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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榴花照眼明
作者：安娥 一九四〇年 一月十日 小小的行列，在崇山峻岭里走着。因为还没有走进游击队本身的防地①，所以大家都不大说话，只注意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事件。走出了十里路的样子，在山下一片竹林后面有几间矮矮的小屋，围墙里一个女人在打鞋底，见我们走过来，目不转睛地向着我们遥望。 “啊！是张参谋②吗？你们回来了，日本人都送到了吗？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女人说着走上山来。 “送到了！总司令③奖了四百块钱。我们还送了两位客人来了。”张参谋说。 “客人？这不是那两个日本女人吗？还有那四个男的呢？” 张参谋立刻明白这个女人把我和史沫特莱女士当作那两个日本女俘虏了。这儿老百姓对民族“脸谱”的辨别能力并不太强。在他们的眼里，只要不是中国人就是日本人；和中国人脸谱不一样的面孔，也都是日本人。因此，就把美国史沫特来女士连带着都认作日本人了。 “不是。那六个日本俘虏已经送到总司令哪里去了。这是两位客人。来，我给你们介绍认识认识。”张参谋边说着边招呼那女人。 “啊！介绍了，反正我也不认识。“女人扭捏着，有点害羞似的，但被好奇心所驱使，终于走上来。 张参谋指着史沫特莱女士和我，对那女人说： “这位是美国太太，世界上有名的女记者。这位是我们中国的女作家。都会写文章，写得比男人还好。” “哦！”女人对“女记者”、“女作家”都不感兴趣，也许她并不了解这两个称呼，但“写得比男人还好”几个字，却给了他异样的感觉。 女人站住，呆呆地向我们看着，忽然转身向屋里喊道： “喂！来看外国人！” “什么外国人？”屋里应声的是一个男人。 “黄头发，蓝眼珠！”女人喊。 “哦！是张参谋回来了吗？请来什么客人？喝口茶再走。”其实男人在屋里老早就听见刚才的谈话，他因为张参谋一到的时候没有出来，现在反而不好意思出来。 “烧一罐子茶，快得很！到前边去也要喝茶嘛！你们今天住哪里？”女人抢着说。 “住王家冲，来不及喝茶了。”张参谋回答。 “王家冲今天是到不了的了。住刘家墩吧。喝了茶再去也来得及。”男人嚷着留我们。 我们终于别了老乡。队伍笑着向前走。战士们哼着歌。又赶了十来里，前面一个高峰挡住了路。 “走这条路吗？”一个战士问。 “这是不是来的时候那条路呢？另一个战士说。 久闻他们都是爬山的“猴子”，我怀着好奇心看着他们怎么样上山，果然他们一个个毫不在乎地就走上了山顶，而我们还在半山。张参谋叫一个小勤务员把他的马给我送下来，可是我牵过来一试，一单根不到四尺长的缰，马又极难驾驭，我不敢骑。本来送俘虏去时，两个女俘虏都是坐轿的，现在轿子给我们坐了，可是上山的时候，我们让轿子空着走上去了。张参谋又要轿子下来接我，但这人役人的行为，在这种场合好像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我想还是一步步慢慢地挨着走吧。 战士们早已到了山顶，坐在太阳底下休息，见我上来，都笑着起来向我道辛苦。这下子倒使我红了脸。 一个扛轻机枪的战士，握着他正流着血的疥疮腿在晒太阳，他是想把血迹晒干了好走路。史沫特莱女士看见了，忙走过去问他道： “怎么的？” “上山的时候石头碰了疥疮，血老是止不住。” 史沫特莱女士连忙从她的药箱里拿出些药品来给他洗擦。伤口浸进药水，痛得他额角上冒出汗来。 张参谋说，疥疮、疟疾、沙眼在他们这里不算是病，从指挥员到战士，总有一半以上是这些病的患者，有的患一两种，有的三种俱全，情况还相当严重。 风不扬沙，太阳暖和和地照在山坡上，大家都坐着晒太阳。 遥望对面山上有几座大宅子，但都是空空的，像没有人住。我问张参谋： “这些房子都是什么人住的？” “是乡下有钱人的宅子。这一带相当富足，收千担租左右的地主家不算稀奇。那边靠右第一人家，和左边第二人家，都有千担以上的谷子；后边一家也有八百担。这一带的田地都属于他们三家所有。” “人到哪儿去了？怎么房子空着呢？” “一打仗就都进城去了。” “城里不是鬼子在那儿吗？怎么好去？” “那，他们没有管这些。” “鬼子不赶他们吗？” “他们把钱带到鬼子市面上去用，正符合鬼子的需要。鬼子正提倡‘繁荣市面’呢。” “做顺民吗？” “那可不！” “田呢？不要了吗？” “哪有不要的！都留有管庄人管理。” “还是佃户种吗？收租不收？” “自然收租。就是为着收租才留下管庄的。” “拿钱去繁荣鬼子的市面？这不是替敌人作搬运员吗？” “那可不。” “在你们那里也有这种情形吗？你们对这个有什么办法？” “我们暂时是随他！现在我们部队住的有些宅子，就是这些人的。谷仓差不多都装得满满的。可是我们一粒米也不动他的。” “他们对你们关系还好吗？” “一般还好。不过，他们很讨厌我们。” 大家都笑了。张参谋指着一个青年轿夫说： “在他们的庄子上，就有那么一家人家，一听说我们去了，他就走了。我们现在住着他的宅子，屋子很大，可以做救亡室用。” “那我真知道，这家人家是不喜欢你们的。”青年轿夫插嘴说。 “你们不走，他们是不会回来的。”另一个轿夫也说。 “没办法！你们和他们前世没修下缘法。”方练百先生冷冷地说着。大家又笑起来。方先生是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 坐在太阳底下东谈西扯，差不多歇了一个多钟头，张参谋还不说走，我们当然不管。 轿夫可等不及了，他们离家已经好多天，都急着想回去。 “张参谋！走吧！尽这么慢着，几时到家呀？”中年轿夫催促着。 下午，走过一条狭窄的山僻小街。那里自日本鬼子践踏后，昨天才有几家人家回来。过路的队伍却不少，几家店铺门前都挤满了顾客。我们在仅有的一家馒头店里把所有馒头都买了来，又在一个麦糖担子上买了三斤麦糖，坐在茶馆里吃起来。战士们烧好稀饭，就着麦糖，吃得十分有味。馒头没有吃完，他们留下来准备夜饭再吃。 一出街口，就又上了高山。我忽然发现一个黑衣人总走在我们前后左右，或快或慢或远或近地跟着我们。他穿这一件黑棉袍，戴一顶黑绒帽，脸色黑黑的，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只是总跟着我们不肯离去，未免使我奇怪起来。更怪的是在我们休息的时候，就不见他了，一上路他又出现在我们附近。每逢平路、大路、直路，就不见他，而小路、弯路，就又发现他。“强盗？”不像！“土匪？”不像！“好人？”无特征！“歹人？”不现形！天渐渐黑下来，黑衣人离我们越近，我越疑惑，几次想和张参谋讲，又不好意思。想告诉史沫特莱女士和方先生，又怕他们笑我大惊小怪。不管他！反正我相信张参谋，况且我们还有两挺很好的轻机枪，步枪和子弹都足够对付百十个人的，就是发生点把事情也不怕。 天更黑了，黑衣人简直和我们走在一起，忽然他向我们说话了： “天黑了，赶不到刘家墩了，我看就歇在这里吧？前边路五六里路都没有人家，又没有月亮，走不得。” “就这里也好。那么你到前边老太婆屋里招呼一声，说我们仍旧住他们那里。”张参谋和黑衣人说。黑衣人答应一声就去了。 队伍跟着他前进。走过了一条攀藤拨棘的山路，便到了一块几丈宽的平坦地带，地上长满了绿茸茸的草，四边被丛竹灌木围着，恰似一条天然的寨墙。顺着竹林的一条小路望去，隐隐可以看见傍水依山的几间屋子。晚雾从地平线升起，袅袅的绕在竹林的腰里，又蜿蜒地罩住了房顶。张参谋要队伍站在我们的周围。班长派了两个步哨出去，并指给他们放哨的部位。放好了哨以后，张参谋又叫两个战士去找黑衣人，即把部队掩藏在竹林边头。 两个战士去了一刻工夫，就听见隔竹林送来一片女人们的语声。黑衣人和两个战士都跟在女人们的后边，向我们站的地方走来。黑衣人和张参谋打了个照面，就不见了。 “张参谋！你们回来啦？快进屋里去坐！怎么这么晚才到？” 女人们用极亲热的语气向张参谋招呼着。我们随着他们走进一排三明两暗连五间依山傍水的破旧瓦房里。男主人和孩子们也都笑嘻嘻的走出来招呼客人。孩子们喊着：“妈妈，来看日本鬼！”因为送俘虏去时也住过这间屋子，孩子们以为史沫特莱女士和我是日本人，又回来了。后方画的一些宣传画，常常把日本人画得不是可怕得像魔鬼，就是渺小得像耗子。中国乡下老百姓，一般对于日本人根本就不晓得是个什么样子，给他们画日本人像魔鬼，他们就认为日本人是魔鬼；给他们画日本人像耗子，他们就认为是耗子。可是魔鬼会使他们害怕，不敢打鬼子，耗子又使他们看不起而轻敌，都不是正确的宣传方法，这点以后是要注意的。 张参谋对老乡们说明，史沫特莱女士不是日本人，而是美国人，老乡们很感兴趣，都挤过来看外国人。大家对史沫特莱女士的黄头发、蓝眼睛都觉得惊异。孩子们也吐着小舌头，用手指比划着暗笑。一个女人对我也仔细端详了一番之后，问张参谋道： “她不是外国人吧？” “她怎么是外国人？你看，她的头发、眼珠不是黑的吗？”张参谋笑着说。 “那还看不出来！她的头发和眼睛不是和你们的一样吗？”男主人显得比女人们见多识广。 “那可不一样，看她的眼睛多活动，不像我们这死板板的！” 女主人的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另一个女人牵了牵我的衣服，指着史沫特莱女士小声问道： “她是男人还是女人？怎么说话的声音那么细？” “她是女人。”我说。 “啊！她是女人吗？”孩子们惊讶的问。 一个小男孩挨拢了史沫特莱女士，伸着小污手摸她的衣服。史沫特莱女士看了他的手，连说两个“哎呀”，顺手在我们才洗过脸的盆里给小孩洗起来，又用她自己的手巾、香皂给小孩细细地擦完了，又厚厚抹了一层凡士林。小孩喜悦地闻闻左手说声“好香！”又闻闻右手说声“好香！”连说了七八个“好香”，说完了笑着向众人傻看，表示自己对这个意外收获的得意。 “我一辈子也没有闻过这个香味！”小孩笑着说。 “你连半辈子还没过去，就有一辈子了吗？”张参谋和小孩开玩笑。小孩无言可答，急得低着头跑了。 战士们也都洗过脚去准备晚饭。张参谋招呼一个战士把早晨动身时给我们买的鱼肉去烹调一下，那个战士答应着去了。一会儿他又回来，说已经有人在烧，他就蹲在墙角上检查他的枪，试试枪栓，瞧瞧枪口，翻来复去的就像初次做父母，看新生的小宝贝似的。 女人们的话匣子打开了，虽然只有三四个人，已经是语声满室！ “今天你们来叫门的时候，我们半天不敢开，不相信真是你们来了。老板④和铁匠都赶着从屋后逃上了山。要不是我们还认识你们来叫门的那个人，我们再也不开的。”女主人说。 “张参谋，你知道昨天晚上来了十来个人，”女主人的弟媳妇也抢着说：“有的也带着你们这样的臂章。他们说：‘老板娘，我们送日本人回来了，今天还住在你们这里。’我们一听，以为是你们来了，就请他们进来了。一看，却一个都不认识！我们就问：‘张参谋怎么没有来？’他们说：‘还在后头，马上就来。’这些人进来以后立刻就向我们借钱。我们凑了半天，只凑了十五块钱借给他们。他们嫌少，又要借被窝。这时我们一想，才觉得有点不对了。其中一个从那条绳子上取下一件长夹袍，卷起来就走。” 张参谋听了忙抢着问道： “你们看清楚没有？不定那里真有我们的人吧？” “没有，没有，你们的人我们都认得的。”女主人说。 “再想一想，是不是有他？你们也许忘了？”张参谋指着墙角上那个擦枪的战士说。 “不是！不是！” 男主人忙说。 “是吧？你看他低着头不敢看我们呢。”一个战士笑道。 “不是！你们真会开玩笑。”男女主人都说。 “什么？我低着头是害怕？我是看我的枪。又因为害眼，怕见灯亮！”这个擦枪的战士红了脸，有点要吵架的样子。 “你看你这个纸扎人！屁大的事都经不起一点，难道我还不知道你不会偷东西吗？再说，咱们昨天都在总司令那儿，离这里还有六十里路呢！”那个开玩笑的战士又安慰他。 “开玩笑也不能这么开呀！给人家老板听了，一个新四军游击队员偷老百姓的东西，那以后咱还做不做人？”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吗？你这个纸扎人！” “我就不许这么开玩笑！我就是不许拿这个开玩笑！” “不要理他！他准是有点神经病！玩笑都开不得！说他是纸扎人他还不信！”另一个战士说。 “谁说我开不得玩笑？我就是不许开说人偷东西的玩笑！就是李司令⑤来了，我也是这话句！你才是纸扎人！纸扎的人会拿得起枪打鬼子吗？” “真他妈的，你不偷东西，我偷东西？！老板，你看昨天晚上有我吗？我脸上有个疤是记号。” “别开玩笑了。他们衣服都和你们不一个颜色。”男主人调节的说。 “不晓得到底是些什么人，知道我们到王总司令那儿送俘虏去了，趁机会假冒一下子。”张参谋思索地说。 “不过，这对你们名誉很不好。”史沫特莱女士说。 张参谋拿了二十块钱给男主人，算是赔偿他的损失。男主人不肯接，他说： “又不是你们拿去了，为什么要你们赔？” “虽然不是我们拿去的，可是因为我们住过你们这里，才连累了你们，应该我们赔。” 男主人推让了几次才肯收下。立刻把二十块钱交给女主人。女主人接过来，用纸慎重地包着，把它放在顶里边衣服的口袋里，又用手拍了拍口袋，摸摸没漏出来，才放心地抬起头来笑了。 “老板，不要收了钱，回头又说是我们抢了你又赔你的呀。” 检查枪的战士气还未消。大家都望着他笑，他就更生气。张参谋使了个眼色给大家，人们才停止了笑声。 两个战士把晚饭拿上来。我吃了一口鱼，咸得闭不上口！那个拿饭来的战士一看，就笑了： “我说是太咸了吧？” 张参谋尝了一口，也说是咸了。那个战士笑着说： “这个地方不出盐，老乡们把盐当宝贝。刚才那个二老板⑥帮我们烧鱼，他看见我们带来的有盐，抓了一大把放在鱼锅里，我就知道咸了。紧说慢说，她一把盐已经放下了锅。” 算了吧！咸也是它，淡也是它。本来离这里三百里以外就是产盐区，因为隔了一条敌人占据着的公路，交通不便，所以，这里的盐贵到四五块钱一斤了。百姓们平常是一种小麦做的酱，当盐又当菜吃，盐吃得不够，营养又不良，人们脸上都有些浮肿。 “要不是招待客人，我们是没有肉吃的，今天完全是沾你们的光。”一个战士只怕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特别解释给我们听。 “那么我们明天慢慢走，咱们走它一个月再到。”我说。 “那可不行，我情愿不吃鱼肉，愿意早点回部队。” “在路上不也很好吗？忙什么？”方先生说。 “路上有什么好？到我们那里去才好呢！你们三位先生是没到我们那里去过。去了，包管你们不愿意走。不要紧，我们虽然吃素，客人们天天都是有肉吃的。”那个战士说。 “我们并不是为着到你们那里去吃肉的。”史沫特莱女士说。 “当然不是，我不过是这么说说。” “我们那里什么都好，就是太土气些！你们可别笑话！”刚才那个检查枪的战士说。这句话把满屋里的人都说笑了。他却只管把枪紧紧抱在怀里，像抱着自己的孩子。 “把枪靠在那儿好了，紧抱着它干嘛？”张参谋说。 “啊，那不！俺就爱这条枪！一刻也舍不得离开它。不拿在手里，就好像找不见什么似的。心里怪慌的！” “等你几时有了老婆的时候，就不这么抱着它了。”一个战士说。 “那俺不知道，俺还没有过老婆，俺想着俺几时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以后再娶老婆。” 晚上我睡在一张极大的木床上。这里老百姓们整年在稻草上铺着竹席，坐在上面还觉得凉的透骨，不晓得他们么睡的！ 战士早就给烧了一堆火在地上，余火通红的还在燃烧，虽然朔风入户，室内却温暖得像春天一样。 －－－－－－－－－－ ① “游击队本身的防地”系指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五师前身）的活动区域——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② “张参谋”系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联络科长张执一，是以“参谋”名义送日俘去五战区（他到纵队工作前曾是中共鄂西北区党委成员）。 ③ “总司令”系指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瓒绪。 ④ “老板”是这里对男主人的称呼。女主人指的是她的丈夫。 ⑤ 李司令即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 ⑥ 二老板，就是对女主人的称呼。 一月十一日 天才发亮，院里已有当当叮叮的铁器声音在响。起来一看，原来是铁匠师徒已经开始工作。学徒用力拉着风箱，烧炭像是烧金子，只在炉底上摆了几小条。火力不够，掺着干树枝燃烧。树枝的火力烧不红生铁，徒弟拼命地拉风箱。为省炭，师徒们空费了许多没有收获的劳动！ 他们不是这里的人。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带，没有一个村庄可以养得起一个铁匠。像他们这种游方做法，恰好可以适应农民们的需要，将就养活两个工人。我向他们买了五毛钱的钉子。实际我并不需要钉子，为着照顾铁匠师徒点生意而已。我把钉子送给一个战士，他却珍宝似的把它收起来。 “我们就是少了这个！这比昨天晚饭的鱼还好！” 这个战士说着又把我给他的钉子拿出来，分送了别的战士几个，大家都把它装进军服左襟上面的小口袋里。我本想再多买一些送给每一个战士们，但时候来不及了。先头部队——两个前哨——已经转上了山坡，这边的战士们也都跟了上去。我们别了主人家，也从屋后绕上山头，回头看看这座破旧的宿店，已经隐在松竹林中。如果给画家们一加点染，俨然就是“竹篱茅舍，流水人家”，或是“叶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了！但若实际去过一过此中生活，便知道跟“画意”相隔十万八千里。 从这个地方起，前面就进入了完全的敌后。战士们脸上渐渐显出活泼的表情。他们说： “我们在敌后，就如蛟龙得水。” 我们对于这句话，还没有实感，因为我才同他们走在水边沙滩上，还没有看见他们的“游泳”。 路，越走越僻静，半天不见人烟，民家的大门都关得紧紧的，可是又不像久不住人的样子。我疑惑不解。张参谋说： “不是没有人住，是人们看见队伍过来，都躲到山里去了。一叫，他们就会出来的。” 我对于这句话，也半信半疑。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问张参谋道： “这里是敌后吗？” “是啊。” “除了你们还有别的部队吗？” “还有。” “你不是说敌后只有游击队吗？” “只有游击队。但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支游击队。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还有地方游击队和其他游击队。正规军也经过，敌军也经过，伪军也来。” “你不是说只有你们吗？” “那是还要向前走，再走两天就到了。” “那么这儿的老百姓不躲你们？” “他躲我们干嘛？” 张参谋理会我对他说的那句话有怀疑，但当时也没说什么。走过一段山林的时候，他忽然对山上树林叫道： “喂！出来呀！我们来了！” “连喊了两三声，半山里遥遥有两个男人的影子在树后一闪，接着那两个人走了几步又躲在一棵大树后边。忽然其中一个把头伸出来向山下张了几张。这下子他把我们看清楚了。“哦”的一声就把身子露了出来。 “出来吧！张参谋在这里！”二班长向树后的人喊道。 “在哪里？”那个人问。 “在这里！刘老板吗？给烧口茶喝。”张参谋向那人说。 刘老板走下山来，向张参谋问道： “你们从哪里来？” 刘老板边说着笑嘻嘻的走近我们。和张参谋寒暄了几句，就邀我们到他家里去坐。 “喂！出来吧！是张参谋他们来了！” 刘老板又向山上林子里喊了一声。