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 联 大 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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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娥


她来自“小麦的故乡”

妮娜·波尔达芙蔡娃。是大连中长铁路工厂的女技师，可是从没有谁听见过叫她“波尔达芙蔡娃同志”，大家都叫她“妮娜”。工友们当面叫起妮娜来，像叫自己的亲姐妹；而他们私下说到妮娜时，却叫她“苏联大嫂”。这样好像真就可以把妮娜·波尔达芙蔡娃拉到自己的家庭范围以内来了。可实际上，妮娜还是一位“大姐”，她似乎还没有考虑几时做“大嫂”的问题。
妮娜是俄罗斯人，运输专科学校机械科毕业。一九四八年，她自愿离开她的工作地——乌克兰，这小麦、花和葡萄的故乡——到旅大来，为着帮助中国人民的工业建设。

《大地》欺骗了她

赛珍珠的《大地》曾给了妮娜一个“落后中国”的不妙的印象。应该说明，只限于“外貌”而无关于精神。在精神上苏联人民是最正确认的识中国人民的。
“没来之前，”妮娜说，“我感到有点害怕，不！有点严重。”她校正自己的话。“我想工作一定是很难做的。”
可是她越这样想，就越觉得苏联人民应该多帮助中国人民——帮助正在迅速获得全部解放的伟大兄弟国家走向现代化。
当她一脚踏上了真实的中国大地，虽然这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统治了四十年，才解放了不久的一块地方，她立刻就看了出来，赛珍珠欺骗了她。赛珍珠的《大地》，只可以说是美国赛珍珠那样的人心目中的中国“大地”，它和真实的中国大地没什么关系；也找不出任何赛珍珠所认为的“落后”之点。
妮娜认为，苏联的书籍、电影介绍到中国来的很多，因此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的生活感情比较熟悉；而中国的文艺作品介绍到苏联的很少，所以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生活不太熟悉。虽然这并不足以减低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妮娜知道，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列宁在一九二零年，马克思在一八五七年，对中国革命就表示过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同情。而前两位更给了中国革命以直接的伟大援助。但苏联人民很以对中国情况不能更多了解为遗憾。妮娜就是其中一个。她到中国来，除了帮助建设之外，要实地了解中国，也是重要动机之一。

“这跟我们的国内一样！”

苏维埃的热心肠的女儿——妮娜·波尔达芙蔡娃到了中国以后，没几天，就更进一步的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中国真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传统的国家，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中国人民是勤劳、英勇、坚苦、智慧的人民。妮娜在和中国工人的实际接触中，感觉到中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革命事业和苏维埃人民没有两样。她比没来之前更深的爱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工人。
“我爱工作，我爱工人。在苏联我就是这样。”她说。
这话是实在的。妮娜立刻就把中长铁路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条件的不便，使她有什么情绪波动。
“刚从你们的国家到我们这儿来，你不觉得生活上有什么不便吗？”
“没有，没有！”妮娜肯定的回答，她习惯的把五个经常被机器油弄黑了的手指，在桌上随便的划着。“我们自在这里挣钱很多，从工厂里领一份，国内又津贴一份。吃的、用的、穿的，大部分由国内运来配给，很舒服。”她又笑了，她是个爽快的人。
“真的，我们很好！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舒适。”坐在桌前的年轻漂亮的女翻译基娜热情的补充着。
“文化娱乐少，语言不通，报告你们又听不懂，没什么好的公园和博物馆、文化宫……总会觉得寂寞吧？”
“这，那总会有一点。”妮娜是个诚实人，说了这句话，两颊微微生起红润，不由得低了低眼皮，望望旁边桌前的基娜，似乎怕这句话损伤了我的自尊心。“可是这不算什么。”紧接着她说，“工友们对我很好，我们连手带脚，很多话都能说。我也常常到街上去溜达，我看见人们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义务修建劳动公园，这和我们的共产主义义务星期六一样；我还看见了五一节的游行，所有这些我真高兴，我是那样兴奋，我不觉得我是在外国。”妮娜活泼起来，不住的笑着，两条弯弯的黑眉，跟着眼睛一上一下。
“妮娜是个坦白的人，我喜欢她。”我对自己说。

