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样离开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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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 娥


按：安娥（原名张式沅）的这篇回忆文章，收入1945年重庆耕耘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女作家自传选集》。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获鹿县农村（现为石家庄市区），1912年随母亲迁居保定，1921年到北京，1923年考入国立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1925年在该校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1926年初被母亲从学校“抓”回家，两个多月后“逃”回北京，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与家庭断绝联系。 本文讲述此事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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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告诉我，母亲这几天天天在学校的传达室里等着我。头几次我听了，总有点不大相信。

“母亲的脑筋是那么贵族的，”我想。“平常最讲‘身份’两个字，怎么会在传达室里和听差们一块坐着等我呢？记得那年我初次住校的时候，母亲还大骂我没有身份，去和一些穷丫头们住一个屋子！……也许是别人的母亲，同学们弄错了吧？可是同学们清清楚楚说的是我的母亲。……也许是母亲到传达室问过我几次，同学们误传是坐着等？……若是问几次，又何必母亲自己来？”我始终没猜透这个机关，也就不去猜它了。

说是不相信，可也没敢到学校里去上课。好在大学的功课，上不上对分数对毕业都无关系，尤其是我们美术学校⑴，只要放假前多交几张画还是好学生。但今天必须要到学校里去，今天是开会而不是上课。是开一个讨论如何发动一个规模更大的全北京学生联合大示威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各校的个别筹备会。偏偏这次是召集在学校里边！本来最近在学校里开会，除了北大、朝阳⑶以外，二十个人左右的会议是不大好开的。北大因为地方大容易找到空地方，朝阳还不大被注意，我们学校因为学生的办法“甚大”，在新校长未到校，旧校长已去间⑷，学生和教务处融融恰恰、商商量量的上课已有半年多了。教务处的几个职员，都是响应北伐军的，有的还在广东做过事，因此就是知道我们在开会，也不来管我们。更加其中有几个学生，父兄们都是相当了不得的，他们更是什么都不怕。

现在是阴历十一月天气⑸，北方有的是大块的太阳。虽说是十一月天气，只要有太阳，小阳春的赐予，舒适尤甚仲春。今天的太阳并不比昨天坏，没有风，当太阳照在第一格窗棂时，我就从帆布椅上爬下来。照例把被褥一卷，放到隔壁屋里的空架子上。然后梳头洗脸，跑十里路去上课。在这个小集团内我是最早起的一个，学校里九点钟上课，我七点多钟就出了门。前些日子在路上还买两个才出炉的热芝麻烧饼，藏在白围巾的一端，在路的拐角僻静处把他们偷着吃掉。可是那却不能像普通一样的细嚼烂咽，而是做贼似的看准了没有人的时候，在手绢底下咬它一大口，然后把手绢盖住嘴，故意做出像是怕灰尘的样子，闭着嘴嚼个三五下就咽下去。这几天来买烧饼的钱没有了，这种痛苦也解除了。看着卖烧饼的人走来，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走过去了。今天规定的是上午十点开会，我七点多钟出了门，准备先到同学们家里去问问，到底是不是母亲在传达室等我。一走就走到了玲玉的家，据玲玉说，母亲确实在那里等我，她也觉得这是一件令人诧异的事。

“我看你换一件衣服再去吧！那样伯母也许认你不出来。”玲玉说。玲玉说话很喜欢把“你”字夹在动词的当中，比如说“认不出你来”，她要说“认你不出”；“对不住你”，她要说“对你不住”。

我同玲玉走到她的卧室，他从衣橱里找了一件四围绣三蓝云头飞鸽边的黑绸袍。

“你从来不穿黑衣裳。”玲玉说着把衣服给了我。“这样，说不定会好一点。”

我看了玲玉一眼，没接那件衣服。玲玉以为我不认识那件衣服了，对我说：

“你不记得了吗？这是那年我和你和琴三个人每人做了一件，你的没有穿放在我这里。现在正好你把它拿去，这不是我的衣服。”

我怎会不记得这件衣服！自从我和琴和玲玉做了这件衣服后。我便和琴惨然分开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再不要看见这件衣服，把它放在玲玉这里。

