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研究》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茶淀文化”命名刍议


·维一·


一、考古文化命名之传统

一九一四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受中国国民政府之邀,到中国担任地质矿产顾问。他在中国培养出最早的一代地质学家,并带领中国同行,发现了一系列矿产资源。可惜的是:一九二一年,他在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发现了一种以红陶为代表的新石器人类遗存,这一以发现地命名的“仰韶文化”,其成就与影响太为卓著,以至竟掩盖了他为中国国计民生所作出的贡献。

此后,国人将安特生当作考古学家记住。即便在“文化革命”的疯狂年月里,他被当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入侵的代表,破鼓万人捶,但他的考古学家身份仍然不得不被承认。的确,他所发现的仰韶文化最终将中国古史研究的学者拖出了书斋,从而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新纪元。仅仅基于这一点,说仰韶遗址的发掘地层扰乱也罢,说安特生的研究错误百出也罢,一九六一年中国政府将仰韶遗址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其地位已然不言自明,毋须赘言。

“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学研究上最早命名的考古文化。此后,无论是一九二四年在甘肃发现的马家窑文化,一九二八年在山东城子崖发现的龙山文化,还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学上蜚声中外的偃师二里头文化、新郑裴李岗文化,诸多文化的命名,无不遵循考古学上约定俗成的规矩:将人类一个特定人群在特定地域,特定时间里的特定遗存以最先发现的地点命名为一种“文化”,其目的就是明确地树立一个概念标尺,促进研究的深入。这一点对史料阙如的上古时代研究尤为重要。


二、有关九十四位墓主的《调查表》之发现

二OO二年三月九日,曾供职于考古所的姚小平先生于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发现了一份《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2),据考订是自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流出。造册年代为一九六三年七月,共九十四位死者,其去世的年代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间,死前生活在黑龙江兴凯湖、河北清河及京郊北苑三个劳改农场。登记表登录了死者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收容日期、案情性质、个人简历、教养理由、教养表现、死亡日期、死亡诊断及坟墓标志。尽管这九十四位墓主的生活年代是一个文字及各种资料其实可以尽善尽美的现代社会,但是由于种种不足向外人道的原因,目前能够提供给研究者的第一手资料极其匮乏。或许当初填写这份表格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份表格竟为日後的现代墓葬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而弥足珍贵的样本。

这份《调查表》揭示出一类过去不大为人知晓的人群聚落。它记录了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共五个年头里面死在三处农场九十四名劳改犯最后的生活轨迹,但又不单纯是墓主们的死亡记录,它还概括描述了死者生前的部分政治活动。这个特定聚落的形成与消亡不仅与当时的政治紧密相关,而且与经济、社会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调查表》中对死者政治行为的评述是偏执的,不公允的,但是通过研究者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功夫,还是可以从样本中剥离出真正的史实。


三、“茶淀文化”命名之提出

古人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因此,在动手深入发掘这份《调查表》背后的史实之前,亟需要做的是确立这九十四座墓葬所代表的“文化”名称及文化内涵。

当然,首先我们可以根据《调查表》的发现地将之称为“潘家园文化”。不过,潘家园只是文物流出的一个中间环节,并非墓主生活和死亡的原地。况且,潘家园旧货市场物品驳杂,类似于田野考古文化堆积扰乱严重的地点,所以不宜作为命名文化的依据。

其次也可以将这三处墓地分别命名为三个不同的文化:兴凯湖文化、清河文化和北苑文化。但尽管在地域上这三个地点相距甚远,文化关联却极其紧密,它们都同属于北京市公安局五处的“飞地”,甚至劳改犯人的户口与粮油关系都直属北京3)。譬如,兴凯湖农场一直由北京方面派人管理,几年以後大部劳改人员迁出该处才移交给黑龙江地方;而在河北宁河地区附近,甚至有为了取得北京户口而自愿嫁到清河农场来作媳妇的当地居民。还有不少墓主原先是遣送到兴凯湖,然后由于中苏交恶局势的逆转,再被派发到清河农场。他们之间实在还有前後承继的关系,完全是个紧密关联的整体,它们不宜作为相对独立的不同文化看待。

那么,是否索性以这三处墓地所属的上级管辖机构——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处)——命名为“五处文化”或“劳改处文化”呢?我仍以为不妥。其一是劳改处所管理的劳改与劳教人员并不只限于当年的右派份子,还包括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产生出来的人员。而这处墓葬文化遗存所要探讨的仅限于九十四位全部产生于“反右运动”的墓主所代表的文化。按照田野考古的文化堆积分析,那些其它成份属于叠压和打破的早期文化,应该区别处理。况且,五处是位于北京市区的一处公安局的办公机构,并没有一个墓主葬在那里,所以用“五处(劳改处)”来命名文化是不恰当的,也是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乱。

