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淀书房》     回二闲堂  回目录 




无底的棺材-从“土城”押往茶淀


作者:从维熙


  直到初秋时节、我们才得以离开土城,奔往茶淀农场(劳改单位内部称它为 “清河农场”)。仍然和去塞外营门铁矿那样,列车一分为二,前几节车厢坐的是 公民,后几节车厢拉的是囚犯。

  跟去营门不同的是,我妻子张沪就在这块土地上改造,命运也把我抛向这儿来 了,这多少带给我一点幻想的快意。列车过了天津以东的军粮城、塘沽,铁路沿线 开始荒芜起来。目光所及之处,除了盐碱滩外,到处是茅草和芦苇塘。

  这挂列车由于拉了我们这些特殊公民,车尾显得超长,以致我们到站下车时, 没有站台可踩,路基是个斜坡,站立不稳的就要滚到坡下。腿脚不十分灵活的肖乃 信,行李就是和他一块打着滚儿下来的,他站起来拍拍尘土,看看周围岗哨林立, 不但有机枪,还有马队巡逻,便又耍开了半疯。他把行李往肩上一扛,笑嘻嘻地向 岗哨及马背上的士兵大声吆喝“仪式可太隆重了,谢谢列队欢迎!”

  战士没有理睬他,带队的队长却训斥他:

  “你这老反革命,不老实铐起你来!”

  押送囚犯的劳改干部,衣里总是要装着几副“镯子”的,在这漫荒野地里下车, 手铐对囚犯起着威慑作用,行车途中,前节车厢中有个扒窃犯想跳车逃之夭夭,就 “咔嚓”一声被戴上了“铁镯”,然后以他作典型,到各个车厢去作示范。待到从 火车转乘大卡车时,三个武警表演装车绝技,一人抓住带铐人的后衣领,另一人抓 住他的双脚,像往车上扔一麻袋粮食似的,在下边悠了几下,便狠命往车厢板上一 扔;这时第三个武警,趁势向上一托,那个逃号就被掷到了卡车上,身体撞击车身 发出“嗵”的一声巨响。

  这儿是方圆几十里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里边关押着万名左右的各种类型的囚犯, 是北京市的最大劳改点之一。解放前这儿曾是海盗出没的地方,解放后犯人在这儿 开始了劳役性的屯垦,到了我们去这儿服劳役的一九六一年,里边已是岗楼和铁丝网交 错,稻田、葡萄园和茅草、野蒿相织的劳改“圣地”了。

  “圣地”二字是我们用的形容词。一是形容其大,二是形容其自然环境。这儿 遍地长着铁杆芦苇,特别是被称之为“西荒地”的西半球,只见芦苇不见树,只见 碱蒿不见土,是个混沌待开的自然世界。要是单从空气新鲜这一点来说,这儿理应 属于第一流的休养圣地。东半球由于囚犯开发较早,到一九六一年已初具小小市镇的规 模,有一个造纸厂,有一座大葡萄园,葡萄园中矗立着一座白色的二层楼房(人称 “小白楼”),里边住着总场的政治委员,往西走不远还有一所公安医院,这医院 是为劳改干部和囚犯而开设的。总场场部下设一个犯人剧团,梅葆玖、叶盛长、赵 慧绢等名角,都曾是这个犯人剧团中的成员。著名古典文学教授文怀沙、作家孔厥 也都在这东半球上服过役。

  西荒地则是以阿拉伯数字排列的:有581分场、582分场、583分场、584分场、 585分场和586墓地(著名美学家吕荧就埋在“586”的乱坟岗子中,本书第二部《折 梦“桃花源”》中有所记述)。“581”到“585”一律是单一模式建筑:几排红砖 房,中间有一广场。周围挖有积满污水的壕沟,壕沟旁编织着铁丝网,以示楚河汉 界。“586”没有壕沟,死了的“大劳改”和“二劳改”在那儿获得了自由,离地 不足二尺高的小土丘前有一个个小木牌或竖起一块红砖,上边写着死者的姓名。

  我实在无法估计大跃进后的饥荒,在这个偌大劳改农场究竟投下多么浓厚的阴 影。我最初的落脚点是“西荒地”的“583”,卡车刚刚开进壕沟包围的院门,就 看见衣衫褴楼的老号,在壕沟旁的垃圾山上扒拉着东西吃,他们抓起烂菜帮子和秫 秸秆儿,在身上擦擦就往嘴里送。他们对这些新号的来临,显得司空见惯毫无兴趣, 头也不抬地像公鸡刨食一般,在散发着臭气的杂物堆上扒来扒去。