玲玉不是我的同学，她是琴的好朋友，因而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几个人在一块儿整整玩了一年还不止，我们踏遍了汤山、西山、万寿山、清华园的每块有名堂的地方。吃遍护国寺、天桥、东西城的许多小饭馆。我们坐环城火车兜风看四郊风景，找遍四围城郊的荒坟野冢。我们一整夜一整夜地谈着唱着，我们半天半天的在电话里读新旧约，述说电影故事或唱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忧愁，什么是烦恼，更不晓得什么是社会，什么是人生；不过，我们对于“人为什么要活着”这句话，三个人却有三个不同的观念：“人从生下来第一天就是向着死亡迈进，我愿意我将来死后，一点儿什么痕迹都不留下，谁也不要谈我，谁也不要提我，就好像世界上从没有过我这么一个人似的！”我说。

“人真是不晓得为什么要活着。世界上最好是没有人。女人最好不结婚。自由自在的一辈子，死了算完！”玲玉说。

“我也不管它为什么要活着，更不管它死了有没有人演讲。只要人们别气我，别干涉我的事，哥哥有了嫂子别对我变心；我爽爽快快的活到三十五岁就死。那时候妈妈爸爸哥哥们怎么伤心我也不管，反正我死我就没有责任了。”

虽然我们三个人的想法不同，但我们彼此从不争辩，从不勉强对方信仰自己的观点。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为一件什么事争辩起来，但我们的集中点只是“争”，并不求其事实的真相，更不问其结论如何，吵过了就算了。我们常常都是用“你无理取闹”、“你真是无理取闹”几个字作争论的结束。我们的话像河水之长流似的说不完，可是从来没有因为争论问题而彼此发生意见过。

玲玉知道我家里的事，和我一样多。她很能了解我和母亲中间的一切纤细的感情。她知道：我对于母亲至少是个很服从命令的女儿，母亲对我也不乏慈母之心；可是因为母女两个人心里所想的东西不同，使母女们的两颗心中间就隔了鸿沟！在女儿的心里，对于母亲的那种无可奈何的黯淡心理，渐渐的变为厌恶，她像被海水冲激的岩石似的，逃脱不了对海水的烦躁。而母亲呢！为着女儿不能如她的意志而生长，把女儿看成了一个“爱与仇”的象征；她对女儿发出的那种善意的憎恨，像链条锁在了心上，动一动就坠得心痛！但是，她们偏偏是母女！在封建之衣还没有挣脱之前，母女之间无论谁对谁如何感觉得不舒适，也没有法子把这可诅咒的结子解开，虽然女儿心里对打开这个痛苦的结子，曾有过这么一个模糊的希望：

“好吧！忍耐着吧！等明儿我结了婚，咱们朋友似的好来好往着吧了！”

但事实上，女儿并没有愿意用“赶快结婚”来了结这种痛苦局面。相反的为着不愿结婚的问题，和琴发生强烈的意见冲突而致惨然分离！琴主张她同琴哥哥结婚，借此可脱离她那个可诅咒的家庭。但她反对，琴和她两个人便因意见不同而惹下惨剧！她承认——家庭空气沉闷，确实刺激女孩子们有用提早结婚的方式，摆脱苦闷环境的想法，可是那时原则，并不是非那么做不可。

玲玉还知道：母亲有时对和女儿这种苦闷症结的打开，也曾想入非非过。母亲气起来宁愿意女儿死了，她大大地哭她一场，然后排排场场的埋葬了她，也比现在这种情形好受些！她不愿意亲眼看着女儿走他所反对的路！她尤其不能想象，如果女儿坐了牢或被杀头的情形！

母女两个虽说彼此都没把它讲出来，但彼此大致都明白。

我终于没穿玲玉给我的那件衣服而去，玲玉低低的对我说：

“要不然，你在学校门外边等一会儿，等人多了一起混进去。”

我点点头又看了玲玉一眼，茫然地走出她的家门。路上的一切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直到了学校门口我才意识到今天所要注意的事件。我没有踟蹰就跨进了校门，也没有侧身去望望传达室，也没人拦阻我。 “莫非母亲今天没有来吗？……也许人们搞错了吧？”