随后林子里走出几个男人来，见了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对于他们刚才的躲藏有点自责似的。我们一同走到老板的家里。因为院里空气和太阳都好，我们都说愿在院里坐。刘老板听了，从屋里搬几条长凳出来。我们坐在长凳上，战士们排成一单行坐在地下。老板娘烧了一大壶茶，拿了几个饭碗，我们边喝边谈天。战士们唱得很高兴。张参谋向他们说： “你们就好好唱一个，给三位客人听听。” 本来战士们唱得很自然，可是给张参谋这么一说，反而一个个不好意思起来，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做不得声。 “唱啊！不要扭扭捏捏！”张参谋催促他们。 战士们听了，脸更红了，像女人、小孩见了生客似的抬不起头。 “不要扭扭捏捏！”张参谋第二次催促。 史沫特莱女士也加入催促。 “三班长唱！”一个战士提议。 “三班长唱！”立刻有许多战士附议。 “不要瞎说！谁愿意唱谁就唱。”三班长脸红得像块彩云。 战士们见三班长不肯唱，互相打了个暗号，一齐拍着手喊道： “三！班！长！唱！歌！” 班长弄得不得下台，几次张开口，还没有出声就又难为情地缩回去了。 “我不唱吧！”三班长要求。 “不！要！扭！扭！捏！捏！” 战士们又大声催促。对于这样催促，大家都很齐心卖力，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自己唱歌。 “唱什么呀！我不会唱！”三班长说。 `“唱个春耕歌！三班长的拿手歌呀！”一个战士喊。 “唱喽！唱喽！不要扭扭捏捏！你唱了，大家都要唱。”张参谋道。 班长唱了，但他越是想唱得好一点，嗓子越是不顶事。咳了一声又一声，嗓子还是接不回来！唱到后来，调子唱得高出了两三个音。不过班长自己并不觉得，因为他唱得太专心了，他只觉得有点别扭似的，把脖子扭了又扭，红着脸，眼睛望着鼻子，偶尔勇敢地向我们望一望，又赶快把眼睛落到鼻子上。 班长唱完了，战士们也唱了两支。史沫特莱女士还要他们唱一个。张参谋说： “再唱就没货了！只有这两个歌唱得还像个样子，其余的你们还是不听的好。” 我们笑了。战士们也笑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表示对张参谋这句话非常感动。张参谋指着战士们，又对我们说： “他们都来了不过两三个月。这个班长——三班长——也只有六个月。你们别看这个小鬼，倒跟了我一年多了。我们那里有些来的时间长些的同志都会唱歌。等你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整天可以听见他们唱。我们还有一位歌手，唱得好极了。可是，不晓得你们听了怎么样。” “来了两三个月就能打仗吗？”方先生问。 “可以，一个月就能打仗。 “怎么？”我问。 “敌人打来了，你不放枪吗？一开枪，就会打仗了。“张参谋说。 “齐步走都不会呢！”我说。 “不会齐步走，也会打仗。会打仗了，自然就会齐步走。”张参谋说。 我们别了老板们，又向前走。以后的情形就又不同了。老百姓的情报网一段段传下去，老百姓已经都知道是新四军游击队来了，就都不躲了。部队沿路不断地和老百姓打着招呼，旅途颇不寂寞。 十一点钟走到了王家冲，大家休息下来准备吃饭，走进一家开着门的当路的大院里，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一直走到后院，才看见一个褴褛不堪的瞎子和一个老太婆，屋里的门窗都关得紧紧的。 怎么这么大一个地方（有七八家人家），会一个人没有？我心里奇怪。 “老太婆，人呢？”一个战士问。 “啊……没有人……” “不要怕，是我们来了。” “你……们……？” “你不认得了吗？我们跟张参谋前些时候从你们这里经过的。” “啊！张参谋……哦……”老太婆装着不在意斜着眼睛看了看这个战士。 “你看！不错吧！”战士把臂章给老太婆看了看。 老太婆拍着手笑起来。 “咳！刚才老板们说是队伍来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队伍，还怕是鬼子呢，就都走了。我们这里十来里路没有人家，所以没得着信。” 战士们也笑了。张参谋走过来对老太婆说： “老人家，我们在你们这里做顿饭。好米卖给我们点，我们这回有三位客人。小麦酱也卖给一些，让我们客人尝尝新。” “小麦酱家里有，还用买吗？米只有一种，你们看看好不好。” 老太婆说着带张参谋到后边院里一个很秘密的地方把米拿出来。我们量了五升米，战士们拿去煮稀饭。我和瞎子谈天。 “你眼睛怎么看不见了？” “先是害眼，以后就瞎了！已经有三年了！”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什么人都没有。” “你早先是做什么的？” “长工。” “长工过得去呀！你现在怎么过活的？” “现在靠讨着吃！” “啊！” “起先还可以讨着点东西！鬼子来了，人们逃的逃，走的走，自己还顾不住自己，哪还有东西给别人！”瞎子很难过地说。 “那你怎么办呢？” “从昨天中午吃过点东西到现在了！……唉！过这样的日子，真不如死！可是有些不想死的人偏偏要死。想死的人偏偏活着！” “等会儿我们煮好了饭请你吃，今天你总可吃饱了。” “咳！” 瞎子听了并不显得怎么喜欢，在牙缝里咳了一声，接着又叹了口气。 战士们煮了一锅半稀不稠的烂饭，用老乡的木盆装了两大盆，我看那样子像是洗衣盆。小勤务盛了几碗放在我们面前。我看那盆子有点尴尬，拿了个空碗到锅里刮了一碗稀饭。这顿饭只有一样炒白菜，还有就是老太婆的小麦酱。战士们把没吃完的大葱、辣椒用盐拌着吃。碗不够，只好钵子、盆子、瓢、勺子一齐出动。没有筷子，用嘴围着碗边吸，声音从二门以内送到我们临大门的院子里。 “怎么老板们还不回来？”张参谋问老太婆。 “就回来，已经派人去了。” “什么时候派人去了？没有看见你动身呀？”方先生问。 老太婆笑着看了看张参谋，张参谋也回答她一个会意的笑。原来他们留了一个人藏在这个宅子的附近，看着若来的是敌伪，或纪律不好的队伍，他们就不回来。现在他们知道是张参谋来了，已经打招呼过去，不久几个老板都回来了，一进门就笑起来。 离了王家冲，又向前走，一路都是人烟稀少的地方，队伍总是绕来绕去围着大山兜圈子，不是上山就是下山。奇怪，我今天反比昨天能走了。 天快黑的时候，队伍走进一所大宅子，张参谋说就在这儿歇下。忽然那个黑衣人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今天整天和他久违，简直把他都给忘了。忽然又看见他，使我不由得一惊，又引起了我的兴趣。 这次我一定不把他放跑，非问问他是什么人不可！——我这么决定。 很容易的叫开了宅子的大门，里面出来一位四十多岁留着小胡子的人，很客气地招呼我们进去。这个人后面跟着三四个健壮的青年和中年人，直等着我们一行都进了院子，这几个人才散了。留胡子的人带我们到大厅去坐。厅里挂满了匾额，桌椅虽然旧了，但木料很贵重。 这里是一个大地主的宅子，地主到城里去住了，留下管庄人在这里。几家佃户住在这个宅子的跨院里，帮助管庄人看守宅子。刚才那几个壮汉就是佃户，直到说是张参谋来了才走开去。管庄人派了一个管家招呼战士们去厨房里做饭。张参谋问管庄人有木炭没有。管庄人说有。谈好五角钱一斤，买了二十斤。管庄人叫一个佃户拿了火盆来烧着。茶、水都来了，宅子里住的人们都围拢来看外国人。史沫特莱女士洗脚的时候，他们都当作奇事来看。于是我便找了个背黑处去洗。 黑衣人走来把一张纸单子交给张参谋，好像是今天的出纳帐。这次我可抓住他了！我很快地把鞋穿好。当他走出去的时候，我就跟在他后边。等他到外院的时候，我就把他叫住。 “喂！老乡，你到哪儿去？跟我们同路吗？”我这么问。 “是。”他回答。 “你是和我们一块儿的吗？” “我是带路的。” “你常常走这条路吗？这里路你都熟吗？” “那是熟的，闭着眼睛摸也可以摸得到。” “你是这里的人吗？你一直送我们到司令部吗？” “我是和你们一路的嘛。”黑衣人看我问得紧，他笑了说。 “一路的？怎么？你也是游击队员？” “嗯。” “怎么不穿军服？” “我是便衣。” “便衣的兵吗？” “便衣探。” “哦！那么你是专门照扶我们住宿和吃饭的吗？” “什么都管。凡是你们走在这条路上，前后左右所发生的事情，我都晓得。有值得注意的事就报告张参谋。” “沿路人家你都熟吗？” “都熟。” “沿路人家是张参谋认识得多，还是你认识得多？” “张参谋是头一次走这条路，他就是送俘虏才去的。” “你一家家都认识吗？” “不。” “那你怎么能知道所有发生的事情呢？” “‘事不瞒乡里’。每个地方只要认识几家，所有的事情都晓得了。” “你走了多少次了？” “一、二十次。” “你什么时候加入这个挺进部队的？” “一年半以前。” “早先干什么？” “在四川部队里，我们是抽壮丁出来的。” “怎么到了这里？” “在枣阳打仗受了伤，掉了队。他们打过去的时候把我救下来，养好伤就没走。” “你们部队里四川人多吗？” “不多，也不少。” “都是同你一块受伤后过来的吗？” “不，那次只有我一个。” “你做便衣多久了？” “年把。” “衣服是自己的吗？” “还不是部队发的！” “也发军服吗？” “发。” “穿吗？” “有作战任务的时候就穿。” “你也打仗吗？” “怎么不打仗！” “你们那里便衣多不多？” “不那么少。” “多少？” “说不清楚，有些我也不认得。” “归队、集合总要见呀？” “我们没有队。” “谁说？特务营、特务连不都有队吗？” “啊！我们不是……” 黑衣人不想多说，我也不便再多问。于是话锋转到另一点上。 “你们便衣都管些什么事？” “在哪里？” “在部队里。” “我是司令部的便衣。所有我们部队驻扎的地方，那儿有没有汉奸，有没有可疑的人，每天发生些什么事情，有什么人进到我们那里来，有什么人从我们这里出去，同志们出进是不是有路单，有哪些人想打进我们的营垒……” “你们怎么能知道那么多？比如每天出进的人很多，同志们出进的也很多……” “这是我们的工作。凡是住在我们周围的老百姓，我们都得认得。” “没有路单呢？” “照例，同志们出进应该给验路单。不过，有些偶尔出去玩玩，懒得领路单，那么我们一定会把他查住。所以，我们的同志，轻易不会有一个没有路单随便走出走进。别的人更是一个也漏不下了。” “哦！……从来没混进过汉奸来吗？” “一进来就晓得。有时还故意让他们进来，然后看他怎么做。” “哼！”我觉得他有点吹牛。 “你们领多少饷？” “几块钱。那不在乎。” “和战士们一样吗？” “都是一样。只有女同志们从这个月起，每人多发八毛。” “为什么？” 黑衣人笑了笑没说什么。 “听说你们干部也只发几块钱。还不够抽香烟吧？” “烟不用买，有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战利品。” “你们呢？” “我们平常没有。有的时候也分得到，只有伤兵医院里经常有烟抽。” “那不是不‘平等’吗？”我故意问。 “只有那么多烟，分给大家还不够一个人一支。” “那么就该大家都不抽。” “大家都不抽？烟搁久了要发霉的。” “这总是不‘平等’啊！” “平等并不就是平均。并且他们的工作比我们做得多，这一点点烟，并不算什么。” “哦！” 我们没有再说下去。觉得这个人政治水平不低。 漆黑的天色中，远处“松火”来往游弋，使人想起阅微草堂、聊斋志异一类的神怪故事。“假设那是些狐狸火，或是什么鬼火，那多么有意思！”我这么想。但它偏偏什么都不是，而确确实实是松火。这里的松木很多，老百姓夜里走路把它当火把用。 远处忽有人在喊我，我答应了，便有两个火光向我走来。我知道是张参谋派人来找我来了。果然是。来的人告诉我晚饭好了，要我去吃饭。我向他们要了一根松火，燃着向前走去。火光在微风中摇摆，这点儿风不仅不能把它刮灭，反而增长它的燃烧。一阵风一阵亮，黑烟袅袅，火光熊熊，松油发出吱吱的微响，火苗非常旺盛。我很喜欢这种“土手电” 今天吃了最后的鱼肉，都有点变了味。张参谋似乎不觉得，我们劝他说： “不要吃了吧！会把肚子吃坏的！” 张参谋说：“不要紧！我是‘游击肚子’，随你吃什么，从来不会坏。有时坏一下子，半天就好了。” “张参谋说着，大家一起笑起来。 “别好笑，这话是真的。不信你们明天到了我们那里，也会变成‘游击肚子’的。” “我们那里不仅有‘游击肚子’，还有‘游击小孩’。刘副参谋长①有个小孩子，过了一岁。只要是行军过公路。把他紧紧一抱，他一定不哭。”一个战士说。 管庄人和张参谋商量住的问题。他对我和史沫特莱女士特别关心，把我们带到一间不大的里外双开间的平房里。他对张参谋说: “他们女将们住在这里最好。大房子是有，可是没有这里严紧。”言语间有些只怕我们挑眼，嫌房间太小的样子。 “你们二位看怎么样？我看这里也很好。”张参谋向我们说。 “很好。”史沫特莱女士用中国话说。 房间定了以后，战士们给我们在地下烧了两堆炭火。房间小，立刻温暖起来。门外还站了一个哨。史沫特莱女士睡在外屋床上，我睡在里屋一个大藤筐子里，藤筐子极大，是晒干菜、晒稻米用的，恰好睡我一个人，边缘有六寸高，倒很像是床边。藤筐子软馥馥的，比席梦思或美国弹簧床都好。 战士们住在我们两边的厢房里。可以听见他们的谈话。听见一个战士推我们左边厢房的门，走进去问道： “有香没有？” “没有。”房里人答。 “没有香怎么知道时间？” “向老板借根去。” “去过了，老板睡了，不想去惊扰他。” “你们约莫着时间站好了，等会我也约莫着时候派人去换你。”这个声音好像是三班长。 “你可派来啊！别睡死了，我今天他妈的头直痛。” “不会的，老石！你等会记得去换他。”三班长好像是在招呼另一个人。 “哦。”一个困倦的沙嗓子答。 “到时候你可来啊！” “去你妈的吧！多站会儿少站会儿有什么要紧！没见过你这么啰嗦！张先生，史先生②她们都有表，你不会去借一个，看着钟点站就好了。”沙嗓子的大概嫌扰了他的瞌睡，很不高兴。 “我不去，人家也都睡了，借了来我也不一定会看。” 我忽然辨别出来后面这个声音是那个检查枪的战士的声音。 听口气好像是他去放哨而不知道时间。可是放哨为什么要用香？我却不明白。但也许因为疲劳的缘故吧，想了一下子我便呼呼的睡着了。 －－－－－－－－－－－ ① 刘副参谋长，即刘少卿，他不久就任纵队参谋长，以后是五师参谋长。 ② 张先生，指安娥，她原名张式沅。“史先生”指史沫特来。 一月十二日 夜里睡得太热，醒来就闷气，跑到外面去散步。开后门出去，紧靠门边的山上，一望都是茂盛的竹林，空气异常新鲜。 张参谋说今天可以到司令部了。几天的行军，今天我感觉异常疲倦。但战士们因为快到家的关系，反而较前两天精神饱满。 三天来绕着这个大山兜圈子，今天总算是把它快绕完了。虽说今天走的并不是绝对平坦的道路，但经过海洋的人，这江河之水又算得什么！ 才说是快走完了山，不想又要上山。这个山虽不太大，但却有相当的高度。我们走在峰顶羊肠小道上。队伍穿森林而过，很像条灰色蛇。这里的风景绝美。望着别的山，觉得它们都小得可怜！可是回头再一望前两天走过的正峰，又不觉咋舌！四边天和云一色，云和峰相连，群山起伏，如海洋的浪涛澎湃。乌云幻变，像蜃楼海市。心里仿佛是去作一次温馨悠闲的旅行，不觉得是在敌后。张参谋指着森林里那些疏疏的小屋子说： “这些屋子都是从前有钱人避土匪的。现在成为避日本人的了。他们一接到情报，就逃到这里来，等敌人走了再回去。” “这不很容易被发现吗？有什么用？”我问。 “不容易被发现。这些路除了樵夫和附近的百姓晓得之外，也许只有少数土匪会晓得。” “为什么我们要走这条山路呢？”方先生问。 “这条山路近得多。走平路，我们今天还到不了。” “你们怎么发现的这些小路？” “我们总是专门走小路。这回为了你们三位，我们才择些平路走。不然的话，我们完全走小路，这三天的路我们部队行军也不过走两天，单身走只要一天半。” “假设你们在这些地方遇到敌人怎么办？” “好打就打，不好打就走。先看准两边力量对比，然后决定。” “怎么走？只有这么一条单人路！” “那底下不是有路吗？”张参谋指着底下三四十米远的一条小路说。 “手枪都打得倒，敌人会让你们走？” “白天敌人看得见，夜晚我们还是可以走。敌人如果走现在我们走的路，我们便可以走下边那条路。若是我们走高头这条路，敌人走下边那条路，那就更没问题。” “敌人不会放机枪扫射吗？” “他怎么会晓得？” “部队行军没有声音吗？” “悄悄的走，不说话，不点火。我们常常都这么行军。有时和敌人离得很近，从来没有被发现过。” “脚步声音总有啊？” “脚步声敌人也许以为是树叶响。这种地方敌人不会有大部队行军的，他们害怕我们打他，他没地方逃呢！可是要是我们，就不怕鬼子来打。只要我们转一个弯，一走，谁都追不上我们。” “追的人也可以走你们的路啊？” “老实说，我们的路很少人会走。我们人少的话，可以从这里走向任何四五百里路远近的地点，不管走十天走八天，要是我们不愿意看见人的时候，可以完全不见人。” 队伍走到一片平平的山顶路上休息，我也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晒太阳。忽然山顶上有一头野黄羊站在那儿。战士们看见了不做声，悄悄的派两个人绕到后山上去，又派三四个人从前面上去，准备捉住它，吃野黄羊肉。这几个战士像山豹似的一刻工夫就一齐爬到了山顶，野黄羊还未觉察。不想坐在我近边一个人大概是湘乡人吧，喊道：“放枪！放枪！”野黄羊一听有人声立刻就跑了！这个战士一见野黄羊跑了，不怪自己说话，反而埋怨山上的战士们：“哎！禁么把房赢给跑了呢？战不好！”（咳！怎么把黄羊给跑了呢？真不好！） “你晓得子弹好难得么！这要留它作打日本鬼的呀！要是放枪，一枪就行了，干吗还要五六个人上去？”那几个战士向湘乡人解释。 湘乡战士听了摇摇头，不说什么。我们才说要起身的时候，对面走来一个老乡。老乡走近了我们，悄悄向张参谋招呼了一下，引他到一棵树边去，说了一句话，递给他一张有字的纸，没有停一下就又向前走了。张参谋回来对我们说： “快点走吧！司令部、政治部都挂念着我们呢，刚才派了人来探听。” 说着他把那张纸拿出来给我们看，纸上没有上下款，寥寥写了这么几句话： “预计你们该昨天到。这里很不放心！望速归，客人健康吗？” “消息这么快吗？”方先生惊讶的问。 “这还不算快。”张参谋说。 “你什么时候派人去的？” “你看了条子就可以知道。” 张参谋虽没有讲他派人的时间，但这个送信的人无论如何比我们走得快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再休息，立刻起了身。 下午又走近了一座山。山前大路边有一排三座大门，门前有一溜广而长的院子。我们经过的时候，忽然从门里跳出几个穿军服的人，见了我们，飞也似的跑到面前。其中一个短小精悍的家伙，最先跑上来。 “哈哈，你们回来了！算计你们昨天该回来的。昨晚、今早，司令部都派了人来问你们来了没有。”这个人说着一把握住张参谋的手不放。“这是他们三位吧？我们昨天就准备欢迎你们了。” 这是一个乐观的家伙，短而壮的声音，一如其人。 张参谋给我们介绍：这里是他们的军事哨，这个同志姓朱，是军事哨的负责人。 朱同志向我们问东问西，连说带笑的像多年不见老朋友。我们休息了一会就要走。主人诚恳地留我们吃饭。我们本也饿了，主人又是这么一位不肯让客人寂寞的人，反正到前面去也是吃他们的，我们就答应了。 吃过饭，主人还是坚留着不让走。 “怕什么？多谈一会儿，夜里多赶几步不是一样？” “没有月亮，怕客人走不惯黑路。”张参谋说。 “没月亮，我们准备几根火把过山好了，过了山都是平路。再不然送个信给司令部，要他们放心，就说你们住在这里了。” 轿夫们离家日久，都吵着要回去，战士们也想回去归队。张参谋也巴不得早一刻到达司令部。对朱同志说了半天，才讲好放我们走。 离开军事哨，没转两个弯，就看见前边那座山，虽然并没有我们经过的那些大山高，可是，天晓得，笔锋似的矗立在我们面前！ “哎呀!”我不觉喊了一声。 大家听了，知道是我害怕了，都笑起来。这几天我和张参谋及战士们都熟识点了，话也多了些。班长先派了步哨上去。