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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壁垒 不见桥梁

作者:林达


五月底,龙应台在大陆《中国青年报》的《冰点》专栏,发表了她的长文,《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下面简称《台湾》)。接着,大陆《读书》杂志(2005年第7期)刊登了的台湾学者赵刚的批评文章《和解的壁垒》(下面简称《壁垒》)。

龙应台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对台湾在野的国亲两党主席连战、宋楚瑜出访大陆写的一些感想。龙应台文章发表后,大陆媒体一片寂静。很快,4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而赵刚的批评文章几乎是唯一被大陆媒体刊登的反应。于是,他的批评几乎带有盖棺论定的效果。

赵刚对龙应台的批评,主要指龙应台在不同的时代、试图分别在海峡两岸推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化。他列举美国式现代化的种种弊端,指出美国才是龙应台应该批判的正确方向。二是台湾人赵刚以局内人身份,在赞扬大陆经济成就同时,列举台湾今天存在的种种问题。结论引向:龙应台当年在台湾引进一把野火,或者说引进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化观念后,台湾问题多多。现在,大陆发展成绩斐然,龙应台却是持续“冷战思维”,批评大陆,不仅是搅局,还徒然增加两岸对话的壁垒。

龙应台的《台湾》一文,究竟是在两岸之间增设壁垒,还是架构桥梁?




假如进入对美国现代化的争论,赵刚的批评,自有其充足论据。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在自然发展中经历的一个阶段。西方,及其龙头美国,只是步入其中的先行者。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自然会遭遇新问题,需要反省、解决的事情何止万千。尚未完全走进去的地区,有人看到现代化的优点优势,会希望推动现代化;也有人历数先行者遇到的问题,说我们万万不能跟着去。这样的争论一直在进行,公婆都有理。批评现代化永远不会缺理由。顺便说句也许和主题无关的话,先行者走到这一步,优劣不论,有它必然性的一面。后来者要阻止一个地区的现代化发生,或许先要找到扭转这种必然性的力量。否则批判归批判,去还是会去的。

所以,以评判美国现代化的方式批评龙应台,龙应台很难反驳。可是,这需要一个前提:就是认定龙应台《台湾》一文,是在全面肯定、并且试图在两岸全面推销美国式的现代化。如此,别人和赵刚之间的分歧,就是有关西方、美国的现代化的学术讨论。

所以,我们先要看看龙应台《台湾》一文,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只要是个喜欢读报纸副刊的人,都会注意到,龙应台对美国现代化中的问题有诸多批评、对近年来台湾遇到的问题,可以说忧虑重重。可是,你确实无法否认,不论二十年前的《野火集》,或是今天的《台湾》一文,龙应台是在坚持西方现代化的某一点价值观。也就是说,龙应台虽批评西方,却没有全盘否定西方的价值观。我想,在展开对美国现代化的批判之前,应该把龙应台在坚持的那一点东西找到,看看那一点价值究竟是什么、是不是有道理。

对这一点点价值观的宣扬,正是二十年前《野火集》在21天里印了24版的原因。与其说是龙应台独自点燃一片野火,还不如说她只是点燃了一个火种。火种一点,野火自然在燃烧开来。这是因为台湾民众在呼应。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野火集》不是一个作家的个人事件,而是台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这个价值观普遍为民众所接受,台湾随后发生了一个质变。这个质变,如龙应台所说,是许多台湾人几十年来努力的结果。

在包括龙应台在内的许多台湾人心中,不管今天的台湾有多少问题,这个质变,标志着社会的一个进步。假如要从“西方现代化”这个汪洋大海中,准确地捞到龙应台在宣扬的那个价值观,我想,先要确认:二十年前,由于这个价值观的确立,台湾发生的质变是什么。

我吃不准在赵刚眼中,台湾这个本质的进步是不是存在。因为在他的《壁垒》一文中,应用美国学者的定义,把美国和台湾定义为非民主制。检验标准是从社群主义理论引出的:没有给入境工作的外国人以公民权,就是公民-暴君制。

