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到四川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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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到四川去了

安 娥

当人们每一次走过汉口一元路“战时儿童保育院”的院址时，远远就听到一片天真的歌声。窗口铁栅上布满了纯洁的小眼睛们，东张西望，有趣的注视着每一件路上静止的或移动的事物。但最近两星期来，歌声忽然疏落了，窗口纯洁的小眼睛也忽然减少了。原来这些时候来，陆续已有五百儿童送到重庆第一保育院去了。

重庆，这个人人希望中的逃难的安全地，在需要逃的人们，听到这个名字，该是如何欢迎啊！但我们天真勇敢的幼年主人，当他们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他们对老师们的回答是：

“老师！我们什么地方也不去呀。我们只要在这里。就是死，我们也死在这个地方。日本来了，我们把他打出去。”

“打日本人去！”几十个小孩喊起来。

“老师，要去你同我们一块去。不然，你硬把我们弄去了，我们就半路里跳下船逃回来。” 老师们好容易一半解释一半哄诱着，才把这第一批一百小孩们说服了。他们说：

“好！老师！我们听你的话。愿意去。”但到快要上船了，忽然又一呼百应说道：

“老师，我们哪里也不要去。我们就要在这里。我们怕你把我们送到重庆，就不管我们了。”

又是一番唇舌，又是一呼百应的说：

“老师，我们愿意去！走吧，上车去吧！”

但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每次当他们走之前，他们要吃一餐好的，要写信通知家人；有汽车坐，有旗子打，唱着歌欢送，他们才肯走。

现在是送走五批了，孩子们要求又变了，他们说：

“老师，走了五批了，怎么还轮不到我？我比谁还先来的呀。怎么他去了，还不给我去？”

现在，院内还有三四百孩子。但每天都从前方各处送若干孩子来。每个人经过一番剃头、洗澡、换衣服、检验身体、诊治、种痘、防疫的手续之后，验过没有病的，每星期有二百名送到后方去。

院内小孩十四五岁的最多，最大不过十六岁。女孩要占百分之一至二的样子，大概是中国重男轻女的结果，溺女、弃女、卖女，减少了女孩的数量。分子有读书、小贩、种田、学徒、讨饭、拾荒、在家过苦生活、做工、拾粪、当勤务兵、号兵种种。在这两个月中间，一共保育了一千余人（别的省份不算）。但使人最难过的是，病孩时常要求水果吃，被经费限制着，却只能给他们买一些田荠之类的最廉价的东西，来代替富孩子们的橘子和香蕉。

另有一个神经病小孩，赵福来，十四岁了。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对先生们说：

“我是河北人，逃到上海，遇到敌机的轰炸，爸爸妈妈都被炸死了。有人给我钱，由香港、广州逃到这里来，但我总忘不了爸爸妈妈被炸死的惨状！唉！先生，我怎么也忘不了呀！我早先是没有神经病的。”

亲爱的同胞们，这是谁害的！在可耻的敌人的狂炸下，正不知有多少天真聪明的小孩都成了赵福来！

现在内院还有七八个婴儿。每个保姆管理着二名。我去的时候，一个最小的女孩刚吃饱了饭，笑嘻嘻的坐在床上（不会走），随便怎样逗，她总是笑的，不由得把她抱起来，但另一个哭着，要求：“抱！抱！”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他抱住我的头，像对母亲似的亲热，这反而使我难过了.

记得两个月之前小孩们才来的时候，他们第一感兴趣的事情是“吃”。为着吃，他们打过厨子，打过先生，打过玻璃，互相打破过头。而且每次新来的小孩，食量往往大得吓人。旧孩子每看见新孩子这样吃，常常劝他们说：“不要吃这样多。吃多了不卫生，要生病的。不要怕，每天都有饭吃的。”

是的，这些孩子，大多数早先都是吃了早餐没有下餐的饿慌了的孩子。才来的时候，很多孩子吃了五六碗干饭之后，还藏两三个馒头在衣服里，得意的说：

“好！下顿也有得吃了！”

但是，他们现在把“吃”看作不是重要的事情了。而最重要的是纸和笔，因此院内纸笔的费用，每个孩子每月增加到了一毛钱。他们常常拿着他们画的什么都不像的东西，得意的给先生看，并且解释着说：

“这是蚂蚱（蝗虫），这是狗，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树。”但先生们看了实在莫名其妙，画的是什么东西呀？但只好鼓励他们说：“好，好，画得好，多画些吧”。孩子们高兴的跳着去了。现在院内打架、受处罚的统计表，每星期都在低落。这可以证明，人是先要吃饱了然后才能接受教育的。教育国民，先要给他吃饱。空着肚子讲仁义，如子路之贤，犹有所难焉！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我们的领土内疯狂的轰炸，我们绝无抵抗力的幼年主人每天遭受着炮火的损害。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元气，为了培养第二代主人的智慧与健康，我们不仅要从敌人的炮火中救出我们天真纯洁的孩子，并且要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去保养与教育，来答复敌人无耻的屠杀与毒害。

(载《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八期，第 91页；汉口，1938年6月11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