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年代
尹达的学术道路

    湖北荆沙市的程朝富先生,近日来太原访学,一日在原《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先
生处闲聊,不知怎么就把话题落在了尹达身上。特别是程先生说起尹达和顾颉刚的关系,
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对当年到达延安的学者已留意多时,尹达的经历我以为是值得研
究学术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的人注意的。
    尹达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全国解放后曾做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的所长,《历史研究》
的主编,和他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不同,尹达很早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尹达1928年入河南大学,先学哲学后转入国文系,在学生时代,即参加了中国考古
史上著名的安阳殷墟发掘。因了这段机缘,1932年,26岁的尹达成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1934年毕业后做了助理员,1937年升为助理研究员。青年尹
达的这一段学术道路,为他一生的学术事业打下了基础,他的《中国原始社会》一书,
即是使用在史语所积累的资料完成的。史语所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是当时中国史学研究
最权威的机构,尹达的学术生涯开始于这样的地方,按理应该有个更大的发展,在学术
上做出更大的成就,然而青年尹达在他哥哥的影响下,很快离开了史语所(他在史语所
共6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虽然还与学术有关,但他所选择的学术环境已迥异于史语
所。这个转折在尹达一生中是至关重要的,由史语所而延安马列研究院研究部,用流行
的观点,从政治上说,他进步了,而从学术上看,他却停滞了。我不评价尹达的人生选
择,如果他从此放弃了学术,成为职业革命家,那我们也无话可说,问题是尹达一直在
学界中,这样他的经历就具有启发意义。
    1945年,傅斯年曾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过延安,其间曾和尹达会过面。我在
台湾史语所出版的《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中查到尹达在准备去北方大学前,写给傅斯
年的一封信。这封信流露了尹达对史语所读书、研究生活的怀恋。信不长,抄出如下:

      孟真先生:

      安延(案:应为延安)一晤,至以为快。知诸师友均在努力写作,自
    愧为学术工作尽力甚微,思之怅怅。日内即赴华北,横过山西,拟便中作
    考古调查,过去山西虽发现多处遗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于不妨
    碍旅行中作此调查耳。今后甚愿与诸师友取得联系,以便共同致于学术,
    未审所中师友愿否?
      所中所出有关考古之书,可否致送一份?盼甚。
      愚未完成之书,仍愿续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
    大学,当设法完成之。