另一位台湾著名左翼知识分子南方朔,在不久前接受采访。南方朔经常在批判美国现代化,可是谈到台湾现状,他的看法稍有不同,他说:台湾现在毕竟进步了,现在你批评政府,它不会抓你去坐监。这也是一个台湾局内人,根据切身体会,用最简单的常识,准确道出了台湾质变的关键--专制的政府不存在了。

回头再看龙应台的《野火集》和《台湾》一文,其实无涉从每一个细节全盘肯定西方现代化,而只是坚持一个最基本的价值,那就是,应该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会。批评政府的人,政府不应抓他去“坐监”。




赵刚偏重谈到了台湾今天存在的问题,大陆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陆之进步、成就对比了台湾的问题、麻烦。我相信,赵刚文章实在篇幅有限,举的例子只是万千事实之一二,这些列举,绝对不错。

民主体制绝非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仙丹妙药。接下来,赵刚潜在的问题是:台湾民主化之后,如所有的民主国家一样,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许多以前不存在的严重问题。而在一个专制体制的社会中,仍然可能经济起飞,发生巨大的社会进步。台湾的经济起飞,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民主化?

这让我想起,将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国也在讨论同样的问题。南方和北方,在讨论废除奴隶制。奴隶制和专制一样,曾经都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它们只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人们曾经对它们习以为常。可是,不知哪一天开始,人们对奴隶制就是说什么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并不是奴隶,哪怕自己可以从这个制度得到好处,还是觉得忍无可忍。人的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化,内心中就有一些什么东西在苏醒。

在美国,这个变化先发生在北方。当时,先行废奴的北方,出现严重的种族问题,甚至犯罪率升高、产生种族冲突、暴乱等等。南方在当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奴隶制,二是严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极严,囚犯服刑长而极苦。所以,相对来说,南方地区秩序井然,犯罪率低。这是南方长期来的骄傲,所谓南方式“法律与秩序”。同时,由于美国当时还是农业经济,依赖奴隶劳动的南方,经济发达、富得流油。要不要废奴的讨论,只要避开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本身,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等各个角度去看,可以说北方处处都理亏。结果,讨论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进行,就是双方虽然在讨论同一个制度的存废问题,话题却常常是错开的。你谈奴隶制的人道问题,我谈经济和社会治安。

南北战争强行废奴之后,南方旧有的观念并没有改变,又开始了将近100年的种族隔离,黑人处于被压抑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众私刑。因此,当时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于是,北方和南方,关于是否要废除南方几个极端州种族隔离的讨论,又持续了100年。

1963年6月26日,为联邦最高法院撤销南方种族隔离的判决执法,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来到阿拉巴马州。他和州长沃利斯,就发生了一场经典的南北争论。沃利斯州长对联邦司法部长指出,阿拉巴马这样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实行了种族融合的北方,问题一大堆,无法拥有南方这样的秩序。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也承认,北方确是存在种族矛盾、存在许多问题。这时,沃利斯州长骄傲地打断他说,我们这里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我们南方安全、安定。不论在阿拉巴马的哪个城市,不论是白人区还是黑人区,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们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吗?

沃利斯说的是事实。在这场辩论中,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个人的平等自由,与社会的安定秩序,是互为代价的。在南方废奴和废除种族隔离之前,每一个人都能够清楚预见到,南方的大城市将立即出现和北方一样的种族问题和冲突。最后,它也果真出现、甚至持续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所有生活在这个社会的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个仍然有种族歧视观念的人,也都已经确信,不论将支付怎样的社会代价,当年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废除,势在必行。因为,社会进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随着现代化的进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经把奴隶制、种族隔离,先后划在了能够被接受的底线之下。阿拉巴马州当年的沃利斯州长,晚年坐着轮椅到黑人教堂,为自己当年维护种族隔离而向黑人道歉。他说,废除了种族隔离后的阿拉巴马,比当年的阿拉巴马要好得多。