步哨敏捷得像猫，三爬两爬已经上去了。我终于还是借着马力上去了。石滑路陡，几次马失前蹄，骑着马比走路还担心！ 好容易爬上山顶，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风儿吹来，凉爽无比，虽则是冬季，倒有点初春的意思。 “走吧！同志们！歇久了，会伤风！” 战士们互相告诫着走下山去。我感到他们中间，有一种兄弟似的亲热的感情。这种感情，一般常常表现在细微的事物上。 走了十几里平坦小路之后，又是一座矮山迎面。张参谋怕我害怕，老和我谈着别的话，使我忘记疲劳。走到了山顶，张参谋指着前面说道： “你看那是我们排哨的步哨。翻过这架山，就到司令部了。那里都是平路。”最后这一句话当然是叫我放心的。 我抬头望去，山顶的大树底下站着一个绯红面庞、荷枪挺立的十七八岁的青年战士。大树枝子横下来，盖着他的身子，越显得像个孩子了。他看见我们，喜欢得忍不住笑起来。 战士们走到他跟前，一个个望着他，也笑了。 “小鬼！放哨也笑！敌人子弹会从你脑袋上穿过去！”战士们也向他开着玩笑，从他身边走过。青年人脸上越显得喜悦而光亮。 当张参谋经过他身边的时候，它笔直的向我们敬了个礼，嘴唇嚅动好像要说话的样子。 “张参谋！”他终于忍不住小声地叫了一声，好像完成了一件什么任务似的喜悦，红涨着脸望着我们。 “好吧？同志。司令部没有什么事吧？”张参谋也问他。 “一点事都没有。”青年人又笑了。 我们才走到门口，就听见山底下咭咭呱呱的大说大笑。和我们一同走着的战士们一听见这个声音，一个个飞也似的跑下去了。 一刹那山底下又是一阵说笑声。我们在他们的谈笑声中，也走下了山。最后下山的那个护送我们来的战士，向才从厨房里出来嘴里还嚼着东西的战士喊道： “来了！来了！快集合！” 张参谋指着这里的战士向我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排哨。司令部离这里还有二里多路。” 张参谋先向护送我们来的战士道了辛苦，又向我们介绍了几个人。排哨战士们要我们讲几句话，我们因为太累了，一句话也讲不出，散了队，战士们又像鸟儿似的飞起来。有的给我们搬凳子，有的给我们拿热锅巴，有的给我们倒开水……问长问短，俨然是他们家里的客人！ 政治部派人来接我门。天也黑了，就跟了他们去。走到半路上，司令部来接的人也到了。两边的人争着要我们去，可是司令部离这里比政治部近一里多路，所以还是去司令部。政治部的人没办法，只好跟我们一同去司令部。 李司令员打仗去了，还没回来，由郑参谋长①招待。郑参谋长是王总司令的学生，一个精神奕奕、个子不高、瘦瘦的很健康的青年。他和别的四川人一样“健谈”，一见面就打着四川话和我们谈起来。 “想不到你们真肯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一方面钦佩，一方面又感谢！我们这里的战士们都是土包子，可是他们想知道外边的事情，希望你们三位歇两天，多多指教指教！” 游击队里还有这么谈吐文雅的人物，真叫人想不到。 晚饭送上来了。今天是招待客人，有鸡还有肉，可是口味却是一个样，样子也相同，只有放到嘴里以后，才尝得出是鸡肉还是猪肉。席间坐了七个人，还空着一个位子，郑参谋长招呼一个瘦瘦的人说： “叶同志！你来坐！” “不成！吃了不消化，打得更厉害！” “你不管它！不要老想着它！只管吃点再说。” 这个人坐上来，郑参谋长给我们介绍，他是政治部的科长，打摆子已经打了一年多了。郑参谋长把软一点的鸡和猪肉夹给他吃。 一个胖胖的女兵进来，郑参谋长向女兵说： “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们的国际友人！这两位也是我们等待着的客人。”又指着女兵向我们介绍道：“这是陶同志。” “参谋长‘太太’！”一个小淘气鬼，小声地说了一句，就藏在人背后。 “你莫骂人！”陶同志笑着追过去，向那小淘气鬼就是一巴掌。 吃完饭，天色很黑了，人们一齐送我们回去，李司令员的伴侣小尚也随着人们相送出来。 我们走到政治部的招待所。那里是从民房腾出来的一间屋子。破土墙壁上大幅的漫画和中英文标语欢迎词，好像糊墙壁似的贴了满墙。窗子上也糊着雪白的新纸，床上铺着白被单和绒毯，烛光四射，炭火正旺。两个小勤务员坐在火边烤火，见我们进来，站起来笑嘻嘻的向我们问好。 “是用他们自己的被窝，还是用这个？”小勤务指着床上的铺盖说。 “自然是他们自己的。怎么还不打开？”政治部迎接我们的那个人说。 两个小弟弟听了迅速地把我们的行李打开，铺好。然后对送我们的那个人说： “请你们回去的时候，把这个被单还给李科长②好吗？这是我从他那里借来的。还有这个毯子，是朱政委②的。” 张参谋指着两个小弟弟向我们说： “这个大些的叫王兴人。这个小鬼叫盛国华。你们有事情可以找他们两个做。” 人们道过晚安，去了。史沫特莱女士看着墙壁上的一切说： “他们好快呀！” “是的，我们走到排哨的时候，他们已经准备好了晚饭。一定是今天下午就得到了消息。”我说。 “可是我们看见的那个送信的人并没有回来呀？又是哪一个送来的信呢？” “大概是那个送信的人走了以后，张参谋又派了别人来通知的。这个人走路差不多比我们快一倍，看样子他是十二点左右就到了的。”我说。 我们对于他们的速度问题，很感兴趣，一直谈到很晚，我才回到我的屋里去睡。 我一进我的屋子，那个小勤务叫盛国华的正坐在那儿拨火，问了我还需要什么东西，他才去睡了。让孩子们这么晚才睡觉，我心里很不安。如果我知道他在等，真悔不该和史沫特莱女士谈那么多的话。 －－－－－－－－－－－ ① “李科长”系豫鄂挺进纵队政治部锄奸科长李林中（即胥治忠）。 ② “朱政委”，是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豫鄂挺进纵队政治委员朱理治。 一月十三日 昨天那么好的天气，今天忽然变了。雨雪纷飞，寒气逼人！ 我才把门一开，盛国华就进来了。 “早啊？”他问我。 我走到史沫特莱女士房里，她已经起来了。王兴人正准备她早晨需要的一切。张参谋来了，谈了两三句话后，他就把两个小鬼支使出去，然后向我们说： “今天我们准备用紧急集合来欢迎你们。等一会儿会有人来通知你们去集合。你们只装作不知道，他说什么你们就答应什么。” “好。”我们说。 张参谋又说了几句话走了。我们对于这个行动很感兴趣。一刻钟以后，两个孩子慌慌忙忙的跑来说： “你们两位来得真不巧，刚到就要行军。司令部下了命令，半个钟头以内，到篮球场去集合。” “为什么？”史沫特莱女士故意地问。 “有情况。”王兴人回答。 两个小鬼说着把我们的行李迅速的打起来，零碎东西也收拾好了。 “你们两位不要出去，一会儿就要集合了。我们去把背包打起来。” 两个人说着去了，过了一会都背着包袱，拿着条竹棍进来： “时间到了，你们两位去集合吧。那边给你们预备好了马，我先送你们去，回来我们再来搬你们的东西。”盛国华说。 “等一会吧，刚才张参谋来说要我们等通知到了再走。”我说。 “那么我们先去了？”王兴人说。 “你们，你们也等一等吧！总要一块走的。我们不走，你们去了也是白等着。”我说。 “啊！那不成！我们是军事行动，时间到了就得去。这是纪律！”盛国华慎重地说。 “走吧，咱们先看看去。”王兴人说。 两个孩子说着去了。我简直有点恨这个“军事行动”！要这两个孩子在雨雪交加中空跑！ 政治部派人来给我们送通知。通知上面写着： 今晨一点钟，发现不明番号敌军一队，由襄花路向云梦县开来，有向我方行动的可能。各部应于今晨九时在篮球场紧急集合。 政治部主任 任质斌 参 谋 长 郑绍文 二十九年一月十三日 旁边还有一行字是“战字第一〇二号命令”。 送通知的人把通知给我们看了看，就收回去，对我们说： “请你们不要到远处去。到了时候，有人来请你们。” “好。”我们说。 “请你们不要怕，一点没有什么，这是常有的事，况且这次通知上，只说敌人有向我们这里进攻的可能，还没有说到底来不来。就是来了也不要紧，司令部会派人去打的。要是敌人没有后继部队，司令部还不一定走，现在只是准备罢了。” “没关系，我们不怕。”我们说。 “司令部和政治部不是实际作战部队，所以敌人一来了，差不多就得走开。你们想想，一个千多人的庞大机关，只有随营军校学生那一点儿枪来保护，怎么会够！部队都派到前面打仗去了，所以我们这个‘大本营’整天都是在冒险中生活着！” “是的，这更可以显出你们的勇敢。” “哪儿的事！我们反正是找着敌人打就是了。我们不打敌人，敌人也不会放松我们。” “我们很希望能看看你们打仗。” “那容易。你们住着自然会看得见的。” “不晓得这次打得起来不？” “不知道。不过你们不要走开，时间就要到了，你们吃了早饭吧？” “吃了。” “要吃饱一点。一行军，饭就没有准时候了。” “谢谢你。” “可不要走开啊！” 从他的语气神情上看起来，他很像是个小心谨慎的青年。他把我们看作是很亲近的，什么话都告诉我们，怕给我们一个生疏的印象，使我们起反感，但又怕多讲了话出错，或是泄漏秘密。因此很适当的向我们解释了“大本营”的处境。既告诉我们必须要走的原因，又告诉我们，他们并不是怕敌人，而是在勇敢的斗争中生活着。 送通知的人走后，政治部又派了一个刘同志来带我们去集合。我们一走出大门，看见满院子的墙头、柱上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昨天来的时候因为天黑了没看见。今天可惜都被昨夜的雨雪浇得有些模糊。 “欢迎主持人道正义的史沫特莱女士！” “欢迎国际战友史沫特莱女士！” “欢迎正义的呼吁者！” “欢迎史沫特莱女士给我们批评指导！” “中美两国人士携起手来，打倒法西斯蒂！” “……” “……” 满目琳琅，美不胜收，可惜细雨不止，山路如油，下坡时每一步都有滑倒的危险。 “路滑！慢慢走，史沫特莱先生。”刘同志说。 他是上海持志大学的学生，参加革命已经好几年了。一年以前到了这里。他有一双白皙的手，脸上红白分明很像一个淡妆少女，个子很高，可是并不算怎样健康。如果穿起西服革履来，简直是个绝世佳公子。不过因为在游击队里住久了，神气上终有三分粗犷。他是一个科长。 刘科长的步履很健，滑石头、烂泥路对他都像没有什么关系。他看着我们步履艰难，就把一位过路战士的竹棍子要过来给了我。 “张先生，撑着这个好走一点。” 从这里到篮球场有一里多路，中间经过一个湾子，在打麦场上站着一排十几个人，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中年、青年，只没有女人，这些人见我们看他们，都低了头或是把眼光移到别处去。 “这是些什么人？”我问刘科长。 “这些都是‘案子’” “啊？‘案子’？”我不懂。 “犯人。” “怎么？什么犯人？” “汉奸、敌探和坏的维持会的负责人都有。” “怎么样来的？” “有的是捉来的，有的是来做侦探的。” “为什么有的捆着绳子？有的没有捆绳子？” “想跑的就捆，不想跑的就不捆。” “那个人是什么人？”我指着一个长头发的问，他有点儿像知识分子。 “那是我们自己人。”刘科长小声的说。 走过了这个院子，我又问刘同志： “你们自己的人怎么犯了罪？” “那是我们政治部的一个总务人员。他在职六个月中舞了四十三块五角钱的弊。有些人替他要求给他一个悔过的机会，他自己也这么要求，所以现在还禁闭着，看他的表现如何再决定。” “在禁闭中有什么表现？” “我们的禁闭室就是普通的房子，犯人们可以自由出入，读书、看报、学习都可以，如果有进步，什么罪都可以减轻。” “汉奸、敌探们呢？” “一样，只要他们愿意改。” “这些人有的也加入过你们这里吗？” “有。” “你们自己的人呢？” “自己人大多数悔了过，有了进步，出来了以后，倒像是入过了学校的学生似的。不过也有不进步的，就像站在老头子后边那个很憨很凶的样子的人，他是我们的一个士兵，曾三次挑唆士兵开小差，都被发现了，处罚了，至今还不改。” “那怎么办？” “已经决定了枪毙！” “一定吗？” “大概已定。” “谁定的？” “军法处。” “谁可以改变这个决定吗？” “谁都可以，只要是有道理的话。”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 刘科长笑了，我也笑了，我很不喜欢听说“毙人”这几个字！心里有些不自然。 到了篮球场，地方很大，可以容一两千人。这里本来是老百姓的麦田，游击队把它租了来做球场。球场中间搭了一个台，用松柏枝扎了台口，横楣上挂了条红布写着“欢迎国际友人大会”，柱子上有标语。台下中心站了七八百人，有的荷枪，有的徒手，每个人都自己背着背包。四周零星的还站着一些人，看样子像是各部队的负责人。这些人也都背着背包，只有很少的几个没背，肩头上手里多少都带着点东西。场子里一共约有二十几匹马骡，大多数都驮着用具，有两匹马驮着一门大炮和枪弹，也有的只搭着条被窝。刘科长的行李最简单，他不要被窝，晚上把大衣袖子用两条绑带一结，把两腿向袖子里一伸，把后襟盖在身上整个一裹就睡了。所以他行军的时候最方便，不带行李，只把文件带在身上，到了一个地方立刻可以拿出来办公。 所有的人都一律穿着夹裤。有的有棉大衣，有的没有。张参谋也在那里，他笑着给我们介绍了几个负责人：陶剑寒（陶铸）、杜石公①、朱理治，都是政治工作人员。一回头，看见郑参谋长、王兴人、盛国华也都在这里。 “你那条漂亮的毛毯子怎么不带来？”朱理治问陶铸。 “我把它寄存在老百姓家里了。”陶铸看了朱理治一眼，这么回答。 “你盖什么？” “我怕它给雨淋湿了不能盖，又怕马驮不动。反正是不能盖，就没带它。”陶铸说。 两个小弟弟笑嘻嘻走过来，站到我们旁边。 “怎么不把两位客人的行李搬来？”刘科长问王、盛。 “陶政委说，客人的东西，又是外国人的东西，不要紧，没要我们搬。” “快去搬。你们把东西交给谁了？等会看丢了！”总务主任急着问。 “就交给老板娘了。” “等会搬，不要紧，我已经另外派人去搬了，他们两个怎么搬得动？”陶铸向总务主任说。 总务主任听了，微妙地看了看陶铸。 陶铸请我们三个客人到台上去。他们让一位山东口音的人做主席，并介绍给我们说，这是他们的政治部主任任质斌。任主任宣布了开会以后，他就说： “我今天报告大家一个可喜的消息，我们这里来了三位客人，三位朋友。他们都是爱护我们的，帮助我们的。他们这次的来，一定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指导与益处。我们不要放掉这个机会啊！……” 台下掌声如雷，任主任接着又说： “可是我们用什么来欢迎三位先生呢？没有好吃的，没有好喝的，更没有好看的。三位先生，都是从大都市、从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那里来的。像我们这里耍猴子似的戏剧、宰猪似的唱歌，一定也不会入先生的眼和耳的（台下大笑）。说到吃呢，买半个猪，我们的炊事员已经手忙脚乱了，还做得出什么好菜来？三位先生都是吃过海参鱼翅的，这个不要说我们的炊事员不会做，恐怕听都没听过呢！（台下又笑）我想你们大伙也是没听见过的，更不会有人吃过！（台下又笑）不要说你们没吃过，我也连见也没见过呢！（台下大笑）……所以我们临时指挥部决定用紧急集合来欢迎三位先生！（台下大笑，一个很长时间的鼓掌）一则我们一个月来没有大的战斗，也没有行军，再这样呆下去，人会长懒筋的！懒筋要是一长，这个人可就没有救了！也就不能打鬼子了！二则我们用我们的精神，用我们的热诚，来欢迎我们的三位贵客，比较更有意义…… 我给你们介绍，这位黄头发的，是我们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女士!这位是…… ” 史沫特莱女士在长久而热烈的掌声中和大家见了面，说了一段话。台下的人非常兴奋地用心地听着。 老百姓们也跑了来看外国人，他们听不懂演讲（方先生翻译，他是江苏人，说话大家也不大懂），但偶尔听懂了一两句，立刻就满意地笑了。陶铸一定要我讲话。我是最怕这个的，但我答应等另外一个机会。 陶铸、朱理治两位也讲了话以后，开会时间已经很久了。雨越下越大，我有点伤了风。主席团看出我们受不了，很快宣布散会。散会以前，有人领着大家高呼口号。 散了会，陶铸请我们到政治部去吃饭。午饭、晚饭都是政治部单位请客。 到了政治部又是满屋子的漫画、标语，不过比招待所的弄得标致得多，也有英文的，都写的是美术字。还有图案画和水彩画，有的镂刻空花，后边用灯衬起来的字画。此外，满屋子横一堆竖一堆的插了些野花。猛一进去倒有点像新娘房似的。 这些人中最引我注意的是任主任。他原是中国大学肄业生，二十几岁，看起来却像是有三十岁以上；近视眼，皮肤又黑，动作迟钝，如果给他穿上短衣裤，谁都要当他是老粗。他和刘科长的外表恰恰相反，一个是翩翩少年，一个像“古板先生”。可是在脑子里边这位翩翩少年却比不上这位“古板先生”。“古板先生”真可以说是深沉坚定的人物；不过所有他的内在的智慧，如非注意观察，都不容易从他的外表上看出来。他不大说话，说起话来也不用新名词，而用通俗语言，任何“愚夫愚妇”都可以懂的。史沫特莱女士和他谈一些问题，他只做简单的答复，但看上去史沫特莱女士对他的回答已经很满意。 张参谋说他很愿意知道些后方的文化动态，以及文人们的生活及新的作品。我就把我所看到的情形对他说了。关于人和作品及一般思想倾向的问题，他们好像与我们的意见有出入，但他们很客气，不肯认真地和我们辩论，其实我们很想听到他们的意见。 朱政委进来了。全部队的人恐怕算他的个子最高了。一进门他就向陶铸说： “我说你怎么不把花毯子拿出来。原来你知道‘紧急集合’是假的！我昨天夜里两点多种才睡，早晨我还没醒，小鬼就喊醒我说是‘紧急集合’，我连脸都没来得及洗。” “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②，别人都不知道。”陶铸大笑着说。 “我虽然不知道，但我看见你不把毛毯子包起来，我就有点怀疑。可是又不敢相信，也许你是真的交给老百姓收着。”刘科长说。 “我冬天会把毯子寄存在别人家里吗？那不把我冻死了！……不过，这么做究竟不好，很容易给人起疑惑。还有，我早晨走过招待所的时候，两个小鬼正给史沫特莱女士和张先生搬行李，我看着他们可怜，就同他们讲：‘不用搬了！外国人的东西不怕的，敌人若来了，就叫老百姓说是客人的。’他们却真地相信了。不过我等会还得要去同他们解释解释，不然他们真会认为日本鬼子对美国人会客气些呢。” “他们不会那么想，他们会想日本人怕美国人。”刘科长说。 “后来在篮球场集合的时候，总务主任听见我和小鬼说不要搬客人的东西，他特别望了我一眼，他一定也是有点怀疑。真矛盾！有时候你想做点好事都不成。”陶铸说得人人都笑起来。 饭菜摆上桌，和昨天晚上司令部的饭菜一个口味。只是今天早晨我告诉盛国华，要他告诉厨房少放盐，因为史沫特莱女士有胃病。这句话现在可见了效，淡得差不多像白水。 吃饭的屋子是在朱政委房子里。朱政委也是个大学生，他的妻子苏菲是地主家的女儿，所以两个人还讲点卫生，一切东西也都弄得比较干净，但只有他们两个人看上去身体却最坏。朱政委夫妇把碗筷都先用开水洗过，然后把他们自己用的三个洋瓷碗给我们用，他们用粗的公碗。实际我们倒情愿用公碗，因为吃公碗的人身体倒健康些，而这些先生们就难保了。比如陶铸，我看他就很像肺痨菌的带有者。 我一问，果然他真是个肺病患者。他对他自己的肺病解释得很妙。他说： “两年前，我在汉口的时候，医生就说我的肺病已经到了二期半，要我买针打。我哪有钱买针？结果有人送了我六针。医生说六针不够，打下去也没什么用。本想有了钱再买几针一块儿打，可是没等到有钱就离开了汉口。在宜昌遇到宋应人，他也害肺病，比我的轻些，也打这种针，也是不够。我想反正我就是打了六针也没什么用，不如送给他一齐打也许好些，于是就把那六针送给了他。果然他打了针以后就好得多了，可见那个针也还是有用呢！我却病得更厉害，人不能支持，不得不去小花岭养病。养了半年觉得好点儿了。那时候也没有医生看，究竟也不知道是第几期。照规矩算，从那时候到现在至少该是第三期了，可是我人反而觉得比第二期半的时候好得多了！