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分厂长塔拉索夫 ——大连中长铁路苏联分厂长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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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娥


“我们的苏联分厂长，全厂第一！”
“我们的苏联分厂长，全厂第一！”大连中长铁路锅炉厂安立贵助理厂长每说到这句话，脸就变得严肃了，内心的喜悦和友谊的温暖，立刻闪烁在他的质朴的黑色脸上。
“这句话是你跟车厂、打铁厂工友们学的？还是他们跟你学的？”我笑了。
安立贵眨了眨眼。显然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也不明白我的话的意思。
“我在那些厂里，每逢听见工友们说到他们的苏联厂长，也总是把大拇指伸得挺挺的。”我向安立贵解释说。
其实我对他说这话真有点多余，因为他比我更知道他的苏联厂长的优越。他是亲眼看着他领导工作的，亲眼看着他每一进到现场，立刻就把全现场各个角落的气打足了。铆铆钉的上丝对的、割铁板的、焊管子的……都用最高度的劳动热情，用苏联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有秩序有思想的工作着。在苏联厂长的领导下，那些横躺在眼前的，笨重得没头没尾的大铁家伙们（锅炉），像玩具似的被几百个工友，这儿烧烧，那儿打打，这儿贴一块，那儿焊一条……到时候一算，“嗯！又超过了任务！”这怎么能叫安立贵不说：“我们的苏联分厂长全厂第一”呢？

他是十月革命那年出生的

这位苏联厂长的名字叫塔拉索夫，阿基木·达达里也维赤。一看他的父名（最后一个字）就知道他不是俄罗斯人，而是高加索人。
高加索在十月革命前，也像中国过去大汉族统治着蒙、回、藏、苗、傜等少数民族一样，被俄罗斯人统治着。贫农塔拉索夫的父亲、母亲、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常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挨打受气，忍饥挨饿，所有穷人的痛苦，没一样没轮到塔拉索夫一家人的身上。念书，当然想都没敢想过，一家人都是睁眼的瞎子。
他们没有马，种地的时候，老塔拉索夫和两个儿子就是老马和小马。好容易用血汗、用眼泪把庄稼侍侯熟了，完粮纳税以后，又是两手空空，没吃上几顿饱饭，就又挨上了饿！
可是分厂长塔拉索夫和他的两个妹妹一个弟弟是幸福的。他——塔拉索夫——恰恰在十月革命那年出生，革命成功了，高加索从俄罗斯统治者手中解放了出来。塔拉索夫的一家也转运了。不幸老塔拉索夫由于过去所受的压迫痛苦太多，把身子折磨坏了，没过几年，就和他的理想世界——社会主义的苏联——长别了！临终的时候，他是那样安详、欣慰,因为他梦也没想到的事，竟都实现在眼前。不但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文化上也翻了身——七个儿女都上学读了书。这叫他怎么能不感谢列宁和斯大林！
塔拉索夫在莫斯科高级技术专科学校运输系毕业以后，曾在莫斯科的工厂担任过技师和分厂长。四九年来到大连铁路工厂。他来到的时候，原任锅炉厂苏联分厂长，任期没满，还没走。塔拉索夫并不等待，他就在对车厂暂时担任副厂长，帮助工作。

他有一手极巧妙的电火技术

塔拉索夫对机车、锅炉都有专长，他对那些复杂的千百种零件，就像看自己的手纹似的那么清楚。哪儿有毛病，哪儿该怎么做，怎么修，一目了然，手到成春。除此以外，他还有一手好电火技术。任凭什么样的板子、管子，任凭什么样的大裂纹，大窟窿，经过他的指导一焊，就像织女星做活似的——天衣无缝。任凭你把这些焊活砸成稀烂，焊的那些地方仍旧不动。他这件手艺对锅炉厂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可是他不懂中国话，这使他非常痛苦。因此他每天除了在车间跟工友学习说中国话外，一回到家就打开小本背名词。他认为，一个苏联公民去到哪一个国家帮助工作，就应该用这个国家的语言和人民谈话，尤其是工农。他抱着这个思想学中国话，只一个月以后，他就向车间中国干部提议取消翻译。他感觉得一个翻译如果思想认识不够，技术也不懂，不但在技术帮助上不能解决问题，在思想和感情上反而会增加误会。他这样做，还为的是给工厂节省一个翻译人员的开支。也就是给中国人民多增加一份财富，宁愿他自己多劳苦一点。一般说来，那怎么行呢？一个月的中国话又算得什么？可是不要紧！反正除了嘴以外，还有手、脚、鼻子、眼，一块儿拉来解决问题，也就不大离了。

