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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初步思索



作者:刘自立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出来后,辗转从国外朋友处得到,且与有关人士讨论过对影片的看法。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是讨论本身,还是得出一个很严肃的结论,就是:毛和共产党发动的文革,会由毛后的共产党人自己来全盘否定,将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发动者的党不可能否定“文革”

我说的是实质上的否定,不带任何前提和条件的否定;站在否定专制文化和否定专制政治游戏立场上的否定,而非由此一党派中人,来否定此一党派中的另一些人,那种否定是肯定之变种。难道从逻辑上讲,不是这样吗?可悲的是,这种否定,根本就没有出现。(同理:对于纳粹帝国之反思,可以在希特勒在台面上的时候,得到全盘和深刻的反思和否定吗?)

何况,毛泽东今天的地位,至少比起邓在制订对毛三七开的时候,要更模糊不清──他被男女老少重新顶礼膜拜,绝非是愚不可及的神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知道,报纸、电视,天天都在鼓噪此事。毛的诞辰和所谓“站起来”的新中国,不但被共产党人自己纪念,还受到比如国际友人,远至戴高乐,近如希拉 克等人的肯定。所以,在这个大框架里,毛发动的文革和整个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几乎难以厘清的话题,国内、国际皆如此。在此背景下,这部电影的问世,其实是起到了更加把水搅混的作用──这当然还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在表面上的批毛,否毛的词言中,偷换一个可以用非毛化的共党化,来代替和永远取消非党化思维对于文革的否定,以致造成一种为文革最后做结论的假象。

●红卫兵运动面目模糊的根源

无论在电影内外,除文革的发动者没有被完全否定之外,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也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朦胧地位。这个朦胧的语境,在几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那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是非颠倒。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呢?奥秘甚多。简单说,红卫兵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个命运在文革初期小试锋芒,以后也一再经受考验──说明他们这些高干子弟的前途,哪怕就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有保证的,是制度和血脉/血统的双重保证。

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一种所谓“自发兴起”的民间组织,还是一种国家意志操控下的政治工具,这个问题,几十年没有讨论清楚。深而研之,在那个时代,那个体制里,会产生所谓自发的,民间的组织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一笑置之。那么,没有任何自发性可言的组织,就是官方操控的组织了,这是逻辑推断和政治现实产生的结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是谁,是那种势力,驱使和操纵了红卫兵;又是哪种势力反对之。具体讲,是谁,跑到清华附中来操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代表谁,一手炮制了它的创建和诞生呢?

红卫兵中第一批兵痞们,就是高干子弟们组成的。其余的红卫兵,则是外围组织,像共产党领导的当年的外围。这个党文化色彩浓厚的组织原则,在1966年8月简化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老兵们像他们的老子一样没有理解毛的革命性质。因为,他们把六十年代兴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出身理论,混同于毛的新革命实践了。所以,他们打乱了战略部署──是毛,而不是刘邓陈等人的战略部署。于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党内领导的某种红卫兵思想,被大面积的封建遗传思想搞乱了。以至后来,中央文革的人要来否定血统论,因为毛不是在这个轨迹里滑行的。他当然要反对某种阶级出身的原则,才能做到万众响应──而万众确实也真诚地响应了他──这是权利的链条;但是万众响应,万众参予,也非他的长久之计,一旦目的达到,万众就可以也必须挥之即去了。红卫兵和联动们不懂这一点,刘少奇也不懂。于是,就出现两种文革,两种红卫兵。这是共产党人的一次分裂。

但是,在党文化之总体战略中,即便是毛刘之争,这个分裂,也是暂时的。现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好像已经在各种党内外场合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了。但是,那时候,有几人看穿这一点?

●民间力量其实被毛操纵

一种所谓的,在撓旅鏀发现的,政治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其实是上面一种观念先行的政治预设,是毛,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下面的拿上来,拿到报纸和电台上去广告天下,再由追随者拿下去,照办施行。这种游戏,今天看来很拙劣,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很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为是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限可能性之一种。

聂元梓就是这个假民间资源的典型。其实,她不是什么民间意志的代表,不过是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手中一个政治玩偶。曹姓女人是聂对之负责的女人。就像清华的蒯大富,是周恩来在一九六六年亲自赴清华为他平反的。这时的周,已经站在反对工作组路线一边,以期赢得毛的信任。于是,蒯们利令智昏,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发现了文革的路径,成为一种资源。他们一夜之间产生的信奉和狂乱,一直影响到他们的今天(不久前,蒯恬不知耻地说毛对他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对党负责,对毛负责,且是对毛的特殊意志负责。那年冬天出现在北京街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是老蒯们的民间力量之表现乎?否。是毛的意志。而毛,正是玩弄这种游戏的高手。红卫兵这件事,就是如法炮制的。一朝遭毛捧,人性全不在。这是民间力量在当时回报毛的一种表现。人们今天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人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只是一些工具和打手。