你看这个奇怪不奇怪？在医学上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陶铸并没有读过很多的书，关于一般科学知识不怎么丰富，但是他却能发现这个敌后的游击地区！就利用了这个地区，创造出这样一个游击根据地！训练出这样一些抗战斗士来！ 吃完了饭，任主任对我们说：“本来今天晚上有个晚会欢迎你们三位。恐怕你们太累了，改在明天。明天晚上，我们的儿童宣传队也可以到了，让他们给你们唱个山歌，跳个猴子舞看看。不过现在我们倒要向你们‘抽税’：请你们把后方的情形告诉我们点。难得你们从后方来，一定带给我们很多‘营养’。” “这顿饭倒难吃！不要是鸿门宴吧？”方先生笑着和我说。 我也对方先生说：“我最讨厌的是演讲。要是演讲，我就不来。如果坐着谈谈，我赞成。” 我这话恰巧被坐在我背后的一个人听见，他立刻告诉我是座谈，不是演讲，我才放了心。这个人又对我说： “张先生，你忘了我吧？我听过你演讲的。我们有一次一同到过伤兵医院，你带的队。” 是呀！伤兵医院我是去过，但对这个人，我却没印象！我正在不知怎么样答复这个人的时候。陶铸忽然也对我说： “张先生，我们曾认识的，你一定忘了吧？” 我瞪着眼更想不起来。张参谋也向我说： “我们还谈过一次话的，你记得吗？你的朋友我差不多都认识。” 我没来得及答复张参谋，陶铸又对我说： “在汉口一个书店里，你有一次在那儿买书，马先生给我们介绍过，你还和我谈过几句话，记起了没有？我那时候正是肺病害得厉害的时候，没几天我就走了。” “是的，好像有这么一次。”我说。 我记忆起来了，确实有过那么一次，不过他那时候没有胡子，样子普普通通的（我还以为他是书业行的伙计），又加上有病，更显得温和谨慎，绝想不到他后来就是这庞大的游击队的发难者！不过，奇怪的是，在这些人之中，许多人早先都在后方和我相处过，但我从来没发现他们有任何奇异的地方，现在却个个都变成卓越的民族战士了！ 开会的时候，任主任介绍了他们部队成立的经过。他说，这个部队成立还不到一年光景，是由一支支小游击队汇集后发展起来的。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六个团队，每个团队一千五百人。现在最感觉缺乏的是知识分子和干部。 任主任的报告很简短。 “你们的士兵都是哪儿来的？”史沫特莱女士问他。 “我们士兵的最大来源，首先是农村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农民积极分子，也有一批国民党军队溃散下来的散兵游勇，和当地有枪械的农民，后来收编一些土匪和伪军以及不能独立存在的地主武装杂牌游击队。目下主要是自愿参军的农民。” “志愿兵？不是抽壮丁？”史沫特莱女士问。 “不是抽壮丁。他们是自愿来的。” “老百姓愿意来当兵吗？” “本来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就不出军队，近代以来商业发展，更没有人愿意当兵了。自从敌人占据后，他们也企图偷安过，但敌人不给他们安居乐业，没武装的被拉去当夫役，有枪的连枪带人一块儿编入伪军。中国的老百姓并没有多少愿意当伪军的，因此就起来自卫了，再加上我们的宣传，志愿兵便一天多似一天。而且，志愿兵的纪律和战斗精神一般都比较好。” 任主任答复完了以后，几次问我们“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我也好像有许多许多的问题要问，但现在不想多问，准备以后慢慢再谈。 史沫特莱女士告诉了他们她一年多来在各处战地的所见，特别是其他地方的游击队的战斗生活，讲得很有趣。她说：她看到过一个游击部队因为打退了鬼子，当地士绅们为他们开了一台戏，请他们吃饭看戏。他们在未去之前大家商量着说：“这次咱们去了后，都要装点斯文给人家看看，不要像在自己家里似的粗鲁，回头给主人们笑话。”好！他们商量好了，还定下了几个规矩，如坐立都要有个样子。说话也不要带“妈的×”，吃饭不要大口填，称呼都要正规化，不要老三老四、同志老哥的乱叫……然后大家把衣帽借的借、补的补，都弄得顶整齐的去了。绅士们迎接着他们，一见面让主人们发了一个愣！主人们想：“一个打退了鬼子的赫赫有名的田大队长，该是多么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汉子！没想到却是这么个土包子！”好了，大家见了面，谈着话，更给了主人们很大惊讶，说：“看不出他们倒还是蛮有学问的人呢！”战士们刚一吃饭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自己的约束，可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可扭捏不住了！三杯酒下咽喉，游击队作风又来了，鱼呀肉的大口紧向嘴里放。也忘记了准备好的停筷相让了，爱吃的菜把碗底都快刮光了。看戏的时候，本来是几个代表们和乡绅坐在前头，战士们坐在后边，可是过了一会，大队的战士们都来看戏，他们没有参加吃饭，没受约束，稀里糊涂的都向前面坐，官兵挨肩擦背，你我相称，什么“团长”、“队长”都忘了；还不知道主人是谁，谁是主人哩！后来他们回到队里的时候，队长大大地埋怨了一番，但战士们却认为队长是在提倡‘官僚化’！ 大家听了这个故事，又是一阵大笑。张参谋说：“我们现在都已经‘官僚化’了！自从我们接到中央通令以后，就尽量‘正规化’，我们也这个长那个短的称呼起来了。” －－－－－－－－－－ ① 杜石公，纵队随营军校副校长，不久叛变。1964年死于服刑中（新生医院）。 ② 据任质斌主任回忆说，当时用“紧急集合”来欢迎三位客人的计划，不可能不通过政委朱理治，可能客人误会了或听错了，以为朱理治真不知道。 一月十四日 今天，两个孩子进门，第一句话就说： “报告你们一个消息：李司令员昨天夜里由铁路东边过来了，今天中午一定会到。儿童宣传队今天下午也到。儿童宣传队有四五十人哩！顶大的一个有十七岁，顶小的一个只九岁。” 两个孩子说着，不等我们回答，就一跳一跃地去了，好像他们并不是要报告我们消息，而是为自己说出来过瘾似的。 九点钟来了一个不修边幅的浙江青年，他一进来就兴高采烈的和史沫特莱女士握手，用不熟练的英语和她寒暄。他说他的名字叫应敏，政治部《挺进报》的随军记者，昨天才从前方回来。说着就同史沫特莱女士大谈前方的情形，谈了一个钟头还没有完。 王兴人和盛国华送茶叶和萝卜进来。应敏看见他们，拿出老前辈的笑容，问他们好不好？又用手把他们的头摸了一下，摇了几摇，笑着望他们。 “你们要好好的照拂这两位客人，这是你们的光荣任务。他们两位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啊！” 两个孩子听了也没回答，一点没表情地站在那儿。 “你们站在这儿干吗？到外边去。”应敏又吩咐说。 孩子们听了仍旧没说话，没表情的出去了。这使我很诧异。我从来还没见过这两个孩子有过这种表情。 应敏刚刚走，另一个青年又进来，脖子上围着条白毛巾，神情极其朴厚坚毅，两个孩子跟在他后边。王兴人笑嘻嘻的向我们说： “这是我们二团队的许团长①，原先同我们一样也是当兵的。” “他们一直在铁路那边和敌人打仗。”盛国华也抢着说：“一年了，没有休息过两个星期。这回李司令员好容易才把他们说活了口，肯到后方来休息休息。可是他们还只答应在后方学习一个月就要回去。” 两个孩子叽叽喳喳说个不完。张参谋进来，站在门边只管笑。张参谋等盛国华讲完了以后，他大哥哥似的喜悦的向两个孩子说： “好，都给你们两个孩子说完了！我还介绍什么？早知道还不如就叫你们两个给许团长作介绍人呢。”张参谋又向许团长说：“许同志，你和他们两位谈谈吧。” “是。”许团长很朴素的回答了一个“是”字，脸上静静的没什么表情。 张参谋又向我们说：“史沫特莱先生！今天晚上李司令员请你们三位吃晚饭。吃过饭请你们去参加晚会，是特别欢迎你们的晚会。李司令员本来说自己来拜访你们，因为他刚才到，正在开会，不能腾出身子来。”张参谋又随便谈了几句以后去了。 许团长和史沫特莱女士谈得很诚恳。两个孩子在许团长背后，聚精会神地听。谈话中知道，许团长原是红军四方面军的一个伤残人员。长征中，他的一条腿断了，因为当时没有医生，一直就没接好，现在走路还不大方便。两年前，从八路军遣回原籍（湖北孝感县）休养。在家里养了半年，正赶上家乡沦陷，他就用三支步枪作基础，招聚当地散兵游勇和老百姓组织队伍，两三个月的工夫，他弄了连好带坏百十来支枪，就开始和日本鬼子打起来了。经过八个月的战斗，发展到千多支枪，现在他已经拥有一个配备很完善的团队。由于他战斗意志坚强和战斗经验丰富，他的团队成为本纵队的一个最中坚的团队。李司令员看着他们的游击区域太宽，任务艰巨，给他派了一个好的副团长，他们两人相得益彰，简直把这个团队带成长胜铁军了。至今大小五六十战，从没打过败仗。敌人一听到他们的名字，从来不敢小股的走近他们。 他们这个团队的特征就是“胆大包天”。他们常常白天在和敌人距离极近之处打篮球。有一次，他们在这边打篮球，敌人在对面下操，两下遥遥相望，谁也不惹谁。可是这也只有他们这一个团队可以这么做，换换人就不见得成。因为他们先声夺人，敌人非有了准备不敢贸然撩拨他们。许团长说：有的时候，他们夜里和敌人在公路上并排行军。他们那里有条大公路，在离公路不很远的旁边，敌人筑了一条小公路专为骡马运输而设。有时敌人在大公路上行军，他们就在小公路上走。又有的时候他们在离公路一、二里的村子里宿营或是停留上一天半日。 “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种冒险行为在军事上是不允许的。”史沫特莱女士皱着眉头说。 “也不是故意这么做，同志们把胆子给搞大了，有时马马虎虎的没把时间算得准，走到公路边或是天亮了，或是累了，就宿营。”许团长说。 “倘若被敌人发现呢？”史沫特莱女士很关心地问。 “那就打。” “倘若寡不敌众呢？” “跑吧。” “跑不脱呢？” “一定跑得脱！”许团长很有把握的这么说。 “不过，这并不算对！”许团长又说。 “最近你们和敌人打过仗吗？” “打过。” “我很想听听这次战斗的经过。”史沫特莱女士热心地问。 “这次打得不大好。” “怎么？你讲一讲。” “是在一个星期以前。有一天，鬼子忽然从两面包围了我们。我们那里只有一个中队。敌人却有五百人，一到就占据了山头的碉堡，居高临下向我们射击，这样我们每一行动都暴露在敌人的监视下。从中午十二点一直打到下午四点，我们死了四个同志，伤了二十几个。敌人大概是死了十几个，伤的还多些。可是我们子弹不够，不能持久，同时我们也不打这样的傻仗。到了下午四点，天气慢慢黑下来，我们么就计划突围。中队长派了两班同志去夺碉堡，并且担任掩护。第一班上去被打下来，第二班又上去了。双方争夺碉堡的时候，我们牺牲了三个同志。二十分钟以后，还是把碉堡给夺下来了。部队这时候本该突围，可是同志们一见碉堡夺下来了，大家不突围。敌人的援军开到，把我们的部队包围了几层，这时同志们才想起突围来。当然，这怎么会搞得好？结果连碉堡里头带山底下的一共死伤三四十个！这个牺牲太重大了！” “为什么你不下命令，叫他们早点退？” “我没在那里，是我们一个大队长在那里指挥的。不过，我就是在那里也不见得一定制止得住！同志们只要一打起劲来，就像惊了的马，很难把他们控制得住！” “许团长在后方还准备住多久？”我问。 “我开了会就回去。” “你们不是答应李司令员休息一个月吗？”史沫特莱女士问。 许团长听了，笑了笑，没说什么。 “你一回去，弟兄们不都要回去吗？”方先生又问。 “我想李司令员和陶铸同志也许可以把同志们留下的。”许团长说。 “你为什么不愿在后方多呆一呆？除了打仗以外，还可以学习别的。” “我也这么想，陶铸同志也和我这么说过。可是我总不放心，铁路东边还有部分同志没有过来。” 许团长走了。两个孩子送他出去，他们一路热烈的谈着。我虽然和许团长没谈几句话，他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在我的脑子里，许团长是一个沉毅果敢、埋头实干的角色。 晚饭到司令部里去吃，见到李司令员。这又是一个虽不健谈却埋头实干的、坚定得像铁一样的人物。他有两只大而阴郁的眼睛。他每一次和你的眼光相遇时，就像要从你身上找到什么秘密似的，配着那张微扁的嘴，令人对他有些“森然”之感。他个子不太高大，苍白的面色，瘦瘦的脸庞，一望而知是受过重伤的贫血患者。 李司令员不会客气，他和人谈话，“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他和史沫特莱女士一开口就谈军事问题。他的回答跟许团长一样简单而实际。每当他回答完了，都要问一句：“还有什么要问不？”在他是怕别人没听清楚，但在不晓得的人，很容易被当作是“逐客令”。 从司令部出来没有回到招待所，一直就去救亡室。李司令员的伴侣小尚也来送我们。她提着灯笼走在前边。一个同志在路上问小尚： “李司令员回来了，您该喜欢了吧？” “不要瞎说！” 小尚的声音细润柔和，像一个怕羞的女孩子。是的，她确实是一个温厚的河南女孩子，二十岁左右，圆圆的脸儿，大大的眼睛，脸上红红白白的很不难看，却没有一点“司令员夫人”的架子。回答我的问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只怕说错了或是怠慢了客人。一路上小心谨慎的给我们打着灯笼，并不断地提醒我们: “天太黑！慢点走！” “小心，这里有泥！” “哎呀！好滑！注意呀！” 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我希望她能锻炼成一个优秀的战斗女性。 到了救亡室，会场布置得大红大绿，烛光辉煌，台子上胡乱堆了几堆糖果，四壁横七竖八地点满了蜡烛。正面台上一条大红横额上，写着两行图案字？ “欢迎S张方三位先生晚会” “慰劳李司令员及二团队同志，庆祝胜利晚会” 我们一进去，就把我们让在当中长台前边坐。台子是片大门板，用白纸糊着。台子上，除了糖果外，还有一排蜡烛。会场上里三层外三层地都挤满了人。有人从台子上抓几把糖果递给后边吃不到的人。 救亡室的负责人宣布开会。主席连说带笑的报告这次开会的意义，并向我们致欢迎词，又向二团队致慰劳之意。李司令员怕要他唱歌，一宣布开会，他就溜了，人们拦也拦不住。关于二团队的战斗情况，大会本想请二团队许团长报告，但他一直都向任主任小声要求着： “喂喂！我不说话！” 结果还是由别人代他报告的。 游艺开始了。首先有人唱了一段四川高腔《情探》的片段： “睡熟又还起，风吹门自开，今朝都到眼前来。……此事真奇怪，面庞儿却似从前的恩爱！你是何方何氏女裙钗？为什万水千山独自来？” 如雷的掌声随之而起，有的嘻嘻哈哈的怪声叫好。为表示欢迎国际友人，特别排了一个中、英、高丽、马来、荷兰……等处的歌曲节目，还有日文的反战歌。这个节目过了以后，会场入口处忽然起了一片骚动，一个中等身材圆圆脸的人走进来，他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一片喜悦嘈杂的声音。 “歌手来了！” “明星来了！” 人们呼喊着。 “到这里来！同志！”陶铸向那个人招呼。 他走了过来，站在我们台子边，大家把糖果向他手里塞。 “我给你们介绍，这是我们的歌星韩同志，拿手戏是《丈夫去当兵》。好，韩同志给我们的客人唱一个！” 陶铸给我们介绍。最后一句他用大声说着，故意给全场的人都听见。掌声随着响遍全室。韩歌手与众不同，先把嗓子亮了一下，试了一个音，然后才正式起首唱。他用不难听的小嗓唱到“老婆叫一声”的时候，人们都笑起来了，他自己臊红了脸。唱完了，他说有事，抓了一把花生就走了。他一边走着，人们还扯着他的衣服要他唱。最后一个节目是童宣队的跳舞。孩子们过新年似的穿着彩绸舞衣。据说这些衣服是他们到一个地方演出的时候，当地的绅士们赏识他们的“艺术”，给他们特做的。孩子们的脸上厚厚的涂了黑白红三种颜色，脖子没上油彩，像上了油的车轴似的支在脑袋底下，手脸相比，活像印度人装了个英国人的脸，黑白分明。舞蹈的名字是“军民合作”，内容描写一个汉奸引诱一个小孩做小汉奸，那个小孩被骗，真作了小汉奸。但大汉奸的儿子和这个被骗的小孩是很要好的小朋友，被骗的小孩的哥哥是游击队员。这时候大汉奸就设法离间他儿子和这个被骗的小孩间的友谊。小朋友间发生了误会。但大汉奸的儿子终于侦察出来了，是他的父亲骗了他的朋友并挑拨他们的友谊！他痛苦，他愤怒，终于大义灭亲，把他父亲打死了。日本鬼子知道了，派人来打。这个儿子正在危急的时候，却给游击队员救了。其中就有被骗小孩的哥哥，他打死了日本鬼子，救了小孩，又对他弟弟说明了一切经过，弟弟和小孩仍旧做了好朋友，帮助游击队建立了更大的战功。庆祝战功的时候，孩子们背上挂起中英美苏四国国旗，牵起手来欢舞，表示民主同盟打倒法西斯，取得大胜利。整个舞蹈在胜利的军号中闭幕。 据说最后这一节目是孩子们看见了史沫特莱女士以后，才临时想出来加上去的。孩子们得到热烈的鼓掌，大家一定要他们再表演一下。于是，他们又唱了个二部合唱的《红缨枪》。为着答谢观众，他们唱得特别卖力！ 闭会之前，一个人送来一大堆信给史沫特莱女士，原来都是各个单位和个人给她写来的信，其中也有我三四封，都是表示欢迎的意思。有一封给我的信是政治部宣传科署名杜陵的写来的，附着他的诗作，说明要我修改，另外还有一张歌谱要和我讨论。诗写得虽不怎么工整，但却很有意境和热情。中间有一首描写“鸡毛信”的，很动人。 ――――――――――――――――― ① 许团长即许金彪。 一月十五日 挺进报社送了报纸来，附带还送来各单位出版的报纸和小册子。 今日《挺进报》的副刊，增加了一倍的篇幅作欢迎史沫特莱女士的特刊，用红蓝两色版套印，虽然是战地艰难缔造的油印刊物，却印得十分精美。 童宣队派了代表来请我们去演讲。他们就住在我们住地的半山上，几分钟就可以走到。我们到了那里，他们正在吃饭。政治部说，他们在各团队里工作辛苦，特别买了十斤肉慰劳他们。孩子们见我们来了，盛了两碗罗卜煮肉请我们吃。我们不舍得吃，仍旧还给他们。史沫特莱女士见了他们，喜欢得抱住两个小孩紧紧不放，也不怕传上虱子。 童宣队昨天夜里走了一百三十里路，过了一条公路。才下过雪的地上滑得不能抬脚，孩子们的衣上溅满了泥浆。他们都抢着叙述昨夜跌跤的故事。有一群孩子就争着夸奖自己走路的本领，强调一次也没跌跤。另一群就特别把跌跤夸大着描述： “你看，我的裤子上没有泥！这证明我没有跌跤。” “我只跌了半个，刚刚一条腿下去，那条腿就站起来了。” “我只跪了一下，就爬了起来。” “我裤子上的泥不是跌的，是碰上去的。” “好家伙！我才走了没十来里就跌了个整个的！” “我一连跌了三跤！” “我跌了个四脚朝天！” “我跌了个五体投地嘴啃泥。” “我的屁股跌成了两半！痛的要命。” 究竟他们还是以跌跤为荣，还是以不跌跤为荣，他们自己也无规定。但无论哪方面，自己都要站在别人的前头，是他们一致的倾向。新的一代，有他们自己的新气象、新作风。 中国是光明的啊！ 可爱的孩子们， 从你们可以看出 祖国的新时代， 尽管你们还会跌跤。 在你们的手里， 四季的气候将变化， 山河的面貌将更改， 大地将为你们而温暖， 鲜花将为你们而盛开。 只有你们能批判地继承过去， 能辉煌地创造未来。 你们现在几乎一无所有—— 头上缺帽，脚上也没有鞋。 但孩子们，战斗下去吧， 你们将有一个新世界！ 队长胡璇同进来，先向我们打了招呼，就向孩子们报告道： “小朋友们，我才参加了政治部的会议下来。政治部说，小朋友们的衣服常常被雨雪打湿，这次湿得更厉害，一两天内虱子就会编成军了，怕我们生病，决定我们到湖区去的时候，叫那里的被服厂给我们每人做套新制服。” 孩子们听了有的喊： “好！” 也有的喊： “不要！” 大家对这个并不十分感兴趣。 队长是个女孩子，圆圆的脸，有一双黑而大的眼睛，除了稍微胖了点之外，整个轮廓很美丽。因为奔波过劳的关系，她有心脏病。