  这个镜头对我刺激非常之大,使我至今对这一场面的记忆仍清晰如初。难怪营 门铁矿那些老号谈起去农场,惧之如临虎口呢!按说这儿是生产粮食的地方,理应 吃饱肚子,恰好相反,奔波了一天的我们,晚上领到的“进口货”是两个鸭蛋般大 小的“红色窝头”,它不是红高粱面捏成的,而是白薯面捏成的。吃第一口很甜, 吃第二口比高粱面窝头爽口,吃第三口觉得顺食管往下咽很滑溜,吃第四口时一个 小窝窝头就光了。两个小窝头下了肚子如同没吃一般,在营门铁矿不知饥饿滋味的 我,头一天就受到了饥饿的威胁。我端起搪瓷缸子喝菜汤,里边有几条像蚯蚓一样 的麻绳菜,喝到最后缸子底部沉淀下一层厚厚的泥垢,我只好泼掉了它。

  几个老右重新回归到五毒混杂的队伍当中,徐恭瑾和我分在一个组。肖乃信和 我分开了,但还在一个中队。领队出工的两个小队长皆为在这儿改造了两年多的右 派,一个叫朱诚,另一个叫徐洲。朱诚原是北京市某小学的小学教师,人长得魁梧 漂亮;徐洲原是北京丰台区某中学的音乐教师,人很温良恭谦。掌管我们的劳改队 长姓刘,部队转业军人,共和国之初曾经入过朝;教导员姓姚,老号们偷偷叫他 “姚菩萨”,从绰号中可见他对劳改分子并无恶迹。但这些干部都不足以改变我们 的处境,刘队长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我相信党处理你们是正确的(先给自己支撑 起保护伞),就是有处理不当或个别冤枉的案例,你也要在这儿老老实实地劳动改 造。这儿是执行单位,谁闹事惩处谁,准消极混泡收拾谁!”话虽说得过于粗鲁一 点,实际上就是那么一回子事。

  我们队属于大田队,干的是挖沟开渠一类的活儿,间或也到田野里收割稻子或 砍高粱。到这儿不几天,就听见一件这样的事儿:有两个莱园队新号,偷拿黄瓜带 回宿舍的手段令人心颤,甲和乙各把一条拉秧的黄瓜,塞进对方的肛门里去,以躲 避回宿舍时的检查,偷拿手段如此下流,但还有能识破这种下流手段的岗哨(此工 作由改造中的“积极分子”承担),这两个人被脱下裤子,从肛门中各被拽出来一 条黄瓜。乍听到这条新闻时,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后被莱园队的一个老右证实—— 他亲眼目睹了这个悲凉场面。

  “黄瓜事件”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劳改农场的饥饿程度。说起来也很好笑,我和 杜高(“二流堂”吴祖光小集团成员)所以能在农场里蝼蚁般的人丛中相见,也是 饥饿当了我们的引线。一天黄昏收工后,我照例拿着我的饭碗和搪瓷缸子去打饭, 当我从那扇小窗口拿到两个白薯面窝窝头和一碗菜汤,匆匆往宿舍走时,发现了一 个面孔消瘦的年轻人,一边跑着一边往嘴里填塞着窝窝头,一个长着螳螂腿的人, 在后面边追边喊:“喂!你站住——”

  “嘿!他抢走了我的窝头了!”

  “大伙截住他。”

  我顿时明白了。前头的那个年轻号,是抢了后边那瘦汉子的晚餐。虽然这儿贼 多如牛毛,但在饥饿年代抢吃别人那口饭,仍然是众矢之的。于是有人奔了过去, 我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大伙朝那抢食人走去。待等那瘦汉子和众人赶到“小强盗”身 边时,他已经把两个白薯面小窝头都填进了肚子,并可怜巴巴他说:“我得了浮肿! 等肿到肚脐眼,我这条小命就交代了!我得活下去呀!我实在饿得受不了啦!你们 愿意打就打,愿意扇我耳光就扇我耳光吧!反正早晚我得死!”

  真有几个年轻号上去揍他!可这瘦汉子长叹了两口气,把年轻号给拦了:“算 了!算了!我饿一顿认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吐不出窝窝头来了!”

