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葬研究》     回二闲堂  回目录 



与二号墓墓主蔡恢的一面之交


·维一·


  发掘者在动手剖析一座墓葬的时候,倘若发现自己和墓主在其生前竟然有过一面之交,这样的机缘恐怕连百万分之一的几率都不会有罢?然而,我在退隐江湖十多年之後重拾旧艺,却就这样发现了故交,尽管只是五十年前的一面之交。

  此人是在《死亡右派份子情况调查表》中列为二号墓的墓主蔡恢。

  在和姚君商定就《调查表》中的墓主逐案进行认真探讨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这份残存的《调查表》中九十四位墓主会与我个人有什么联系,因为大案发生的时候我尚不满七岁。

  当年,无论家中父母是出了事的,还是幸免于难的,只要还能瞒过,子女很难从长辈的口中得知其中的端详。这里面当然是包含着父母对子女爱护的一片苦心,姚君描述张勖仁的妻子荆美英就是一个例子1)。我的父母是逃过这一劫的,说噤若寒蝉也罢,说物伤其类也罢,从平素已经是守口如瓶的父亲那里唯一听说过的“右派份子”是个叫“蔡飞”的人,而且只听说过两次。

  第一次是机关领导宣布这个蔡飞被定为右派,父亲回家之後小声和母亲在议论当天被划定的右派名单。因为父亲自调来北京之後就认定“远交近攻”的防身之道,从来不与部里的同事深交,也从来不把同事邀到家中作客,所以母亲并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之所以谈到蔡飞而使全家悚然,是因为蔡飞给我画过的几张漫画眼下还贴在我的床头!父亲并不希望我知道其中的原委,只是吩咐母亲去我房间摘掉这些漫画。我当然不依,于是大声哭闹一阵,但以我的失败告终才算作罢。後来我躲在父母的房间外面,偷听到“蔡飞……右派……”这样莫名其妙的零星词句,才约略明白:如今天下发生了比漫画要重要得多的大事。

  父亲与蔡飞平素并无交往。我和蔡飞的一面之交是在五七年旧历年的机关晚会上。当年每逢节下,总要举办一些联欢会。我已经记不得是大年初二,或是初三,总之那天邮电部的工会要举办一场京剧折子戏联欢,就由职工里的票友戏迷自己穿上行头装扮起来。正巧那年父亲把我的祖母从长沙接到京城来小住,而祖母偏是个戏迷,而且不论水平。梅兰芳,马连良当然可以,而末路票友也不妨事。为了讨老太太欢心,平素不参加这类活动的全家老小,这次却是倾巢出动,到机关大礼堂里看末流之外的演出。

  想必是我还没有到上小学的年纪,对这类冗长的连出折子戏丝毫不发生兴趣,在座位上便不安份起来。为了不要扰了大家的兴致,临座的一位长者便抽出一张纸头,寥寥数笔,将舞台上的人物栩栩如生地画将下来,递给我看。小孩子见到这样稀罕的物什当然高兴,大概总使我一直稳定到全部演出完毕,让大人们终于舒了一口气。父母起身,连忙向这个“围魏救赵”的同事道谢。彼此打听了名姓,父亲才知道他叫“蔡飞”。

  回到家里,我欢天喜地,将漫画贴到床头。父亲跟我说,那个跪在地上,就会一口一个“我不愿意呀,我的大老爷呀”演的是《三不愿意》里的崔丽英,而那两个摸黑打作一团的武生演的是《三岔口》里的任堂惠和刘利华。就是那次得到的人物漫画让我其後数年渐渐对京戏发生了兴趣。

  而再次听说蔡飞这个名字是在我偷听到父母谈起他被定为右派,送去“劳改”的几年之後。这次父亲谈起蔡飞的神色更为阴沉,声音更为细小。这个时候已经是六一年初,全国都已经在饿肚皮,不但旧历年的演出根本谈不上,就连过节定量供应的二两芝麻酱和半斤猪肉都要打破头了。大约经过历次运动的磨炼,父亲懂得,越是这个时候越要谨慎小心。

  我见父亲回家后脸色不大对,饭桌上一言不发,我就开始怀疑是我在学校淘气,老师又找到家长告状,所以装得格外乖巧。晚饭後,父母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小声谈话,我又重操旧技,躲在房门背后偷听。慢慢才知道,他们谈的并非我在学校的表现,而是给我画过漫画,後来被送去劳改的蔡飞死掉了。

  最后听到的是父亲的一声长叹:“都多留心吧,不知哪天会轮到我们呢。……”

  我那时已经读到小学三年级,多少懂得一点世事,那声长叹对我的震撼直到今天仍在发生作用。我依然认为,当年父亲对蔡飞之死所说的那番话是我心头一块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尽管父亲和他并没有什么交情,我和他也仅有一面之交。後来,真是一语成谶,父亲的命运终于应验在文化革命里头。

  所以,当我打开《调查表》,无意间突然发现列在二号墓的墓主名叫“蔡恢”,原工作单位为邮电部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地仔细往下看,并且连忙向姚小平询问详细情况。当我被告知:“蔡恢历史上曾为美术员,会画漫画”的时候,我就基本认定:这个蔡恢很可能是我记忆里的蔡飞。

  据有人说,悟性高的人记性就坏;而记性好的人悟性就不行。当我服膺了这个论断之後,再读钱钟书先生“记忆是靠不住”的说法,就认为此乃钱先生这类悟性高人的感慨。我暗忖自己资质平平,故而对本人的记性颇为自得,譬如困难时期高价粮食的定价,黑市上兑换来亨鸡蛋所需粮票的行情等等,至今倒背如流。

  然而为了确定蔡恢就是蔡飞其人,我还需要对记忆做几点确认。其一:为什么蔡恢被父亲称为蔡飞?