做“清结员”的妮娜

妮娜来到中长铁路工厂的第二天，厂长把她引进了机器厂分厂，正确一点说：引进了“机器堆栈”。 车床的周围和通道上，堆满了“机器”，要的、不要的、好的、坏的，用得着的、用不着的，一视同仁，都平等的摆列在那儿；秽土和废物，到处成堆成片。厂长对妮娜说：“这，前几天已经装走了四卡车！”此外墙上和玻璃上的灰土也够瞧的。电灯光也不够，人们从这个车床到那个车床，不是“跳跃前进”，就是“迂回搜索”，不然就会受到“铁堆”阻扰，在晚上常会被碰伤。
虽说旅大解放已经三年，可是工厂只是今年才算正式开工。
“当时我看过车间情况之后，”妮娜说，“我觉得我的第一个任务，不是作技师，而是应当作‘清洁员’”。旁边的基娜笑了起来，笑的那样谦逊温和。“不仅仅我，”妮娜也天真的笑了，“所有我们的（指苏联的）工程师和技师，都觉得自己应该先做清洁员。”妮娜稍有些不自然，也许觉得这句话又说得不恰当。这使我感到苏联人民对我们的友谊，是这样的细腻温暖。“在我们的国家里，哪一个车间不注意清洁，就一定会影响那个车间的工作情绪，影响产品的质量。”
听了妮娜的话，我记起来了。有一次，我们跟总厂长希德洛夫巡视工厂的时候，他说过：苏联的车间，如果在地上发现一个螺丝帽，或者是一片什么小碎铁，这个车间主任就要受到严厉批评。苏联的工厂对清洁问题，看得非常严重。
妮娜清洁员的工作做得不错。这个个子不高，身材微胖，黑眉大眼，健康愉快的女同志，干起活来真是泼辣。她一面指挥着吊车向外吊不用的东西，一面叫工友擦窗子扫墙壁，一面和工友们一起，把乱东西一车车向外推。她不住的说着、笑着、指画着，大胆的运用她那几句仅有的中国话，人马虽少，却打了不少胜仗；就是有的时候，她的命令和她的指挥恰好冲突，指挥的动作是叫工友们“来”，而命令下的却是叫人家“去”。
不管指挥员的语言工具如何不够使用，而她的心、她的热情和她的意志，补充了她语言的不足，清洁工作的成绩终于是顶呱呱的，没过多少天车间的面貌改观。虽说还赶不上苏联车间似的那么整洁有序，但大体上已经不错，至少晚上不会再遇到机器的“阻击”了。
接着妮娜又领导工友们清理工具。首先她向他们进行了思想教育；她说，在苏联有一句话：“看了那个工人用的工具，就可以知道那个工人工作”。这跟中国的那句话差不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友们在清洁工作中对妮娜已经有了信任，所以这一次一说就行了。

“叫一个妇女来领导我们，能学得出什么来”