      学安
                          后学尹达 二月十五日

    尹达的这封信约写在1946年(他去设在张家口的北方大学之前),距他到延安已近
10年。看得出,尹达还是钟情学问,但他似乎已感到与当年史语所的朋友在学术上存了
距离,可以说,他的心情是很怅然的,因为尹达毕竟是学问中人,看到当年同道仍在学
术上不断前行,而自己却徘徊不进,心情自是沉重。信中所谓“未完成之书”当指尹达
参预的山东日照两城镇西遗址的发掘,他写了草拟报告(未定稿),留在史语所。
    以后的历史也证明,在当年史语所的同辈朋友中,官做得大的要算尹达,尽管是学
术官员。当年从史语所同赴安阳的朋友,留下来的郭宝钧、梁思永,在学术上的贡献都
不小,离开的董作宾、石璋如成就也远在尹达之上,特别是同学石璋如,在台湾考古界
做出了很大贡献,而尹达基本上是作为学术官员终其一生的。《郭沫若书信集》中收有
郭给尹达的信25封,当时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而郭是所长。这25封信均是郭命
令尹达为他处理事情的,好像尹达不是一个学者,倒像是郭的一个办事员,从信的内容
看,也能想见尹达的心态,他是事无巨细,都要向郭请示的(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
下册170-199页,中国社科版)。尹达生前多次讲过,他学习考古主要是受了郭沫若的
影响,30年代初他读了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我之所以学习考古,而且走向革
命都同样是受了郭老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评传》下册1646页,1985年4月中州古籍出
版社)。尹达说自己是郭的“私淑弟子”。在尹达一生中,可能确有郭的影响,但青年
尹达整个学术基础,恐怕还是在史语所打下的,尽可能往郭的身上靠,也可理解,但既
然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方向,为什么后来在学术上长进不大呢?而那些没有受郭影响的人
却做出很大的学术贡献。
    进入新时代后,尹达虽然没有脱离学术界,但他基本上是以科研活动的组织者和领
导者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愿望的。这之后的尹达,在精神气质上也发生了变化,从他和顾
颉刚的关系中,我们似乎能看到一个出身于史语所的学者,在后来的生活中,他身上的
学者气质终为官气所淹没了。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界是何等人物,这尹达是很清楚的。无论是从年龄还是学术辈分、
学术地位,尹达都是晚辈,按中国读书人的习惯,尹达对顾颉刚应该是十分尊敬的。19
54年顾颉刚由上海调入历史研究所,其时,尹达和顾颉刚的地位已经明显不同,一个是
旧知识分子,一个是延安来的知识分子,1928年蔡元培筹备史语所的时候,顾颉刚即是
所长人选(刘起(左金右于)《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73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现
在尹达是历史研究所的实际负责人,地位远在顾颉刚之上。顾颉刚曾说:“我一生好书,
节衣缩食地买书,所积太多,科学院代我全部运京,又给我一所大房子安放,我非常感
谢政府对我的照顾,可是到京后不久,尹达就对我说:‘我看你就害在这几百箱书上了!’
我听了骇然,心想,科学院为了我能掌握些史料,才招我来此;他竟说我为书所害,那
么招我岂非多事?”(顾灏编著《顾颉刚年谱》第353页,中国社科出版社)史语所出身
的尹达竟对顾颉刚的书多发出责难,实在难以令人置信,是什么经历、什么心理使尹达
变成了这样呢?顾颉刚由沪来京,是刘大年和尹达请来的,何以出此责言?是否革命资
历的自然流露?这些都很引人深思。
    尹达和顾颉刚的矛盾,也许有个人的性格原因,但更多的恐怕还得从尹达的延安经
历中去寻找。1956年春天,顾颉刚曾在民进讨论党与知识分子关系问题的会议上,谈了
他与尹达的矛盾。后来受徐伯昕嘱,曾向尹达述及自己一生的经历,期望得到理解,搞
好团结(同上第359页)。但在50年代末期,在历史所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时,顾颉刚依然
是重点批判对象。我对顾尹之间的矛盾所知不多,但读《顾颉刚年谱》时,看到顾颉刚
的心情,总不由地想到尹达的经历,也许尹达的变化与他的经历无关,但他的言行,总
让人想到他的革命生涯。除了对顾颉刚的态度外,对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尹达的所为也
令人难以理解。由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一书中,几乎不提傅斯年的名字,述及
当年著名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时,也只提“中央研究院”而回避史语所(见该书512页,
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也许这不是尹达的责任,但由于尹顾的矛盾,这样的处理
方法,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联想,难道就因为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说到
过傅斯年吗?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尹达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了。解放后,尹
达写了20多篇文章,但多是谈论学习历史研究方法,对前辈学者和学界友好的怀念,以
及为学术著作写的序言,几乎不再研究什么学术了。如果说初期的学术即是为了做官,
那尹达是成功的,但这些恐怕不是尹达的初衷,而作为一个学者,他后来的经历,更多
地凝聚了一个时代对学术的制约。
    刘起(左金右于)在《顾颉刚先生学述》的后记中写到:“在这里我更怀着沉重的
哀思,怀念尹达同志对本书撰成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他从本书草拟提纲时提出重要意
见,到写出全稿,始终给予关注,还准备给本书写序言,不幸病倒无法执笔。卧病医院
我去看他时,还殷殷关注本书及早与学术界见面,其后又曾托同志转达他关于本书交代
出版的拳拳之意”(同上第382页)。从尹达晚年对顾颉刚的态度中,我们能感到他有忏
悔心情,然而也许是伤害过重,尹顾之间的裂痕已经不好弥补了。据说顾颉刚去世后,
曾有遗嘱,所藏图书绝不捐给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尹达在史学界的地位,史家自有公论,我不敢置一言。我只是偶然注意到了尹达一
生的经历,忽然想到他后来的所作所为,其实,这不仅是尹达个人的特点,如他有同样
经历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或多或少地留有时代的印迹,尹达的复杂性,也许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