我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叫道：

“沅！沅！”

我没有惊慌，像平常一样回过头去，看见母亲一副掩饰的笑容。这当然是母亲给我面子。在这种场合，母亲如果不给我面子，也就失掉她自己的面子。自然，就是母亲在这时候给了我难堪，我也不敢以怒容回答，也不会不服服帖帖的老老实实跟她回去，但母女间的内在关系，将会因此而完全毁灭。

“回去吧！”我没等母亲说话，就笑着对她说。

同学们以异样的眼光望着我，我没有去招呼他们就拥着母亲走了。上车的时候，我照例应该坐在母亲的后边，但母亲这次却向我说：

“你坐前面一辆吧！”

我觉得有点诧异可也没想到别的。当车夫把车子抬起来开始向前走的时候，蓦然一阵强烈的侮辱感移上我的心头！我把嘴唇咬了一下，使眼泪流回眶里。我觉到了被监视者的侮辱！

“我是你的女儿，但不是囚犯！”我心里对母亲说。“难道做了你的女儿就算没了理了吗？难道你生我养我，就是为着侮辱我、折磨我、制造你自己的一架发挥侮辱欲的机器吗！”

烦躁、恐惧、羞愤占据了我的心。

“母亲将怎样处置我啊？……五哥五嫂不知道怎么才得意呢！”我怕去想……当我一进五兄嫂的门的时候的一个场面。

出了宣武门，可巧火车刚过去，车辆拥挤不堪，我的车夫左冲右撞找不到路。车铃们耳边聒噪着，灰沙在面前飞扬。

“真讨厌！怎么这么笨！”我移怒于车夫，用脚跺了一下车底骂着。不想一脚踏在车铃上，惹得四边的人向我望过来，这更触动了我的愤怒，像受了莫大的侮辱似的眼泪夺眶而出了。我不去用手绢擦试，这样给母亲在后边看见了，是我示了弱。不，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天际的远处，泪滴就从眼眶里止住了。

“慢慢的走，不要紧。”母亲在后边用特别温蔼的声音说。这是母亲故意借机会向我表示和善，说明她这次这么做的并无恶意，但这反而令我感到一种骨肉间的辛酸矛盾。

“反正我是我！我是人！母亲又何必如此自寻烦恼！”我心里对母亲呼喊着。

进了五哥的家门。五哥笑了一下就把头转向别处了。他还是为我拿了他的显微镜和药品而恨我，但我并不后悔，这是我对于欺负我的人的应有的报复。我今天看见他对我的这个样子，恨我当时没把他的整个儿医院毁掉。

屋里的空气绝对沉闷。我没有说话，母亲和五哥也没有说话。我去打电话，要同学们给我送东西来。电话中一听同学们的声音，我哭得说不出话来。对方电话里传过来同学们的欢笑声，我立刻感到寂寞。像失了方向的大海的孤帆似的，独自漂泊着被巨浪所冲击！

母亲五哥都注意着我电话里的谈话，我只能说我要东西，别的一句不能说。其实我并不要什么东西，不过为着暗示给同学们，使他们晓得我所遭遇的事件，更说明我所以没有去开会并不是没有原因。

饭开出来了，我不愿和母亲五哥同桌吃饭，不愿意给他们看见我的情绪，我便说我要吃炒饭。炒饭来了，我独自端着碗到另一间房里去吃。眼泪滴在碗里，一粒米都不想咽下去。

故意连米带菜整着个儿吞，为着使它不消化而生病，这样便可以躺在一个什么地方，谁都不用去理他们了！

同学们把我的东西如数送来。小洋刀一把，自来水笔一支，画具一盒，画册两本，另外送了我些漂亮信封信纸、新绸袍一件。

母亲把袍子拿起来看了看，把纽袢检查了一下说：

“这是你预备给我做寿穿的衣服吗？”

“哼。”

“已经穿过了吧？”母亲用干涉的语气说。

“没有。”

