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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救孩子去



作者:安娥


按:1938年8月4日,由于武汉形势日趋紧张,保育总会为协助政府疏散武汉人口,决定发起抢救武汉儿童运动,孟庆树女士提出为抢救一千名武汉儿童而奋斗。同时她和安娥、李昆源、杜则吾等带领汉口临院十名儿童上街宣传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宗旨和保育儿童的措施。8月8日,在宣传队的号召下,武汉慈善团体及儿童救济团体迅速投入抢救民族第二代主人的工作。几天中即在武汉地区收容儿童一千一百名,他们多是工人农民出征军人子女和流浪儿。(见陆志轩整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主要工作年表》,载《摇篮》1998年第一期)

好像是七月的初旬吧?保育会配合政府疏散人口保卫武汉的计划,发起组织“抢救武汉儿童”宣传队。参加的基本人员,为汉口女青年会救护训练班的学生,及新运总会妇指委会的干训班也于假期参加。经常工作人数约四五十名,定期一星期。分两大队由孟庆树女士①及笔者领队,曹孟君女士协助,会同保育院教员及儿童共同出发至武阳汉三镇各市区、贫民区、难民区工作。工作开始后三天,全武汉儿童团体要求全数儿童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说:“先生们!允许我们去抢救我们的小朋友吧!”

啊!那几天的骄阳实在有点逼人!不到三天,我们百十条臂膊,都晒成了煎牛排!既红且烫。不过因为工作的安慰使我们忘记疲劳。因为工作的困难,使我们更加努力。因为任务的繁重,使我们时刻警惕。武汉如有一个孩子受到战火的迫害,都是我们工作的缺憾!但我们同时都知道:“武汉岂仅有一千一万孩子将遭受战火的摧残啊!”

第一天的路线,是沿江汉关达汉正街诸难民所。起先沿江边做宣传。看见沿码头一带的树底下、马路边、趸船上,挤满了各种各式的难民孩子,七横八竖的躺在地上喂苍蝇。女孩子们见人经过时,把头藏到胳膊底下。男孩子瞪着好奇的眼光,向我们仰望着。病孩们无力的向我们望一眼,就又把眼神投到远方去。跑来跑去无数的流浪儿,每个人挂着一副污浊的嘴脸!八九岁的孩子卖开水,卖梨膏糖。十二三岁的孩子做挑夫,负重压得直不起腰来!十五六岁的孩子做车夫,身上只剩了几根骨头!十四五的女孩子讨小钱,被路人投以馋涎的目光!日本帝国主义直把我们的孩子们逼进了地狱!所有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今天任务的繁重!

“同胞们!我们是儿童保育会宣传队,是蒋夫人领导的,小孩送到我们那里去,我们管吃、管穿,还送到敌人打不到的地方去教他们读书……现在敌人常常轰炸武汉……敌人在上海、南京、徐州、安庆,把中国的孩子抢去,逼他们做小汉奸,还用机关枪扫射;抽他们的血输给日本伤兵,伤兵好了又来打中国人,我们的孩子可死了!我们要保卫我们的孩子!不能让敌人把他们抢去、杀死……”

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位十来岁的讨饭女孩,瞪着两只希望的小眼睛望着我们。

“你有家吗?”我们问。

“没!”

“你有爸爸妈妈吗?”

“没!”

“你从哪里来的?”

“河南!”

“从河南一个人来的吗?”

“是!”

“你跟我们去好吗?我们给你吃饭,给你……”

“好!”

“给新来的小朋友唱歌!”

保育院的孩子们高兴的唱着欢迎新来的小朋友的歌。歌声起来,人们愈集愈多。许多小朋友自动要跟我们来,但家里大人常常不肯。固然,骨肉天性,绝不是我们这几句话所可解除的。虽则他们明明知道,炸弹飞来将同归于尽的。因此我们感觉到宣传工作之不够!在这里我们共收到十几个流浪儿。先派人把他们送回院去。

我们的队伍向前走走到汉正街难民收容所里去。这里我们的工作相当失败,没有收到几个儿童。原因是:

一、 难民已疏散,留者无多。

二、 “要死一家人死在一块得了!”不愿分离。

三、 “好容易把孩子带出来,还要去送人?”

