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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峰波谷间的鲍文蔚
作者：姚小平
（一） 一个人的身世，往往影响着他的人生选择和走向。 鲍文蔚一九Ｏ二年出生在江苏宜兴丁山镇白宕里。宜兴以生产陶器闻名，鲍家在常州城开有陶器店，生活富足。鲍文蔚四岁入鲍氏家族祠塾接受启蒙，在学童中年纪最小，却以聪慧最得老师赞赏。他的老师阳羡名儒卢启愚在鲍氏长辈面前称赞鲍文蔚“读书有天赋，千字文和古诗，读三遍就能背诵。有子建之才，日后定当大有出息！”九岁时鲍文蔚读完《中庸》，在学堂年考中得第一，族长为此特意打开平日关闭的祠堂大门，请出各房长辈设宴庆贺。这在当时丁山各氏族中是破天荒第一次，鲍文蔚由此被誉为“白宕鲍门第一才子”。 一九一五年，十三岁的鲍文蔚以全优成绩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一九二Ｏ年，鲍文蔚考取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学习英国文学。一九二三年暑假期间，由于宜兴县教育局长周品高营私舞弊劣迹败露，当地教育界一些教员及暑期回家的大学生联合起来，发动“倒周”运动，回乡度假的鲍文蔚也积极加入。在运动中鲍文蔚结识了宜兴同乡潘汉年，俩人意气相投，成为挚友。潘汉年一九Ｏ六年出生在江苏宜兴陆平村一个已衰落的书香世家。由于家境日益困难，一九二二年春，他初中未上完便离家到宜兴县城励志社小学代课教书。鲍文蔚和潘汉年、李暘谷等一百多人来到县教育局，与周品高展开面对面斗争，双方在争辩中互殴。周以“捣乱秩序”为名，把鲍文蔚、潘汉年等告上江苏高等审判厅。在各界声援下，最后县长不得不把周品高解职。多年后，鲍文蔚曾对家人神采飞扬地回忆当年“造反”的细节：“我一屁股坐在周品高的办公桌上，大声斥责着，人们都对我鲍某人刮目相看。”
《鲁迅日记》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有如下记录：“下午潘汉年、鲍文蔚、衣萍（作家章衣萍—笔者）、小峰（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笔者）来，晚同至中友天饭……”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鲁迅从广州乘船到达上海定居。两个多月后，潘汉年、鲍文蔚等前往拜访。他们聊了一下午，还到“中友天”饭馆共进晚餐。 （二） 一九二六年，鲍文蔚从北京大学毕业，到江苏省第七中学（一九二九年更名江苏省立南通中学—笔者）教初三英语。学校对英文要求很严，高中数学、物理、化学用的都是英文版课本。该校一九三一届校友易企衡曾撰文回忆母校，提及鲍文蔚当年风采：“初三时教师为鲍文蔚，年少英俊，风度翩翩，不久出国留学。” 一九二八年，鲍文蔚赴法留学，在格勒诺布尔大学学习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经四年潜心研读，他获得法兰西“古典文学学士”学位。一九三二年三月，鲍文蔚与诗人艾青同船归国。刚回宜兴，鲍文蔚就接到潘汉年来信，邀他赴上海面谈。两人见面后，鲍文蔚说，他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去北京的中法大学从事教书和研究工作。潘汉年劝道，“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吧。”鲍文蔚当即同意。潘汉年当时正负责中共党在上海的中央特科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迫使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于五月改组重建。在周恩来部署下，原特科钱壮飞、陈赓等人撤出上海，陈云、赵容（康生）和潘汉年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康生任三科（即行动科，也称“红队”—笔者）科长，负责镇压叛徒和除奸任务。潘汉年接手前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的工作，负责情报、侦查、反间谍任务。为打开局面，需要把触角伸向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一部分有社会声望和地位，又在不同程度上同情和支持革命的上层人物身上。鲍文蔚的归来，恰当其时。 此时的鲍文蔚，作为中西文化兼通的青年才俊，可谓意气风发。他就职于商务印书馆从事法国文学作品翻译。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底和扎实的法文基础，其优美流畅的译文，纯正的巴黎语音，不但得到法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参赞的高度赞赏，而且被上海市政府特聘为法语翻译处首席顾问。