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研究》     回二闲堂  回目录 



他还是个孩子


·木 人·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干部会上点明了“右派要送劳动教养”,8月3日抛出《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决定》,又经过几个月,作了一番筹划,1958年初,丁酉春节之前,北京市把半步桥第一监狱、地藏庵监狱、北苑收容所、……都腾出了地方,开始了对右派的大逮捕。据说当时逮捕的右派人数约有七、八万(有说十万)之众。破了北京乃至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逮捕记录,恐怕也打破了世界记录!

笔者当时也落入了这场大逮捕,被送到半步桥第一监狱。

这些人几个月来挨批判,受孤立,虽然心情沮丧而愤怒,进得监房却又象“囚室遇故知”,“同是挨整受难人”。立刻,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聊遭遇,谈政策,猜未来……

“不是说人民内部矛盾吗?怎么又送公安局、监狱了?逮捕了?”

“想怎么处理你就怎么处理你,你敢说什么?”

……

谈论间,忽然发现墙旮旯儿有个孩子,大约15、6岁,坐在一个小行李卷儿上,默然地听着大家的议论。 “哎,这小孩儿是怎么回事?“我好奇地发问。

吴士俄(北师大讲师)说:“这大概应该是最小的右派了,16岁“。

“这符合政策吗?这可是未成年人呀!”

“什么叫政策?哪儿有政策?谁给你讲政策?”刘佐汉(北大助教)说。

安树大(冶金部干部)笑笑:“划右派不是有百分比吗,是不是老少也有比例呀?”

…………

半个月后,我们被发落到茶淀农场正式“劳动教养”。没想到这个小孩儿和我分到一个组。他叫佟信顺。北京冶金中专学生。

从开始,劳动强度就比较`大,每天起床他都还在梦中。睡在他旁边的刘佐汉经常得叫他:“小佟!小佟!起床,起床,快起床!”

一边叫,一边不免总要笑着说:“这叫什么事儿?把咱们撩到这儿劳教,还把一个孩子也撩到这儿,还得叫他起床”。

“快,快,快点儿,上学了,起床。”你该这样儿叫,安树大调侃着。

石油学院调干生王惠云凑到我身旁压低声音用他那唐山口音说:“哎,咋儿把这小的孩子也搞的这儿来了?我说,这还有`没有政策?这不成闹着玩儿了?”

…………

我们这个组十六、七人,成员是讲师、助教、大学生,原来`当干部的也都是大学毕业,只有他是个中专生。也许他自己知道这些人都可以作他的老师,文化程度和年龄的差异,使得他很少和大家交谈。

后来,我担任了组长,在劳动上也对他格外照顾,安排干轻活儿,不计较效率。所以有时候他还找我说说话。

不久,农场让大家在小组再交代一次自己的所谓“罪行”。这大家才知道小佟的“罪行”原来是57年整风,他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问美国的民主是怎么搞的。他嗫嗫嚅嚅地说:“信搁邮筒了,不知怎么那信又到书记那儿了,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就把我送这儿了。”

当时他谈完他的“罪行”,不少人都笑了,高光明(自然博物馆工程师)还脱口而出:“傻小子!”

1960年,我们集体搬迁于家岭分场,队、组都打乱重编,小佟被编到其他队,我们就分开了。

陷入“大饥饿”已经有半年了,我们一群浮肿病号收工后蹒跚在回场的路上,没料到小佟也在这群人中间。他看到我以后,两腿艰难地快走了几步,赶到我身旁嗫嚅而结巴地说:“我,我,我饿,饿得晚上睡,睡,睡不着,俩腿都不听使唤了,走,走道都走,走不,不,不动了,我,我……”

我回头瞥了一眼,这是那个孩子吗?今年应该是18岁了,该进入成年了,怎么还是那么矮小?一身蓝色棉衣经过风吹日晒,已经成了破烂不堪的土灰色“丐装”。棉帽子的两个护耳随着走步,像两只翅膀,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中间是一张小`小饿殍的削瘦得只剩一层乾瘪老皮的脸庞,颧骨突起,两腮陷下,面色黄绿,说话间已经感伤得泣不成声。

迫于环境,我只能劝他:“不要哭,不要哭,让别人看见不好,大家都一样挨饿,没办法,只能尽力忍耐,这时候千万不要乱说话。一定记住,不能乱说话。”

大约一个月后,小佟终于倒下,再也不能起来了。他的家人是三代工人,来收尸的是他的哥哥,哭得非常凄惨,反复哭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是的,他`还是个孩子!孩子也被网进了“阳谋”政治恶网。还没有成年,劳教了`两年,就被“饿刑”残酷地轻取了他的小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