四、 他们受过了痛苦的生活以后,不相信有人会为他们白白招扶孩子。

五、 我们也不勉强收容他们的孩子,只请他们到保育院去看看。

我们的队伍向前走,看见人多的地方就唱歌,人们集的更多了就演讲,看见哪一个喜欢听就拉住他讲,并且要求他立刻再讲给别人听。(因为他们是本地人,说话好些)。我们得到不少弟弟妹妹们的笑脸,我们也得到不少妈妈伯伯们的眼泪。唱歌呀,演讲呀,个别谈话呀,每个人的心都在震荡着。汗水和血液一样加速度的在流。几个新收来的流浪儿杂在我们的队伍中,保育院的孩子们和宣传员每个人牵住一个。他们身上的污泥,一碰就是一团,有时他们举起手揩鼻涕,再一牵上去就是滑腻腻的胶在手上,但是他们是我们中国的孩子,我们爱他,我们帮助他,他将来为新中国的建设是两只有力的手。现在做抗战工作是有力的一员。肮脏与干净,并不影响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幼年主人!

我们的队伍向前走,渴了我们随便是西瓜、酸梅汤、开水,都很珍贵的喝下去。传染病?那是以后的事,现在只管抢救儿童。当我们走过一个兵营时,我们在他门口先贴了两张标语,就同士兵们谈起来。忽然有一位年轻的士兵跺着脚向我们埋怨的说道:

“你们为什么不早说?早说了我的太太和两个孩子也不至于掉到河里去了!”

“那是又一回事呀。那是什么时候?这是什么时候啊?”旁边的一个士兵,一面安慰着他的同伴,一面安慰着我们说。

先头那个士兵眼圈一红,低着头背过脸去。无疑的,他是哭了。但你能说男子的眼泪是懦弱的吗?儿女情长是没有骨气吗?不,绝对不!他们都是争取民族解放的英勇战士,“死”,这个字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今天这几点英雄泪啊,正是反映着日本军阀灭绝人道的残暴!但是,我们——儿童保育工作者,当着这种情景,该是如何的感觉啊!

“同志,这都是我们后方民众工作做得不好,同志才受到这样的灾害。过去的,我们已经没有法子了。现在蒋夫人领导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对于抗战将士的子弟,格外优待。同时蒋夫人对于抗战将士们家属的安全非常注意。我们希望后方民众,努力工作,务必达到她的愿望,减少同志们的痛苦……”

我们狼狈而腼腆的这样说了。大家默默的互相看了一眼,抱着满怀的痛苦和惭愧向前走去。蓦然我们又振奋起来,我说:“不要紧,姐妹们!干吧!只要种子撒下去,总会长出苗来的!”于是我们又振作起来了。累也不觉得,饿也不觉得了。虽然是夕阳已将落了,我们的工作兴趣仍浓。给孩子们买了些饼吃,我们队伍仍旧向前走去。现在我们的阵容,比来的时候更活泼起来。难童们很快的和保育院的儿童打成一片,他们唱歌,他们谈话,谈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已经彼此熟悉了姓名和年龄,他们手携着手,肩并着肩。也许这给路人看起来,这种外表不同的儿童们在一块儿走着,是一种不配合,但这关孩子们什么事?他们已把心结在一个目的努力,根本没注意到谁是赤脚的,谁是穿鞋的。

天气相当晚了,孩子们太累了,我们队伍向回走去。在路上看见一位提着篮子买香烟的老太太,像有话说似的望着我们,旁边站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手里拿着给客人点纸烟的香头。我们便对她说明我们的工作,并且问她可愿意把小弟弟交给我们带走?她说:

“我知道你们,我的两个大儿子在开封都交给你们了。这一个(指小孩)是我留着说话的。我逃到这里,还去保育院里看过他哥哥们两次呢。”

“你看过他们,他们在我们那里都好吗?”

“好!好!比跟着我好!比跟着我有出息!”

“那么你愿意把他也给我们带去吗?”我们指着她的小儿子问。

老太太还正犹疑的时候,小孩子已爽利的把手里的香头交给了母亲。动作中充分表现了他对旧生活的厌倦与憎恶,对新生活的迫切要求。但母亲因突然的事件发生使她感到惊恐,颤抖的枯手使香头又落在地上。我们赶忙拾起来递到她手里。她神志恍惚的说:

“你们带去吧!(指着儿子)跟着你们好!我知道!我知道!” 母亲的声音是那么辛酸!她强制着亮晶晶的泪水不使流下来。孩子从母亲的肩头下向我们走过来。唉! “老妈妈安心好了。我们一定像自己的弟弟一样待他。等我们打胜仗以后,他仍回到你身边的!那时候,他一定比现在高了、壮了,还会念书了呢!老妈妈。”

是的,我们怎么可以不把他看成自己的弟弟呢?你看他妈妈那种痛苦的样子,不正和我们离开母亲那天的情景一样吗?老妈妈脸上的皱纹,不是同我们妈妈脸上的皱纹一样的深刻吗?老妈妈眼里的泪水,不是和我们妈妈眼里的泪水一样辛酸吗?