●红卫兵暴行的催生者不仅是毛

红卫兵这个怪胎的出生,是那路神怪之意志,就比较容易区别了。

简单说,毛是需要红卫兵;而刘不需要。但是一旦红卫兵成为必须面对的一种存在,刘也要面对之、利用之。毛操控康生和曹轶欧,曹操控聂,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这是文革研究者面对的第一个事实。那么,接下来的事实是,何以毛不满足第一张大字报,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号,自己赤膊上阵,写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第二张大字报呢?

问题的症结是,毛和刘、邓的分歧已经出现,且表面化。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扰乱了毛打倒刘的战略部署。我可不是要你搞群众整群众啊!毛说。此其一。我可不是要你只是打倒陆平,蒋南翔啊,甚至也不是光打倒彭罗陆杨。我是要打倒刘嘛。你们裹什么乱?

而刘,则在毛武汉游泳回来后,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工作组整群众的游戏,被改造为斗黑帮。这个黑帮,就是大中学校的校长,机关单位,部门,工厂的中层领导。这个转向,导致实际操控北京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女红卫兵丧尽天良的程度,超过那些男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了解或了解毛战略部署不多的红卫兵,和那些从爹妈那里非常了解这个部署,进而争夺文革领导权的那些高干子弟、超级高干子弟大大不同。一种人认为,是毛在号召,我们紧跟就是;还有一种人知道,只有肆无忌惮地对中层干部大打出手,才能在毛那里有所交待,以保持毛的容忍,以保持对文革的掌控──就是在这个特殊阶段,他们制造了北京一些重点中学的惨案──如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一案。这里,简单将罪责──是罪责而非什么错误──归结为毛的一般性号召,不是全部事实。用当时的语言叙述之,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营造一种白色恐怖。这个罪责,要归结为毛,但是,那 时毛不在北京。是谁在呢?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毛从武汉回来后,就写撆诖蛩玖畈繑,是谁的司令部 呢?这不言而喻。所以,在八月初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两名校长的惨绝人寰的纳粹暴行中,那些“炮打”承受者有责任。这个发现没有被写进任何文字史料,迄今被完全忽略。

●高干子弟最终回到体制内

毛要打倒刘,不能用正统的党内斗争手段,不是他不想用,而是不可能;于是,他就用体制外手段。这个手段的承载者,就是中央文革。而中央文革一出来,就和红卫兵及其爹妈,形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你江青、陈伯达,怎么有刘邓的合法性呢?你们要打倒刘邓,就是要打倒我们的爹妈,他妈的,我反了!

于是,他们冲击公安部,高呼“刘万岁”,他们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赤裸裸的接班口号,就 是说,你等十三级以下的儿子女儿们,有啥权利革命,滚他妈蛋!(其他阶层子女就不必提及了。)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最多是建设者。于是,他们反江青们被抓了。但是,刑不上大夫,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夫之子毕竟是老子的血脉。不教而诛,不行。周恩来说。于是,前辈晚辈一同鼻涕眼泪地和好如初,一抓一放,不过瞬息之间。一如毛说,你们是造反有理呢!他的话里有话。你们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可以造社会的反,造成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大治,继而打倒刘,这是高干子弟很难接受的。任何人被利用,必须有被利用的可能性。高干子弟和广大红卫兵被利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可能的;但是,利用他们打击最为重要的政敌,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于是,中学红卫兵在社会层面胡作非为一通,遂即被毛置于边缘。他启用了清华、北大的大学红卫兵。现在,骨干力量,已经由什么宋彬彬,彭小蒙等,让位给大学的棍子──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

九大一开,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刘少奇既倒,整个回到体制内的操作变得可能。于是,老子们和儿子们,很快就回来了。文革后期,他们没有像蒯、王、韩、谭们一样锒铛入狱,恰恰相反,他们从祖国广袤的穷乡僻壤,纷纷调进北京等大城市,仕途在望。而江青们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倒是成为毛的替罪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红卫兵们早就预言在先的前途。现在,卡玛出来说,他们是牛虻、是受骗者。她错了!他们一点也没有受骗。在释放联动的人民大会堂里,在上山下乡、当兵、工农兵上大学的岁月里,在他们应召复命,担当起各级重任之一刻……他们都很清醒。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言,二十年后的天下是我们的。他们没有说错。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说,联动错了,对联错了,致死无数的人命错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没有让他们忏悔。血脉们及其爹妈制订的关于对错的准则,从来不涉及红卫兵问题。而回顾三十年前,当他们打死一个个校长,就像捏死一只只蚂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有权力这样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们无奈。在欢快的杀人游戏中,他们呼喊的一句诗,就是──“相信未来”!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且做到了。有什么做不到呢?国家的主人是他们嘛!

