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奇迹”所迷

---

作者：安娥


在陶行知先生逝世的那年，他嘱我写一个《武训传》的歌剧。并给了我一本武训画刊和他写的一篇文章。

我把画刊和文章读了许多遍，我简直被它的“奇迹”所迷！我是那样热情地完成了陶先生给我的任务，并且深为没有来得及抄好最后一幕，把它交给陶先生为憾。后来我把它交给育才学校，学校找同学去配谱，很久，同学没把它谱出来，我很生气，怪同学们不完成陶校长的遗志，不重视武训的事业。

当我写《武训传》的时候，我被“奇迹”迷得无知到根本没有去研究它的时代背景，根本忘了当时与武训行为完全相反的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这不是疏忽，这是不可置辩的思想错误！

当我读到画传中武训的磕头下跪种种丑行，我红了脸，不止一次地红过脸。后来我合起书来，厌恶它，不想再看它。我把武训当作自己的阶级朋友，替他难过，替他红脸，最后感到的一点厌恶，也只是惋惜他的丑行，觉得他丢了人，丢了像我这样人的人，而不是厌恶他的本身。我不卑视他的人格，不憎恨他的“事业”，不反对他的思想，不认识他是统治阶级的拥护者，当然也就无所谓批判了。

可是我当时是给我的错误找到了出路的。我认为：是我自己“小资产”，是我自己假清高，是我自己不肯把身份降下去，是我自己不能经得住这种“磨练”，因此觉得：“我不行！武训才是行的！”

在我动笔写到武训那些丑行和他的宿命论种种时，我难受，可是我认为我的责任应该写，而且真心真意地，意图反映得尽可能地多，尽可能地好。我做，我热情地做了！我给武训尽我的力量把群众当粉给他擦，而且自我催眠，认为武训当时不可能不接近群众。于是对于他的宿命论，不抵抗主义我都原谅了他，并且给予极大的同情。尤其武训对于“举人老爷”的长跪三昼夜使我感动。我认为武训只有找到这样的“开明绅士”、“知识分子”才能办学校。武训既然没有找错人，罪过就只是“举人”的一面的了。我恨那个“举人”不够“开明”，开明不到认识武训的“伟大”，开明不到与无产阶级结合。而且武训既是为办“义学”常年行乞，“开明”如“举人”没有早就帮助他，真是遗憾。在这里我被迷得完全失掉阶级立场，失掉批判能力，连起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懂！

至于武训对办义学的态度，第一，我认为像武训这样一个受过深重压迫的人，而叫学生无条件地读“圣贤之道”，将来仍为压迫他的阶级服务，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一定是资料不够，没有重视这方面的报导所致。一定是写武训传的“绅士”、“先生”们的阶级立场、他们的反动思想，湮没了武训办义学的“宗旨”和“功绩”（这个思想我一直继续对武训电影展开批评的时候。）我不相信武训的义学会不产生革命学生，在我的想象中，武训的学生自然不能像育才的学生，因为武训的时代不是陶行知的时代，不能以对陶行知先生、对育才的要求要求武训和他的义学。第二，我以为武训只是一个简单的贫苦农民，乞丐，能够行乞办义学已经很可学习了，他是不可能懂得许多革命道理的。这些在我写剧本的时候，都替武训作过不平的哀鸣。

当时在书本上我当然已经读到了“向农民学习”的句子，而且还用这些句子给自己贴过金，吹过牛，教训过别人。这不仅说明了我看不起太平天国时代的农民，应该说也看不起当时解放区的农民！

看！我是多么“善良”，多么有“义气”的呀！我为统治阶级的忠实有力的拥护者、彻头彻尾的封建主义者，为了他的丑脸，费劲的给他擦了多厚的粉！并且替他鸣不平！我被“雇农”、“穷人”、“乞丐”几个字冲昏了阶级意识！这不是“红脸”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应当自我检讨得满身流汗。

在这个问题上，充分表现了我的温情主义，个人优越感，不认识群众，阶级立场不稳，政治水平低，空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而不能运用的种种缺点和错误。而且我想，我一向越是下意识地想隐瞒我的缺点和错误，它必定越暴露得清楚。无疑地，它阻止了我的进步，减低了我为人民服务的应有努力。

经过《武训传》的讨论，我才恍然大悟，认识到武训实质上是一个可耻的妥协投降的标本！以一个被压迫被折磨的穷苦农民，而向地主，向统治者用如此丑恶的方法投降，在武训之前无古人，武训之后无来者！他当时对人民是无益而有害的。将来对人民还是无益而有害的。不过话说回来，我是被他害过了一次，但是我现在觉悟了。物极必反；武训把投降主义如此集中了起来，因此对他的批判也就成了最有力的反投降主义的教育。这或者是武训和对武训的歌颂的唯一的利益吧！

（载于《人民日报》1951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