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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场


作者:戴煌


                 一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和油炸面儿子,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就能够救他一命!”


                  二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受不了也得受”。

  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

  “现在几点了?”

  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

  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

  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三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我的老战友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

  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工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四

  在这没完没了的死亡威胁下,许多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早死了,正像有人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就是其中的一位。

  他到北大荒后,和我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说:

  “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原载《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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