排除以上的各种考虑,我以为,不如按照当地对清河农场的称谓——“茶淀农场”来整体代表九十四座墓葬群的全部文化遗存,称为“茶淀文化”。一来可以避开三处墓地以何者为主命名的麻烦,二来又可以墓主生前所熟悉的名称来总称这个文化。而且根据统计,九十四位墓主中,八十四位死于清河(茶淀)农场,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以上。然后,我们可以将“茶淀文化”划分成三个考古类型:兴凯湖类型、清河类型和北苑类型,以作深入区分的研究之用。


四、“茶淀文化”之内涵与外延

当然,“茶淀文化”并非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文化实体。仅据中共中央文件不完全的官方统计,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所划定的“右派份子”就共有四十三万九千三百O五人4)。经历过“茶淀文化”的右派仅仅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九十四座墓葬所记载的死者更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例如著名评剧演员赵丽蓉的丈夫盛强,根据记载,其经历和死亡时间、地点均与九十四位死者相同,但是并没有记录在《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中5)。又比如,曾经在茶淀文化中生活的右派份子黄继忠,在清河农场渡过了人生的十二个春秋,与死者们是朝夕相处的难友,亲身经历了死者的命运,只是侥幸没有死在那里6),他就提供了茶淀文化中六十八号墓墓主张心涛的生前死后的情况。再譬如,九十四位死者中八号墓主孙文铨的儿子,接到父亲的死亡通知,到农场领取遗物时曾记录“当时死的人太多了……,那天下着大雪,也没有马车,从农场到火车站几十里路,去接亲人遗物的人在雪地里连成一线,真是惨极了”7)。据调查表的记载,基本上是死者死后立刻通知家属,据信同时到农场领取亲人遗物的死者死亡时间不可能差别很大。所以,死亡的人数应该大大超过调查表所记载的人数。可以想见,“茶淀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规模应该都是相当大的。

其二,从目前揭示出来的情况看,在北京市公安局五处之下所辖的还有吉林白城,京郊团河等其它几处劳改农场,在茶淀文化以外的地区和系统里,迄今比较重要的发现还有甘肃的夹边沟,四川的四·一五等大规模的劳改地。我想,随着研究和发掘的逐步深入,以四十多万特定人群所构成的文化体,肯定不是茶淀文化能够涵盖,更不是区区九十四座墓葬可以代表的。据此我认为,它们的规模和内在的文化内涵也与茶淀文化不可能一样。它们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和消长变化的特点,分别命名为“夹边沟文化”,“四·一五文化”等等。而在茶淀文化内部也还可以再补充进白城类型、团河类型等子文化集合。

但在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当年的“反右”斗争又是一场全国自上而下,统一指挥,统一进行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尽管各地在划定人数的多寡,处理办法的严弛,以及後来饥荒人祸蔓延程度的大小,的确有不平衡的特点,但大体上也还存在着进退发展的一致性。这也是今後各个不同文化之间参照研究的重点。

最后一点,从目前获得的史料来看,实际上这九十四位墓主所代表的“茶淀文化”和全中国范围内的其它右派劳改化之间还存在着“交流”、“互融”的现象。例如有记录表明,当两处分属不同文化集合的劳改犯调整到一处之後,他们竟能共同唱出同一首哀叹劳改生活的歌曲。一个曾经在茶淀文化圈内生活过的人曾经记述:“有许多被长期改造的人,会转押过好几个地方,不少人从东北角的兴凯湖开始唱着歌‘进去’,最后是从西北角的新疆唱着歌‘出来’的,不能不说炼狱流行曲源远流长。”8)这种情形在研究知识青年下乡文化的时候也有极为类似的现象,一首原在某地创作的知青生活歌曲最后竟至于流传全国。这说明,当年全中国无一例外是处在同一个大集权文化圈内。所以,文化之间的交流也应是茶淀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五、结语

“茶淀文化”是以九十四位死于三处劳改农场的右派调查表为研究基础而命名的。应该有理由相信:借鉴八十多年前安特生给中国上古文化研究带来的文化命名手段,加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茶淀文化”的研究会有不俗的成果和结局。




注释:
1)安特生(Andersson,Johan Gunnar;1874~1960):瑞典地质学家 ,考古学家 。毕业于乌普萨拉大学,获博士学位。早年数次参加极地探险,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一九一四年受聘任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一九二一年发掘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揭开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后到甘肃、青海进行考古调查。他也是周口店化石地点最早的发现人,促成北京人遗址的发现。归国後任远东古物博物馆馆长。参见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一九八七年,文物出版社。
2)姚小平:《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出土记
3)陈奉孝:兴凯湖纪事
4)参见:《中央批转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关于右派分子摘帽子工作的报告》(中发(60)15号)
5)张平 郭民杰:赵丽蓉坎坷的情感生活;并参见:《各省、市、自治区右派分子总数及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统计表》(1959.12.18)
6)巫宁坤:黄继忠:一位被遗忘的文学翻译家
7)有关孙文铨(八号墓主)
8)龙升:一担石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