妮娜正式开始了技师工作，她给工友们规定了以下的责任制：
一、 把人和床子固定下来，不准互相乱用。每人要对床子负完全的清洁和保护责任。
二、 把每人随手用的小工具也固定下来。务必使每个人有合式的、够用的小工具，并对工具负完全的责任。
三、 把工具放置在一定的顺手的地方，用的时候，伸手就拿，既便利又省时间。严禁过去把工具放在床子上或地上的旧习惯。
四、 时常检查工具，及时修理并报销调换。
这件事做完之后，她就教工人学习技术。看图纸、画图纸、计算齿轮、数学，一步一步都教给工友。在以前这些技术和理论，只有极少数班组长多少明白一点，一般工友不会。而妮娜的意思，是要每个人都会。
妮娜用母亲和姐姐的心肠教导他们，工友们有的三五回不懂，不好意思再问，就不学了。妮娜找到他们，对他们说：“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我不怕麻烦。人要怕麻烦就什么任务也完不成。这些技术和理论，是做一个技术工人起码应有的条件。你们不会这个，就没法掌握工作，可是新中国的工业建设需要你们，你们有义务学会这些。”
这时候工友们在思想上还有包袱，虽然知道妮娜的这几句话是好话，但自己总不能把劲儿都使出来。虽说清洁工作中他们相信了妮娜，可是他们觉得清洁工作不是技术工作；妇女领导清洁工作能行，领导技术工作不行。
“叫一个妇女来领导我们，能学得出什么来！”这是工友对妮娜的第一个结论，不论事实上他们已经跟妮娜学到了多少。
当着妮娜的面，他们对她很客气，听从、有礼貌，工友们彼此谈起话来，也一致认为“苏联大嫂”不错。他们说她：“为人和气，不摆架子，不怕麻烦，很想多教，很想工人努力多学……”这是工友们对妮娜的第二个结论。
但第三个结论，归根结蒂又回到第一个上头去:：“跟一个穿裙子的人，学习重工业技术，心里总有些别扭！”这个结论，工友们没用嘴说，而是在眉眼闪动间通过的决议。可是你要问他们，是这个“穿裙子”的本事教不了他们呢？还是怎么的？谁也说不上来，反正是“别扭”罢了。
妮娜对这种心情很了解，可是她仍旧不住的说，愉快的作，抓紧工友，叫他们学习。她说：“工人阶级是最敢于面对现实的人，只要把事实摆在他们面前，他们绝无二话。只要我把床子教他们修理好了，把新机器作出来，他们自然会相信我。”
真的，没过多少天，工友们对妮娜，把“客气”变成了亲热。把“听从”变成钦佩。首先是青年工友把她当成了不可缺少的老师，自动的找她去学。遇到困难愿和她一块儿解决，有了成绩愿和她一块儿高兴。

“大嫂”是这样教徒弟的

青年工友林维庆是妮娜得意徒弟之一。他原是个普通工人，因为工作积极，上级提升他作组长，可是技术不行，常常被工友问短了。每遇到这种情形，她就赶快去找“苏联大嫂”，而每次他都得到圆满的答复。有一次三吨稳车的拉杆坏了，需要作新的。旧图纸上只有划眼的地位，没有尺码。工友问林维庆怎么做，他答不上来，就去问老师，妮娜教给他要用乘法算，果然一钻正对。
由于这个，他学会了许多其它类似算法。几个月工夫，他的数学已经勉强够用了，并且还学了看三面图纸和透视等等，对自己的职务完全能够愉快胜任了。可是妮娜并不放松他，有上三五天他不去找她，她就找了他去。
“没什么困难吗？有，只管来找我”
林维庆人聪明，工作也积极，但火气未免旺盛，工友一有什么工作不懂了，或是做的不对了，他一急就发脾气。妮娜对他说：“你是领导工作的人，不能耍态度，对工友只可说服教育。”林维庆听了妮娜的话，果然慢慢的改好了。
机器厂，妮娜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一天比一天的多了。工友们的学习热潮也被她掀了起来。有一天铣床工张云凤要换新牙轮，没有图纸，计算十二毛牙轮不是件容易活。厂长、班组长一齐皱着眉头帮助张云凤计算，可是算来算去，两道眉紧成了一道，仍旧没算出来，但这种精神却是受着妮娜的影响。后来找了妮娜一计算，问题立刻就解决了。
“你怎么能懂得这么多？”老工友瞪着眼问妮娜。意思里带着：你一个妇女怎么能懂得这么多！ “在我们苏联，像我这样的女技师多得很。女厂长、女班组长，有的是。”
“嗯，不能吧！”老工友说。
“只有你一个吧？”另一个老工友也不信。
妮娜走开以后，两个老工友继续谈。
“苏联大嫂的话是真的吗？苏联像她这样的妇女真是很多吗？”
那个工友忽然想起了苏联的电影和画报，跳起来说：
“你没见苏联影片上、画报上，女技师女工程师有的是吗？“
“党、行政、工会叫我们向老大哥学习，这话有道理！”老工友笑了。
“而我们机器厂却是跟‘老大姐’学习的呢！”另一个也笑了。
“人家只有二十来岁，只能叫大姐，可不能加个‘老’字呀！”
妮娜最不喜欢听工友那几个字：“不大离”、“差不多”、“也许行”，还有就是“没办法”、“等明天吧”。她要求工友们只说“行”或是“不行”；并且告诉他们：有困难找我，不要说“没办法”、“等明天吧”。
现在机器厂的初步学习，如画图纸、画线、计算齿轮，三四个齿轮同时车，必要时镗床做刨床活等等，在技术工人中，基本上已解决。目下他们学习的，是更进一步的提高质量。过去车一回的，现在车两回；过去要求十道的，现在要求三道，甚至一道。过去的普遍现象，是工人的工作热情远高过技术；现在这两方面一天天在接近。妮娜对于任何技术，比如盘车，必定要使每一个工人都会，不只限于班组长。她说，在苏联，工会和工友往往借吃饭的时间把自己的经验、创造教给别的工人。