他这样教给技术

当塔拉索夫还在对车厂工作的时候，他就看了出来：中国工人的劳动热情是高的，怎么吃苦耐劳都行。因此工作的问题不会出在数量上，而会出在质量上。同时，他还在苏联的时候，就在报上读到了日本鬼子怎样压迫中国工人，不让中国工人学习技术。尽管工龄十年，二十年，而技术可以一点没有。塔拉索夫抓住了这点，他对工友的要求，第一就是质量。
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当时有些工友干活只求快，不求质量，结果反手的很多。他就对工友们说：“干活不好，就要返工。而干返工活的还是你们，既费了时间，也没省力气，还耽误别厂的工作。里外里加起来，浪费国家多少钱财！”
工友们虽然知道他的话有道理，心里却难免不感觉这位苏联厂长不大好说话。
“看他平常喜眉笑眼的，怎么一挑起活来话就这么别扭？按着脚印找毛病，哪还有个找不出来的？”工友说。
“日本鬼子时代，干出这个活来，也得说：‘大大的好！’可是到了他手里就得返工！”另一个说。
“返工就返工吧！反正人家是为着咱们好，咱们也是为着咱们好。他说不好，咱就返工。他几时说好，咱就几时算！”这话表面上似乎很实际，但内里的心情也跟前边两个差不多。
“可不就得这样，不然他不承认，有什么办法？”这是最后的结论。
一些落后工友，好像活是给苏联厂长干的。连主人和朋友都没有分得出来。塔拉索夫除教技术之外，更抓紧了思想教育。他不用长篇大套的理论给工友上课，而是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掌握原则、政策，用实际行动来说服工友。首先抓紧干部，把干部中的“非主人态度”，以及“不会做主人”的缺点纠正过来。使干部自己认识自己的感情作用、温情主义、农村作风等等对于工作的障碍，改造自己，影响工友，教育工友。
十个手指头不是一般齐，可也差不太多。经过塔拉索夫和干部们的不知疲倦、不知厌烦的加油努力，天长日久，落后的工友思想也搞通了，产品的质量跟着提高了；自然，技术也进步了。可是事情不这么容易，工厂中百十种技术，哪能一下子都能学好用熟，把质量全部提高。过了不久，丝对组的问题又来了。工友们照着日本时代的方法上丝对，塔拉索夫教他们使用新方法。丝对头上既不用镟螺丝纹，上好后又不用锉成月牙形，方法是用一根简单的铁棍，直接把铁板穿上，然后两头用电火一焊。既省工又省料，还更坚固。按照塔拉索夫的话是：“省钱，快，质量好。”
工友们多少年了，用自己的方法焊成过不少好使的活。对于这个新方法——不车，不刨，简单不拉的，表示怀疑。
塔拉索夫明白这种情形，他就亲自动手。他紧张愉快的对着、焊着、切着，一会儿工夫把丝对上好了。然后用这个实在的例子向工友们解释科学原理。工友们听了，看着丝扣和铁板笑了。
“感情这样干不错！”他们从心里说的话。
当塔拉索夫焊电火的时候，那种熟练巧妙的动作，使得老电火工们都入了迷。
“他简直是个电火工出身呢！”
“照这样子，我们这些老电火工都吃不开了！”
关于换铁板，工友们也跟他学了不少窍门。早先工友们就知道剩了六米五后就要换新的。可是他们现在知道，在很多情况下即便还有七米也得换。比如：当铁板现出了浪花形（凹凸不平），膨胀力不均（不经用），或是丝对处消耗成了深坑（不换，便会在这些坑处发生放射状裂纹）。这时候就应当毫不犹疑的换新的，否则只有缩短锅炉的寿命。
说到补修锅炉，塔拉索夫更是拿手。他简直就像洋铁匠拿到了旧水壶似的，一看便知道哪儿该怎么挖，哪儿该怎么补。应当有几道印，几道丝。什么活该用什么工具，该焊还是该割。眼一到嘴也就到了。情况也就确定了。他好像根本就没有说错话的权利似的。当然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苏联把修理规程看得非常重要。他们认为如果能把废物利用，把坏的修好，便可以省下若干人民的钱财，也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若干财富。
今天塔拉索夫用这个方法教育中国工友，帮助中国工厂，给中国人民节省财物，增加中国人民的生产，提高质量，工友们怎么能不衷心感谢这位为我们把家创业的大哥，朋友，也是老师！同时明白了过去日本鬼子为什么那么不怕浪费，东西坏了从来不想修理，就希望换新的。他们明白这就是资本主义对待物资的看法：反正劳动力是劳动人民的，有的是可剥削的。而商品是资本家的，若是大家都修旧的，不买新的，资本家钱还向那儿去赚？资本家更想多卖，多赚钱，多剥削，就不能教人修补旧的，节省物资。美国、日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这样的。而苏联把每一滴劳动者的汗看的非常高贵，每一个钱都是属于人民所有的，整个国家、工厂的政策，都是为人民节省。

