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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造反派头头们都肯露脸也不改名?─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二)



作者:胡平


象宋彬彬、骆小海这样一些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换姓(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也改了名字),或隐姓埋名,不愿意今人认出自己,不愿意别人在见到自己时联想到过去那段历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这样。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后来到海外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个个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从不在意别人提起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在意别人认出自己,有的或许还生怕别人把自己混同于无名之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呢。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文革”中批判斗争的烈火一直烧到偏僻的山村水乡,“文革”反思
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保存了这样难得的历史镜头。(卡玛提供)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他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场,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四月二十二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毛泽东支持红卫兵“造反”,红卫兵跟随毛泽东革命,有股“不怕上刀山下火海”的劲
头。“文革”反思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回顾了红卫兵的思想历程。(卡玛提供)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一九七二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徵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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