妮娜帮助工友提合理化建议

妮娜把技术教到了相当的程度以后，就帮助工友们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和创造新纪录运动。
首先她向刘金茂厂长提出了“包活”的办法。刘厂长回答她，这个办法他们早就有了。妮娜深入了解之后，明白刘厂长说的是旧的包活制，自己管自己，以个人为单位；而妮娜所提的是集体包活制，是以组为单位。她详细向刘厂长解释这个制度，包括办法和思想。刘茂金一听很高兴，他说：“好！有你们的经验，我们的劳力，我们踩着你们的脚印走，可以缩短我们许多摸索路程。”
妮娜教给了工友许多合理化建议并帮助他们实现，替他们画图纸，又帮他们创造新纪录。当工友们获得表扬又得到奖金之后，妮娜笑得哈哈的。
在这些过程中，妮娜不但用口头鼓励，而且给他们想出各种各样的鼓励办法：筹备竞赛，鼓励他们夺红旗，设立表扬板、批评栏，介绍苏联的经验，讲故事，举例子……务必使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兴趣。
果然，工友们干起活来，只觉得时间短，汗都顾不得擦了。

“苏联大嫂调走了”

妮娜和机器厂的中苏干部一齐喝过了庆祝斯大林诞辰的酒以后，没两三个月，她调到了机械科去工作。
工友们对她在车间工作的最后一次记忆，是她和搬运工友高喜鸣一块儿到翻砂厂推三吨稳车气缸盖的事。
这是个紧急任务。翻砂厂把气缸盖翻好了，没有人送来，妮娜为着赶任务，便和高喜鸣一同到翻砂厂去拿。他和她一个人搬一个气缸盖，一会儿就把十几个圆家伙满满的装了一手车，推着就回来了。
“我一个人行，妮娜。”妮娜推车的时候，高喜鸣向她说。他心里想，人家又是技师，又是妇女，怎么好要人家推车？
“好，不要紧！两个人快快的！等，等，等，不好！快干活的好！”妮娜边推边愉快的说。
好几天了，机器厂里不见了妮娜。
“苏联大嫂怎么没来呀？”
“说的是呢！”
最后有人知道，“苏联大嫂调走了！”调到机械科去工作，负责全工厂的机器设备和修理。
妮娜调了工作，机器厂工友很感到寂寞。有一天忽然妮娜又来了，大家好喜欢，以为她又回机器厂来干活。可是，不是！她是来找工友，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她帮助解决；并且来告诉他们，谁有困难，谁要学什么，随时到机械科去找她。
妮娜在工友们的感谢、失望中又走了。以后她过不了几天就到机器厂去一次，看看工友们有什么事要找她不？
在机器厂里，工友们一想到“苏联大嫂”——妮娜——就涌起一阵阵的兴奋、感谢和温暖。

（收入安娥报告文学集《苏联大嫂》，劳动出版社，1951年1月，4月。根据作者在书页上所作修改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