指导员①是个连自己年龄都搞不清的少年。他就记得他七八岁上就过着部队生活，现在已经十年了，那么他到底还是十七？还是十八？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可是看上去神气足有二十以上了。他们这里的人差不多都是这样，外貌超过实际年龄。 史沫特莱女士给孩子们讲了一段很长的话。我没有讲什么。孩子们不许我走，一定要我讲话。我就把各地的儿童生活以及儿童团体的工作情形告诉了他们。最后对他们说： “凡是我所看到的儿童团体，无论前方的后方的都能吃苦，都有工作能力，写读能力也都很强。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有些浮夸、油滑，说话不负责，对客人们常常用一种带造作的热烈，当然这也是冷酷生活环境所使然。不过，究竟不大好。还有就是乱用骂人的字眼，嘴里老三老四，动作吊儿郎当，自大，自满，看不起人……这些毛病如果不改，一是妨害进步，特别是学问的进步。工作态度和生活态度的严肃，并不是呆板……而是一切人求进步的基本条件之一。……” 我明知道孩子们不会理解这句话，甚至还以为我是在宣传四书五经。同时，我一句也没有恭维他们，一句也没有夸奖他们，这一定使他们很不舒服。但不要紧！“良药苦口利于病”，孩子们不会因为我这几句而吃亏。如今的孩子们，本事是大，但受的恭维也太大了。过度的恭维和夸奖，不仅使孩子们，多少成人都被毁掉了！ 树是要栽培的。 铁是要锻打的。 认识要磨练的。 孩子们是要教育的。 ――――――――――――― ① 童宣队指导员是程里（女）。文中所说的可能是另一个男孩，即林击，为副指导员。 一月十九日 这两天豫鄂边区党委在这儿召开妇女工作联席会，陈大姐——边区党委书记陈少敏——也从外边回来了。陈大姐是张参谋在路上就介绍过了的。因此，今日一见她，就好像是久已相识。她同另外两个女工作人员来看我们，并约我们去吃晚饭。谈了几句话，我们就同去边区党委。沿路我们谈着，颇不寂寞。陈大姐说 ： “我们今天上午结束了妇女工作联席会，刚送了一部分代表回去。所以方才抽得工夫来拜望你们。” “你们几时开的妇女工作联席会？都决定些什么问题？” “开了三天了。决定女同志们立刻全部下乡发展妇女工作，训练妇女干部。另外还提出了一些妇女问题。” “哪些问题？”我问。 “大致都是些生活上的问题，政治性的问题还少接触。因为她们都是初次参加工作，不久以前还都是家庭妇女，对政治问题还不大感兴趣。” “有多少代表？” “不到三十个。” “为什么这么少？” “我们这个部队成立还不到一年，女同志又本来就少。一共也不过有十个妇女工作干部，大多数还都兼着别的工作。” “是不是女同志不喜欢做妇女工作？” “也有点儿。也因为部队正在发展中，各方面都需要人，女同志们都帮助部队工作去了。不过政治部过去也没有把妇女工作积极地提出来。这次联席会主要的决议，是女同志一概调回边区党委作妇女工作，并和女同志们不愿意做妇女工作的倾向作了一次斗争。现在这种倾向总算多少克服一些了。” “女同志们为什么不愿做妇女工作？” “还不是因为繁琐而难见成效。” 我们谈着话就到了边区党委。有一部分代表还没走。有一个是中年的，其余都是青年，有的带着孩子。她们都穿着做客的衣裳，头脚收拾得整整齐齐，有的手上还带着戒指之类，对人客客气气的，一望而知为“新人”。陈大姐要我们和代表们谈一谈，但一则代表们见到我们怕难为情似的好难开口，二则几天来我们太倦了，硬是没气力在这种场合开口。所以除了最普通的几句话外，没接触到工作问题。 除了小尚、小陶以外，又认识了边区党委的几个工作人员，夏菲、阿苏、大吴、苏菲……共六、七个人。苏菲——朱政委的妻子——因身体太坏，留在边区党委机关工作，其余都决定下到农村去实际开展妇女工作。 这里除了夏菲和大吴外，其余都是有了伴侣的。我问陈大姐道： “那么，她们的丈夫呢？是不是都可以在一块工作？” “都等于是在一块。乡下隔得很近，时常有工作报告，就要赶回来的。” “近来是不是你们的夫妻关系，看得比以前尊重的多？男人在哪里工作，女的总是也跟着把工作换到那里去？” “当然在工作中尽量不使夫妻分开，有时也是得顾及到的。” “陈大姐，我是问您，妇女是不是常常因男人的工作移换，也随着变动她们的岗位？” “这有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常常丈夫的工作性质总是要超过妻子。” “为着培养妇女干部，丈夫们不也可以为着妻子工作便利，随着改换工作地点吗？” “这也许有的，不过少。” 我们谈着话，不知不觉地走上山道。我们走上了一个小山顶，又向一个更高的山顶走去。我们的谈话也进了一步，我又问陈大姐： “那么是不是丈夫被人看重时，妻子也跟着被人重视了？” “那要看妻子本身的表现如何。” “总要客气些不？比如我说，一个女同志今天还是个普通工作人员，明天做了某负责人的妻子时，总要受到点客气吧？我前天听张参谋说，你们这里女同志提出来一个‘不要走骡马路线’的口号。就是说：你们这里的负责人别无所有，至多有匹马或骡子。反过来说，有骡马的人就是负责人。而女同志不要只望着一些地位高的人找对象。这当然是‘虚荣心’。那么，我们要研究女同志们为什么有这种‘虚荣心’？原因在哪里？自然还是因为和地位高的人同居了以后，大家——也许有些人——不知不觉的总要对这个女同志客气些。如果凡是这样慕虚荣的女同志都要被批评，都要被指出‘虚荣心’的话，自然就不会走‘骡马路线’了。也就不用提口号警戒了。” “有的女同志也会有这种情形。”陈大姐说：“但这些人以后跟着他的伴侣见闻一多，本身会进步的。“ “我不是说‘以后’，也不是说不可以有这种‘情形’。这些目下无论是旧环境、新环境都还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我们只可以庆幸这些女同志有了高地位的伴侣，促进她们的进步，同时为那些没机会的女同志致哀。我所和您谈的是对事情本身的看法问题。那么，我就再进一步问您，我听说你们在许多夫妻间，假如男性另有了第二者，总是规劝第一个女的走开。理由是为着男人的工作重要或是影响大，男的不宜移动；而女的即使工作也很重要——就女的而言，也许是很重要——但总重要不过男人，结果她便不得不改变工作岗位，同时失去爱情。那么男人们不是都可以仗着工作性质的重要，而随便换老婆了吗？” “这不尽然，我们也会批评这些男性的。” “可是如果批评无成效时，很多结果还不是那个样子吗？好，我问您：那么您说遇到这种事情，还是男的该多负责？还是女的该多负责？” “自然是男的该多负责。但如果影响到工作，则双方都应该负责。我们不承认男女间三角关系。如果发生这样的事，三方都要负责。但我认为在目下，妇女一切知识、认识水准还较男人低的时候，这样的事应该男性多负责，多受批评才队。不过，我承认在无论何处，旧社会的封建意识还没有铲除干净以前，压迫妇女和多妻制是很难避免的。而发生这种事的男人，我们也并不认为是罪不容诛，而抹煞他的一切。但对这种落后性，也决不能以‘习俗’二字轻轻放过。” 谈到这里，我们把话锋移到别处去。像这样坦白愉快的谈话是很难得的。目下一般已有觉悟的知识妇女，仍有顺从某些男性落后观点的，对此我们很为焦虑，同时觉得进步男性对于这些问题也要克服自己，免得又给妇女们无形中加上枷锁。陈大姐说： “我们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有些青年伴侣门生了小孩以后，各人都为着想多学习、多工作，而把小孩的事双方推诿不管，女的说：‘孩子是两个人的，该两人负责’。男的说：‘男人对这个外行，费半天事不如女人一动手。’女的又说：‘你要我学习，要我工作，而不给我时间，等我落后了又骂我！’男人也说：‘这是实际问题，这些事男人们的本事不行！’女的说：‘这能力不是天生的。你们要把女人锁在小孩子身上，什么鬼理论都有了！平等！平等！什么平等！你根本不承认女人的人格！你根本错误！’……常常为这个吵得哭闹起来。可惜我们还不能普遍办保育院、婴儿院，否则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不过事实上还是女同志为小孩问题多费了时间，可是大家又天天感觉得力干部不够，女干部的学习不够！这是个矛盾。这个矛盾又不能一下子解决，无怪女同志要吵闹。” 我们同意有些最进步的男性，在男女关系上，仍然暴露着落后观点。就是说：他们的思想理论和事实往往不一致。他们不肯自动放弃在封建社会和资本社会中既得的男性特权，也就像封建君主不肯放弃他的王位、富有者不肯放弃他的钱财一样。归根到底是某种个人主义在作怪。 我们信步一层层地走上山的最高处。遥望峰峦连绵，白云缭绕，心神一爽。 做事当如山峦之固，进步当如白云之速。一切旧的当如脚下冬季的腐草似的把它烧毁！其中好的遗产把它接收下来，使它培养新的生物，霉烂的成分该像穿破的旧鞋似的把它弃掉。 陈大姐原是山东织花边的女工，济南惨案使她对北洋军阀有了更深的憎恨。她已过了二十多年的战斗生活，她今年四十多岁了，却依然充满着青年气质；苦干、硬干，不怕艰难，不知疲倦。她并不是什么杰出的才女，但在二十几年的艰苦勇敢的工作经历中，把她锻炼成了一个钢铁般的女性。她有着北方人的忠厚朴实的性格，要想从他身上找出虚伪、客气、世故等等，那是比什么都难。 织花纱边是一种很费眼睛的工作，因此陈大姐的眼睛也如一般女工们一样有些‘虚虚’眼。她说她最忙的时候做过十六个钟头的工，后来学好了以后便做包工。包工比日工时间上自由一些，可以拿回家去做，但剥削程度较日工尤甚。有一次她被张宗昌的部下捕了去，但因为自己的大胆的强硬的抗辩，她反而得活了。 时间到了，史沫特莱女士和我随着陈大姐去赴边区党委会的招待茶话会。到了那里还是先见的那几个人。陈大姐报告她们工作的经过，特别把干部缺乏的问题提出来。她说除了她和苏菲还有些工作经验外，如阿苏、大吴都只有一年的工作历史，还是她们去年训练班的学生。不过她们的工作能力虽还幼稚，但却都虚心努力。 照例，她们又要我们讲话。史沫特莱女士给他们谈了各国的妇女运动情形，特别是美国的。当我问她们要我说些什么的时候，她们说要我教她们唱歌！她们真是买烧饼跑到了粮食店里，摸错了门了。几个新代表坐着总不肯开口，后来请她们报告当地工作，才知道她们都已作了许多工作。 司令部开完了军事会，各团队代表们在这里开饭，我们的谈话会便匆匆结束。我和几个新代表出来散步，她们虽然不会讲话，但做事能力却不弱。不断的工作会把她们训练成为陈大姐那样的人物的。 军事代表们来了，笑声语声立刻响满了屋子。他们虽然年龄老幼不等，神气却无老幼！都像永远开着的花似的那么坦白、鲜明、热烈。女代表们穿着新衣服，挤着坐在角上的一张桌子上。军事代表和边区党委工作人员，穿着不够规范的军服，坐了七、八桌。许团长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他老老实实的只管吃东西，也不说，也不笑，人们让他吃菜他就吃菜，让他喝酒他就喝酒。忽然另外桌上的一个人跑到我们桌上来吃酒，他站在许团长的边旁，把许团长挤成了个“弓”字形。许团长笑了笑，起身到隔壁桌上去了。 “来，来，老许，我和你喝两口。”隔壁桌上的人说。许团长也不推辞的端起碗来喝了一口。 “好了，不能再喝了，我只有这么几口的量。”许团长说着坐下，仍旧吃菜。 “老许，难得的，你一走了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见，再喝几口。” “你把我灌醉了干吗？”许团长虽是口里这么说，又勉强喝了一口。 “女同志们为什么挤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反对这种小集团主义！” 不知是哪一桌上的人这么喊着，大家都笑起来。 “我提议女同志们分开坐！” “我们这桌欢迎女同志参加！” “我代表我们这桌，更欢迎女同志参加！” “女同志们吃得少，顶好我们这桌多来几个，把你们两个分出去。”我们桌上的一个，指着两个会吃菜的，这么小声地说。 “我们更愿意，吃完了这里又吃哪里。”那两个人笑了。 “女同志们别封建啊！”好像是张参谋的声音。 “为什么女同志们一定要分开坐？分开坐，就不封建了吗？”阿苏说。 “我们愿意坐在一块，怕跟你们一块儿抢不过，吃不饱。”夏菲说。 “我们欢迎男同志们来我们桌上坐！”大吴喊。 “欢迎男同志过来！“女同志由防守改为攻势。 “好啊！快点去，开欢送会！”男同志们说。 “不要扭扭捏捏！”女同志说。 “鼓掌欢送！”男同志们说。 “鼓掌欢迎！”女同志们说。 一个被举为代表的人反而不好意思了，推辞着不肯去。 “鼓掌鼓得不热烈啊！” 一阵热烈的掌声，把这个男同志送到女同志们桌上去，于是大家笑着喊着赞颂他。 一群大孩子！ 一群高大的赤子！ 他们的身体是透亮的， 从前胸可以看见脊骨， 光明随着他们的足迹而行走。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被他们的热力化为乌有。 他们接受着几千年前祖宗的“无私” 更把它发扬光大。 白雪朔风的冬天已经到来， 还怕和暖的阳春太远吗？ 一月二十一日 今天真的是鬼子来了，“大本营”必须要转移。上午十点钟起，各部队陆续出发。我们是最后走的一部分，十一点钟离开招待所。盛国华牵来一匹缰绳很短的马，在那里找东西接缰绳。他们这里所有的马缰绳都不够尺寸，原因是用得多而难于补充，所以越来越不够使用，很难得有一匹马有一根合适的缰绳。 “算了吧，骑上去再说。”我说。 “那不行！先生！你骑不惯俺们这马。”盛国华说着就解绑腿，他要用绑腿接缰绳。我止住他。 雨雪不止，山路溜滑，下山的时候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经过篮球场，那里队伍剩的已不很多。走过山头上，看见四边山上的岗哨，一个个严密地监视着周围！不禁想起昨夜郑参谋长的话来。昨夜郑参谋长视察步哨回来，冒雨来访我们。他说： “像这样的大雨夜里，每天都有二百多战士们在四边山里放哨。” “二百多？”那时候史沫特莱女士惊讶地问。 “在哪里？”我也问。 “外边看不见，都在各个山路上。上次一个日本俘虏从乱草石里逃了三天以后，还是被我们的民哨送了回来。 “哨兵为什么没看见？”我当时这么问他。 “一则是夜里，二则他走的是完全没有路的地方，所以三天没走得十几里路。” 今天看见哨兵们都躲在树下边，所有拐弯抹角的地方都有。这么大雨，在后边的那些更当风的山路上，其寒冷可想而知！ 队伍蛇似的蜿蜒前进，人们手里撑的竹棍子也排成行列，倒像一排高行列的旁边，又有一排矮行列似的。 山被雨洗得好清洁。积雪留在山崖上，一条条，像青山镶上了银边。树枝上挂着雪条，蛮像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圣诞树。路过一条瀑布，下面有股清泉冒着水花，这是他们这里的风景之一，也就是张参谋在路上给我们介绍过的珍珠泉，不想在这个机会中看见了。 童宣队在我们前边。一个孩子病了，睡在门板上，；两个战士抬着。另一个是昨晚舞跳得最好的那个女孩，正在打摆子，一个战士背着她，隔着大衣还看见她在发抖。 那个最小的队员，背着背包掉了队，单独落在后边。 “喂，小朋友，骑我的马赶上队去。”我对他说。 这孩子不听我的话还好，一听我的话像跑警报似的飞着去了。我追上去，又让别的小朋友到马上来坐，孩子们嘻嘻哈哈的撒腿就跑！几个人挤在一条小坡上，一骨碌倒下两个。孩子们大笑着说： “再来一个！” 跌倒的孩子们爬起来，顺手抓了一把烂泥向叫着的孩子们掷去，没有中，却投在一个炊事员的脸上。这炊事员正低着头在走，忽然泥块飞在脸上，不禁大怒： “谁？” 孩子不响，做着鬼脸从炊事员身边擦过去，炊事员看出了是孩子们干的，想给他们点报复，可是挑着行军锅又停不下来。 “敌人打来了，还不好好行军！小鬼！”炊事员气着骂。 “对不起啊！不是故意的。同志！” 孩子们嬉皮笑脸的只管走，弄得炊事员哭笑不得。 忽然前边山里传来一片笑声！ “好哇！再来一个！” 我想一定是有人跌倒了。催马上山，果然见一个战士躺在泥里，还没起来，后边的人走上去把他拉起来。他看了看衣服上的泥，又向前走了。可是笑他的那些人中，有一个只顾了笑别人，不提防自己也跌到了，于是又起了一阵哗然笑声。 “不错！再来一个更好的!起模范作用啊！” 这一段河边的山路最难走，跌倒的屡见不鲜，笑声也沿途不绝。 大家都顾着开玩笑，脚步不觉迟缓下来，后边的队伍赶上来，又超过去。 “加油啊！不要做乌龟！” “坐飞机啊！加油吧！同志们！” “加多少？” “加一斤！好！就加一斤！” “飞机起飞了！快点啊！不要做乌龟啊！” 落后的队伍追了上去，看见泥里有一张纸，上面画着乌龟。这是那批“快速部队”给后边人们留赠的礼物。 “他妈妈的！坐飞机去！”落后部队说着，就向前追。眼看着他们跟上了“快速部队”。“快速部队”更努力地前进，不让后边的追上去。“快速部队”的最后一个人画了一个大飞机挂在自己背包上，给后边的人们看。 越是走得快，精神集中在脚上，反而没有跌跤的，歌声随着脚步的速度而加强。这种空气传染到了后边走的行列，不知不觉的都走得快乐。刚才的速度是一个钟头九里路，现在至少是十一里。 在我前面，走着一个骑马的人，背包上面挂着步枪，大衣敞披在背包上边，枪尖突出在头部的右边。他斜跨着马鞍，嘴里悠闲地吹着小调，翘然独进。 有人说他是无线电台的技师。我对于这个人发生兴趣，倒不是因为他是电台技师，而是他那种洒脱的风度。但在他那潇洒悠闲中却有不可侵犯的神色。我故意把马超到他的前面去。当我的马走到他的背后时，他听得后面有马来，他也把马打紧了一步，仍然哼着他的歌。我又把马加快了一鞭，那个人知道后边的马要超过他去。他便偏了一下让我过去。我回头看了看这个从没发现过的人物。他看我是看他，把眼低了低，仍旧唱着。 “盛国华，你认得这个人吗？”我问。 “认得。” “是哪一部分的？” “电台上的！你没见他背着电报机吗？” “啊！他叫什么？” “叫什么我忘记了，很少和他说话。他们都不理人的。” “怎么？” “谁晓得！每次到了他们那里，除了一个值日以外，别人都不和你说话。你向他们说话，他们也不理你，连头都不抬一抬。再多说一句，他就要‘嗤’你了。部队里只有他们这一间屋子用白洋烛，一条桌子上点一溜，整天都是静静的，只听到鼻孔出气和写字的声音。张先生，那天你在山上散步，不是有一个人见你去了，他就走开了吗？那个人就是电台的译报员，他们连玩都不大和别人一块儿。” “你愿意学这个吗？” “俺不成，俺大了。他们都是十一、二，顶大十三、四就学起来了。俺认识字又少，那一定不中。” 前面部队在过河，后边行列拥在河边。孩子们有些不走石桥而涉水，半截裤子泡在水里。朔风吹着河心，雨雪不止，孩子们似乎无所畏惧。 “小朋友！走石头！”我厉声的叫。 孩子们回头看了看我，说了声“不要紧”，走到石头上来。士兵们有的在河里洗脚，有的喝河水，陶铸上来止住他们。 在河边等着，更觉得风雨逼人，棉大衣已经湿透了两肩，被风一吹，好不寒冷！ 过了河，走下山坡，又是泥泞路。我冷得下马步行，把马给了盛国华。盛国华一上马就不见了。他幼时是牧童，对于骑马他很高兴。他有一种牧童式的骑马姿势，两腿夹住马腹，背向前偻着，骑式虽不对，但却不能把他从马上摔下来。马大人小，半个身子在马背上跳跃，鹰似的飞着。 两个炊事员挑着沉重的担子，唱着小调来了。歌词有的是原有的，有的是临时即景的。别的战士走过，也随着他们的歌声唱起来。 上灯的时候，到了宿营地。因为乱了队，找不到政治部的宿营地，我等在一个大门口，要盛国华骑着马去找。一个女同志步履艰难地走来，一看她的脚，半只鞋底脱了下来。我叫她等我的马回来骑着走，她说不知马几时回来，她还有二里多路要走，怕太黑了找不着路，又那么趔趄着去了。 屋里几个不认识的战士，招呼我进去烤火。柴湿烟大，我们都流着热泪。 “哭什么呀？同志！哭也是没有用的呀！”一个调皮鬼故意这么说。 “哭就哭会儿吧！哭了心里还好过些！”另一个顽皮鬼道。 “我去买点松枝来，这个柴太烟了。”一个人说着出去了。 