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娥




           
   在艺术队伍里，木刻者的年纪真是最轻了。他们都天真、纯朴，像一群孩子。这特点就
在他们的展览会中都可以看出来。他们在极端贫困的生活下，大胆地细心地在那儿摸索，在
那儿冲击，也在这勇敢的摸索和冲击中建立了优秀成就和独创的作风。

   力群，王琦，朱钢鸣，李桦，马达，张漾兮，陈烟桥诸位，有他们多年的绘画经验，他
们的构图、轮廓、线条都已经甚为坚实。力群的《落日教堂》虽则写的是西洋建筑，但他却
很“中国风”地把它表现出来，我们一看便知是中国人刻的。我觉得这并不矛盾，中国人自
有中国人的生活习惯、意识感情。艺术的表现自然也可以有中国人独自的风格。

   比较青年的一辈中，也都有他们的特点。丁正献因为在四川住久了，他一贯地能够抓住
“四川”的地方色，使人一看就知道他刻的是“四川”，而不会想到是别的地方。他的人物
多半是年轻的，他也最能表现年轻人。他本身也充满着青年人的气质，勇敢而热情。虽然他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并不影响他的一颗“青年的心”，我觉得这是今日文化运动的一
个可贵的因素。

   刃锋的爱木刻，由他的名字中，由他的大胆表现“刀味”中，非常明显地告诉了我们。
虽然有些地方为着要表现“刀味”，不免反使得所写的人物有杂乱之感，但他对于木刻的热
爱，使我们深受感动。一个艺人对于他所奉事的艺术的热爱与忠实，是他的伟大前途的重要
保证。

   王立怕是这群大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只有十九岁。这次他展览的作品不多，也不比谁
的更好，可是谁也不否认，他将来是很有前途的一个。他的三张人像中，我比较喜欢《陀思
妥以夫斯基》那张。我不晓得这张画像不像陀思妥以夫斯基，可是我一看就觉得“这是一个
艺术家”。我不大喜欢《拜仑》的那张。我也不知道它像不像拜仑，可是我不能从他这作品
里感到一个“文豪”的存在。还有拜仑脸上作者给他刻上去一些“木味”，我觉得那是多余
的东西。我不是反对“木味”，而是觉得他该是在“画中”，而不好在“画外”，即为着
“木味”而“木味”。似乎是为着显示“木味”而故意刻上几笔似的。

   王树艺的作品虽不多，可是他写《自行失踪的人物》的表情颇为有力，而（但）那抓着
铁窗的两只手却依然有些问题。古元的进步真是惊人！从他在第一期到二三期（的作品上
看），无论在技术上取材上都有很显著的进步，不过《向吴满有看齐》一张，我不很同意。
采取民族形式，借年画做宣传，都是很好的，但问题是我们不可以抄袭年画的幼稚部分，
而该发挥它的优点。像吴满有的两只腿，虽则是穿棉裤显得臃肿，但更把它刻成两条“布
娃娃”的腿总是不太好。还有另一位北方作者仿民间“剪纸”刻了两张，使我们看来有点
失了“人”的感觉。任刀味再好再有力，一般观众恐怕仍不能接受。一切的“木味”“刀
味”都该是帮助木刻艺术的表现力，使人看了，首先觉得它真实、有血有肉、有感情才好，
否则便失去了他的意义，甚至有时显得造作。不但写人和动物，写静物也一样，经过艺人
的手，一切都应当是活的，有生命的。好像是罗清桢有一幅《炸后》的作品，画面很是清
丽，线条很是秀整，使我们看过后不能联想到日本鬼子的残酷，和我们老百姓的痛苦，只
不过是一副很好的素描而已。

   这次好的作品很多，因为看的时间太仓促，第一期还看了看，第二、三、四期，真是走
马看花！偶尔碰上哪张就多看一眼，归来都已不能记忆，限于篇幅又不能多写，所以就连走
马看花的几张都不能如愿地写出来。而且记忆也不清楚，难免有错误或笑话的地方。还记得
西崖的古代雕刻似的优美的风格在《募寒衣》、《拾荒》充分显示出来。朱钢鸣的《爸爸买
肉归来》、《上美术课》使我们看了也不能忘记。李志耕的《重庆风景》、《改嫁》，马达
的《焚毁神像》，都是难得作品。后者描写农民的感情与理智的战斗，犹豫、舍不得，但终
于毅然把它焚毁的感情，都活跃在画面上。荒烟的《炸后》，梁永泰对于铁路工人的描写，
陈烟桥的《耕耘》，麦杆刀下的疾恶如仇的正义感，都是很难得的境界。何心焦先生《为前
方战士缝寒衣》，还有另外不记得是哪位先生的一幅《为战士们制鞋》的作品，他们创作态
度的严肃与忠诚，真值得我们起敬。张漾兮的《瓦窑工人的孩子》等作品都是很有基础的，
他们对于描写穷苦人的苦难生活，似乎特别熟练。《义民》、《饥饿》诸作深深表现着这种
特色。

   这次展览分了四期陈列。第一期在武汉，情绪是高的，但作品不免有口号式的抗战八股，
又像是一张张的照片。第二期武汉撤退前后，内容由形式转入了内心，接触到了民族实际。
第三期从重庆时代一直到胜利前，继承第二期未完的任务，给它发挥。这一期里内容的丰富，
形式的探讨热，对抗战现实的批评、检讨、暴露，占了重要地位。这期接触面非常宽广，画
幅也特别多。第四期是胜利前后，画幅少得不能令人置信！是否胜利了艺术家们反而不能创
作呢？还是他们创作不出一个空幻的胜利呢？

   一般说来，南方与北方的作者在作风上好像有一点点区别（不是每个）。南方的作者于取
材、轮廓、线条等技术方面比较偏重，但于民族形式和现实感上就不能不让北方的作者一步。
北方的作者一般都是非常生活的、煽动的、热情有力的。可是他们有的好像常常忽略了构图
的设计，轮廓的正确，比例的适度，线条的磨练等。

   虽说表面上两个地域的路子有这些区别，但很可看得出来，他们越走越近了。一方面是
由民间生活、民间艺术的学习，走上更科学更有力的大路，另方面是由艺术的技术的大门跳
出来走向民间，追求新时代的艺术的康庄。今天这两位弟兄已经走碰了头，见过了面，他们
已经谈好了，他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彼此的优点，检讨彼此的缺点，使木艺更能发挥它
的为人类谋幸福的效用，使木刻作者更紧地携起手来，完成这个伟大的、责无旁贷的任务。

   看过了这次展览，虽则使我们欣喜兴奋，但同时也使我们更记起木刻作家们的残酷境遇！
要刻的不能刻，刻出来的永远只好放在抽屉里！生活的压榨，疾病的迫害，使他们的时间用
在为着生活的奔波远较用在修养创作上为多。实生活与艺术生活的矛盾，使得艺术家们痛苦、
郁闷、暴躁，较理想的作品不能迅速地大量地出现在笔下刀下！

    中国人不比别的国家的人笨，他们很可能作出不劣于别个国家的优秀的作品。可是在这
种情况下，要求更多的“划时代”的作品出现，那也只有“天晓得”！“为什么中国还没
有伟大作品？”“为什么中国还没有伟大作品？”“喊”是要求，这并不坏。伟大作品有时
不是一时能发现，而向这样情况下的艺人们急急地逼“伟大作品”，这该是一种残酷！我相
信如果这群木刻的大孩子们能够有一些稍微能创作的环境，他们的作品无疑义的会比现在还
要好得多了！

（据1946年9月23日上海《新闻报。艺月》副刊（照片）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