  我突然发现这个又黑又瘦的汉子很面熟,片刻的回忆之后,我喊出了他的名字: 杜高。他也认出了我,彼此都十分尴尬。昔日在北京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青艺的剧 作家,居然在这里见面了,那抢食的浮肿号当了引见的红娘。荒唐?是够荒唐的, 怪诞?这见面的场景就是一幕时代的怪诞戏剧。一个瘦弱的书生没有保卫那一口食 的本领,被人嘴边夺食之后,还去阻拦别人不要殴打那个抢食的人,这可能是知识 分子区别于其同类所特有的悲哀吧!

  人群散了,我俩才开始叙旧。得知杜高在一九五八年就发配到兴凯湖农场去了。中 苏关系恶化的大背景,使得兴凯湖凡属右字号的,像候鸟南飞一样,离开了那冰铺 雪盖的世界。到清河农场之后,老右就化整为零,分散在了东、西两个半球的各个 劳改分场。其中文艺界的人士不少,我能记下的名字有:中央美院的汪志杰,中央 工艺美院的何雁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巴鸿,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汪明。著名 女歌唱家张权的爱人、男高音兼指挥莫桂新,本来也应随候鸟南飞的,但是在兴凯 湖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死在那块苦难的土地上了,葬身的乱坟岗叫太阳岗,多么 辉煌而美好的讽刺,囚徒死后才能得到太阳的照耀,真是个绝妙名字。那儿临湖风 光十分秀丽,小小土丘一字排开,上边插着一块块小木牌:劳教分子×××之墓。 后来干脆用红砖代替了木牌,红砖上用白粉笔书写上死者的姓名,一场大雨浸过, 粉笔笔迹消失,那死鬼就成了无名野鬼。

  后来,在劳改队,偶然间遇到了巴鸿(《智取华山》导演之一),他说他在莫 桂新临终时,曾有幸见过莫一面。当时,莫刚刚被一辆牛车从七分场拉到总场医院 门口,巴鸿当时在文教队改造,匆匆赶到现场去看他,莫桂新此时已骨瘦如柴,分 辨不出站在牛车旁的就是巴鸿;之后,巴鸿到分场演出,归来时莫桂新已经不在人 世了。使巴鸿深感悲凉的是,莫桂新葬身的坑穴,就是巴鸿和另外几个演员挖下的。 当时文教队的任务除去排“革命戏”外,就是在“太阳岗”挖坟坑;每个人定额三 个坑,挖完收工。春、夏、秋三季事先挖出一排排死人坑,以免冬天埋死人时坟坑 不够用。巴鸿还干过埋死人的活儿,从总场医院把尸体弄上担架,直奔“太阳岗”。 要是赶上“大烟炮”飞舞的冬天,尸体冻得梆梆硬,抬尸人到坑前把尸体向沟里一 翻,再把担架抬回来,莫桂新的命运也不例外,他的一腔忠魂留在那块冷土上了。 几铲黄沙一盖,他就去了天国。

  初到清河农场时,我觉得这儿比兴凯湖要人道些,有时收工迟了,便会在苍茫 的暮色中看见平板大车上装运着棺材,沿着农场道缓缓向“586”行进(各个分场 都是夜间埋死人)。后来老号对我揭了谜底:哪有那么多木料给罪犯打棺材,你看 见的是一口无底的棺材,到“586”的穴坑前把棺材罩儿一抬,一扬车把,人就顺 到坑里去了。埋完死人,把棺材罩拉回来,再罩上其他死鬼。有时饿死的人多了, 一个棺材罩不够使,就干脆裹上被褥,外边用席筒一卷,并排躺在大车上,拉往 “586”。我不太相信这老号的话,有一次干稻谷装车的活儿时,我悄悄地向车把 式验证真伪。车把式戏谑地对我笑笑:“你是新来的吧?实在只有一口无底儿的棺 材,那是变戏法给路人看的!”(我的长篇小说《龟碑》中,写了这一细节)。

  原来这是伪装出来的人道,我深感自己的幼稚和无知。我甚至想象过我或许有 那么一天,也被罩起来拉往“586”,因为每天能听到农场往外拉死人的消息。为 了抵挡饥饿,为了活下去,队伍出工和收工时,不断有人跑出队列,蹲在那儿拔一 株野蒜或抠一个漏挖的萝卜头什么的,性急的在衣裳上蹭蹭,就塞进嘴里;不太急 于“进口”的,把路上捡到的野物装进衣兜,晚上下锅煮熟后才吃。这成了每个人 的条件反射,走路时眼睛总像满地找银子似地向路边窥寻着。我没有勇气跑出队列 去挖野食,但用铁锨翻菜地时把翻出来的一个个白菜根,装到兜里,回去煮白菜根 以充饥倒是常事。初冬时节,每到吃晚饭的时候,各个墙角都闪烁着火光,好在清 河农场处处是芦苇,拢上一把当干柴,把铝锅往两块砖头中间一架,就吃起“加餐” 来了。

