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叶维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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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接到朋友的电话，说小学几天之内就要拆了，有人相约去做最后的告别，问我去不去。早听说小学要拆，据说新址都选好了，但说话就要动手了，仍然感到突然。小学座落在手帕胡同，从我家走走即到。小学毕业到今天，四十多年了，曾多次经过学校的门口。有时是刻意，有时是随意。从国外回到北京，在夏夜的凉风中散散步就到了，探头看看门里，依稀中旧物可辨。更多的时候并想不起来要去走一遭。好象是一件从儿时起就熟悉的物件，一直伴着你，知道它总会在那儿，你不在了它也会在，像是天经地义。

但从此它就要没了，就像附近的首都电影院、长安戏院、又一顺、同春园，和文华文具店一样。在文华的旧址盖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商场，地名也改做“时代广场”。写到此，想起了鲁迅笔下的“咸与维新”。吾生有幸，赶上了新一轮的“维新”，其势汹汹，远胜过清末民初。若干年前，每次回到北京，第一次出门，一定要步行走宣内大街去西单。走完这一遭，我会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回来了。”这像是我回到母国的一个仪式。文华是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和同学“hang out”的地方，经过它，和它旁边的澡堂子和修表店，就让我实实在在地觉得身在老家北京了。但自从西单的四角都变了样，银行大楼雄踞长安街两侧，包括文华在内的所有小店都无影无踪，我再也不一回北京就巴巴地去西单了。要去“时代广场”，纽约有一个正宗的，何必往西单走？

但即使小学附近的旧貌都换新颜，只要小学在，那一方土地就在我心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一个人一辈子，总会对一些地方怀有特别的感情，这是人之所以为人吧。那个地方在时，你也许不经意。一旦不在了，你才感受到深深的失落。

回到久别的校园时，操场上已经有三五成群的人了。放眼望去，一片花白的头发，是高我们一届六二级（一九六二年毕业）的，今天的告别，就是由他们年级发起的，又看到低我们一届六四级的不少人。算起来，数我们六三级的人来的少，但除了我们六三班，其他班都有一些人来。如果我们班同学知道，一定会有人来的。消息来的太突兀了，来不及传递。

看来这次返校的绝大部分人，就是我们上下左右这几届的，都算是“老三届”。努力辨认着迎面走来的中老年（！）男女，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呀”出声来，想起来了，这不是某某某吗？当年水灵灵的小姑娘，作文又好，是我心中仰慕的对象。这位发福秃顶的男士，也似曾相识，好像当过大队长吧？都老了！我们。

为什么回来的大多数是我们这茬人，而不是比我们老的和比我们小的？是我们到了格外容易伤感和怀旧的年龄吗？也许。

在这个校园里，我们毕竟生活了六年的时光，朝朝暮暮。读书，游戏，过队会，比赛歌咏，切朝鲜辣菜，造中国象棋，打架，斗气，暗恋高年级男生，欺负邻座的女生......

有什么特别吗？好像没有。

但我们却是如此珍惜。四十多年后，是我们这代人又回来和母校做最后的告别，因为那一段的时光对我们别有意味。

我们格外珍惜，是因为我们曾经失去过。失而复得，才显得珍贵。

文革中我在山西插队，一年夏天去内蒙探望同学，曾听到一件事。内蒙很多老乡家，都有手摇唱机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旧，并没有扫荡到这里。一天两个北京男知青在一个蒙古包听到了久违的“让我们荡起双桨”，当下两个汉子不能自己，痛哭失声。

我也情不自禁，感叹良久。过后我想，为什么一支童真的歌曲，会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激起如此巨烈的震荡？

因为它唤起了我们童年善良和美好记忆，因为它抚摸了我们因为文革变得粗粝的心灵。

回过头来看，小学和中学的经历是如此不同。我们六三年入中学后，很快就开始了强化的阶级斗争教育。如果说在我们以前的教育中，“白雪公主”和“刘胡兰”可以和平共处，那现在这两位之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为我们这代人进行文革做了思想上、情感上、甚至外表上的准备。女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脱掉了花裙子，穿上了蓝布衫。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没有温良恭俭让的位置。

这样才有了文革开始后的“拿起笔，做刀枪”，抡胳膊跺脚大喊大叫的所谓歌舞。

如此这般，实验二小就成了我们记忆中的一片绿洲，它就是那首让我们这代人怀有恋母情结一般的歌，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般情结，不足为他人道，但对于我们，则刻骨铭心。

为这次与母校告别，六二级的学长们在当天开了一个会。每个班的代表都做了简短的发言。在几位的发言中，我都听出了这层意思。

以后再想起小学来，我们能到哪儿去呢？

据说搬到新址的学校，将会建得富丽堂皇。这我信。现在小学的低年级部设在一座雕梁画柱、整旧如新的驸马府里。文革中批评实验二小是“贵族”学校，我还不甚同意。如今这个架势，是当仁不让了。驸马府一走便到，那天很多老校友出于好奇，前去参观。到了那里，朱漆大门紧闭，等了一阵才开门放行。我不知别人作何感想，反正我置身其中，没有觉得这块地方和自己有任何关系。它从前不是石驸马二小吗？

对我来说，小学没了。看到朋友发过来的照片，那里已是一片瓦砾。将来的实验二小，金山银山，已经与我无关。记忆是很特别的，不能随便拆迁，它就死恋着一块地方。现在那块地方没有了，我只好把关于小学的种种记忆和情结深深埋在心里。

但心中是愤怒的。我愤怒“拆方”对教育、对历史可以如此蔑视。且不论实验二小对我们每一个过来人意味着什么，就凭它在中国新式小学教育历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不能在原址保留下来？要建的是商厦也罢，写字楼也罢(I don’t care what it is going to be.)，在北京已经泛滥成灾。实验二小就此一家。

但在北京，已经没了的和正在没的又何止实验二小一家。还能说什么？

六三届六三班 叶维丽

二ＯＯ六年十一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