每逢市政府有对法国方面的外事活动，就派小轿车前往接送。经潘汉年介绍，鲍文蔚参加了中共党在上海的地下外围组织，隶属中央特科二科，住在淮海路霞飞坊（现称淮海坊—笔者）与孙科等人为邻，以掩人耳目，便于开展工作。在潘汉年活动下，鲍文蔚被安排兼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戴戟的外文秘书，戎装佩剑，授少校衔。鲍文蔚利用身在秘书室的有利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偷记在心，再写成纸条转交党组织。当时苏区红军正在反围剿，急需江西地图。鲍文蔚将地图借出，请徐家汇天主教堂的外国神甫分数次绘制完成。为此，鲍文蔚受到党组织特别表扬，并予五十元奖励。一九三三年三月，廖承志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党组织为营救廖承志，首先要搞清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在潘汉年布置下，鲍文蔚请当时上海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到上海著名的新雅饭店吃饭，从他那里套取出廖承志被关押的准确地点。何香凝据此公开到关押廖承志的地方大闹，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放人。鲍文蔚后来曾对女儿讲起参加地下工作的缘由：“当时自己三十出头正年轻，充满激情和勇气，加上和潘汉年是朋友，认为做的是好事，所以不怎么考虑危险。” 一九三三年五月，由于白区工作遭到极大破坏，加之与潘汉年熟悉的潘梓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党组织决定潘汉年转移中央苏区。临行前，鲍文蔚向潘汉年提出到苏区工作的愿望。潘汉年深知，以鲍文蔚的性格和特长，并不适合到那里去。他语重心长地说，“苏区不适合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你还是去教书吧。”解放后，潘汉年在狱中交代其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情况时曾提到：“鲍文蔚参加过上海地下党外围的工作，但是鲍文蔚比较重视家庭生活，他不是特别关心政治，以后就脱离了。”鲍晓娜说，“这番话救了我父亲，后来潘汉年一案就没有牵连到我父亲。” （三） 一九三五年，鲍文蔚来到北京（时称北平—笔者），住在西皇城根二十二号陈家大院。这是清末邮传部大臣陈璧的宅子，有二百多间房。已故著名民俗学者邓云乡当时还是孩子，与鲍文蔚同住陈家大院。他在《云乡书话》一书中颇具感情地回忆道：“五十五年前（一九三四年—笔者），这个时候，我家住进当时北平西皇城根一所带有大花园的大房子中。这所大房子有许多大小院落，住着十来家人家。有四五家法国留学归来的学者，鲍先生是其中之一，就住在我家后院。当时在中法大学（今东城东皇城根北街甲二十号—笔者）作教授，每天坐包月车去学校，出入总经过我家窗下。当时我还是小学生，总爱出来看他上下车，穿着灰法兰绒西装，夹着皮包或一叠书走出来,，我们喊他一声：‘鲍先生！'他笑着摸摸我们这些孩子的头，上车走了……” 邓云乡一九二四年出生，山西灵丘人，十岁到北京上学，一九四七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定居上海，一九九九年去世。
（四） 日本侵略者的贪婪凶残与国民政府的应对失措，使中国百姓被置于双重苦难的境地，面临或流亡，或偷生，或沉沦，或抗争的选择。 随着形势日益严峻，鲍文蔚的老朋友罗常培、郑天挺等相继离开北平。鲍晓娜说：“我母亲身体比较弱，再加上我哥哥很小，所以父亲没走。”鲍文蔚仍到中法大学上课，并在校内中法汉学研究所从事中法文化交流研究，直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法大学被日本人查封。据邓云乡撰文回忆，北平沦陷期间，鲍家的生活急转直下，用“凄惨”二字来形容不为过。鲍先生这时在沙滩文学院教书，家也搬到了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庖人、女佣等，只好鲍师母自己做饭。鲍先生也无力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一九三八年冬的一天上午，一位朋友告诉鲍文蔚，周作人在今晨被人行刺。作为时有过从的老师辈，当天午饭后，鲍文蔚即前往八道湾周宅探望。一九九Ｏ年，鲍文蔚撰写《周作人遇刺》一文，叙述了这次探望的经过：“进入周宅客厅以后，我看见周作人正站在那里，，还有原北京大学的国文教授沈启无也坐在一旁的一个长沙发上。