  记得,有一次疏浚排水沟,以加深沟的容水量。就业的“二劳改”队(解除劳 教的人员,住在铁丝网外的红砖房内)紧挨着我们的工作段挖河泥,一个叫刘岳的 “二劳改”的活段正好和我邻界。我正在低头干活,耳畔忽然听得“咯吧咯吧”的 声响,有意无意地扭头望去,顿时使我瞠目结舌,原来他正在嚼着一条水沟里捉到 的活鱼,露在嘴外边的鱼尾巴左右摇摆,发出咯吧咯吧的抽打声(若干年后,我看 见电影《苦恋》中有个镜头,正和刘岳饥不择食地生吞活鱼的情景一模一样)。我 怕他不好意思,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干活,哪知他反而吆喝起我来了:“喂! 水沟里有鱼。咱们身上就缺动物脂肪。这东西虽有点泥腥气,但能解饥就行!”听 了这汉子的动员,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细想想,若不是饿得难耐,他会把一条活 鱼生嚼了吗?“活下来就是胜利”,是这儿劳改人员的口头禅,它不是很唯物吗?

  为了能够生存下去,饥饿迫使最底层的人,向原始生活回归。其他类型的囚徒 自不必说,就拿知识分子来说,也逐渐蜕变去那层清高的外皮,露出原始的形态, 前文提及到的工程师肖乃信,在土城骂流氓骂得那么尖刻,但在一次晚间集合站队 时,我亲眼目睹他捕捉飞向电灯亮光带翅的蝼蛄,抓住一只往嘴里填塞一只,直到 队长向他大声斥责为止。

  事后,我曾间及肖乃信:“什么味儿?”

  “没吃出味儿来,只知道往嘴里填。”他说,“肚子总像个无底洞。”

  “克制一点不行吗?”

  “你家里老母亲给你邮寄食品。我是孤坟野鬼,谁管?只有在困境中自己求 生!”他振振有辞地回答,“我一不偷,二不摸,吃野食不算丢人。”

  “我担心你吃了有毒的东西,坏了自己的肚子。”   “管不了那么多了。”他说。

  不久,从六中队传来一个老右病危的消息,他叫陆丰年,落生在解放前的十里 洋场,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他属于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出身。在北京农业机 械学院即将毕业的日子,赶上了反右派斗争,他在民主专政与“内行”、“外行” 问题上鸣放了一下,被戴上右派铁帽送进了劳改农场。昔民,一个吃蜜也嫌不甜的 小少爷,在这儿竟然吃开了五毒,他把捉到的一条蛇、一只蛙、一只癫蛤蟆和一只 老鼠,放在一口小铝锅里煮熟吃了。夜里,他开始上吐下泻,浑身哆嗦。几小时之 后,他已经神智不清,生命垂危。多亏分场的医务室里一个“二劳改”(刑满后留 场就业人员)医生全力抢救,总算把他从死神的怀抱中抢了回来。因为我和他常在 墙角煮食时见面,虽然不在一个中队,还算彼此相知。一天,收工后我到他的宿舍 看望他,他神智虽已清醒但面色蜡黄。在炕边上,我说:“你怎么能乱吃五毒?”

  “饿。”他声音十分微弱。

  “那也不能胡吃海塞呀!”

  “我知道癫蛤蟆有毒,剥了皮先洗了几次。”

  “那蛇也可能是毒蛇。…

  “我开了膛,把五脏是扔了的。”

  我能做的也只是空头安慰几句,便匆匆而回,事后,他身体略略好了一些时, 并没有改变他煮食小动物的习惯,只是不敢再把癫蛤蟆掷进铝锅里就是了。至今, 他那口破了边沿的铝锅模样,在我记忆中形象仍十分清晰:被苇火熏得成了炭黑色, 上边只剩有一只锅耳(中篇小说(白云飘落天幕》中,我借用了这口锅的形象)。 他的命运也像这口缺耳的残锅一样,留给历史一个残缺故事,后文将有详细叙述。