“没穿过？一看这扣袢就知道是穿过了！”母亲带敌意的说。大概母亲觉得为她做寿穿的衣服，没等她做寿就先穿了是对她不敬。

我听了，忍耐了半天不想做回答，我觉得我的衣服，穿不穿是我的自由权，只要做寿的那天我不穿坏了的衣服就算了。

“也许是试身的时候穿的。”我忍住了一切比这没礼貌的话，选了这一句回答。

“怎么花上的丝线也显得毛了？”

我真要喊叫了！可是，我还只好忍住。

“收放的不好吧。”我说。

“你穿穿我看看。”

天哪！人与人的心怎么会隔离这么远呢！上帝不仁，忌妒造物！

“穿呀！”母亲有点命令式的说。

我决没想要穿这件衣服——这件罪恶的衣服！原来它是为着三哥要在他的任上给母亲做寿。借机回好像豪绅百姓们敲一笔肥竹杠。要母亲去给他做“蚯蚓”，要我和妹妹去“陪绑”。母亲写信要我做一件衣服，寿我虽然不想去做，衣服却不得不预备。怕万一必须要去的话，又是和母亲的一项债务！

“穿上看看呀！”母亲又催促。

母亲的话是橡皮命令，虽然不很硬却要遵守，不然就会出怪。我把衣服穿上，母亲啰啰嗦嗦说衣服这样不好，那样不好。

明天早晨上车去保定，然后和妹妹再到石家庄，同别的家人一齐到三哥的任上去敲竹杠。

夜晚我睡在一个极舒适的屋子里，床上的一切设备也最好。是的，在这个家庭里，物质的享受权，以我为最高。在几个不能独立生活的兄妹中，我有特出的生活上的优越权。但母亲的骂人权也授予我独自享受，就是说，我一个人兼有超越的物质享受权和超越的精神受辱权。母亲因为用了我的精神做她的“顺气丸”，或是“发气丸”，她便用物质享受作剥削我精神的酬资。那么我的这些物质享受，也就是我精神倾销的代价。记得有一次五哥和母亲谈闲话时说：“我小的时候常常在想：几时能长得脱离了挨娘骂的年龄才好……在外边的时候久了又想回家看看娘，可是见了面不到三天心里又惧怕了！”这句话激起我很大的悲愤。我心里说：“只要能脱离了挨骂，一辈子没娘也算了！情愿一个人去穷去苦，只要别人少干涉我！我愿意把我所有的一切去换自由！功名富贵，家庭骨肉，一切都抵不过自由！”

母亲的骂对于我和对于哥哥们，接受角度不同，因此各个的受感性也各异。在哥哥们，不过觉得母亲的骂人，像蚊蝇似的嗡嗡的令人心燥而已，而我除了心燥之外，还加着和母亲“想法”“看法”的冲突；怒火燃烧，不能争辩，不敢争辩，也不必争辩！母亲的晚年，正赶上大时代的变迁，她的一切理想与现实不能配合，脾气就坏起来，我恰好适逢其会。

母亲的骂人，每次在“庭训”结束之时，母女之间都要来这么一段对话。我只要听到这几句话一开始，心里便长吐一口气，“我将解放了！”我对自己说。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母亲。

“对。”我答。

“你佩服不佩服？”

“佩服。”

“记住了吧？”

“记住了。”

“下次还犯不犯？”

“不。”

可是有一句我最怕的话，母亲却从没有问过。便是:“你说说，我都是说的你哪些话？试述其要，给我听听！”那我就完了。虽则我每一次都理会到这句话的可怕，每次都提心吊胆的防备它，但近两年来，母亲所有的“庭训”，我都没有听到她说的是什么话。我对于母亲的话只听到一个字，便是“嗡”！母亲话的旋律在我耳朵里也只有一个音阶，便是中央C——“哆哆！”

第二天坐火车到了保定，四哥已到高阳工厂里去了，只有四嫂在家。四嫂对我最好，四哥也是极好的人，四哥虽然开着工厂，但他总讨厌讲商业业务上的事，喜欢谈天。我四哥不在，我就没话讲了。在这个家里，我除了我自己以外，任何人任何事都不与我相干。四嫂虽然对我好，但她不能真正了解我的心情。因此也就没几句话好谈。