周作人当时的神态安详而镇静，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的样子。他向我叙述了上午出事的经过。原来，当天上午周作人和沈启无正在客厅中闲谈，外边报说有客人来访。周作人即起立走向客厅门口迎接。只见有两个陌生人走进来，一前一后，其中一个留在了后面，另一个直向前走，当走到距周作人不远处时，周自我介绍说自己就是周作人。那人就突然掏出手枪向周射击，但周未被打伤。这时坐在一旁的沈启无下意识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那人就又向沈启无开了一枪，沈启无当即被击中肩头而倒地，来人马上走掉了。”由于刺客用的是一种很小的手枪，杀伤力很弱，子弹命中周作人时，被毛衣扣之类的东西挡了一下，便弹到地上去了。沈启无肩头所中一弹，嵌入肩头软组织，似乎也未造成多大损伤。否则鲍文蔚不可能当天下午在周宅见到他。鲍文蔚问周作人为何有人要加害于他，周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有人觉得我可恶吧。”鲍文蔚感到，周作人“隐居”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一九三九年，他们的女儿鲍晓娜出生。非常时期添丁进口，无异于雪上加霜。抗战期间，鲍文蔚倾注了极大心力进行中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一九三九—一九四三年间，鲍文蔚和我国诗歌翻译家沈宝基、曾觉之一起，为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法文研究》，翻译介绍法国文学。一九四三年，鲍文蔚翻译完成了《红楼梦》第五十七回“慧紫鹃情词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以中法文对照形式刊于汉学研究所办的《法文研究》第四期北京版上。鲍文蔚在当时看了许多书，他后半生打下的业务基础，跟汉学研究所这一段有极大关系。他的许多译作是在《法文研究》上发表的，包括他年轻时的代表译作《浪子回头》。他还将郭沫若的《先秦的天道观》、《周易的构成时代》译为法文，向西方介绍我国学者对先秦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鲍文蔚为翻译郭氏这两篇文章，对先秦诸子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后才动笔。郭沫若看到了这两篇译作后,大为赞赏。 一九四五年春，潘汉年化名萧某到北平找到鲍文蔚，当晚住在鲍家，两人谈了一个通宵。鲍文蔚提出想去延安，潘汉年说，党中央认为日寇必降，但国共内战必起。他劝鲍文蔚留在北京继续教书，等待新局面到来。抗战结束后，鲍文蔚先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和天津北洋大学教书，曾任北洋大学总务长。天津解放前夕，他倡议并组织了天津各高校教授联名致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公开信，要求陈长捷退出市区，以保障天津市民生命安全。公开信刊登在天津《益世报》上，为解放天津提供了有力的声援。 陈雪屏是鲍文蔚的同乡、北京大学同学，两人私交甚好。抗战后，陈雪屏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后到台湾任行政院秘书长。解放前夕，国民党逃台，胁迫许多教授学者南下，陈雪屏也给鲍文蔚安排了在台湾师范学院教书的职位，但鲍文蔚坚拒不去。一天，鲍文蔚在北平东安市场与一位朋友相遇，朋友问他是否南下，他说，“干嘛要跟着死人走”，还劝那位朋友也不要离开。朋友听后留了下来。一九五五年，那位朋友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冲击。多年后两人见面谈起此事，惟有相对苦笑而已。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后，鲍文蔚像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对新生活充满了热情和憧憬。他先后在山东大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一九五六年，鲍文蔚被定为高教法文二级教授。法文在国内是小语种，二级已是最高的了。 年逾八十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五十年代初与鲍文蔚在解放军外语学院是同事。他曾把唐诗、宋词、元曲和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和法文。我采访他时，他给我的名片上印着：书销中外五十本 诗译英法惟一人。熟悉许渊冲的人认为他狂傲自负，说话尖刻不留情面，称其为“许大炮”。