  面对饥饿引起的种种惨状,好心肠的劳改干部装作视而不见。比如,绰号“姚 菩萨”的教导员和镶着一颗假金牙的刘队长,在队列前训话时偶尔提及两句“不要 到处点火熏黑了院墙”,“上边有令不许点火煮食野物”等等,这只是官样文章, 实际上对饥饿的囚号煮野菜充饥,是一种出于同情的默许,更确切他说在那饥荒席 卷全国的年代,饥饿也危及到了那些奉公守法的干部家庭,他们的家属宿舍就在壕 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家家户户的檐下晾晒的青菜叶和萝卜干。基于如 此严酷的事实,他们对囚号点火煮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是挺合乎逻辑的事情。

  但是绝非所有干部都具有这种心肠。有一次我因患牙疼在监舍休病假,看见有 几个身患浮肿的老残病号,用锅不知煮什么东西。这时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场长(我 已记不起他的姓氏来了),来到宿舍院内,他看见墙角有人煮食,怒不可遏地走上 前去,把所有的破锅都用大头鞋踢翻了。从其中一口破锅里淌出来的是一只鞋底子, 那场长声严色厉地训斥道:“你为甚煮这东西?是不是想成心丑化无产阶级专政?” 那浮肿号低头弯腰地解释道:“没有人给我寄吃的,我饿。”“这鞋底子能当食物 吗?”那场长继续暴跳着,“你马上给我扔到厕所后边去。”那浮肿号只是两眼盯 着那只快要煮成烂泥一样的鞋底,舍不得把它扔上垃圾堆,连连说:“红军过草地 时,不也吃过棉絮吗?”那位场长不再说话,弯腰拾起鞋底,用力向厕所方向一掷, 鞋底断了,只扔出去折断的半截,另外半截仍留在场长手里,他把手中半截鞋底往 地上一摔,狠跺两脚,便扬长而去。

  我蹲在墙根下,亲眼目睹了踢锅事件,只觉那只病牙疼上加疼。更使我心颤的 是,待麻脸场长走后,那老号又蹒跚着两只肿腿,把那半截鞋再捡起来,夹着铝锅 另找生火的地方去了。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位麻脸场长为什么踢锅,因为市公安局 要来什么大人物到“西荒地”检查卫生,早上直属队留下几个人用刷子沾着白灰浆, 把院内熏黑的墙都刷白了。但是不久,白墙又变成了黑墙,因为人在饥饿中求生的 本能十分顽强,这不是任何命令可以制约住的。那位麻脸场长的下场也并不美妙。 记得是在过春节劳改队吃饺子的夜晚,院内各监舍都听到了枪声。传出来的消息是, 这位麻脸场长因为和某干部之妻搞男女苟且之事,事情败露,这个大麻子于午夜开 枪自杀了(亦有一说,他先开枪打死了那女人,然后开枪打死自己)。

  饥饿的人们对伤风败俗的桃色案件不感兴趣,能活下去是囚号的第一宗旨,在 这一主导神经指挥之下,牙膏、牙粉、鞋底、棉絮,无所不吃;至于吞吃这些东西 是否具有延长生命的作用,人们无心问津,只要让肚子里装进去东西,就能得到精 神上的麻醉。刑事罪犯这么干,知识分子为了求生在这个环境里也无法脱俗,原中 央戏剧学院声乐教师张欣,他在早上去打粥时,先悄悄在饭盆底下挤上一点牙膏, 打上熟粥后用筷子一搅动,粥就显得格外地稠。牙膏中究竟有什么化学因子起到了 凝固作用,我不得而知,但是那稀粥变稠粥确是事实。当然按照物质不灭定律来解 释,加上牙膏而变稠了的稀粥,还是那么多的米,还产生那么多的热量,但饥饿中 需要用精神幻术来自我解脱。我的“同类”,原北影导演巴鸿告诉我,他在田里经 常抓蛇吃,剥掉蛇皮,就地用柴火棍儿一烧,半生半熟时入肚不但解饿还香得很哩! 有一次他的“同类”在田埂上捉到一条蛇,正要剥皮时,劳改队长突然出现在他面 前,他的第一个动作不是急忙把蛇扔掉,而是“咔”地一口先咬下三角形蛇头,并 迅速把蛇头吐到埂捻下的水沟里;第二个动作是把无头的蛇装进衣兜,让蛇已然成 为他的“进口货”时,才回答队长的质询。无论怎么说,那条在衣兜中蠕动的死蛇, 他也没交出去,队长口头上批评两句,走走过场也就算完了。至于在菜地吃菜,收 稻子时吃生稻谷,则更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我虽然没有饿到那样的程度,但是采 一些绿树叶回来,放在暖瓶里泡食以解饥,或到萝卜地干活时,偷偷拔几个萝卜吃 是常有的事。其实,萝卜是助消化的,越吃越饿,但在当时几乎无人考虑生理学中 的因果关系,肚子中有食就是最大的精神自慰。