母亲并不怎样想去三哥那里做寿，她知道这是敲竹杠的买卖，而且是“招摇”的事。本来三哥在外边经济上就不大清楚，父亲为这个不知打过他多少。母亲怕为她做寿招摇得有人借机会控告三哥，她就更不想去了。母亲虽然脾气晚年变坏了，但人格还是顶呱呱的。她对富有者绝不和他们交朋友来往，除非那些人是极好的人，而且是找着要跟她交往的。因为她怕影响儿女们学虚荣虚伪。我从来还没有看见过有一个女人能够像母亲似的金钱观念那么淡薄。母亲常和我们说：“钱财倘来之物，颜面值千金。”她每听到儿子们在她面前提到“钱”字，她就骂人。“钱！钱！整天就听到你们说钱！一个人不能只有前（钱）心没有后心！人总要向后看着才成！把眼睛睁大些，看远些吧，你们这些小庙的鬼！”母亲对穷人再好没有了，她给她的穷朋友们送米送面送油送柴送衣服，一切都给他们，可是她有个条件，需要这些人是勤俭的。她平常告诉我们：“人不要总向上看，也要向下看，人们若都穷了，你一个人享福也不好看。”

这次三哥要给母亲做寿，母亲怎么肯做这样不名誉的事？当然不是她老人家的意思。并且除了三哥之外，家里再没有一个人赞成，都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三哥假名是给“老太太做寿”，照道理说起来还是孝行，也是老太太的光荣，那么别人怎么好多说话！只有我，因为是被指定参与这个事件的人，我有权利发表我自己的意见。我对母亲说：“我不去！”

我一不去，母亲也就更不去了，“苦不拉的，叫人家拿钱干什么！”她说。母亲写了信给三哥，告诉他不去做寿，如果他愿意做就让他自己做去。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我和母亲两人的问题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如何可以走？”而母亲则无时无刻不在想：“不给她走！”也许是母亲早就准备好了的计划吧？这次自见了面，一句也没骂我，一进门就把“吃、穿、赌”三件大事来疲劳我。我呢，数月来的贫困生活，确实也把我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在这个时期来喘一口气也好，但无论如何我并不做寓公计。我百分之百的晓得：这是个混账生活，但用的既是混账钱，不过混账生活又过什么？只要我自己不把意识也混了账就不要紧。于是我睡到十一点钟才起，伸手洗脸，张口吃饭，打牌看戏，还兼骂用人。新年来了，更是一个共同的混账日子，我也就跟着更混账起来。

同学们一封封信秘密着转来，封封信里活跃着青年的朝气，他们唤我归去！叫我去走真正的幸福之路。我燥起来，我要回去！可是又绝无理由向母亲说“要走”，至少学校里还没有开学。母亲也察觉了这个，她的烦躁一点不在我以下。在我，我知道我始终是要走出去的，燥的不过是时日问题。母亲可不然，她知道万一这次我走了，她便再没有法子抓住我！于是母亲又当作是她自己，想了一条道路，便是要我结婚。他和别人说：“她结了婚，生活改变了，她的想法也就改变了，慢慢的自然而然的就会回头跟娘跟家接随起来。”他还引了一句话，坚定并证明她自己的信念，便是那句她常说的：“水流千年归大海，流来流去归回来。”我听了这句话，激起了我无名的憎愤。我不敢回言，只在心里说了一句：“哼，看看吧！”但是，母亲真的要我结婚吗？没有的事！在大小姐这个顺气任务还没有移交给二小姐以前，太太是不会许大小姐离开她一步的。虽然二小姐已经开始高升到“顺气”的地位了！确实，太太对于大小姐有一种说不出的变态喜悦，那是别人夺不去的！记得每当我早晨化好妆穿好衣服以后，母亲会向我嘻笑着端详个大半天。恰像端详一朵花，一件玩物，一件陈设品似的。若是我那天懒了不这么做，母亲便觉得眼睛寂寞，似乎屋里少了一件什么陈设品似的，兴趣索然。不过母亲之鉴赏陈设品恰像吃冰淇淋，吃的时候凉爽，吃过就完了。因此我的形象给母亲引起的喜悦也不过一看而已，过了这个，仍是叽里咕噜。