他们劝我把大衣脱下来，说不然湿气浸进了骨头，会生病的。还要我把鞋脱了，烤干脚，不然也会生病。 饿得要命，饭还没有来。我虽然还有能力在出发时买些烧饼备用，但我是外行，不晓得买，而他们那些内行，又无钱买，结果彼此都是一样，饿着。一个同志怕我挨不得饿，给我找了几个萝卜来。这是一种出色的萝卜，鲜红的薄皮，雪白的嫩瓤，只比小乒乓球大一点，又细又脆，稍微有点辣，还可以吃，放在火里一烧，正好。 买松枝的人回来，抱了一抱翠绿的松枝。松枝见火即燃。熊熊的光亮照耀全室。 郑参谋长进来。他满身都是泥水，像是巡视回来的样子。我把最后一个萝卜给了他，他说： “越饿越别吃萝卜！两三个这么小的萝卜一下肚，把‘饿虫’惹出来更难挨！” 他虽然这么说着，但萝卜还是吃了下去。 “打得起来？打不起来？”我问。 “要打起来的。这回日本鬼子是过路性质，他们是向潘家集王总司令那条线上增援，有一千多人。我们准备在离这里五十里的一个地方截击他们一下。今天夜晚就会打上。” “有人去报告王总司令吗？”我问。 “王总司令已经晓得了。” “我们等在这儿吗？要是败下来呢？” “哪能会败哟！败仗我们还去打吗？又不是他冲过来，而是我们去打他！不胜不动手！” “这里是后方吗？还有地方去吗？” 郑参谋长笑了，他说： “游击队只有前方没有后方。走到哪儿，就打到哪儿，哪儿就是前方。因此，游击队就得行动敏捷，机动灵活，每个部分都要有独立作战能力，每个士兵都要能单独应战。必须要机动，因此不能有笨重的携带品。必须和当地老百姓取得最紧密的联系。报告敌情，捕捉汉奸敌探，一切粮食草料随时随地购置，都要靠老百姓。如果同老百姓打不通，不要说情报不灵，敌人来攻打，老百姓只一个‘闭门主义’，游击队饿就会饿死。” 盛国华回来说，找到了我们的宿营地，要我快过去。可是晚饭来了，我看见饭，便不肯走。 这里的人们又留我吃饭，我就在这里吃起来。 “那里给你们做了菜，史先生还等着你去吃饭呢。”盛国华催我。 我不得已只吃了一碗就放下了，跟着盛国华到政治部去。路过政治部的一个单位，他们见了我说道： “掉了队吧？我们派人去找，都说不知道你在哪儿。后来，盛国华来了，才放了心。你在那边房子里住。盛国华，知道吗？” “知道，我是从那儿来的。”盛国华答。 我们走过去，雨仍没停。走到房子里，柴火把屋子熏得简直像失了火似的，黑烟翻腾，红焰四射。 今晚睡得很晚，有点伤风。 一月二十二日 果然伤了风，头痛发烧。看见窗外白光射进来，起来漱口，才知道昨晚下了大雪。站不住，仍然睡下。 杜石公老先生来约史沫特莱女士和我去看爬山比赛，我谢绝了，答应他病好了去参观随营军校。史沫特莱女士随着他去了。两个孩子知道我病了，守着我寸步不离，比正式的护士还好。凡是我需要的一切，他们无不设法弄来！ 王兴人出去了，盛国华对我说： “昨天夜里太冷了，我和王兴人挤得紧紧地睡。王兴人夜里冻得发抖，他在梦里说：‘张先生……娘……俺冷，娘……张先生……’王兴人很亲你啊！张先生！” 惭愧！我对于这两个孩子，不过给了他们一点起码的帮助与安慰，就使得孩子们如此感激，如果这点帮助给了一些温暖家庭中的孩子们时，他们觉都觉不出来的！ 娇养的孩子们，一切被别人伺候惯了，他觉得人们恭维他帮助他是应该的，而对他稍有照顾不周便会生气！这些孩子从来不会感谢人，从来也不知道环境的艰辛，同时也就少有进取心和斗争精神。可是这些孩子们——王兴人、盛国华，他们从生下来就为人所卑视，在自己终能给自己吃饭穿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替别人服役了。他们终年所得的是：饥寒、冷酷、打骂与摧残，因此他们只要得到哪怕只是一星星大的帮助或同情，都可以使他们感激流涕！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给风雪中的寒者送炭呢？ 因为生病，没有事，便和盛国华谈起天来，我才知道他是极可怜极可爱的孩子！经过这次谈话，我们好像更加了一层认识。我一定要将这孩子的悲惨境遇和奋斗经过，写一篇文章。 下午，史沫特莱女士参加爬山比赛回来，也伤了风。她说，小伙子们在一尺多深的雪里爬山，还打了一只豹子。 童宣队住在隔壁，和总务科一个厨房，每次他们一来拿饭，就听见叽叽喳喳的声音叫个不住，什么盆子、罐子、筐子、篮子一起拿来装饭。人虽小，饭量却不小，越是饭煮少了，他们越要吃得多。每次吃完饭，他们的肚皮都涨得凸凸的，把它们一拍说道：“哎哟！可涨死了！”然后坐在一个地方就唱起来。假若你要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少吃一点？”他们会说：“吃饱些，到挨饿的时候可以多挨一会儿！”或是：“有饭吃的时候，就吃饱；没饭吃的时候，就饿着。” 童宣队的大部分孩子，都是由小勤务员里选拔过去的。盛国华真羡慕他们！他说，等有人替了他的工作的时候，他就要求到童宣队去。 躺在床上，睡不着，远远听着四处的歌声交织着。 政治部的那个小勤务又在我窗子前面唱起来。这是他们这里最小的勤务，十二岁，已经在部队里两年了，他的父兄都在这个部队里。他整天唱着下面这支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个调子，像讲话差不多，我听着没什么好听，可是小勤务却整天唱。歌词也时常随他的灵感而变换。他今天的歌词是这么唱的： 特务兵， 把屁股磨疼。（指背的木壳枪）。 通信兵， 把狗腿跑酸。 勤务兵， 把碗底挖通。（指洗碗）。 战斗兵， 眼睛望着天。（指荣耀）。 他这么唱着，小淘气杨云山——最聪明最淘气的一个小勤务，十三岁，——也接着这个调子唱起来。 走路要读书， 行军背包袱， 三餐吃萝卜， 打仗像老虎， 睡觉像母猪。 “像猪就像猪吧，为什么一定要像母猪？公猪睡起觉来，不是和母猪一样叫不动？”小勤务说杨云山。 “母猪！母猪肉比公猪肉好吃得多哩！人家都说吃母猪肉，哪有说吃公猪肉的？”王兴人也插进来。 “一个人像了猪，还有什么好？公猪、母猪反正都是个猪。像公猪也不名誉，像母猪也不露脸。”小勤务打着河南腔，一字一句的慢慢说着，声音清晰而纯净，完全是童音。 “人家只是说的睡觉像猪，又不是说的干活像猪。”杨云山对他的歌加以辩正。 “睡觉像猪？也不行啊！敌人要摸来了，怎么办？”盛国华说。 “像猪不一定是猪。‘打仗像老虎’，难道就是老虎吗？不过是比方罢了。谁能像老虎一样会吃人呢？有那么大的嘴？再说一个人用劲大些，也没老虎劲儿大啊！杨云山说。 “是啊！一个人为什么要像畜牲？俺可不愿意在里头！”盛国华说。 几个孩子讲得津津有味。我听着，几次禁不住要笑。 “还不睡觉？看明天又起不来！”总务主任余同志的声音。 “一定起得来。”小勤务说。 “哪会起不来！”杨云山不服地说。 “不早了！睡吧！”余同志又催促。 “好，睡了！”王兴人假意答应。 “不要响！假装睡觉了！”杨云山小声地说。 “也该睡了，睡吧！睡吧！“盛国华说。 “再说会儿！怕什么？”杨云山说。 夜深了，孩子们都入睡了，四周歌声停止，静悄悄的只偶尔听到檐前的鸽子在梦中扑翅膀，远远的寒鸦尖声叫着。 一月二十四日 今天大家在传说一个笑话，听到的人没有一个不笑的。 原来截击敌人的计划已经成功。敌人不提防被截击了一下，队伍被冲散了，须得整理补充，一时不能去增援，已经开回去整理去了。游击队派去的团队也回来了。走到离这里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天王寺，他们在那里休息造饭。饭烧好了以后，就向老百姓借装饭的东西，老百姓说没有东西可以借，因为他们家里人都走了，木盆等都带走了。战士们都饿得不得了，看看饭在锅里而不能吃！大家都急得没有办法。忽然一个战士看见老百姓的一个木盆，便向他说： “老板，借这个盆用用，回来洗干净了还你。”说着拿起来就去装饭。老妇人看见连忙说道； “脏！脏！……用不得！” 这战士哪听得到这句话！早装了一盆饭端着就走。老妇人见了急得用手去拦！口口声声说“用、用、用不得！” “什么用不得，借一借又不给你弄坏。你这个老板！真不帮忙！” “不是！脏！脏！”老妇人越急越说不出话。 “说了给你洗干净，怎么会脏？用坏了赔你的！” 战士们一边说着，端着盆就走。老妇人只管摇头。炊事员以为老百姓不肯借给，也来劝她道： “不要紧，不会给你用坏了。拿回来，他不给你洗干净，我给你洗干净。” “不是！同志啊！那是我们拉尿的盆！我说脏，他不相信！”老妇人说着还是摇头：“给人家用尿盆吃饭，作孽啊！良心上过不去呢！”老妇人说着直跺脚。 炊事员听了，一声没响，立刻跑着去找这部分吃饭的人们，找到了地方，他们大部分都已经吃饱了。 吃了这尿盆盛的饭的战士们，都埋怨那个去借盆的人。 “别装干净了！打仗的时候，什么脏东西没到过口里！”但是有一个战士这样说。 “吃了就算了，人肚里什么脏东西没有！”另一个达观的战士自语着。 “真的！闹也是吃了，不闹也是吃了！”又一个达观者。 这件事情，传遍了“大本营”。今天大家都把它当作笑话谈。 十一点钟的时候，司令部仍然回八字门去了，只留了总务处在后边办理结束。我和史沫特莱女士准备到公路那边去，没和他们一块回八字门。马备好了，饲养员却不见了。张参谋远远走了过来，总务主任喊着问道： “你看见黄学青吗？” “没有。”张参谋说着走过来。 “逃了吧？”总务主任说。 “不会的。”张参谋说。 “他给了多少钱了？” “两千。还有一千五没给。” “那他还不乘机会逃走？”总务主任叹口气。 “逃了再把他捉回来好了。”张参谋说。 “派人去找找他，就是逃也没走远。”总务主任说。 “好，我顺便去找找他。”张参谋说着走了。 “好，等等我。”我说着也跟着张参谋一块走。 “去找谁？”我问。 “维持会长。”张参谋答复我。 “不是去找饲养员吗？”我问。 “饲养员就是维持会长。”张参谋用很平常的口气回答我。 这可把我弄糊涂了！“什么饲养员又是维持会长？黄学青又是哪一个呢？被罚钱的又是哪一个呢？” 我不禁把我的疑问告诉张参谋。张参谋笑着向我说： “这个饲养员就是维持会长。被我们捉了来，罚他三千五百块钱放他回去。” “他出得起吗？”我问。 “出得起。” “他自己出？还是维持会给他出？” “两方面都有。” “这个人坏吗？” “他本身不很坏。可是汉奸们一定要他当会长。应城县的一些维持会，就是他还好些。这里好些维持会一般暗地里都很帮助中国人，不过也有完全帮助日本人的。” “为什么不把很坏的捉来，而把不很坏的捉来？” “他也不是特地捉来的。他的家住在我们防地附近，他回家来便被我们捉住了。” “如果他逃了，可以到应城县把他捉回来吗？” “那当然可以。” “怎么样去捉？” “派几个同志，穿便衣到那儿，就把他捉来了。” “他不防备吗？” “他总不能二十四个钟头都有防备。再说应城县有我们的坐地探，使他防不胜防。” 我们正谈着话，忽然抬头看见一个老头儿，约有五十岁的样子，穿着棉军服，手里拿着一个筐子，在那里挨门挨户的找什么东西似的问着。张参谋看见他就喊道： “喂！老头儿，在这儿吗？” “我借了老百姓一个箩筐喂马，要还给他们，忘记门啦！”老头说。 “好，那么你还了就回总务处来，等着你哩！”张参谋说。 我们说着话，又向前走。 “就是他。”张参谋说。 “为什么要他做饲养员？”我问。 “我们因为人手不够，俘虏们凡是靠得住点的，都给他们临时编入饲养班。整个政治部饲养班除班长、副班长之外，都是俘虏。” “那不危险吗？” “不。你看见刚才那个维持会长，我们告诉他说借了老百姓东西都要还，他就照样去做。” “他们不逃吗？” “逃了，他们怕捉回来罚钱更多。” 我们回到总务处，告诉余同志说“会长”找到了。余同志和张参谋商量，要另外派饲养班长跟我们过公路，恐怕“会长”跟我们去靠不住。可是班长跟着我们走了，又怕饲养班没人管。所以还是要“会长”同我们一同走。 老头儿仍旧拿着箩筐回来，说他找不到门，问余先生怎么办。余同志便派了一个小战士同他去找。我看着这个老人，心里忍不住的难过，心里更恨日本人。 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出发去石板河。从那里出发只走八里路就是公路。陶铸因为有事也要过公路去，便和我们一块儿走。史、方、陶三位和我及王兴人、盛国华，还有一个班的部队和“维持会长”，一行二十来个人，向石板河开去。路上，战士们仍旧唱歌，虽然唱得并不怎么好，可是他们自己并不嫌。我近来听惯了，也不觉得太刺耳朵了。凡是行军的时候，耳朵里没点声音，反而觉得少点什么东西似的。盛国华迈着大步走在我前边，高唱其河南梆子。声音俨然似成人，毫无童音的天真。他从成人那里把这东西学来，并没从他心里再制造一下，就囫囵地原封照样搬出来。成人的优点、缺点也都原封在里边。当然，就他的理解能力，他还不够消化这些东西。我们走了三十几里路，便停在一条街上。街并不怎么大，但是非常繁华，各种洋货、土货都有（洋货多）。我们把行李安顿好了，就去馆子吃饭。吃完了饭，陶铸约我们去参加一个会。他说，他们今天有一个新团队（第六团队）成立，要我们去看看成立大会。我们答应了，就和他一同去。没走好远，就看见路边一个大门前，插着两面绸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会场是在普通住宅里布置的。我们到达的时候，大会已经快开完了，新团长郭仁泰正准备致答词。郭团长前些时候还是伪军团长，前两个月新四军与他接洽好，今日正式举行反正。据说双方接头已有一年有余，半年前本来已准备好反正，没有实现。今天算是实现了。这个郭团长和其他官长们过去多数是土匪出身，吃喝嫖赌一齐来。他们有钱（陶铸那条漂亮毯子就是郭团长送的），一切享受惯了。郭团长也怕乍一受编，弟兄们受不了拘束而出毛病，因此他向大会提出要求多派些有力的政工人员给他们。所以纵队把郑参谋长调去做政治委员，不仅补政治训练之不足，同时也可以加强军事力量。新团队的官兵们也都对于反正觉得是一种光荣。先前虽然生活优裕，但究竟名誉难听，同时民族意识的增长，使他们再也混不下去了。因此，他们毅然反正。为表示喜悦和珍重起见，他们用绸子做了几面国旗，他们自己留了几面作纪念，还送给纵队随营军校一面。他们说： “我们有生以来，头一次打这有脸面的国旗！先前那块太阳巴巴，越看越他妈的不顺眼！现在想起来，像是块臭狗屎似的还粘在身上。” 郭团长在他的答词中有这么几句话，是值得记下来的： “……先前我们有眼睛等于是瞎子，好的、坏的，好看的、丑的，都分不出来！今天李司令和陶先生把我们的眼睛拨开了，使我们认得哪是好的，哪是坏的！哪是美的，哪是丑的！可是我们既有了眼睛，可就不能再像从前的瞎子了。好的，我们就要向着他走；向着他学；坏的，我们可就不要靠近它！李司令和陶先生就是我们走夜路的灯笼。我们只跟着这个灯光走，一定会走到光明的前途。……你们都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不认识字，这一层先前还不觉得十分痛苦，但是现在看见人家老的、小的都认得字，便觉得自己又不老又不小的不认识字，好不害羞！陈大姐说给我派一个老师来。她天天催着我念书，还要亲自考我。我很愿意。可是，我要求陈大姐不要催得我太厉害了，那样还恐怕我搞不来！……我希望弟兄们既然找到了光明路，可别再去走黑路了！……” 晚上，本地方庆祝新团队反正，请团长和李司令员他们去吃饭，约我们做陪客。我今天在这儿头一次看见第五团队蔡松荣① 团长。他和郭团长过去最熟，反正的接洽中蔡团长出了很多力。他这次是特别从防地赶来参加这个成立大会的。他是一个大盐商的独生子，家乡沦陷后就加入了战区游击队。他是一个非常驯良的青年，小心谨慎，虚心谦和，除了他的又精神又健康的体格外，一点看不出哪儿是盐商的独生子来。虽然他也打过仗，杀死过鬼子，但他仍然还像个娇孩子似的怕和生人说话，尤其是和女人说话。他似乎和陶铸最谈得来，感情最好。虽然如此，他甚至和陶铸谈话的时候都要时常红一下脸的。 “这是我们的蔡团长。”陶铸给我们介绍。 蔡团长点了个头，嘴唇动了动，终于没说出什么来。 他仍然向陶铸报告着他们的事情。他谨慎地报告着，又谨慎地接受了新任务。我们对他说，到了他的家乡时，要到他的盐矿里去看看。他说，那要看时候，鬼子们监视紧的时候便去不得。 吃饭之前，已是月上时分。我们十几个人在稻场里骑在马上等待出发，大家都在马上闲谈着。不晓得是哪一个淘气鬼，把自己的马打了一鞭子，那匹马就一跳，冲在另一匹马的身上，两匹马就打起来。我因为没有马打架的经验，一点儿不晓得怕，别人下马的下马，走开的走开，我却还骑着马看热闹。两匹马向我冲来，旋风似的围着我的马咬，三匹马凶恶地打起来。 “快下来！快下来！”人们向我喊。但三匹马同时跳，我如何下的来！如果不是我的大衣厚，腿早被咬成洞了。几个人上来才把三匹马拼命拉开了。人们给我压惊，告诉我：“如果马打架，就先用鞭子拚命打着它跑，使他的力气用在另一个方向，就可以转移它的注意目标；否则就赶快跳下来，就是倒在它的蹄子底下也不要紧。马多半有德性，不会踏人。可是骡子和驴子就别这么大意。 夜晚，我和史沫特莱女士、方先生留在李司令员的屋里。陈大姐，还有两三个青年，也在座。我们在炉边谈着天，史沫特莱女士要陈大姐给她唱那天晚会上唱的那支歌。史沫特莱女士说，他就喜欢这支歌，要陈大姐趁这个机会教她。他先要陈大姐把歌词念出来，先把它用拼音记下，再用英文把意思翻译出来。陈大姐说： “我就会唱这么一支，还是做工的时候学的。反正谁要我唱，我就是这一支，别的没有。”于是，她唱道： 好一朵水仙花， 好一朵水仙花， 满园花香比也比不过它。 俺有心摘朵来戴呀， 又恐怕看花人儿骂。 九月里菊花香， 九月里菊花香， 小张生呀跳过了粉墙。 又怕那小红娘呀， 大门儿关上。 张生跳楼旁， 叫了声小红娘， 可怜俺张生远别家乡。 你若是不把门来开啊， 俺就跪到东方亮！ 陈大姐唱了几遍。史沫特莱女士学会了，又要李司令员唱。李司令员就笑起来了： “我就怕这个，因此我晚会都不大敢去参加。” “不要紧，就唱那个老调子吧。”一个青年说。 “有的时候也想学一个新的应急，但没工夫，又学不成，就是再多学几个也不够用，索性就不学了。”李司令员说。 “就唱你那支算了。”那个青年又说。 “好吧，反正我就那么两支歌：一个嘛，《到东方去》；一个嘛……”歌名字没说出来，李司令员就笑了。 “《二姑娘倒贴》！我给你说了吧，就唱这个得了。”陈大姐说。 李司令员笑了笑，果然唱起来。唱得和婉而细腻，不像一个带兵打仗杀鬼子的将军唱的。 “什么时候了？我该走一趟去了。”一个青年说着，站起来走了。 “等一等，我也去。”另一个青年也站了起来。 这时候，我猛然想起来，这个青年就是他们的那个“歌手”。 两个青年去了，屋里更显得沉静，外面朔风吹着大雪，从两个清晰的脚步声和呼吸里，可以想象出外面的寒冷来。炭烧过了火，屋里又冷起来了。留在屋里的这个唯一的青年起来加了炭，把水壶搁在火上，又去挑了挑灯芯。一会儿，灯也亮了，火也上来，茶也开了。大家谈锋又转向过去的生活。李司令员也谈他过去的生活。他说他本是个木匠学徒，没有出师就参加了国民革命。 “你多大年岁了？”方先生问他。 “今年交三十岁。”李司令员说。 可是，我看起来真不像个三十岁的，起码都要三十岁以上了。不过一股青年气还洋溢在他的脸上。这种生活真是容易老人，不仅李司令员一个，所有他们的人，好像个个都有这种现象。 “你学什么木匠？造房子？还是做桌椅？”我问。 “学做棺材！”李司令员笑着一口气冲出这句话来。“现在还会做。喏！这么一下子把木头刨平，破的洞补起来，用胶胶上，再向一块儿这么对，就成了。”他做着手势说：“你们哪个需要，我可以做给你们。虽然不好吧，总还用得。” 他自己先笑了，人们也笑了。 “后来呢？”我又问。 “后来什么都做。别人都说做不得的事情，可是要我去做，都也做成了。真是见他娘的鬼！有一年行军的时候，我领先头部队开路，准备粮食，……部队又多，路又难走，枪械的种类也多。一次，正走在山里的时候，报告说是要打仗了。可巧我们那一营人又都是新兵，七五的枪，送上去的都是六九子弹。战士们把子弹一上，上不去，就慌了，对面枪声还有十几里路，这里撒腿就向回跑。