  我所在的583分场,中队建制约百人左右,因饥饿而导致的浮肿号约占1/2左右。 严重的不断死亡升天,其他的病号有的只能在炕上挪动,而不能下炕走路;有的虽 能走路,两腿一按一个大坑。浮肿是自下而上地发展的,濒临死亡的病号连生殖器 都肿得怕人,脑袋肿得像个老窝瓜。在这种形势之下,人人自危,便拼命往嘴里塞 食,以挣脱死神的拥抱。

  这里,我不能不写上一笔知识分子在饥饿的生死劫中,自身素质上的亮点和霉 斑。当时,巴鸿告诉过我这样一件令人悲恸的事情:有个“右派”叫林澄,他是协 和医学院的高才生。由于兴凯湖缺乏医务人员,他到兴凯湖二分场服劳役后不久, 就被调到八分场犯人队去当狱医。在劳改单位狱医是最吃香的,因为他不但给犯人 看病,还给劳改干部看病。无论从生活待遇上和政治待遇上,都和一般服劳役的老 右有着很大的差别。住房是单间不住大连炕,吃饭吃干部小灶而不吃囚号的大伙房; 相对他讲,他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背起红十字药箱来,可以涉足劳改农场的每一 寸土地。饥饿对于林澄不存在,训斥对于林澄也不存在,是刑事犯和政治犯羡慕不 已的一份差事。但林澄对此并不感到有丝毫幸运,正好相反,他觉得他和许多献身 国家建设的知识分子,都不该承受这样的劳役惩罚。为此,一天他趁在田间巡诊之 际,一个人躲在小土坡后,掏出红药箱中的手术刀片,割开了腿部大动脉,面对波 浪滔滔的兴凯湖以死抗议五七年对知识分子的“仁政”。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 庭,古代传统中的“士可杀而不可辱”的生活信条,潜入他鲜红的血液和每个细胞。 他用自己的死,在“太阳岗”为这一时代的殉难者,立起了一座非大理石的苦难纪 念碑。

  我没有死的勇气。

  我是弱者。惟一能够实践的是:洁身自好,尽量尊重自己的良知,在那样一个 环境中,做到这一点也并非易事。记得,那是一九六一年的寒露时节,古农谚中说“农 十月,高粱红”,清河农场的高粱地却缺乏那种醉红的色泽。这儿是开发出来的盐 碱地,高粱不易成活,尽管场里种的是抗碱的多穗高粱,但十月秋阳中仍然难见高 粱的红色。尽管这是高粱绝对欠收的年份,囚号们对于收割高粱,还是有极高的热 情。如果把收割高粱,比喻成蝗虫飞进了庄稼地,那是有些夸张,因为这些浮肿的 囚号,既无蝗虫的翅膀,也无蝗虫一跳八垄的弹跳能力;但是蚕食起生高粱米粒来, 却不亚于蝗虫过境。他们先把高粱折倒在地,穗头部分铺上一块手绢,用鞋底一搓, 高粱粒儿就滚滚而落;然后把手绢往嘴里一扬,当场偷吃,或把手绢里包着的高粱 粒儿抖进衣兜。如此这般,周而复始,好在前后左右都有青纱帐遮目,饥汉们当然 可以美美地野餐一次。我的胃不习惯于嚼食生粮——尽管它对我有强大的诱惑力—— 我手拿镰刀割砍高粱时,不断把甜甜的高粱秆儿伸进嘴里,按照营养学的解释,人 体不可缺乏糖分,那不长穗子的矮子高粱,甘甜程度和甘蔗相差无几,我觉得补充 人体内的糖分,或许比吞吃高粱粒儿,肠胃吸收得更加直接。

  领班干活的小队长是我的一个同类,对这些只装没有看见。但到收工集合站队 时,他在队列前呼喊开我的名字。

  “有事吗?”我诧异地问道。

  “今天是你‘值星’(值星是值日的同义语,即轮流值日一个星期的意思)。” 他说。

  我头脑轰鸣了一声,顿时明白了其中含义:这是让我在这儿执行检查任务,要 把人们身上带的粮食都检查出来。我装作不解其意的模样,把球踢了回去。我说: “小队长,‘值星’是指内务卫生而言,监舍大院之外的事情,没有‘值星’的责 任。”

  “干活的事你也要管。”他说。

  “这不是干完活了吗?”我反唇相讥。

  “还有个任务你没完成。”他态度变得蛮横起来。

  “什么任务?”