母亲这几天确也同人谈着我的婚姻问题，有时也谈得似乎真切有门，但我知道这都是母亲自我解嘲或谈古人之事而已；因此偶尔我听到一两句风声，也只当作是看小说罢了。

父亲办的那个中学⑹是在废了的道台衙门里，衙门后边的许多空地及断垣还没有用得着。今天天气特别晴暖，我和妹妹到这个学校里去玩，顺手在办公室拿了报走到院子里去看。

“三一八执政府门前惨案，学生死亡二十余人。”⑺

几个字突然跳入了眼睛！我的眼泪顺着报上的每个字线似的流下来。我怕被别人看到，一个人拿了报到后边一片断垣的背后，一边读一边哭。读完了又哭，哭完了又读，明明知道多读一遍，要多哭一遍；又怕哭得等会儿给人们看出来，可是还要读一遍，再让它哭一遍，又哭一遍。报上描写同学姚宗贤的死状惹得我眼泪最多，我想到他的样子，想到他的话，想到他的图画，想到他演戏的样子，想到他开会时的语言……我把所有的都哭完了以后，又把这个消息看了一遍，又哭了一词。最后自己强制着自己，压抑住感情，努力去想了许多不相干的事，把感情引了回来，把面部的各部位拉回了原状。

几天来惨案的惨状和同学姚宗贤的惨死状顽固地印在脑子里，生活的享受再也引不起兴味，人们的谈话更加引起厌倦，只想如何才能回到斗争的路上。

新的烦闷又移上心头。早晨也起得早了，不等着人们把水拿到跟前，自己也会洗脸了，什么饭也吃了，不说话，也不骂人，看书，修书，整理书，整天不出书房门。不想这又引起了母亲对我的新的厌憎。她骂我不该整天看书。

“书！书！书就是你的娘！”母亲说。“比娘还要亲！拿起本书来一句话也不说了。一个闺女家念那么多书干嘛？难道还要指着你当穷教员吃饭吗？等我几时把书都给你烧了就好了！”

我仍然拿着书，母亲有时把书从我手里夺去，我又另拿一本。有一天早晨我还没醒，被外边屋里母亲同妹妹的谈话声吵醒。我从窗子里望出去，看见妹妹跪在地下向母亲说：

“我再不上学了，在家里守着娘。”

这可真滑稽了！我长了十八年还没见母亲开过这个洋荤——叫人跪在她面前发誓——妹妹也许是被《红楼梦》的家教所移而演这出滑稽剧？我想这一定不会是母亲叫她跪的，而是她自己要这么做。大概是被什么听来看来的家教所影响。母亲对儿女虽说爱骂人，但绝没有作福作威的打人罚跪过。只记得小的时候，六哥和七哥吵架母亲管不了，有时向哥哥们拜着说：“修点儿好吧！给你们磕头了，别闹了！”在这种场合下，我知道我睡不成了，“母亲生了气，儿女们是要体立的。”我起来，走到母亲面前，站在门边，我以为母亲又要庭训了，不然，母亲叹了口气。

“沅！”母亲说。“我活了这么大年纪，你爹爹在这个家里，他等于死了！七个儿子也都在外边，我跟前只有你们姊妹两个。你又在外边读书，一年没几个月看见你，你又没几句话和我说。我想想我这一辈子多冤枉哪！你就别去读书了，在家里多守守我，真的我还活几年啊！家里的东西你要什么就拿什么，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字。要不然，我要你爹给写下一个字，先拿两万块钱放在你手里。”

母亲哭了。妹妹也哭了。我也没敢走开，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说我困，便又去睡了。隐隐听见母亲说：

“唉！都是说呢！看看这个脾气！我还没敢真的说，那儿已经生气了。就不准我提到念书这个字！……我也不知道是哪辈子造的孽！我只求早死！”

