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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二号墓墓主蔡恢右派罪行的辩证
  ——读鲁京仁先生来信的一点感想



·维一·




  中国人过去有个传统的美德,就是“隐恶扬善”:对人多说好话,少说坏话,尤其是人死了,更是要褒扬有加。可惜这几十年下来,酱缸一搅再搅,讲究的却是相反的作法,实在是不够厚道。

  对于我来讲,九十四位墓主当中,二号墓墓主蔡恢因为与我曾经有过一面之交(见:《与二号墓墓主蔡恢的一面之交》),所以我就特别留心,想看看到底他是什么事情得罪了当局,竟然为此丢掉了性命。

  根据《死亡右派分子情况调查表》上蔡恢死后的记录,第一条罪行是“在任伪职时期,破坏职工饿工运动,解放初期将全局职工工资提高百分之四十七,给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这件事远不是“反右”运动中发生的,时隔多年之後旧事重提,可见後面所谓根据运动表现定性的决定只不过是借题发挥,其根子是在他的历史问题。即便蔡恢在“反右”运动里一言不发,仅据此一条也难逃制裁。那么了解这件令当局一直耿耿于怀的旧事就成了解开蔡恢罹难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後人梳理那个时代问罪追责政治制度的入手之处。在九十四名死于劳改农场的人士当中,如果按照年龄大致划分一下,同样可以大略看出,高年龄组的主要都是因为解放前的历史问题,而并非像低年龄组的成员那样纯因口无遮拦而获罪。蔡恢的情况就是如此。

  但破坏饿工运动,其后又擅自大幅提高职工工资,造成国家财产损失,到底是一个什么具体情况,为什么惹恼当局,《调查表》上没有说,事过半个多世纪看来也很难再了解清楚了。我就是抱着这样无助的心情看待《调查表》于蔡恢死后加在他身上的罪行。

  从我们开辟《墓葬研究》这个特殊栏目,已经过去差不多整整一年了,关于蔡恢的情况却丝毫没有进展,这也是预料可期的。但是没有想到,昨天意外收到的一封寄给“二闲堂”的读者来信,却庶几揭开了谜底,而且又让人对当年的政治环境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这就是《墓葬研究》栏目里刚刚刊登的读者鲁京仁先生的来信(见:《有关蔡恢(二号墓主)》)。

  鲁京仁先生与蔡恢先生在青岛曾经短期共事,并无深交,但对那个关键时期青岛的整个形势有颇为清晰的了解。且鲁京仁先生没有牵涉进蔡恢的案子,只是以局外人的身分陈述,所以应该说他的观察和评论是公允可信的。于是我在接到来信之後,立刻与鲁京仁先生电话联系,了解旧事的前因后果。

  说到所谓“饿工运动”,鲁京仁先生有清楚的记忆。他说:“青岛市电信局职工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后(本人调至后)从未举行过罢工运动,只是曾在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底举行过一次饿工活动,其理由是物价上涨,职工收入太低,吃不饱饿肚子,无力干活。具体行动是照常上班,各守岗位,但是不工作。大约是两天时间。经职工代表与局领导谈判,局领导答复职工的要求而结束。饿工活动时间很短,也进行得比较温和,没有上街游行,也没与任何人发生冲突,所以没有人破坏,也用不着什么人破坏,即便要破坏也轮不到蔡先生。如若他真有此项罪行,早在一九五O—一九五一年间镇反与肃反运动中就会受到处理了。”

  鲁京仁先生的这番解释令人信服,而且使我感到这只是一个“引子”,无非是用来证明蔡恢的反动渊源其来有自,而让当局恼火的罪行实际上是後来对现政权的破坏,也就是所谓“解放初期将全局职工工资提高百分之四十七,给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

  不过令人怀疑的是,蔡恢以一会计科长的职位,能有此权力么?鲁京仁先生对这件事情的原委也有周到的说明。

  据鲁京仁先生介绍,原来在国共内战时期,青岛的电信业务直属北平(现北京)电信局领导,具体部门是第七区电信管理局,人事、财务都是对北平负责。鲁京仁先生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北平电信局长的名字叫聂传儒。鲁京仁先生原在北平工作,后在一九四七年奉调青岛第七线务段,就是出于这样的行政系统运作。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这时的山东部分地区,包括青岛仍然还在国民政府治下。据鲁京仁先生回忆,青岛是在六月份才被新政府接收的。所以在政权易手之间的“三、四、五三个月份中”,青岛电信业务的盈收没有办法上缴,就留存在当地。而处在当时的战乱时期,物价飞涨,百物腾贵,职工生活十分窘迫,对当局压力也很大。在这种形式下,青岛的局长陈履夷决定将部分盈收暂存款挪用救急,补助职工(或者他预见到这样可以打击新政权?也未可知)。蔡恢作为青岛局的会计科长,当然执行了具体的发放工作。

  等到青岛转到新政权下,由于电信业务无论技术还是管理的特殊性,全部职工都被留用下来。“解放初职工工资的计算方法是由军管会根据上级规定的三原(原职、原薪、原封不动)政策制定的”,鲁京仁先生如是说。按照统一规定,职工的工资依照解放前三个月的平均工资收入计算。这样,青岛电信职工正巧由于那三个月份的补助而使“工资不仅高于本市其他行业职工的工资,而且高于全国其他城市电信职工的工资”。

  蔡恢造成的“解放初期将全局职工工资提高百分之四十七,给国家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原来就是在政权转手之前执行过上级指示,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政治时期,将一部分特殊的款项用于补助职工的生活。新政权得手之後并不情愿萧规曹随,向职工发放高额工资,但碍于投鼠忌器,于是迁怒于蔡恢。

  问题这样就十分清楚了,也毋庸再做过多的解释。只是从此一端,我们可以再次窥见五十年前的那场 运动中“右派份子”如何获罪,事过几十年后为何又能够一风吹掉,几十万人顷刻大赦,仅留五六人“顶罪”的堂奥所在,只是可惜蔡恢却为此冤枉丢掉了一条性命。如今想来,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命运被玩于股掌之间而如此脆弱,刚过“知天命”年纪的蔡恢在天之灵也只能作一声叹息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