  即便那次京戏联欢会上初次和蔡恢互通姓名,父亲可能有耳误,但宣布右派名单的时候,组织上对下属的姓名却不会说错。而且,既然蔡恢的遭遇给父亲造成了那么大的震动,事后也会去确认。

  对此的解释是我的“耳误”。因为父亲是长沙人,长沙话(实际上许多南方话,以至于日语)的喉音“喝”与唇齿音“夫”很难区分。平素说话,根据上下文还不成问题,但倘若是人名地名,就需要确认,譬如“黄”“樊”不分就是很好的例子。

  其二:记得父亲说过,蔡恢是送到东北劳改,为什么《调查表》中的记录却是死于京郊清河农场?

  对此我请教了《调查表》的发现者姚小平,姚君转告了从专家那里得来的解释。原来兴凯湖劳改农场虽然位于黑龙江省边陲,但直属北京公安局五处(劳改处)。原先与苏联交好的时候,兴凯湖农场接近苏联的边境,将“反动份子”安置在那里十分安全。倘若劳改份子逃到苏联方面去,苏方会立时递解出境,交给中方。而且上级已经批准,凡是苏方交回的逃犯都作为“叛国”论罪,不必上报,可以立地处决。但是後来中苏交恶,那里的位置作为“劳改农场”就不安全了。所以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右派劳改犯大都迁入京郊清河农场,最后整个农场移交黑龙江地方管理。父亲只知道蔡恢他们这批右派被押解到东北劳改,并不明了其後的变化。另一方面,这也从而解释了一个疑团:按说大量的劳改犯是死于三年大饥荒中的高潮六O、六一两年,为何《调查表》中兴凯湖劳改农场的墓葬只有五位死者,而且均死于五八、五九年(最晚去世的六十二号墓主,北京三十五中教员陈以和死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有了这番背景解释,我们就懂得其中的原委。再看《调查表》里清河、北苑农场两处墓地的多数墓主,就发现他们均死于这两年,与全国因饥荒而大量死亡的时间完全同步2)

  有了这两件事情的释疑,我可以认定:二号墓葬的墓主就是我幼时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蔡恢。而且根据《调查表》大致可以将蔡恢从机关开除,关押到农场劳改,直至死亡,这两年十个多月的人生轨迹勾画如下: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六收容关押,後押解到黑龙江兴凯湖劳改农场,六O年後迁押到北京京郊清河农场继续劳改。最後于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凌晨五时十分死于劳改队病房,终年五十一岁。尸体葬在清河农场于家岭墓地,六排二号。

  根据《调查表》的记载,十二月二十一日,蔡恢死亡当天,农场即通知了蔡恢的妻子蒋崇伦。蔡恢属于开除公职处理,按说与原单位已经没有瓜葛,农场即便立刻通知,我的父亲也肯定不会很快得知。从时间上说,这一点与我的记忆也相符合。

  值得一提的是:《调查表》还有一栏里填有“因海外关系,未办理保外手续”的字样。我们知道,办理“保外手续”,大都是因牢犯病重而需要“保外就医”,实行人道救治。根据“死亡诊断”一栏的资料,蔡恢“历史上就患有心脏病,因心脏瓣膜病,肺结核,死亡”。参照其他墓主资料来看,同一栏目均没有填写“是否办理保外手续”这项内容,可见当时蔡恢的病情十分严重,或许有人曾经提出过“保外就医”的建议,但由于“海外关系”而被否定了。那个年代正是大饥荒的高潮,民间的饿莩尚且司空见惯,何况劳改农场的个把犯人。为了推卸责任,蔡恢的旧疾正好可以当作死亡原因的借口。然而当局或许没有想到,填写墓主资料上的细微差异却泄露了玄机:明知蔡恢患有严重疾病,却仅仅因为“海外关系”而不批准“保外就医”,最终造成墓主的死亡,同样也是难辞其咎。当然,这种“按下去葫芦浮起来瓢”的解释今天看来固然捉襟见肘,当年却完全是可以言之成理的。

  最後我想提到《调查表》中蔡恢的“教养理由”一栏,其中的罪行里除了“支持储安平反党言论”的套话之外,还有这样的细节描述:“……,画了一张‘隔墙有影动,疑是故人来’的漫画,诬蔑党的反右斗争是捕风捉影”云云。

  二十多年後,右派顷刻平反昭雪,档案销毁殆尽,只留得九十四名墓主的名姓造册流落坊间,差强几成孤本。如此看来,蔡恢当年倒是早有先见之明,只可惜为此枉送了一条性命。

  这也再次证明了蔡恢具有漫画的才艺,肯定是我记忆里的那个蔡恢,那个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蔡恢。我的记忆没有错。

  这个结果让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叹。喜的是我的记性居然依旧很好,五十年前的往事恍如昨日;叹的是,按照悟性与记性互补相关的规律,看来我的确是个悟性平平之人,对二号墓主蔡恢的剖析,也只有如此勉为其难的浅见与拙识了。



注释:
1) 姚小平:《寻找消失的背影》
2)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