他这样布置工作

塔拉索夫工作任务的计划，是以年为单位的。它把一年的任务计划好了以后，再按月分开。当他初步计划作好以后，就自动去找张学诚（副厂长）、安立贵（助理厂长）研究讨论。等他们了解同意了，再由他们去和班组长讨论，由班组长再和工友们研究讨论。经过这样一个行程之后，全厂上下每个人都能知道，本厂全年全盘的任务和计划，每个人很自然的就把他负担起来了。
许多文化水准低的工友，对于这些多种多样的计划书，不能看得很懂，也不能记得许多。塔拉索夫给这些工友又想了一个办法。他把全厂全年和每个月的任务画成表格，把每班、每组、每星期的任务也画成表格，再把每天每个工友的任务也画成表格，然后贴在现场的墙上。每个工友一进厂，抬头一看表，便知道自己今天应该干什么，明天应该干什么。班组长也知道自己该分配督促哪些活，厂长也更容易掌握全盘。对于检查活尤其便利，一对表就知道任务完成了没有，毛病出在什么地方。
这位苏联大哥布置工作的原则，第一是要工作有秩序。他说：有了秩序，就能快，就能完成并超过任务。无政府状态我是绝对不允许的。第二是省钱。其实九九归元，归类扒堆还是一句话：给我们省钱，多生产！
说到省钱，塔拉索夫简直是一个精明严厉的管家婆。谁若浪费一点材料，他就狠狠的给他一顿批评。若是材料不够了，他就到各现场去找去借。铁板没有了，他就跑到利材厂，把一些管子找来割开代用。若是有些材料本厂找不着了，他就到船渠或是别的工厂去借。总之，他不让工友停着工等材料。平常他每逢走到什么地方，就像当妈的给女儿置嫁妆似的，到处留个心眼，总要盘算盘算人家那里有些什么剩余东西可以给自己利用，或是自己还需要添置些什么新的东西。
今年二月间，铁板忽然没能来到，现场没有活干了。张学诚厂长就问他：“我们干什么呀？厂长！”
“干什么？我们是锅炉厂，我们能铆能焊我们能给人家修理货车呀！到货车厂包活去！”他坚定而愉快的向张学诚说：“我们不能闲着！闲着谁给我们开工钱啊？”
工友们都知道塔拉索夫很会算小账。工友们干的活，若是质量有一点不好，出了一点返工、废活，他就恨不得立刻和这些工友大吵一顿。可是话说明白了，火完了，立刻就笑了。立刻就教给你活该怎么干，该注意些什么。凡是他说的，准对！
有一回，他很难过的对刘长焕班长说：“刘！好好的学技术！技术不高，不能领导生产。有不明白的地方，不要怕难为情，赶快问。我教不好你们，我走了都不放心，都惭愧！”
又有一天，他对张学诚厂长说：“一个小孩摔碎了一个饭碗，爸爸过来说他一顿，妈妈过来骂他一顿，这是为什么？“
“为了浪费钱唄！“
张学诚笑了，塔拉索夫也笑了。
“对呀！”塔拉索夫说：“因此当一个厂长，要会算账。不会算账，就管理不好工厂！”

