴凯湖农场转移到茶淀清河农场继续接受劳动教养,有一天在场院内偶然和他相逢,才知道他离开北大后一直就在那里劳改,回首当年,恍若隔世。

  一九六一年夏初,我因长期营养不良患严重浮肿,人命危浅,获准“保外就医”,从此又和继忠失去联系。多年后,从他寄给我的《风尘诗钞》旧体诗十八首可约略揣测他在六七十年代风尘坎坷的往事。从第一首《与母同酌》中,才知道一九六三年春他曾返官陇村故里探亲:“一九六O—一九六二大饥荒后,骨瘦如柴。返里省亲,老母搜罗食物,滋补逆子。数月间丰腴逾生平,里中儿童咸称‘胖子’云。”诗曰:“二三野蔬佑陈酿,白发斑髭对举觞。帘外黄莺休噪耳,容儿共母话家常。”“逆子”回头,重温母爱,往事萦怀,能不感慨万千!

  继忠的妻子乔无远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婚后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因受株连在工作单位也被划为“右派”,带着三个小儿女,远戍宁夏固原劳改。《风尘诗钞》第二首为《入塞曲》,诗曰:“莽莽黄沙迷落日,骊歌又起锁阳西,苍山白野追风去,耳畔空馀儿女啼。”这是继忠从清河农场请假前往宁夏探望妻子儿女的纪念:“一九六四春正月,自囚地出塞舐犊,盘桓盈月,羌笛催人,小儿女送父远行,泣不成声,余亦泫然。”

  一九六九年,继忠被遣送回乡,大田劳动之余得在老母膝下承欢数载。一九七六年冬,长女麦儿偕新夫婿来官陇村探亲。父女欢叙苦短,长诗《送麦儿出塞》抒写了“父在天涯儿地角”的悲情:

  送别复送别
  送别几时完
  今年送儿去塞外
  何日重返旧家园
  夜语殷殷哭声咽
  朝登征程泪阑干
  犹忆抱儿膝上时
  钟爱胜于金玉囝
  阿父遭难放北海

     ……

  十年不见儿一面
  父归江右儿出塞
  从此骨肉两茫然
  岁月常随东流水
  儿忽亭亭父鬓斑
  万里山川长跋涉
  儿偕夫婿来相探
  欢叙苦短月未半
  离笛催人风尘间

  “十年浩劫”之后,继忠重返北大任教,我也从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回到北京国际关系学院。两校相距咫尺,一九八一年冬,有一天早晨他来电话,说不久将随北大教授代表团访美,要来辞行,并说心上有一些事要一吐为快。当天下午,他就骑自行车过来了。一见面,他就讲开了。他说,一生中犯过三个大错。首先,他是个逆子。早年丧父,全靠寡母一人茹苦含辛把他和哥哥拉扯大了,而且还让他们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他却忘恩负义,在土改运动中无中生有控诉寡母剥削农民,并扬言要和她划清界限。后来,三年大饥荒中几成饿莩,幸于回乡探亲时又得慈母悉心爱顾,始得再生。其二,一九六二年,他已被劳教四年,感到前途茫茫,生趣全无,曾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前企图撞卡车自杀,幸而老司机及时刹车,他仅腿部受伤,被送回清河农场严管。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悍然自杀是大不孝,何况他还有妻子儿女。他十分激动,声泪俱下,我妻子和我竭力劝解,说他既已痛悔前非,何必再苛责自己。

  晚饭后,他的吐露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当年在燕京大学给我当助教时,上级曾交给他汇报我可疑言行的“政治任务”。他说他曾按规定定期汇报,说我热衷于谈论学术问题,并无任何出格的言行。几个月后,他被解除“兼职”,因为他始终没有完成使命。但是,他仍觉得“对不起”我。他的坦诚却使我对他更加敬重。