最可笑的事，因为嫌运输困难，旧历十月初就先把棉军服发给了他们，一个人一套棉军服，跑起来热得汗水直流，一个人先脱，大家就都脱了。新兵不晓得脱下来把它带着，一扔就跑。跑到街上，老百姓一看不穿裤子的兵来了，吓得他们就向家里跑。还有些女人们，一齐喊叫着跑到了家，把大门一关，再也不肯出来了。” 我们听了都哈哈地笑弯了腰。李司令员不笑，他又说道： “后来同志们双方抱怨：一方面说你们不该跑；一方面说子弹上不上去。方根是这营的营长，气得两个脚直跳，说：‘你们逃就逃吧！为什么不穿裤子？’骂了半个钟头，那真是哭不得，笑不得！同志们跑过了，汗一落，冷得发抖。营长看着他们又可怜，又可气，他说：‘你们可脱裤子啊！现在冻死你们！’等到夜里十二点钟，又送来了衣服，那些人才穿上衣服。” “衣服没送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办的？”青年问。 “找了些稻草铺在地上，一屋子一屋子的赤身人挤在稻草上。” “先遣部队很难做吧？又要打仗，又不能人多，又要找粮食。”方先生问。 “还有，”李司令员又说：我们部队在边疆的时候，一行军就不知道是多少里。常常为着追牛群，要去追七八天才能追上。有一次在草原接到后边司令部的电报，叫我无论如何要追上一批牛群，否则部队就要绝粮了。接到电报后，可巧有批野牛，总有娘的几万头！好吧！追吧！走过一天以后，遇到一个水草地。我们还是从一个角上穿着走的，就走了五天。那个风呀！吹得你一根根骨头都竖起来！我们还拼命的追，一直追了九天，追到一带山的前边，牛群被山挡住了，没有路了，都停在山底下，几万头，你们想是多大一片！山脚低下，有一条水从山里头流出来，牛群都扎着头在那里喝水。我打开地图看了看，原来是黄河源！你们看，黄河在河套那么大的水，发源的地方却只是一条小河！那个地方真是冷得无法形容。我们的手都冻得筋一条条带着血暴在外头，因为太冷的关系，虽然裂了很深的小沟，但并不发烂。同志之间谁也不敢拉谁的手，偶尔碰一下痛得钻心！山上都是冰块，给太阳一照，像玻璃似的，真好看！可是冰块掉下来常常砸死人！部队从崖下经过的时候，必须要防备着上面，不然就会砸死！可是太疲倦了，总防不了那么多，时常要出乱子！ “还有一件最难办的事！当我们追上牛群回来的时候，一个女同志在路上要生孩子！可是前面已经打响了，部队非要冲过去不可，还带着那么几万头牛！可她偏偏要在这个时候生孩子！你们看巧不巧？！后来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牛粪房子，给她进去生孩子。这种房子很不容易遇到啊！差不多两三天才会遇到一个，三尺多高，四五尺长，正好睡两三个人。作孽！孩子生了一半就给凝成了冰块！又没人照拂她，我们都是些男人！孩子生了以后，休息了一会，就又上马走！” 我们听了，都吐了一口气。这是想都想不到的惨事！李司令员谈上了兴，一直谈个不停。 “后来部队又走在沙漠地里，最缺乏的是水，一连一二十天连点水星都看不见！一个团副因为受了伤需要水喝。他一路上像个孩子似的叫着：‘给口水喝吧！有口水喝，死了腿都是伸直的呀！没有口水喝，死了都伸不直腿啊！’后来他还是因为没有水喝给渴死了！那真可惜，多勇敢的一个家伙啊！有一天，我们忽然发现了马粪。我们想有马的地方一定有水，就跟着马粪找下去，找了三四十里，走到一座大山上，从山上望下去，远远看见一片发亮的东西！‘那是水！’一个战士惊喜地喊着。这么一来，大家都去看了看，果然是水！马看见了，可不得了，四只蹄子飞似的就向着池子奔去，到了那里把头向水里一插，咕噜咕噜的就喝起来，打都打不动。” --------------- ① 蔡松荣现名蔡斯列。 一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一个新鲜的日子，第一次去走敌人占领的公路。 下午四点钟，由石板河出发。可巧另一支队伍叫抗日游击队的两班人到这里办事，陶铸就要这两班人护送我们。原来的一班人和“会长”都回去了。郭团长给我牵了匹“带仔马”，因为这种马最老实，决不会打架。那个小雌马才一个多月，不住地在母亲怀里舐着奶吃。 石板河虽是一条街，但因接近敌人防地，走私已成了正式的商业行为，市面上非常繁华。各个游击队为着维持金融，平抑市价，和各商会、各县府联合开办合作社，也有些成绩。 今天是农历腊月十七，月亮明的像探海灯。我们从石板河走了十里路，已经见公路了。陶铸要我们停下来，一方面派人去找老百姓带路，一方面向战士们嘱咐一些话。我们一共有四匹马，其中两匹是昨天参加过械斗的，今天斗志尚未消失，刚才在那四里路内，已经跃跃欲试了好几次。我为防患未然起见，独自躲在路边，不敢和它们在一块。谁想王兴人、盛国华两个孩子，骑着史沫特来女士、方先生的马在那儿玩。盛国华胆子大，把马打着飞跑。当他跑过王兴人的身边时，王兴人的马追上去，两匹马就打起来。后来两匹马一齐向我的马冲过来，我不提防，没拉住缰绳，翻下了马。亏得是松土，已经把腿跌得很重。 带路的老乡来了，我们又向前走。沿途狗跟着我们狂吠，很像是替敌人报告我们的踪迹。越是静，越是紧张，越觉得它可恨可怕！但战士们却不在乎。经过一些路边单独的小屋子，都是空空的没人住。战士们说：“这些屋子时常有敌人来住，老百姓们只有农忙的时候才来，现在都走了，因为怕敌人捣乱。先前公路边的屋子好贵，现在正相反，没有人住！” 远远看见一片树林，后边有几间屋子，听见屋里一个老百姓在高声叫鸡子。我听了，又是害怕，怕敌人听见找来。可是战士们说：“那是不会的。” 这里的老百姓们都过的是“亡命他乡”的日子，天天在敌人的追赶中，敌人今天不来今天算侥幸，明天来了明天算倒霉！ 前面半里路远的一个宅子内，有人在说话。 陶铸对战士们说：“不要说话，那屋里可能是敌人。因为老百姓不大会在这种地方、这样深的夜里大声说话的。” 先头的战士们听了这话，便一个个的向后传去： “向后传：不要说话！” “向后传：不要说话！” “向后传：棍子不要响！” “向后传：棍子不要响！” 走了三里路，前面要渡河了。这条河在敌人的警戒线以内，离公路只有一里路。我们打马先从河里涉水过去，在对岸等着战士们从桥上过来。桥是个独木板，只能走一个人，战士们不到一刻都过来了，其中还有挑夫。 我问陶铸： “假如现在遇到敌人放枪，还是骑着马跑，还是下马跑？” “当然骑着马跑。”陶铸肯定的说。 “那目标不大吗？” “倒是快呀！目标大，夜里不一定打得准。不然，万一敌人追过来，你怎么跑得过他们。” 谈着话，不提防马又打起来！一匹马挑战似的“咕！咕！”的一叫，那两匹马才叫了两声，就冲突起来。这不仅吓坏了我！也吓坏了陶铸！这里离敌人据点只有四里路，万一马惊了向着敌人据点跑，或是向公路上跑，都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能够下得马，夜里又向哪儿去找路？两匹马又照样的向我的马咬来，我一惊反而有了力气，拼命把马缰一勒！马急了，回过头向我咬来。天哪！每个牙齿都有五分长！一排白而大的牙齿向着我的手上咬。小马吓得站在旁边动也不敢动。那两匹马放过我的大马，又去追小马，小马惊得撒腿就逃。母亲不来咬我了，不顾一切的跑去救女儿，幸而我已从马上下来，任它去跑吧！至多跑到敌人那儿去不要它罢了！战士们先把小马捉住，才把大马引回来。小马回来以后，在它母亲的身旁碰来碰去，喘得接不上气。母亲安慰它似的在它的头上舐着、拱着，又把奶子给它吃。我们看着又气又笑。 我们走近了公路。眼前这条土蛇原是我们百姓流汗而筑成，现在给鬼子抢去！我们反而要偷着走过！大家都觉得生气！战士们布防在我们经过的那段公路的两端，中间留出空来给我们过去。当我们脚踏到公路的时候，听见一个急促的声音说： “快点走！” 虽则是三个我们常常听到的字，但在这一刹那间却有至高无上的威严！每个人不容思索地把脚步加快！ 有一个战士用手去拉电线。那个人说？ “不许动点线！” 这个战士就触电似的把手放下来。 才走过公路没几十步，就觉得胆子大了。其实就遇到敌人的机会说来，公路东边和公路西边不是一样吗？战士们撤了防，赶上我们一同走。走了一里路的样子，路边一个男人向我们打招呼。 “来了吗？今天冷啊！” 我不晓得这是什么人。陶铸一面和他打着招呼，一面走过去。不过由于这个人说了一个“冷”字，我也感觉到冷了。 又走了一里路，听见前面有人在谈话。火光一亮一亮，像有人在抽烟。我们便停下来。我们想： “要是我们的人，不应该在这里抽烟！可别是敌人吧？” 我们派了战士悄悄到前边去侦查。过了一会儿，这个战士回来告诉我们说是自己人。我们就放心的走了上去，看见十几个人在一个烧断的墙壁底下，抽着纸烟在闲谈，其中有四个女的。就着月亮一看，原来是阿苏和小张，还有两个不认识的。其余几个男的，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他们先我们一个钟头过的公路，要到下面去工作。在这里，我们又找了一个老乡带路，就一齐出发了。原来给我们带路的那个老乡，给了他钱回去了（老乡先还不肯要钱，一定要给，他才收下）。 我看见阿苏走路很困难，就把马让给她骑。她怎么也不肯。她小声对我说： “我monthlies来了！这几天路走得多，腿都磨破了，一迈步就痛得要命！不好骑马！” 这是一个矛盾问题，又走不动！又不能骑马！只听得她走了几步，便接着微微的“哎唷”了一声。我又劝她骑马，她还是不肯，她说： “多走几步就好了！一起步是要痛的。所以我顶怕他们要休息。“ 早晨两点钟，在一个离公路八里远的一个寨子里住下。战士们去叫门，里面听说是新四军游击队来了，就开了门。主人招呼我们进到屋里去坐。两个班的战士们坐在院里月光下面，围成了两个小圈子，唱五更调《偷鬼子营》。刺刀映着月光，月光照着他们绯红的脸，月光又映着皑皑白雪。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只听得战士们快快活活地这么唱着： 一更里， 月儿起。 藏在山腰里出主意。 单等鬼子睡着了， 悄悄行动莫延迟。 二更里， 月儿光。 摸进了鬼子的大营房。 心要细来胆要壮， 轻轻摘下他们的枪！ …… 歌声豪壮动听，使人精神一爽。 我们在屋里和老太婆谈着。老太婆眼睛眯着睁不开，我怕老太婆困了，催她去睡。她说： “上了年纪的人，夜里睡不着。恨不得每夜有个人来同我谈谈。今天你们来了，多坐会儿还可以解解闷，不然一个人睡不着才讨厌哩。” 战士们去叫开一家烧饼店的门，给我们买烧饼。烧饼剩得不多，战士们说不够。正谈着，另外一家烧饼店听见，也开了门，招呼他们去买。别的店家听说他们买东西，有的也起来兜生意。战士们把烧饼送进屋里来，我们把它架在稻草火上烤。老太婆说我们不会烧稻草，她站起来把稻草一小把一小把的结起来，然后再一个个的烧。果然这样烧，火劲大得多了。 阿苏她们走在我们后面（我们是因为嫌冷，打着马跑来的，所以先到）。她们走到这里，看见我们寨门上放的哨，便也进来宿营。她们没吃东西，就去准备床铺。她们虽然走得那么累了，还帮我把东西整理好。我一进到屋里，床铺已经摆好了。 一月二十六日 阿苏她们先走了，我们吃了饭才走。 这一带是游击队的天下，虽然四面都是敌人，但游击队行走起来，宽广有余，真所谓如鱼在水了。 掌灯的时候，到了安陆县离桑树店八里路的一个湾子，在一个大宅子门前停下来。战士们前去叫门： “胡大队长在家吗？” “没在家。”里面人答应着，但不开门。 “几时出去的？” “昨天。” “陶先生到了，开开门。” “陶先生到了？陶先生！陶先生来了吗？”里面仍不开门。 陶铸听见里面有人叫他，就走上去，说： “是我到了！你去和你们大队长说：‘陶先生到了！’他立刻就会来开门！” “不用去说，我可以开门。”里面人说着，开了门，引我们到厅上去。 “胡大队长在开会，不晓得是谁来了，所不敢开门。因为夜深了！”引我们进来的人向陶先生抱歉地说。这个人背着一支木壳枪，看样子是个保镖护院的。 胡大队长迎了出来。他是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白白的面孔，很老实，有点胆怯的样子。 “不晓得是你们到了，自从上次那些人把我的枪下了以后，我一听见有人来就先提防。”胡大队长说。 我们到大厅里坐下，那里正开着乡镇选举会的筹备会，代表们还没走。其中有两个候选人是女的：一个是穷苦的年轻寡妇；一个十四十多岁的婆婆，还带着女儿。婆婆是怕夜里回去看不见路，留着女儿给她带路的。 胡大队长的太太——肖女士，也是候选人之一，因为身体不舒服先去睡了。这会儿听说我们到了，她又起来，穿着件獭皮领的大衣，后边跟着一男一女两个佣人。肖女士很客气的同我们打招呼。 胡大队长夫妇是这里的大地主，收一千多石租课。原先他们的祖父时代有四千石，到了他们手里剩了一千多石。自家乡沦陷后，他们带了几百人，组织了这个保乡游击队，和土匪、敌人都有过接触，几次战斗后人虽有增加，但枪械始终还不充足。胡大队长卖了一二百石谷子，买了几支枪。但枪买了不久，在六个月之前，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些人，包围了这个宅子。两个匪首闯进来向胡大队长要二十支步枪、两架轻机关枪！胡大队长知道不拿枪出来，就没有命，于是他说： “好！弟兄们！我们平常也认得。你们知道我这些枪是卖了田买来的，今天送给你们拿去。只要大家不发生误会，齐心打日本人，我姓胡的是最喜欢交朋友的！” 土匪把枪拿去了。胡大队长伤心得什么似的，以至灰心得不想干了。过了几天，土匪怕他要报复，派了人来给他赔礼，一进门跪在屋里地下就不肯起来。胡大队长说： “好了！东西已经没有了，彼此不要结仇结怨。希望你们把这些枪拿去打鬼子！不要组织伪军。组织伪军可就是我的敌人。” 所以我们今天黑夜到来，胡大队长不敢贸然开门。 今晚我们住了一间有玻璃门窗的屋子。 一月二十七日 早晨起来，陶铸一见面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知道昨天夜里敌人离我们不到八里路吗？” “不知道。在哪儿？” “在我们经过的那条大街——杨家河。” “怎么不告诉我们？” “我派人去侦察清楚敌人是过路性质，就没有惊动你们，怕你们睡不着。” “大炮响着，我也醒不了，不过吓一跳是真的。”我说。 肖女士进来。她说敌人常常离他们这里五里路行军他们都不动；如看着敌人有进村子的形势，才躲到山里去，在山石头后面，还伸出头来看着鬼子行军哩！ “敌人不会到山里去搜索吗？”我问。 “不会。他们是行军，只走近路，不走远路，只走平路，不走山路。他们到山里来还怕游击队打他们哩！”肖女士说。 “山离这里有多少路？” “十几里。不过一般我们只躲出去二里路，那里有小山岗子。” “鬼子到你们家里来过吗？” “来过不止一次。他们都看着我们的宅子大，又有玻璃窗，都喜欢来住。可是他们一次都没有住成。”肖女士笑了。 “怎么？” “有两次是游击队放了两枪就把他们给吓走了。有一次他们来了，我们事先不知道，看见他们要进大门，我们才连忙从后门走了，枪械都挂在墙上，没来得及拿走。我们很耽心，怕鬼子把枪给拿走。结果我们回来一看，一支没少！” 满屋的人告诉我们：“鬼子们一进来，一看见我们的枪，就说：‘快走！快走！这里的大大的坏了！游击队的有！’五、六个鬼子没有停脚就走了。” 史沫特莱女士听了哈哈大笑。史沫特莱提到她听说有一个爱尔兰神甫。肖女士说，这个神甫很同情中国人，本来住在离这里有三里多路的教堂里，现在鬼子把他赶到别的地方去了。史沫特莱说她要见见这个外国神甫。他写了封信给神甫。信很简单。只说： “亲爱的神甫： 我是一个美国妇人，昨天来到这里。听这里人民说，他们这里有一位 慈善的神甫。我很想和你谈谈。希望你有工夫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一定 很欢迎你的。但我告诉你，我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密斯S.” 胡大队长派了人去给神甫送信。人们谈了很多关于神甫的事情。 忽然一个人进来，拿一张小条子递给陶铸，陶铸看了，说：“晓得了”。那个人转身就走了。陶铸回头对胡大队长说： “你这里派一个分队给我。有没有？” “有。几时要？” “今天下午两点钟。” “那得赶快，我写个条子把老吕那一分队调来。他们的东西比较全些。” 胡大队长写条子派人去了。陶铸说： “刚才李司令员来了个条子说，敌人在汉宜公路增援，有向纵队大本营进攻的可能，要我们去附近一条公路上破坏一下子。” “你们会不会和敌人打起来？”史沫特莱女士急忙问。 “打起来就打他一下。”陶铸笑。 “别中了枪弹吧？”我说。 “那么容易？那我早死了多少次了！”陶铸很自负的说。 吃过中饭，胡大队长对陶铸说，分队长来了，部队在村子边头休息。陶铸说要他们等一等。他收拾了一下东西，同他那个小勤务和小警卫员一齐去了。小勤务正生着病，白嫩的脸皮上烧得通红。可是他要去，他怕没人照拂陶铸。他和陶铸有如家人父子的感情。 “等着我给你们带电线回来。”陶铸笑着对史沫特莱女士说。 “多带一点回来。”史沫特莱女士笑着回答。 “明天见！” 陶铸说着，走出了大门。 给神甫送信的人也回来了。他说，神甫到唐家镇做祈祷会去了，他又赶到那里才看见神甫。说着把一个条子递给史沫特莱女士。条子上写着： “亲爱的S女士： 我很愿意见你这位美国太太。我明天中午一定照着你写的地址来拜访。 愿上帝赐福与你。 神甫保罗“ 史沫特莱女士看了，很喜欢。她说：“我知道许多爱尔兰教徒都富有革命性。在美国有二十万爱尔兰人，他们无论任何革命行动都赞成，都帮助，捐款也很踊跃。我想，这个神甫一定会真的帮助中国人抗战的。” 又一个人来送条子给陶铸。胡大队长告诉那个人，陶铸已经出发了。那个人很着急。我们不好问他什么事，那个人又不肯讲。时间晚了，胡大队长留他住下，等陶铸明早回来。 一月二十八日 早晨九点多钟，陶铸回来了，两个面颊通红，一看而知是肺病人劳累过度的现象。几个战士拿着沉重的电线。陶铸招呼他们把电线放在地下，笑嘻嘻的向史沫特莱女士说： “喏！电线拿来了。” 史沫特莱女士笑着用中国话说：“谢谢你！很谢谢你！”惹得人们都笑起来。 “吃过早饭没有？”胡大队长问陶铸。 “吃过了。你要战士们回去吧。” 胡大队长答应着去了。昨天送条子的人走来，把条子给了陶铸。陶铸看了说： “已经做了！算了！这样子说不定鬼子要来一下子的！你们的通知太晚了。” “我过公路的时候，敌人正有汽车过来，耽误了一下。” “几时改变的计划？”陶铸问。 “大概是昨天中午。我接到条子，立刻就动身。可是来到这里时，你已经走了。” “别的队去了没有？” “有一队也通知晚了，还是去了。” “这种单独行动，恐怕会有损失哟！”陶铸担心地向那个人说。 “你们的情形怎么样？”送信的人问陶铸。 “我们很顺利。”陶铸说：“我们照预定的计划、预定的时间到了公路，约的老百姓也都到了。我们一半同志去布防，一半同志和老百姓把电线扯了十几里，公路也破坏了十几处。我们正要走的时候，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放了几枪。我们没有理它，先叫一部分同志同着老百姓把电线拿走，留下一部分同志伏在路边，准备敌人冲过来时，便打一下。鬼子离我们很近，但没有发现我们。他们又放了几枪，就回来了。” “昨晚月亮还很大呀！”送信的人说。 “是，月亮大，也便利敌人，也便利我们。”陶铸笑了：“他们看得见我们，我们也看得清楚他们；不过还是便利我们多一些，省得摸着走。” 陶铸去休息。史沫特莱女士忙着写欢迎标语。她本想写中英两国文字，后来怕有汉奸报告了，于神甫、于胡大队长都不利，改为只写英文的，而且只贴在我们住的那间屋子的客厅里。告诉乡下人说：“是外国人的新年对联”。今天恰好是旧历快过年的时候了。 十二点钟，神甫果然来了。他中等身材。很健康，慈祥静穆中隐伏着一种青年的勇毅，穿着件相当旧的中国黑布长袍，戴一顶黑绒便帽，见了我们把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我们互相介绍了以后，就畅谈起来。