他这样培养干部

张学诚厂长原来也是一把电火工好手，好党员，也是老党员，解放后在本厂青年技术学校任校长。四九年六月九号，比塔拉索夫晚八天到锅炉厂来担任副分厂长。
“我对锅炉是个‘二五眼’。”张学诚对人说：“过去焊电火，虽然对锅炉大体能够明白，可是那些细节目我就抓家伙了。”
塔拉索夫完全明白张学诚这种情况，因此他每走一步，就带张学诚一步；张学诚也每被带一步就向前进一步。没过两三个星期，张学诚对锅炉，对当厂长，都开始摸清了门路。胆子也放大了，智慧也施展开了，效能也提高了。他说他有了靠山。
不管事情大小，塔拉索夫总是先问张学诚：“张！你看这个活该怎么干？”或是“你看这件事该怎么处理？”张学诚说对了，他便不说什么。错了，他就向他解释。矛盾起来，他就和他争论。有时争得很厉害，像是起了冲突。但如果张学诚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意见，塔拉索夫最后总是依照张学成的。每次争吵完了，张学诚就想：他（塔拉索夫）完全把我当主人，当弟兄看待。不然，他是正厂长，又有本事，和我商量什么？我不同意，他只管硬来好了，何必自找麻烦？我们向苏联学习，不仅是在技术上，这种思想原则性是更重要，更要学习的。
对安立贵，对有些班长，也是一样。
“我不能主观啊！”他说：“对技术，对领导原则我知道，但对具体情况我不如你们！”
还有，不管大小事，塔拉索夫都只找张学诚或是安立贵商量。然后由张、安告诉班、组长，班、组长去指挥工友。他从来不直接分配班、组长和工友一件活。
“这是工作制度，”他对张学诚说：“我不能直接分配班、组长工作，更不能直接指挥工友干活，我只可以在技术上尽量帮助他们。不这样，工厂的领导制度、工作秩序就建立不起来！谁也无法负责自己的工作，更说不上完成任务了。张！你要记着，这就是‘一长制’、‘单一制’。工人只管他自己一天应当完成的任务。班、组长应当随时了解全班、组的情况，厂长要掌握整个厂。只有这样，工作才能顺利进行。”
一长制——塔拉索夫开始教张学诚学习一长制的时候，曾给了张学诚一副千斤担子。哪天的任务没完，哪儿的质量不好，班、组长们分配任务乱了营，检查活不仔细，哪个工友犯了劳动纪律（这点是他最注意的），谁浪费了一点材料，现场哪儿脏了，有什么零件挡住了人行道，哪儿没有注意到安全，以及一切当班、看厂的问题，都是他寻找张学诚的项目。
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张学诚整天满耳朵都是那句熟悉的话：“张，这个不好！”“张，那个不行！”而班、组长们也整天满耳朵里只听见张学诚说：“同志！这是怎么搞的?”“活是给咱自己干的呀！同志！”可是渐渐地，渐渐地，张学诚、安立贵和班、组长们都觉出这个一长制的滋味。他们体会到了这个制度能使工作井井有条，各尽职责，进度大、效果高；他们不但不觉得这个制度麻烦、呆板，相反的倒习惯了它。就连工友们也很满意；因为他们随时都知道自己下一件活该干什么，随时都找得到给自己解决问题的人。
在车间里，塔拉索夫除了和张学诚、安立贵直接联系之外，就是和材料员杨承斌有直接联系。可是这个联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都是很不愉快的。塔拉索夫对材料员的职责，和杨承斌自己的认识有个基本上不同的看法。杨承斌认为，材料科是转运站，材料员是转运员。谁随时要什么，材料员就开条子领什么，材料员随时想到缺少些什么东西，就开个条子找厂长签字，用不着什么每月的计划和准备。而塔拉索夫认为，材料科是车间的供给站，材料员要随时保证全车间材料的足够应用。不要说要有每月的计划，每天、每半天都要有很精确的准备。可是杨承斌不是这样，反正我每天按时上班到厂，谁向我要什么，我就开条子找厂长签字。这样他就一天不知道要塔拉索夫签多少字。塔拉索夫为每天给他零零碎碎的签字，就和他争吵。
“材料员应当有自己的工作计划。”塔拉索夫大声的嚷：“一天需要多少材料，应当头一天晚上就计划好，第二天早晨一进厂就准备齐全，一起开条子，一起找我签字。你这样一个个的‘单打’，只有浪费我的时间，对你也没好处，还耽误着活！”
当然他这绝不是简单的“怕麻烦”。因为甚至连夜里十点钟以后，车间里要磅车，或是有什么紧急问题，一个电话，无论十冬腊月，一叫就来。一搞半夜、一个通宵，从来没有一点架子，也一点不怕麻烦。 没过多少时候，杨承斌搞通了，也学会了，塔拉索夫也不和他“红脸”了。两个人见了面，笑嘻嘻的拉手说：“德拉斯基”。
“他的脑瓜比我的好使!”杨承斌说：“我早先整天瞎忙，忙不出个道理来，现在让他这么一拨拉，活也干出来了，也不那么忙了。”
刘长焕、萧德有两个班长，跟塔拉索夫学的也很多。技术上他们学会了数学、力学、画图纸，还搞清了多厚的板子用多大的铆钉，什么样的毛病该怎么样医治……在领导方式上，也间接从张学诚厂长那儿学会了如何掌握工作，如何检查工作，如何纠正工作，如何完成任务。他们说：“苏联厂长说得对！一个人若是专凭一个点的硬干，累死了也干不完；学会了掌握全盘，就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了。”
每当新任务下来，塔拉索夫就主动去找张学诚。总是先问他：“你看怎么样干好？”张学诚把计划告诉他，两个人就合计，意见统一了以后，他就说：“好！就这么办！有什么困难找我！你就想法掌握重点、掌握时间，完成任务、超过任务。你如果说十个人不够，我给你拨二十个人。但是——”塔拉索夫脸色变严肃了。“任务完不了，你要负责！”张学诚答应保证完成任务，他的脸色就又和缓了。“你说吧！你有什么困难？要我给你解决哪些问题？”
最近迎接党生日——“七一竞赛”，塔拉索夫用同样方式与张学诚搞这项工作。他的话句句斩钉断铁，而张学诚也就马不停蹄，死不放松，很可能他们要又一次成为超过任务的模范厂。
在检查活的时候，塔拉索夫随检查随教给张学诚理论和方法，以及应当注意的问题。一年时间，张学诚在中长分厂长中间，已经是“顶呱呱”的一个。谁一跟他谈到塔拉索夫，他的话就说起没完。