  二

  继忠中英文功底深厚,钟情文学翻译,除授有关课程外,多年致力于经典著作翻译。早在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间就有三部译著在北京问世:兰斯顿·休斯编著《黑人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四)、萧伯纳著《鳏夫的房产》(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菲力普·鲍诺斯著《比尔麦凯大哥》(工人出版社一九五五),均获佳评。

  一九五六年着手翻译美国斯陀夫人名著《汤姆叔叔的小屋》,计划用两年时间完成,并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却因“反右”冲击而流产。他说过:“这是为数不多的、拨动我心弦的几部书中的一部。”在其后二十余年的劳改生涯中,他利用劳动之余的零星时间翻译了莎士比亚的悲剧《奥赛罗》,并两次修改了《汤姆叔叔的小屋》的译本。他后来说过:“我常常流着眼泪进行翻译,因为在农场,我感到我的命运与《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黑人的命运是一样的。”

  “文革”期间,他被遣送回乡时,带回了一本他偷偷搞到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原著。有一天,从地里下工回家,发现老母正从那本书上撕下一页页纸塞进火炉里,因为老人家生怕这本洋书会给儿子带来新的政治灾祸。一九八二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终于出版了他的译本,初版六万册,距他着手翻译已时隔二十七年。他不胜感慨地说过:“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把自己的生命同这本书联系在一起。”北大杨周翰教授对这部译著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一九八三年,继忠应邀到美国明尼苏达州哈姆林大学讲授《论语》,后在乔治亚州爱默尔大学、佛蒙特州班宁顿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先后共十余年。在教学过程中,继忠参阅了诸多英美汉学家的《论语》和《道德经》英译,深为他们专心致志介绍中文经典的敬业精神感动。同时他也发现,或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或由于“意译”的影响,诸家译文不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原意。因此,他决心下大功夫用“直译”法为这两部中华经典撰写既忠实又流畅的英译本。他首先着手直译《论语》,花了几年时间进行了缜密的思考、研究,和逐字逐句的精雕细刻,对一些难点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诠释。牛津大学出版社认为,这个新译文是众多《论语》英译本中最精湛的一本,而于一九九七年出版发行。

  这部《论语》的直译本也得到西方汉学家们的佳评。以鲁汶(Rowan)大学Q.Edward Wang 教授的评介为例,他在一九九六年《中国史家》(Chinese Historians)第十一卷的一篇书评中,举例比较了继忠和著名汉学家James Legge的译文之后,作出结论:“以上几个例证表明,黄氏这部《论语》的直译十分精湛。它准确、简练、忠于原文、注意细节。其辛勤劳动值得高度赞扬。”

  完成《论语》的英译之后,继忠又以同样锲而不舍的精神着手《道德经》的直译,多年如一日,二OO一年春已定稿。但由于长年伏案笔耕不辍,积劳成疾,于当年五月中旬返回北京就医,不幸于二OO一年八月五日与世长辞,由在京工作的侄子料理后事。

  继忠留美期间,家庭频遭变故。一九八四年慈母在故里病逝,他未能返里奔丧,哀痛逾恒。我曾收到他寄来的悼文,痛责自己为不孝“逆子”,罪无可逭。一九八九年,在美国上大学的爱女麦儿又在毕业前夕猝死。重读一九七六年冬在官陇村所作《送麦儿出塞》诗,其中“若复十载不相逢,谁送阿父上丘山”一言竟成谶语。其《论语》英译本是献给“先慈黄赵秀英老大人”和爱女黄麦的。

  继忠去世后,骨灰原厝于北京八宝山公墓骨灰堂内,二OO三年元月十日,无远携一子一女由美返京,在北京密云宝云岭墓园予以安葬。其遗译《道德经》于二OO三年初由美国加州Asian Humanities Press(亚洲人文出版社)出版。这部译著是献给他在“文革”中见害的“先兄黄继亮”的。

  继忠一生坎坷,劫后余生远离故国,竟能于耄耋之年,不顾体弱多病,独力用直译法将两部古汉语经典巨著点化为忠实传神的英文译著,前无古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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