  “队长有过指示,凡是到菜园或粮田里干活,集合站队回号以前,都要搜身。”

  我急了:“对不起,这差事我没有干过。”

  “什么?”他听出我话中的讥讽意味,便指责我说,“没干过也得学着干,政 府改造的就是你我的反动思想。”

  “我就是不干!”声音是斩钉截铁的。

  “你不干不行!”

  “我就是不干!”我再次重申自己的态度,为了怕他疑惑我偷了粮食,便把所 有衣服兜儿都翻个个儿,抖给他看,“我嚼过高粱秆儿,没带一粒粮食,这是因为 我身体还没有浮肿,还咽不下那生高粱米粒儿!”

  争吵之际,几个身上揣粮的浮肿号央求说:“小队长,这么办吧!为了不使你 为难,我们走到大门口时,要是看见有检查岗,就把高粱粒儿倒在地上喂田鼠,要 是没设检查岗,你就高抬一把手,装成不知道。咋样?”

  我的这位魁梧而英俊的“同类”,看看事情已然僵到这种程度,便退却了一步。 他说:“大伙也得替我想想,队长让我干这份差事,我总得对得住政府。我不是不 知道大伙肚子里缺少油水,但也得让我过得去。话得说狠一点,要是有检查岗,都 得把粮食扔在道沟里,要是翻出来谁带粮食,那是‘值星’拒绝执行搜身任务而非 我的责任。”

  我的这位“同类”到底还是把我推到刀刃上了,我表示默认这一条件。一路上 我心里虽然忐忑不安,但总觉得没有出卖良知。幸好,那天大门没出现检查岗,事 后我的那位“同类”,并没有向上报告我的“恶迹”,因而没有酿成一个事件。过 了许多日子,那位“同类”找我道歉,我们都深感自己灵魂深处,深埋着许多杂质, 在生死劫难的面前,暴露出知识分子懦弱的霉斑。

  冬天来了,饥荒造成的浮肿大面积扩散。上边下令:劳逸结合。遇有风天、雪 大,便坐在炕上“认罪学习”,专政机构的词汇叫它“冬训”。封冻的大地上无食 可觅了,便倍感严冬之漫长,监舍里无火取暖,大家就围着被子打坐说道:我偷吃 过白菜啦!我偷吃过高粱粒啦!我偷过伙房一个窝窝头啦!我偷吃过……夏日里使 他们赖以生存的野物,此时都成了犯罪材料,因为凡是产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东西, 哪怕小到一个菜帮菜叶,也都姓公而不姓私。于是在检查中纷纷上纲上线,编演着 一出既荒唐又虚假的时代闹剧。除了闹剧也有真戏,这事情发生在秋天:我们一个 “同类”(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因浮肿而死亡被大车拉往“586”,他爱人在某 医院是个大夫(模糊记得是西四人民医院的大夫),当时正好来探望他;当她追踪 到“586”,对着小土丘痛哭了一阵后,里边居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凭着医生的职 业敏感,她意识到丈夫可能只是假死,便扒开他丈夫身上盖着的一层薄薄新土,真 是历史戏剧《卷席筒》的今演,她丈夫居然又活了过来。这件奇闻像一阵风一样传 遍“西荒地”,成为饿汉们闲扯淡时的热门话题。

  当然,这样的奇闻少到绝无仅有,“586”坟连坟地连成一片,里边埋着的净 是饿死鬼。冬天,我有幸在一次割苇子的劳动中,瞻仰过囚号的天堂圣地。它的周 围有密密的铁秆芦苇当作屏风,大有要在“天堂”与“人世”间架设高墙之势,没 有被秋风吹尽的银白色芦花,孤零零地朝天而立,像是为这些死鬼插着的一根根招 魂白幡。坟场选择在苇塘沼泽中的高原地段,经过常年的风吹雨打,本来就像长圆 形豆包形状的小坟头,多数已经成了平地,我之所以能得知那还是死鬼的家,是因 为那些地方横七竖八倒着,‘劳改分子×××”的木牌。和兴凯湖的“太阳岗”一 样,这儿也有用红砖代替木牌等作坟头标记的,上边的死者姓名已荡然无存,不知 这死者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无名氏”成了他们的统标,我联想到天下父 母生养之罪莫大矣!那些新坟之前的牌牌上倒是名姓俱全,而且数量相当之多。