他和工友们这样相处

在班上，塔拉索夫不客气。他是厂长，他要过问一切，掌握一切，一切大小事都要通过他。他会跟人板着脸说话，甚至比板脸还厉害。可是下了班，他和工友们是朋友，是弟兄。他们一块儿看电影，一块散步。他到工友们家里去玩，工友们到他家里去玩。东西不吃光，酒不喝完，不放客人走。他在工友们家里吃饺子，也非吃得肚子胀得像鼓不放筷子。过年过节他跟工友们一块成群结伙到各工友家去拜年、拜节。他坐在这些人的家的炕头上，和他们说、笑、吃喝。他说：他感觉得如同在自己的家乡一样。
他爱他们，他说他们聪明，说他们学习得快，说他们的智慧绝不在苏联工人之下。他很可惜老工人们经验多、技术熟，但不能掌握理论。他在这方面，特别的去帮助他们，而且很周到的关心他们。他常对张学诚几个人说：“对老工友应当多帮助，批评时要注意态度，不留心，他们心里会难受。”
除此之外，他还帮助工友们学习政治，遇到报上有什么有关国际问题的内容，他就问他们，教他们，直到了解了为止。
虽然他在班上一般说来很严厉，但这也只限于工友们做错了事，干错了活。否则他还是很和气的。工友们谁找他教什么，他就教什么。谁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只要是属于工作的。谁找他画图纸，他就坐在桌子边闷着头给他们画。谁找他教焊电火，他就跑到车间去教他们。材料员对他说仓库里没有了哪种材料，他就跑到别的各厂去找，去借。谁要求他帮助作个计划，他就帮助他作计划。遇到这些事，他不但不发火，而且是有求必应。教的又准确又精细。
虽然塔拉索夫在中国还有两年的期限，可是工友们已经在喊了：“快学吧！快学吧！不然，他走了把厂子交给了咱们，咱们可怎么办哪？”塔拉索夫也常鼓励工友：“快学吧！快学吧！工厂是你们的！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它。”
塔拉索夫为什么这样积极热情地工作呢？在他的谈话里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常说：“斯大林叫我来，就是叫我教给中国工友技术，帮助中国朋友修理锅炉，教中国工友学习掌握工厂，帮助中国朋友建设工厂的。”塔拉索夫的一切，都使工友们能够体会到社会主义苏联对于新中国人民的伟大友情。

（单行本《苏联分厂长塔拉索夫》发行者 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 一九五○年十一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