●卡玛的影片只“揭示一部份事实”

我们其实不好展开更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言说之可能性的环境。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文革初期,毛检阅红卫兵之前的那段历史,就无法了解何以文革呈现的并非毛是坏人,刘是好人那般简单的格局。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准则上看,我们才能知道文革研究之困难。

回到《太阳》。不能不说,卡玛的影片,其实只是“揭示一部份事实”的影片。我们知道,揭露一部份事 实,掩盖一部份事实,是一种谎言,是专制体制惯用的宣传伎俩。卡玛没有说明,党对于红卫兵特殊的礼遇,掩盖和遮蔽了他们的罪行。她更不可能说明,在八月初期,在各个中学大学之行为之控制,是另一只手操纵的结果──是一只无形的手和一只有形的手的双重控制──揭露这一点,是需要胆识的。甚而言之,卡马是在有意识为那个行凶的特权阶层做一个辩护,说,她们是随爹妈受害而受害的,而不是那些大打出手者。她们在那里宣讲另一个事实──固然,那个事实不能不说也是很悲惨的;但是,一个事实,不能用来掩盖另一个。这是两个前提,两个条件。而其他在电影中出现的讲话者,顾左右而言他,以粉饰自己的责任。

电影里的讲话者,面带笑容地述说那个悲剧。说,你看,打倒“四人帮”一切就好起来……影片回避,或 者说没有找到揭示文革红八月的大量图示和镜头,以至外人看来,这幕惨剧不过尔尔,没有纳粹迫害那么残忍无道。你看,长征,串连,上山下乡……不多是年轻人美滋滋、乐陶陶之行走乎?这让笔者想起关于揭示纳粹的两部片子。一为《意志的胜利》,一位为《意志的毁灭》。前者,是大名鼎鼎的L·李芬斯塔尔的著名记录片,后者是皮特·柯恩的影片,不太有名,但是颠覆了所谓“意志的胜利”──那不过是一 个疯子和屠夫的意志。前者反映的是,纳粹之伟大意志之火炬,万众一心,一型(他们列出巨大的方阵),手持火炬,照耀着柏林,照耀着元首之场面……而后者反映的,却是犹太人的苦难,集中营和尸骨堆。

李芬斯塔尔,因为她制作了这部显然是为纳粹张目的影片,在二战胜利后,曾经数度入狱。但是,最后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她真的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吗?

《太阳》未来面临考验

再过几十年,卡玛的影片是否也会面临新的一部“意志的毁灭”的考验呢?当文革的惨绝人寰的大量真实档案和真实场面──如酷刑、吃人、虐待、屠杀……公诸于世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们会想起李芬斯塔尔吗?是的,我们也同样经历了意志的胜利和毁灭──虽然,那种意志根本从来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志的驱使下,魔鬼和天使合而为一。你看到北京大兴县和城里长安剧院血流如注之场面,还是忘记了?你看到所谓的“牛鬼蛇神”在北京六中的刑讯室内,被开水淋身的惨象,还是忘记了?你看到多少老弱妇孺被强行驱赶出京城,还是忘记了?……是的,这部电影没有纪录和再现这些场面。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也许,这里,关于文革,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涉及的内容,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将来的将来,被披露出来。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太阳》这部拙劣的影片有触及要害的评论和批判。只是王友琴、胡平,中肯地点到而止,但不够。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将更为仔细、更为坦率地陈述己见,以引起更为深刻的,对于《太阳》,对于整个“文革”的反思。重覆而言,这个大反思将是站在文革发动者所在的党的局外人的地位来反思,其依据的,应该是国际认可和人类认可的天则和公理,而非某个人,某个党的什么决议;当然,党内外人士互补的反思和回顾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经历其中者。这个反思今天虽然尚在进行,但是,党内外人士以一种超乎中共语言、中共思想、中共标准,来评介文革的著作还是少之又少。那是一个偌大的漩涡,一不小心就会溺身其中,还自以为到达了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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