我们的队伍出发了一个星期。到处是流浪者的饥饿!到处是骨肉离别的痛苦!到处是日本军阀残暴的恶迹!到处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吼声!要想迁移武汉的儿童,是还需要绝大的宣传与努力的。血的教训使我们绝不能再让敌人摧毁我们的孩子,供他们屠杀、抢掠、抽血!同时在普遍的小学校数量减少和不能经常正式上课的现状下,我们如不早日培养第二代人的文化教育,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将陷于莫大的困难!这个损失绝不是短时间可以补救的。愿全国同胞,共同担负这抢救保育战时儿童的任务,培养保护我们民族的幼芽,新中国的建设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当时中共长江局妇委负责人。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

(原载1938年12月30日出版的《战时儿童保育》宣传小册子)。


忆轰炸中的抢救

安 娥

保育会在抗战中,对于被难儿童,尽了不少保育的责任,虽说未能把每一个被保育的儿童都作到理想,虽说工作中也未尝不无遗憾,但它的功能效果是不可抹杀的。目下各地各种职业部门,工厂学校,都不鲜由保育会出去的儿童。回想他们两筒鼻涕一身虱子进来的时候,不能不说是一种安慰。

保育会让我写篇当日轰炸中抢救儿童情况的报导,在今日,面对尚未完全结束的保育工作,对于当日的抢救,已不十分感到兴趣。不过当日保育会诸同仁及参加抢救工作的诸工作队的青年同志们的热情与勇敢,却使人不能忘记,真可以说是妇女工作史上的光荣。

武汉紧急时,这些从事抢救的妇女工作者们,在暑气逼人、交通困难及轰炸的威胁下,不避艰苦到开封、襄樊、凤阳、徐州等处抢救难童。那种勇敢的行动热情不能不使人敬佩。自儿童们集中的一天到回汉口,她们无刻不和肮脏、奇臭、虱子、脓疮、嘈杂、大便、小便同在。“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这句话是抢救儿童工作者最当之无愧的。

在武汉三镇被轰炸及最紧张的撤退时期,保育会不因环境的困难,发动了几次抢救工作,那种场面也是感人不过的。队伍的出发便等于和死亡赌博。当日武汉防空设备等于没有,武昌只有一条蛇山,现在想来已是极可笑的防空设备。汉口也同样的可怜,虽说租界安全,但抢救地区并不在租界内。汉阳完全无法躲避,真所谓“听天由命”了。至于炎热、口渴、出汗,那更不必说,但工作同志们不管这一切,抢救队伍并没有被它阻止,她们一次又一次的英勇出发。保育会撤退到长沙,上述的危险困难依然存在,而且又加上人生地不熟,但她们依旧没有放弃这个工作,并且收到效果。

儿童抢救到院之后,工作又是一个开始,迁送转移,仍然是极艰难而紧迫的。因为战事发展的速不可及,儿童们不得安息,才预定好的路线与院内设备,立即被不可预期的战局所取消。于是再转移,再准备。而没钱,没交通工具,没吃的,没住的,疾病,死亡,治安,轰炸,天气转变无鞋衣,无被,无袜,受白眼,流言,恐怖,没一件是容易对付的。一位或两三位妇女带领一百到五百的陌生儿童,谁也不能说是件好受的事。还有些院,才把院址定了,规模也草创了,因为各种原因要立即迁院,于是又是上述的苦难,又是上述的周折。护送人员的精力消耗,衣物损失,都不可想象。而保育会并没有这项补助,完全靠工作同志对保育工作的认识而打破困难。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们终于都把它解决了。所以我们说,不管保育工作中有无缺憾,“艰难”二字是随时随地纠缠它的。

现在这些问题虽说都过去了,保育问题可还没有完全过去,如何检讨过去工作上的得失,如何继承过去的光荣,如何对尚被保育的儿童作更大的努力,收更大的成效,是保育会目下最迫切的事务。如果我们要使现在的被保育者们对国家对民族有更大的贡献,我们便不能把保育工作当作尾声,应该从更积极处着眼、入手,不但要把保育会的工作使之更完善,还要把工作的经验与意义推广到今日以后的儿童教育上,配合民主时代的需要,使其发扬光大,这样才能使战时的保育工作不是昙花一现,使她的生命与光荣延续到万年,工作者的艰苦也不至于白费。

(原载1946.3.10 重庆《大公报· 战时儿童保育会八周年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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