被划在文明能够接受的底线下面的,还有专制。如南方朔所说的,在专制制度下,你批评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监”。你没有批评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为了发表言论,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现代社会,认为这实在是太野蛮,就象当年看奴隶制,觉得无论如何看不下去。台湾社会问题再多,你请台湾民众回到当年的专制体制试试。

二战之后,国共对决,成你死我活之局面。惨烈厮杀,死伤无数,最后分据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势不两立。可是,其实两岸之间,它们的本质、它们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间完全不缺乏了解和理解。它们互称对方为“匪”。它们对政党的理解,都是革命党思维,区别只是各自认定自己是“革命党”,而对方则是反革命的“匪党”“匪帮”。它们都不知道“议会党”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里,都不容许任何反对党的存在。它们都禁书,区别只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评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监。因此分别有过“白色恐怖”、“红色恐怖”。这种思维方式的一致性,来源于它们社会制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垒,来自于它们共同的敌对思维。

三十年前,大陆走出它最低谷的文革时期,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台湾开始了它的民主化进程。回首以往,和自己的过去相比,可以说都是翻天覆地的进步。这种进步导致它们在逐步努力消除敌对,在相互走近。从经济交往,到今天的思想交流。那么,是不是它们之间今天就已经没有壁垒,可以顺利和解。是不是天下本无事,而是如赵刚所批评的那样,反是龙应台的文章,在增设“和解的壁垒”?

两岸都进步了。进步的内容却并不相同。用南方朔的那句平常话来检验,两岸进步的本质差异立现。

大陆政治制度的进步,还没有走到从文明社会能够接受的底线跃出的那个关键点。龙应台的《台湾》一文,试图介绍台湾如何走出“废除奴隶制”这一步的经验,希望成为大陆的借鉴,这是龙应台的本意。因为制度的差异,造成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就必然导致理解的差异。在龙应台看来,这才是两岸和解的壁垒。这其实不深奥,道理很好懂。你说两岸文化相同,血浓于水,理应成为一家人,现在分作两家,太不近人情,这是大叙述。可是,落实到具体问题,就是龙应台说的小叙述,我自己小家庭过日子,不管怎么说,过得自由自在;看看那个大家庭,说是批评家长轻则要受罚,重则要沉潭,我当然不敢舍命合进去。

台海两岸这场讨论,和美国当年的南北讨论很相似,双方虽然讨论同一个“统一”问题,话题却是错位的。一方说专制太蛮横,另一方说,民主社会有那么多问题,专制社会也在经济起飞,也有进步。龙应台看到了这场错位讨论的荒诞性,相互交流大叙述和小叙述对不上,明晓关键在制度差异。回头看看,要台湾人退回二十年前的制度,劝退的门也没有。于是,只有一条路,就是把台湾人走过的“来路”介绍给大陆,希望此岸与时俱“进”,走出专制,使得对话的壁垒,自然坍塌。我想,这是龙应台的本意。




赵刚批评龙应台的一个有力论据,就是在龙应台主张的东西前面,加上西方、美国的定语,颇俱杀伤力。它把注意力吸引到“定语”上,令读者不再深究龙应台主张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它直刺人们的民族自尊心,人们只是随着赵刚的指引,开始问:“我们为什么要舶来的价值观”,更何况,这舶来品还是来自于我所讨厌的美国。

那真是悠久古老的话题: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些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照今天的时髦说法,是不是有普世价值。说它悠久,是因为这个问题的诞生远在美国诞生之前,它在两千年前就有了。

两千年前的罗马人西塞罗老头,他讲了一句话,曾让我大吃一惊。他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会象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象。他认为,若究根究底,人与人之间,就象一个人自己跟自己那么相似。我看了之后,本能的反应就是意见不同:这怎么可能,人和人之间差别太大了。

原来,西塞罗是在试着探讨人的“自然本原”的状态。他要刨去人在社会中长出来的枝枝桠桠,追踪到人还象亚当夏娃那样,很纯朴地站在伊甸园里,还没有被社会文化侵染之前的状态。这种对人的本性的追根溯源,又有什么意义?原来,这位两千年前的罗马律师和政治家,试图从人的自然状态,找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观。