然而，这位臧否人物，口无遮拦，带几分天真气的许先生在我面前谈起鲍文蔚时却十分推崇，赞不绝口。他说，鲍先生当时是法文教研室主任，解放军外语学院第一代法文人才都是他培养出来的。他的法文和英文都很好，教课细致、认真、循循善诱，其由浅入深的启发式教学，很受学生欢迎。他评说道，当时国内最高水平的法文翻译家是上海的傅雷、北京的鲍文蔚、南京的何如和广州的梁宗岱。四人各有特色：外译中是傅雷、鲍文蔚比较高；中译外是鲍文蔚和何如比较高；梁宗岱是用法文写诗水平很高。 一九五三年，文化部通过发行邮票，出版纪念册、著作等多种形式，开展了对中国诗人屈原、古巴作家何塞·马蒂、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和法国作家拉伯雷四位世界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恰巧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正想出版一批经典文学作品，作为在世界文学史占有重要地位的拉伯雷的《巨人传》被列入出版计划，同时开始寻找合适的译者。 弗朗索瓦·拉伯雷（约一四九四—遗物五三）创作的《巨人传》，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名著，法文原书名很长，后简化为《卡冈都亚与庞大固埃》。它以国王卡冈都亚教育儿子庞大固埃成为人文学者为线索，对中世纪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及封建教会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猛烈批判。作品貌似荒诞离奇，实则以两代身材伟岸的巨人国王的形象来表现人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挑战至高无上的神权，全面阐释了当时的人文主义思潮。这部作品翻译难度很大：其一，它用古法语写就；其二，对中世纪法国社会生活进行了全方位扫描；其三，涉及学科广泛，可谓一部“百科全书”；其四，市井语言通贯全书。所以，吃透原文不易，译文表达也难。一九五四年八月，平明出版社出版了成钰亭翻译的《高康大》上半部（“高康大”即“卡冈都亚”的音译。《巨人传》书名为鲍文蔚于一九五六年首译。一九八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成钰亭的全译本，书名也改译为《巨人传》—笔者）。人民文学出版社另起炉灶，力邀鲍文蔚翻译《巨人传》，应是基于对译者水准和风格的认知。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面对国内文化荒漠，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再版经典文学作品作为紧急任务提上日程。女编辑夏玟（“玟”音“民”。夏玟笔名艾珉，曾主持《巴尔扎克全集》的编译—笔者）在一九七九年做社内十年出版规划时，提出完成鲍译《巨人传》的提议，并亲自担任责任编辑。幸运的是，鲍译《巨人传》第二卷手稿在“文革”前已交付出版社，历经动乱保存完好。一九八一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鲍译《巨人传》第一、二卷合译本，夏玟希望鲍文蔚能接着翻译后三卷以成完璧。此时，鲍文蔚一家住在东交民巷一个面积仅二十三·五平米的破旧楼房里，连一张正式书桌都没有。鲍文蔚本人又患有白内障，校译稿子时常需借助放大镜在纸面上慢慢移动。虽然鲍文蔚听了夏玟的提议后非常高兴，并想方设法努力完成，但无奈已是力不从心，第三卷仅翻译一部分就被迫停了下来。
许渊冲在《追忆逝水年华》一书中沉痛写道:“鲍文蔚《巨人传》的续稿，在十年浩劫抄家时被没收，至今下落不明，鲍先生临终还引为遗恨，这也是中国翻译界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鲍文蔚因病在北京去世。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邓云乡以《爱看西山的老人》为题撰写的追思文章。邓氏回忆起这样一件事：“五年前先生与师母来上海暂住，我去看望，老人高兴地说：北京外国语学院又给分了新宿舍，楼上可以看西山，要回北京去住新房子了。并一再强调说：‘我爱看西山！’”仁者乐山，那里适于寄托情怀，抒发感慨。当鲍文蔚睁着昏花老眼眺望四时景致变幻的西山时，会想起些什么：是曾经有过的辉煌？还是无法释怀的遗恨？我们只能猜测，没有答案。 二ＯＯ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定稿于平雅居 原载《老照片》第四十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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