他说：他原先就住在这胡家湾的那个教堂里（离这里有三里路），但日本人因为这里人烟稠密而不许他住，硬逼他到七里店去。七里店本来还有他的一个很大的教堂，可是敌人不仅不许他住在那里，而且通知他，十二个钟头之内要烧他的教堂。他和日本鬼子商量，要求给他三天工夫搬出他私人的东西。可是敌人不答应，只给他十二小时。于是，他只好把最重要的物品书籍等搬了一车，送到胡家湾的教堂里。本来他还可以多搬些东西出来，但敌人不许老百姓帮忙，也不许他把车子寄存在老百姓家里，他只好眼望着鬼子放火去烧。现在他没有教堂，住在民宅里，因此也不能和教徒们做礼拜。 “日本人根据什么理由，要烧你的教堂？”史沫特莱女士问。 “因为我曾在这个教堂里保护过一些中国难民，曾阻止日本人进教堂里来侮辱中国妇女。当时，有两个敌人重重的踢了我两脚，我仍旧没让他们进来，所以他们现在恨我。”神甫慈祥的笑着，正义之感勃动在他的面部。 “日本人也一样恨我。这次，我担任红十字会的敌后部队的医药调查工作，日本鬼子还不恨我吗？我看到这里部队的医药十分缺乏。不知你那里可以捐一些药品吗？”史沫特莱女士说。 “我医院里的存药几乎可以说没有了！不过……”神甫想了想，又说：“不过，我到城里医院去捐一捐看。城里的医院，原是爱尔兰神甫管理，现在换了瑞士人负责。我不知道能不能够捐得一些？不过，我去还是要去的！那里还有法国人开的医院，我也去问问。还有一个耶稣教堂也附设有医院，我也去问问。在以前日本人打进城的时候，我们两个教堂曾联合救济过一千以上的中国难民。所以，熟了。那时候我和耶稣教的牧师们轮着班坐在教堂门口，日本人每天总有几批要进来，都被我们阻止回去！他们气得常常用中国话骂我们。我们不理他。他们没办法，所以烧我的教堂！”神甫仍旧慈祥的笑着说。 “他们为什么不烧别的教堂？”我问。 “他们最恨的是我！我的教堂又在乡下。” “那么我写封信，给法国医院，给耶稣教堂，用红十字会职员的名义，向他们募捐药品，不是对于你更方便点吗？”史沫特莱女士问。 “那也好。”神甫说。 史沫特莱女士马上写了信，交给神甫。神甫接过来，放进口袋里，说： “日本人常常要搜身上，倘若被他搜出来，就坏了！” “这对你不是很危险吗？”史沫特莱女士担心地问。 “不要紧！上帝告诉我们：‘应当舍身救人，不要顾及利害。’做些最危险的事，只要是应该做的，还是要去做。”神甫说。 神甫从进门到现在，没有一个字提到“上帝”，甚至使我忘记了他是教士，只感觉得他是个可亲近的青年朋友。现在他提到“上帝”，仿佛因为上帝，他也圣洁起来了！ “你什么时候去？”史沫特莱女士问。 “我今天回去，晚上结束了我们那个小小的祈祷会；明天早上进城，下午把事情办完了；后天一早出城，下午两三点钟可以回来了。” “来得及吗？” “来得及。” “从你那里进城多少路？” “九十（华）里。早晨五点动身，下午两三点钟到。一个下午把事情办完，第二天早晨找机会出城，下午两三点钟一定可以回来。” “晚一点也不要紧。”史沫特莱士不安地说。 “为什么要晚？晚了也多办不了事。” 我们留神甫吃饭，他也不客气。在这里一、二百里路的范围内，差不多家家他都熟悉。他的中国话说得很流利。当吃饭的时候，他似乎不好意思地把那顶旧绒帽赛在衣袋里。衣服已破了洞，边缘上都是破的。他知道我们都不是教徒，饭摆上来，也不做祷告，拿起筷子来就吃。 史沫特莱女士看着屋里不干净，抱歉地向神甫说： “这里很不干净，很对你不起！但旅途中常常都是这样的，你不觉得不舒适吧？” “乡下地方都是这样，我看的已经很多了。我们爱尔兰的乡下也不干净。我们常常把鸡呀、狗呀和一些烂东西都堆在堂屋里。因为假使屋子弄得干净，就说我们的屋子可以出租，要收这栋屋子的税。因此，我们凡是不住人的屋子，都给它弄得很脏，这样可以避免纳税。同时，院子里也弄得不干净，避免外国人来住。我们把它弄脏了，外国人来了一看就走了！“神甫说。 “我所知道的爱尔兰教徒都富于革命性，而且个个爱国！你们的传教士，都是真真实实的为着上帝、为着信仰而工作，并不是以宗教为工具。”史沫特莱女士说。 “上帝告诉我们，应当爱世人！应当帮助世人，没教我们做别的。因此爱尔兰的教徒们，随便在那儿，都要本着上帝的意志去工作。” “在美国，有一年为印度展开募捐活动，爱尔兰教徒没有一个不捐款的。”史沫特莱女士说。 他们谈得很投机，我很喜欢听。神甫说： “当我接了你的信，看到密斯S——几个字的时候，我以为是个年轻人，不想见了面是位四十多岁的太太。” 史沫特莱女士听了，也说：“当我听说保罗神甫的时候，我倒以为是个老头子，不想却是个青年。” 两个人都笑起来。 他们还谈了这里许多外国人的近况。神甫说： “外国人一样恨日本人，一则我们亲眼看见日本人的残暴，二则日本人对外国人一样压迫。有些牧师、神甫们出入城门不给敌兵敬礼，受了不少侮辱。有一个外国医生，因为经过日本哨兵面前，只脱了帽子没有去掉嘴里的香烟，被日本鬼子打了一个耳光。” 吃过饭，神甫走了。我们对于这位“上帝的信徒”颇有好感。的确，爱尔兰人由于受英国统治者的压迫，常常是倾向革命，也容易了解革命的。 一月三十一日 今天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果然因为上次破坏公路的行动通知不整齐，有的停止了行动，有的按时发动了，给了敌人攻击的目标。敌人开了一千人到石板河和六团队打了一仗，有三、四个工作干部牺牲了！其中一个被捕后给敌人活活打死，两个失踪（近视眼，和敌人走了对面，他们还不知道，大概是被捉去了），一个因重伤而牺牲！ 张参谋因为他的伴侣生脚气病，两个人掉了队，至今无消息。但也有个很意外的好消息，就是六团队这次打得很好，战斗力很强。总部那天夜里在敌人包围下，和敌人只隔着五里路的山头，并排行军。一下午和一整夜，敌人完全没有发觉。不过部队太庞大了，过河的时候，明灯火把，马嘶人喊，被敌人发现，向正渡河的部队发炮。混乱中，两个重要俘虏，故意在河边装作失足，趴在地上，天又下雨，黑得对面不见人，他们转眼就不见了。说起来也好笑，给他们逃掉的原因虽则是因为天黑跌跤，但实际还是因为绳子太短了，一条绳子捆着两个俘虏，绳子短，牵俘虏的人离得太近，俘虏一趴下，他也就跟着倒。等他爬起来的时候，人多杂乱，一挤，俘虏就不见了。如果绳子长些，犯人倒了，牵犯人的人可以不倒，顺着绳子总可以把他找到。这样的情形已经有过两次，现在是第三次。为了绳子的事，每次行军总务处就和各部分吵架，特别是特务大队要绳子要得厉害，少一条绳子就有逃掉一个案子的危险。可是总务主任说：“买绳子！买绳子！整天就听见买绳子！买一千条、一万条绳子也不够！月月因为买绳子超出预算，但是同谁说谁都不肯少要一条！” 昨夜大本营安全到达小花岭。在我们住的胡家湾附近，又驻有五、六百敌人（扎在离我们这里八里路的杨家河街上）。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 好吧。不过我们还是吃了饭才走的。敌人拂晓没有来，至少要等到下午才会来，这是有了规律性的。吃过饭，从胡大队长的保乡游击队里拨了一小队人，护送我们向小花岭进发。 路上看见部队一队队的从旷野向我们的方向开来。黑衣、灰衣在雪地里移动，像几条活泼的大蟒奔驰！最好看的是一队便衣大队，长袍短褂，腰中结着大布带子，背上背着枪，穿长袍的把前襟折在腰带上，露出蓝蓝绿绿、红红白白的里子。 沿途部队和陶铸打着招呼。可是大家再要好，谁也留不住谁！大家都向着自己的目的地前进！走过一条河，桥是由几片独木板接连而成。桥板上积雪结冰。溜滑难行。我走了几步，不能走，又回来骑马涉水而过。战士们背着东西，却安安稳稳的过来了。河水太深，马不肯渡。战士们没办法，只好下河打马过来。可怜我那匹小马驹冻得发抖，钩卷的胎毛上贴着水珠一粒粒冻成了小冰块！战士们的衣服也冰成了硬板。有些人到老百姓家里去烤。我们一面等战士们烤衣服，一面等后边的战士们过河，在那儿休息。 陶铸和另一支游击队（叫安应游击队）的几个负责人（我们在半路上遇到他们，一同过的河），大家都争着夸奖自己的马好，互相不服气，争着要比试比试，约我也参加。但一开始，我第一个就先下来，安应游击队的蔡大队长第二个下来。我是可怜我的大马一跑，小马驹也跟着母亲跑，马小力弱，喘吁吁的气都要断了，曲卷的胎毛上汗水和刚才的河水并成了一股！我不忍再跑下去。蔡大队长骑的是匹骡子，走长路才见它的优点，跑起来当然跑不过马。很奇怪的是朱大队长的洋马，反而跑不过国马。 “大而不中用！”赛马队的人们大声喊着。 朱大队长不服气，把枪机故意响了两声，马就没命的跑起来。这匹原是敌人骑兵的马，只要听见枪机响就没命的炮。因此，快到终点时，洋马也追了上来。 我们在村子里吃了饭。今天是农历小年，百姓们差不多都预备了肉。我们买了几斤，大家都觉得满意。最满意的是陶铸，因为他有肺病而得不到营养，肺病又是个必须要收入多支出少的病！部队的饭只是一小碗素菜。随我们走，到处有人请客，陪客的人自然也有吃了。这次政治部要陶铸陪我们出来，一则是工作需要他，二则也为着要他跟着我们可以多得些营养。 到了小花岭，大本营都扎在那里，各部悬灯结彩，颇有新年气象。几里路内都住得满满的，临时把报社住的屋子腾出了一间给我们。这个屋只容得两个人，我睡在一块门板上。史沫特莱女士睡在一条长柜上，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不晓得报社的两位怎么样办公的。 夜里听到屋子外边有呻吟声。史沫特莱女士披衣起来，顺着声音去找。我也跟着她出来，看见地下睡着几个士兵。这几个都是病兵，因为生病搬到这里来，为着医生来看起来方便点。其中两个打疟疾，两个痢疾。有一个痢疾、疟疾同时发作，正在那里呻吟。史沫特莱女士给它水喝，给他药吃，又给他把稻草铺好，让他静静的睡。对其他的病兵，史沫特莱女士也给了他们药吃，才回去睡觉。看护走来，她说她才到苏菲那里去过，苏菲因为过公路太辛苦了，前天小产了一个七个月的胎儿，产后没有调养，身体有点不大好。 二月一日 今天搬到陈大姐住的地方去住。史沫特莱女士住在一个单独的屋子里，我和另外一个女的住一个屋子。陈大姐对于这次大本营的移动，发出了很大的感触，她说： “本来我老早就想着大本营该精简一下。一个‘挨打机关’，怎么可以弄得这么庞大！如果过河的时候，真的跟敌人接触上了，这种损失是不必要的！” 中午，我回到屋里，才知道与我同居的那个女的是个病人。我很怕她是传染病，便问她，她说是脚气病。我猛然想起听说张参谋的妻子是患脚气病的，莫不就是她吧？于是我问她道： “张参谋掉队，有了消息没有？” “有了。我就是他的妻子。我叫王曦。” 我听了放了心，便问她掉队的情形。她说了一段极危险极有趣的故事： “我们在过河以后就掉了队。我不是害脚气病吗？走不动。一挤一乱，就找不到路了。只听见前面人声马叫，可是再也走不过去，而且越走越远，反而听不见声音了。这下子我们晓得坏了！可是没办法，还得走。好容易找到桥，就过去了。我们当时不晓得我们会离开大队过桥的地方已有四里路了，可巧走到敌人的据点底下。过了桥，我们看见一间有灯光的屋子。我的脚一步也走不动了，想进去休息，同时想找老百姓带路。执一（“张参谋”）就去打门。门没有关，一推就开了，一看都是些黄呢大衣，围在地下烤火。我们看了拔起腿来扭头就跑。敌人笑着骂了我们几句，也没追。我们还是找不着公路。正在着急的时候，忽然看见不远的树林底下有个火亮，像是有人在抽烟。执一又跑上去问：‘老乡，公路在哪儿？’那个人忽然用日本话来问我们口令。执一和鬼子离得近的连黄呢大衣都看清楚了。我们又跑。敌人连放两枪，都没有打中我们。不想我们跑到了公路边！过了公路，又乱走二、三里路，便找个老百姓家里住下。我完全走不动了。我们休息了一天，才来到这里。” 盛国华跑来，高兴得不得了，告诉我说王老汉来了！王老汉是收他到部队里来的那个老汉，盛国华这个名字还是王老汉给他起的。王老汉名字叫“王国华”，就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盛国华”（他的小名叫“盛四儿”）。 “听说他在司令部，我想去看看他。他是从河南来开会的。他来了好久了。我们因为离开部队，所以没看见他。” 盛国华说着，想立刻看他去，可是在他还没决定的时候，王兴人又来说： “张先生，那个外国人又来了，和史先生正谈着话呢。” 我们走到史沫特莱女士的房里，神甫正对她说: “我到了胡家，看见你留的条子，就到这里来了。” 史沫特莱女士也对他说，因为军事行动，并不是故意失约。史沫特莱女士又问他捐药的情形怎么样。他说成绩不很好。我以为完全失望了，岂知不是的。神甫又说： “法国医院也存药不多，但事情却极顺利。那里的神甫、牧师、医生们，虽都不是美国人，也不是爱尔兰人，但都很热烈地捐助，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共捐了两挑子药。” 我们听了都很高兴。史沫特莱女士问道： “你们怎么样出的城门？” “巧得很！我们先把筐子上面伪装了，但总怕日本人搜查，冒着险走到城门口。恰巧两个守城的岗哨在换班，我们就混出了城。” 神甫说药捐得不多。其实也不少，除了募捐的药品以外，还有神父自己医院的药品也都拿了来。另外还有神甫和外国人送给史沫特莱女士的一些罐头。史沫特莱女士约神甫去看看部队的野战医院，神甫答应了。我们立刻处罚。 医院离这里有二十五里路。神甫不骑马，他不肯说理由。我想他一定是嫌这个太不人道。神甫很健于步行，并不落在我们骑马人的后面。绕过小花岭的正峰，就到了医院。两个月以前，大本营还在这里，因为部队把两个日本俘虏交给县政府，准备解送（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没注意让俘虏逃走了。过了三天，大概是俘虏报的信，敌人派了一千多人来攻打。而司令部一共只有一百二十支军校用的教练枪，大多数是打不响的，却和敌人打了一天一夜。天黑的时候司令部才撤退了。这次损失了四个有力的工作人员：两个打疟疾的，一个近视眼，一个瘸腿；战士们死伤三四十。敌人死伤一百四五十。经过这次打仗，敌人把这里的房屋烧得没有一件好屋。现在百姓们有些已经在修屋，很多都回来住了。 盛国华、王兴人两个孩子曾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一路上，他们指给我们说，敌人从哪儿来的，在哪儿打，哪儿打死了多少敌人，哪儿自己死了多少人。我们经过一个水塘，王兴人说： “有一个老百姓给李司令员送饭，在这里遇到敌人。老百姓跳到池塘里去躲，敌人还是把他打死了！” 走过一条两山中间的小狭路，盛国华说： “郑参谋长和十八个战士在这里守了十二个钟头，任敌人的大炮向我们放了一个整下午，他们十九个人连地方都没动。郑参谋长把两条腿一叉！站在那儿像一座山。他不动，战士们当然也就不动了！” “十九个人一个没死吗？”我问。 “打死了两三个。”王兴人说。 到了医院。院长是个女的，她曾经过大医院的正规训练，所以一切布置、消毒、用具、伙食、清洁都很不错。上次打仗的伤员，有些还在这里休养。陶铸把王总司令因送交六个日本俘虏给的奖金，分给了伤员，又和他们谈了些话。伤员们都很喜欢。 我们问院长，上次敌人打来的时候，伤员的救护情形怎么样。院长说： “那时候我们院里有三四十个伤病员。敌人来了，能走的要他们自己走，不能走的就背，就抬。我和护士们都是两个人抬一个。还有十几个重伤的，就给抬到那座山顶上去。”院长指着最高的一个山头说：“留了这位指导员和这个护士看护他们。我带着工作人员和伤病员向公路转移。离公路还有十几里路，我无论如何走不动了！可巧郑参谋长退下来，到了这里，他一下就把我拖走了。走了不到两里路，又有一个女同志也走不动了，坐在那儿哭。郑参谋长丢开我，一把又拖了这个女同志走。这个女同志还是哭着不走，郑参谋长一拳头打在她背上，她就哭着走了。后边的敌人紧紧地追着我们。郑参谋长要我们快跑过公路去，他站在那儿指挥战士们作战。公路上敌人架着机关枪扫射，战士们和他们打，我们在子弹中跑过去。好在是黑夜，差不多没有什么伤亡。” 我们问那位指导员和护士，当时的情形怎么样？指导员打着河南土语说： “当时有十三个重伤重病员来不及抬过公路那边去，我们就把他们抬到那个山顶上。后来，敌人随便哪个山顶都到了，单只没上这个山顶来。我和蒋同志——女护士——眼看着敌人冲上了隔壁的山头。蒋同志就问我：‘如果敌人冲到我们这个山头上来，我们还是顾伤病员，还是先同敌人战斗？’我们商量的结果，还是先和敌人战斗，‘打死一个赚一个！’但是目前我们应当防备敌人的毒气。于是，我们把纱布撕了十几块，浸湿了，每个同志发给一块。果然敌人放毒气了，但数量很少，所以不要紧。” 指导员非常忠勇，但一点也不善于言辞，否则我一定可以更多地搜集到当时的生动材料。 一个护士送了一把宰猪刀进来，对院长说： “刀子借来了，就消毒吗？” “马上消毒。”院长说。 “这做什么？”我们惊讶地问。 院长苦笑了一下，说： “锯腿！” “锯腿？”我叫起来。 “手边没有手术锯子，只好暂用宰猪刀代替！就是这个刀子都不大容易借得到哩！” 我听了，两只手都冷了，臂上起着鸡皮疙瘩，不知说什么好！院长又说： “以前我们手术了两个都好了。后来敌人把这一带给烧了，老百姓一逃走，连宰猪刀都借不到，只有看着伤员的伤口腐烂！今天才从很远的地方借了一把来，借的时候不敢对老百姓说是做手术，要是说做手术，老百姓是不肯借的！本来这个战士要是一抬回来就开刀，只要割一只脚下来就行；现在必须要割到膝盖上头！” 我不能再听下去，这是惨绝人寰的事！ “你们消毒怎么消法？”史沫特莱女士问。 “不敢烧，怕老百姓不答应，只有磨光了去煮。” 我不要再听下去！我走开去看别处。沿着竹林深径走去，看见两个人对面走来，他们老远就向我打招呼。 “我们等你们去看发救济金，老没见你们来，就先发了。” 啊！我忽然想起来。当我们出发的时候，路上曾遇到两个青年，他们问我们到哪里去？我们说去看医院。他们说，他们去医院一带发救济金，约我们去看。我们把这件事给忘了。我同他们一块儿走回医院，他们向陶铸报告了发救济金的情形，又把保长们的证明条和百姓们的收条，都拿出来，交给陶铸。被救济的大小五十个湾子，共四百八十户。房屋完全被烧光的有五十户，每户发救济金五十元；被烧光一半的发三十元，普通的发十五元；牺牲了的发五十元；受伤的已都在医院免费医治，现在全部都出了院。 院长请我们的客，烧了一只鸡和十几个鸡蛋，用一个洗脸盆装着。我们早就饿了，坐下就吃。指导员坐在那儿不动，陶铸要他吃饭，他说： “我摆子快来了，少吃点好。” “自己在医院里，怎么不医？”史沫特莱女士问。 “奎宁有限，留着给同志们用。”指导员说。 “他打了几个月摆子了，我常常要给他吃奎宁，他总不肯。”院长说。意思有点不赞成指导员的办法。 “我不赞成你这个办法，你病好了，可以多做事，对伤病同志不是更好些？”史沫特莱女士说。 “舍身救人！上帝的儿子！”我们故意这么善意讥诮他。 指导员笑了。他替自己辩护说： “一向没有吃，也就不想吃了。从前也吃过几次，并不能止住，就懒得吃了！又嫌麻烦，又爱忘记。“ “麻烦？你这么生病不麻烦？”陶铸也不同意这种办法。 天色黑下来，我们还有二十五里路要赶。两个孩子旧地重游，一到了就不见他们的影子，原来他们“寻旧”去了。我们走出医院门正遇着他们两个指手画脚的在讲： “陈大姐住的那家烧得好惨啊！” “救亡室的标语还没刮去……” 只走了十里路，天就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东南西北莫辨，只好顺着路盲目的走。远远望见半山腰里有一片火光，盛国华高兴地指着说道： “那，那不是烧炭的地方吗？向着一直走，不会错的！” 果然，向着火光走了五里多路，就找到正路了。可是不久我们又迷了路。我和他们走了两条路，因为我记得来的时候好像是走的这条路，可是前面被水塘阻住，摸索中兜了几个圈子才找到正路。远远听得人们叫我，寻着声音走去，我找到了他们。另外一个人也掉了队，走了二里多路又遇到了他。 二月二日 （以下原稿散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