一旦进了伊甸园,你会发现西塞罗还是很有道理。仔细打量,人和人之间,真的就有非常近似的那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有一些绝对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如说,只要是个正常人,就没人愿意自己被杀被抢的,没人愿意当奴隶的,没人愿意别人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的,没人愿意发表一点意见就被关起来的,等等。这才是人“自然本原”的状态。人要维护自己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维护人的“自然权利”。这权利与生俱来。就刚才那简单的几个“不愿意”,已经隐含了生命的权利,平等的权利,人身自由的权利等等。维护自然权利的法,就是自然法。

所以,西塞罗在两千年前已经认定,法律不是什么人随便说了算的,就算宪法也不是立法机构通过了就算数的。它的后面,必须还要有“自然法”。鉴定是不是符合自然法,其实很简单。这就回到了“人和人之间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句话。我们只要把立法者放进去试试,就知道这“法”是否正义。比如说,你打算立法,规定说,只要执法机构愿意,某人没犯罪也能把他给抓起来。那么,最简单的测试办法就是,对立法的那家伙说,假如你没犯罪,人家就能把你给抓起来,你觉得可以吗?假如你认定别人不可以这样对待你,你对别人这样立法就肯定“不正义”。

在人们发现人与人之间是如此相似的时候,不仅是法律基础,价值观问题也迎刃而解。本质如此相同的人类,说是完全没有共同价值观,反倒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每个民族的文化,固然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可是,也终有一些核心部分,是人类共同的。

所以,另一个比西塞罗还要早的罗马老头狄摩西尼说,“每一种法律都是一种发现”。法律不是胡编乱造、随心所欲的,正义的法律是对自然法的发现。我想,正义的社会制度也是如此。人类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一些共同的核心价值的确认,也同样是一种对人性的逐步“发现”。

因此,不能忍受人被奴役,不是美国北方的价值,也不是西方价值,而是一种普世价值。只是,不同的地区,走向现代文明的时间不同,在当时,美国南方认为,那不是他们认可的价值,今天的美国南方人,已经觉得他们前辈的想法不可思议。照南方朔的讲法,因为他们“进步”了。

同样,“你批评政府”,要“抓你去坐监”,也是在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能因为美国人也这样想,就说那是美国的专利价值观。认同这个价值的那么多国家,肯定没有一个,会情愿把这个专利单单让给美国的。




从题目就知道,龙应台文章是写给大陆读者的。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曾提到,在诸多论连宋大陆行的文章中,龙应台的《台湾》一文“最俱行销力”。不知他是否注意到,堪称奇事的是,“最俱行销力”的文章,怎么会没有任何“感召力”,看不见大陆媒体刊登读者反应。我们否认专制的存在,我们又以扼杀讨论的方式,让所有的人看到了它的存在。

专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耻大辱,因为每个国家都经历过专制。它象奴隶制一样,只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只是,在现代文明已经非常深入人心的今天,作为一个大国,断然拒绝走出专制,就有可能给自己带来耻辱。

专制和奴隶制一样,是一个历史遗产,它的出现和存在,都有它的原因。就好象一句哲学俗话“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此,根据不同的“存在”状况,不同国家的条件、不同的历史时期等等,如何终结一个过时了的制度、实行转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

美国在建国时,就曾经希望逐步实现废除奴隶制。联邦提出了不得再进口奴隶,即不得扩大奴隶制的年限,也鼓励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逐步废奴。没有立即废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有些地区的经济全部依赖奴隶劳动力,需要一个调整、缓冲的过程,以避免经济的刚性崩溃。之后,一个模式是北方各州提前禁止进口奴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主动转变,废除了奴隶制。另一个模式是南方,由于贪恋奴隶制带来的经济利益,能拖则拖,甚至有的州对奴隶制的态度转而强硬,有一意孤行、坚持不废的趋势。

