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回忆


赵小莉

人生机缘之偶然真是出人意外。随着升学、搬家、出国，我与我的小学母校实验二小不通讯问已久。不料完全出于偶然地来到二闲堂这一个我从来没有到过的网站，却看到实验二小拆迁改建及纪念征文的消息。我是在85年到89年间就读于实验二小的。无论是对学校的感情还是了解，都无法与老校友们相比。但假如纪念网站上只有几十年前的老校友的文章，也不免有所缺憾。因此我感到，身为后生晚辈的80年代校友中的一员，我也有责任把我对于学校一鳞半爪的记忆记录下来，作为对实验二小历史的一点补充。

我家从50年代起一直住在新文化街，即原石驸马大街。（说来奇妙，石驸马大街之名大约在我出生前许多年就已经不再使用了。但这街名仍然口耳相传流传至今，甚至被79年出生的我所熟悉。）我父亲、叔父、我和我堂妹都先后就读于实验二小。因此实验二小对于我的整个家庭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存在。

八十年代的小学理论上说实行就近入学的原则。每个小学有所谓“管片”，户籍在学校“管片地区”的学生可以无条件进入该小学就读。但实验二小是重点小学，自然有许多按今天的词汇所谓的“择校生”，通过考试以及某些特殊的管道进入学校就读。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至今还记得实验二小入学考试的一题，因为我当时做错了，而事后醒觉，所以印象深刻：是一个三角形，从一个顶角引出三条线把三角形分成四部分，问图中共有多少三角形。正确答案是10。对于六七岁的孩子而言，正确答出这题还是颇需要些机智的。而当时我也去参加了我管片的新文化街二小的入学考试，只需要辨认颜色以及从一数到一百而已。

实验二小的管片是文昌胡同（包括隶属于文昌胡同居委会的文华胡同）、手帕胡同和察院胡同。实际上属于管片的学生比例是很小的。当时离家较近的学生都步行回家吃午饭，回家的路上要排成队列，称“路队”，大约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路队中包含管片学生但不止于管片学生。我家在新文化街，在路队中属于比较远的一个；但还有家更远，沿佟麟阁路一直到前三门大街一带的。即使是这样的路队，参与者也才占班级学生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真正属于管片的学生就更少了。

班里有些特殊背景的同学。有一位钱姓同学，每天是由一名警卫员来接的，传说是科学家“三钱”之一的孙子。小时候对这些传言也不在意，所以不知真假，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位钱先生。由于我家近，是路队的一员，所以平时亲近的还是上学放学一起的这些住在管片胡同平房里普通老百姓的孩子们。有一位住在文昌胡同的万姓女同学，有一次邀请我去家里。时值春天，她院里有一株海棠盛开。她爷爷给我折了连花带叶的一大枝海棠花，给我带回家去。我喜欢得不得了。这样的人情往来，在如今钢筋水泥的北京，已经是不可再得了。

是的，对我们这些从小生长在北京的人来说，北京的变化是惊人的。许多我们所熟悉所热爱的事物，在时代的大潮前，如摧枯拉朽，不堪一击。但实际上，在九十年代末以前，这变化都是缓慢的。我惊讶地发现，我对八十年代实验二小的回忆，居然和六十年代校友的回忆有重合之处。一位老校友提及的文华文化用品店，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仍然存在。而另一处重合的回忆，应该就是关于校舍了。

我上实验二小的时候，学校有三所楼房，通称东楼、南楼、北楼。东楼和南楼是普通新式楼房，分别是低年级和中年级的居所；北楼是木结构二层小楼，已经很旧，上楼时楼梯嘎吱嘎吱作响，是六年级教室和校长室所在。三楼中间所围为柏油的南操场，课间操和校会在此举行。北楼之北是土地的北操场，部分体育课在此进行。由老校友的回忆可知，我们的北楼和六十年代的北楼应是同一座；而北操场，从我父亲五十年代在那里体育不及格，到我八十年代在那里体育不及格（一笑），似乎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学校里的课程总是那些，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比较印象深的是大字课，那在八十年代大概是小学必修课，但如今不知道有没有了。每周有一次兴趣小组活动时间，似乎是到了中高年级才开设的，选择好象还不少。我参加过正儿八经的数学小组，但更喜欢的是剪纸小组。同学里仿佛还有学刺绣的。

说起名师，我从小就听我祖母时常充满感情地提起“火校长”——我祖母说普通话，但对个别字的念法却有自己的处理。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火校长”其实是姓霍；而直到看了二闲堂上的文章，我才第一次见到她的名字。这些属于实验二小以前的光辉与荣耀，对于我们八十年代就读于实验二小的校友，已经没有机会参与其中了。我们这一代的名师，我小学一二年级的班主任李朝英老师应该是一个。她是个认真、细致、真心对每一个学生的好老师，其事迹曾经上过有一年的北京市元旦晚会。

记得有一年的秋天，我们曾经过了一个“丰收节”——我们被组织从校园里的一些果树上采摘了些既硬且涩的柿子，还绿着的葡萄，然后把这些战利品带回了家。水果本身自然是乏善可陈，但这样的经历对小学生而言还是很新鲜有趣的。后来便听说谣传——从来不是官方的正式传达，而是不知从哪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说那天是我们小学的校庆日。这件事令我至今迷惑，因为在我在校期间，实验二小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校庆的日期，也没有公开地正式地庆祝过校庆。莫非在八十年代庆祝校庆是不适宜的行为？但几年后，校庆的日期还是从侧面得到了证实。有一回我坐7路公共汽车，一位老太太和我攀谈起来，谈话间我们得知彼此都是实验二小的校友。她很兴奋地唱起了学校的校歌“九月十九月儿明……”按她的年纪，应该是解放前的校友了，这首校歌想必也很古老，和我在学校所学的校歌完全不同。是谁在什么时候改了校歌，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剥夺了我们庆祝校庆的机会呢？假如我没有偶然遇上这位祖母辈的校友，假如我没有偶然来到二闲堂的网站，我将永远不会意识到实验二小曾经凝聚过这么多人的情感与骄傲，也将与实验二小的历史永远隔膜。但和我同辈的实验二小学生，又有几个能遇上这样的偶然呢？（按：《拆呐声中忆旧时》一文说实验二小校庆为九月十七日。则我对老太太所述校歌记忆可能有误。）

行文至此，回忆也告一段落了。老实说，虽然今天才第一次得知拆迁的消息，但我却并不感到震惊。从九十年代开始，我所熟悉热爱的旧城的一切，就开始逐渐消亡。从一开始的愤怒、痛苦，到随后的伤感，渐渐我已学会视若无睹。不，我不是无动于衷；我只是深深知道，对这个城市的一切改变，我们普通人都无能为力。我所能做的，只能是随时做好准备，准备着失去这一地区的每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我很少想到实验二小拆迁的问题，但在我的潜意识里，我早已为这一天的到来做着准备。

这一天的来临，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