  这些人都是“西荒地”各分场在一九六一年秋冬之际,到这儿来报到的。其中,不 仅有劳教分子,连解除劳改的成员(理应成为公民),也挤到这里来凑热闹。我手 拿割苇的镰刀,一个个地查阅牌上姓氏,这固然对我有所安慰,但接着就是一连串 悲恸的问号:

  我们的法律到哪里逍遥去了?

  我们一直标榜比“人道”更高的“社会主义人道”又到哪儿去睡大觉了?

  那么多“有名氏”,变成了“无名氏”,万一有死者家属来收殓尸骨,该怎么 对号入座呢?

  就是家属不来收殓尸骨,清明节时来上坟,该往哪座坟上拍土?该哭哪座坟头 呢?

  找不到答案。

  能有答案的就是:求生!千方百计地要活下去。不能倒下来,一旦倒下就要来 与这些“无名氏”为伍,过不上一个夏天,有名有姓的张三李四,也就变成无名野 鬼。

  这些活着的人,分明都害怕到这儿来,但到劳动歇息时,却又都喜欢到这里来 转悠。周围芦苇沙沙作响,成群的“苇扎子”(水鸟)喳喳地叫个不停。从这儿一 直向南走,就是波光粼粼的金钟河了。那儿有一片片灰的帆,它不知河畔埋着堆堆 白骨,它在蓝天和白云之间,编织的是一个轻柔的梦。

  至今,回忆起“586”来,还像是一场怕人的梦。当时,尚未泯灭良知的劳改 干部,也常常使出浑身解数来为本队成员寻找补充热能的食物。有一件事,使我永 生难忘,那天早晨下着初雪,队长让我们集合出工,队长特别强调,希望爬得动走 得动的浮肿号都要出去转转。浮肿号们面面相觑,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惊愕地 观望之际,见小队长朱诚和徐恭瑾抬一口大铁锅排在队列前头,似乎意识到和“进 口货”有关系,便纷纷尾随在队尾,出了院门奔向田野。

  原来刘队长偶然发现有两块漏收的胡萝卜地,他叫我们到地里来吃一顿加餐。 有人架锅,有人烧火,有人用铁耙和铁锨,去挖刚刚上冻的胡萝卜地。那是少见的 劳动场面,人人奋勇,个个争先,身体好一点的干挖胡萝卜的活儿,那些浮肿号有 的拾捡干柴,有的当“火头军”。面对着一大锅冒着热气的胡萝卜,囚号们忘记了 天上飘飘飞的雪花,忘记了自己是在冬天的旷野上进食,有人竟然呼喊开了:“刘 队长万岁!”“胡萝卜万岁!”

  由于这一发现,刺激了囚号们的联想,有人拿铁锨到界邻的白薯地里试了几下, 居然挖出一块漏挖的碗口大小的白薯。于是,人们疯了般地涌向了白薯地。这块地 不同于胡萝卜地,漏挖的胡萝卜,能隐隐约约看见头上枯萎的黄叶;漏挖的白薯都 藏在地下,尽管连挖带刨仍难见收获。在这一点上我非常钦佩刘队长的机智,他派 人去喊猪棺,叫他们赶着猪来白薯地当雷达探测仪,凡是猪用鼻子往下拱的地方, 里边一定有白薯。遇到这一情况,囚号们把猪一脚踢开,顺势来往下挖,就可以挖 到白薯(在中篇小说《风泪眼》中,对这一绝妙的细节,我进行了移花接木)。

  这位想出轰猪来当探测仪的刘队长,名字我已经忘记了,但是难忘他在困难年 代中对囚号施行的仁政。一个分场里有几个中队,还没见过像他这样的一位以诚待 人的队长,他积极想各种办法减少浮肿号,使尽浑身解数增加饥汉们的热能。可想 而知,在饥荒席卷全国的年代,这种努力的成果微乎其微,但其人道精神则是我难 以忘却的。

摘自《走向混沌》 “从土城押往茶淀”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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