美国最后是阴差阳错、以战争的形式废奴,给南方带来经济毁灭。南方的蓄奴州本身是有责任的。它们没有及时跟上时代的进步,它们不肯承认这是一个不人道的、必须积极着手废除的制度,没有主动制定切实的计划和时间表,如何逐步在经济上减少对奴隶制的依赖,以合理的步骤尽快废除不合理不人道的制度。

南方由战争和突变的方式被动废奴,不仅经济被摧毁,也带来法治的倒退,整个南方支付了惨痛的代价。支付代价的,有南方的白人大众,也包括刚刚被解放的奴隶。经济突然崩溃,也就没有工作机会,有些前奴隶甚至连原来当奴隶时的一口饭也吃不上了。因此,制度转型确实存在如何转、如何尽量减少地区和民众支付代价的问题。

专制制度既然是历史遗产,如何转型的讨论,也就是一个十分正常的话题。台海两岸,无须避讳,台湾是制度转型的先行者。他们有和平转型的良好经验。例如,原来行使专制统治的、形象衰老的国民党,逐步改变自己,转换为一个民主体制下的议会党,正在逐渐呈现朝气蓬勃的面貌;二.二八惨案积累五十年的民怨,也以和平的方式疏解开来,走向和解,如此等等。可是,如赵刚在《壁垒》一文中提到,台湾在民主化之后也遇到许多新的困惑。这些,也当是华人社会万分宝贵的经验。现在的大陆,应该就可以讨论,在民主化之后,媒体如何做到专业、中性和自律;民众如何保持个人的独立性、对政客们的煽动持有警惕,不轻易就大呼咙地冲上街去。让民众理解,民主体制下,原来的问题不会一夕间就消失,权钱勾结和黑社会也不会一朝就消亡。民主转型后,我们只是多了监督的手段和加强法治的途径。道路仍然可能十分崎岖和艰巨。这样的讨论,加上台湾经验和教训的引进,对未来的大陆,是极其有益的。对彼岸经验教训的讨论,可以使此岸对将来转型后可能遇到的社会问题,持有有充足准备。公开的讨论,也让民众对渐进推动的民主化进程有所理解,产生希望和信心。

可是,前提是,我们承认台海政治制度差异的现实,承认制度差异形成的对话壁垒之存在。

回避这个现实存在,讨论不是被封杀,就是无法进行。龙应台不是没有能力清楚地看到和阐述台湾今天遭遇的新困惑,她也不是不想对大陆的读者们同时介绍台湾民主化之后出现的问题。可是,这就象当年在美国的讨论,当南方坚持奴隶制发展了经济、繁荣了文化,必须世世代代继续下去的时候,北方和南方讨论在废奴后遇到的种族问题困惑,就显得没有意义。在回避奴隶制非人道本质的前提下,如此方向的讨论,只会为南方奴隶主所利用、为他们坚持奴隶制提供口实。

龙应台《台湾》一文所作的努力,是在作一个推动,希望人们开始这样的讨论,承认两岸曾共同拥有的专制遗产,以平常心待之。从讨论台湾正面的经验开始,引出一个良性的讨论和互动,如此,台湾在民主过程中的负面教训,也就可以自然引出。她不无天真地希望,这能够成为消解两岸交流壁垒的一个开端。因此我想,她对自己被指为“增设对话的壁垒”,怕是哭笑不得,不知此话从何说起。

此后的一片寂静,不是因为大陆民众普遍认同赵刚的指责,因而使得人们不愿意回应龙应台。而是回应的所有出口,由一只手即已全部堵住。如果说,当年龙应台在台湾引发的反响,犹如野火的话,龙应台的《台湾》一文,在大陆众多媒体的反响,则如一块石头丢进一口深潭,连“噗通”一声,都没有听见。

于是我在猜想,赵刚文章成为唯一例外、得以在大陆最著名的杂志刊出之后,他会想什么。他会认为这是源于自己的见解独到呢,还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原因?

我真的没有能够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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