母亲最后这句话真不是说着发牢骚的。她真是不愿意再活着，她觉得这个世界和她的理想愈来距离的愈远！她把她的一生的辛劳痛苦的希慰，放在了父亲身上，而父亲跟姨娘走了，又把希慰放在了七个儿子身上，儿子们又一个个全被社会拉了去，并且都有正当的理由不能把他们留下，事实也不能把他们留下。最后把安慰放在了女儿的身上，女儿小的时候还好，一大了又同儿子一样不能算拥有了！可是母亲心里却不肯对女儿放弃这个权利，而事实上又不得不放弃这个权利。于是她寂寞，她失望，她痛苦，她怨恨，她愤怒，一切精神上的理想，她失败无余！母亲是个聪明，有能力，有志气，热心，有同情心的勇敢妇女，她不愿意使自己的志愿太失败，当她看见他的志愿又不得不失败的时候，她便想到死。

五哥从石家庄打电报来，说大哥病危，血压过高，除了抽血一法别无救药。大哥和三哥都是母亲的痛苦和眼泪培养大了的根苗。他们两个不喜欢读书，父亲只有虐待他们两个，多少年中母亲为他们两个不曾安过一刻心。好容易近二十年来大哥在石家庄建下了富丰的营业，三哥也做了官，他们和父亲见面的日子很稀，母亲为他们两个这才吐过一口气；而大哥又会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三哥也在那里被姨太太被家奴搅得乌烟瘴气！母亲晚年脾气所以这么坏，他们两个给她的过度的长期的神经紧张，也是原因之一。

我很想母亲到石家庄去，我可以回北京，但我不敢说出来。母亲因为怕大嫂欺负她，她有点怕回石家庄，又怕看见大嫂侄女们欺负大哥时，心里看着难受。她想带我和妹妹回去，又不愿让女孩子们万一参与了家务。最重要的就是怕我回北京，可又不敢同我公开谈判，她怕她万一失败了，她会不能活下去。

“沅，我是回去不回去？”母亲问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

“你说一说。”

“我不敢做主！”

“不要你做主，你只说一句。”

“给娘回去，怕这么远的路，万一你老人家一着急气坏了身体，我做女儿的担不起。不给娘回去，万一大哥不争气有个好歹，不给娘见他一面，做女儿的也担不起。”

“那么我还是回去吧？”

“你老人家自己做主吧。将来哥哥们问起来，我也好回答。希望你老人家多多保重。”

母亲终于去了，我并没有像出了笼的鸟似的喜悦。心理上反而暗淡起来，一层灰云笼住了胸口！

“趁着这样的一个时期出走，那真是太残忍了！”我向自己说。“不过，不走？又哪儿再有机会？……万一大哥死了，（大哥是一定要死的，五哥的医术不错，他说危险，大概是好不了。）我又走了，母亲将怎么办？……还是走！这不是‘父不慈，子不孝’的问题，而是社会之轮轧毁了母女关系！宁自让母亲难过、自杀，我还是走！否则我自己也是要自杀的！而我的任务告诉我，我不应该自杀！并且我已经用慢性自杀（做病，故意戕害自己的健康）报答过母亲！想把母亲给我的肉体还给母亲；母亲也曾默默的接受了我这个报答。不幸的是两个人的希望都没有成功。在我，确曾努力想做一个古代的孝女——不仅仅是愿望——不能承欢，即还骨还肉；母亲也想做一个好母亲，教出一个守妇道、明大义的女儿来。不巧时代之锤愈低愈低的落在我们母女头上，把我们的愿望粉碎无余！彼此心上都留下了深重的痛苦的烙印……这次是最后我决定生死存亡的时候。忠孝两全是不能的！尽忠也许有路，全孝绝无门。就是我不嫁不读书守着母亲，母亲也未必会很喜欢。因为她的愁根并不完全是在女儿的行动上。……母亲说：‘我有心病，你们就是把我放在金山上，我也不快活！’……那么即使我把精神肉体一起都还给母亲，也赎不了做儿女的罪恶，（不能博欢，即为不孝）……走吧！只好走，也只能走！走了，两个人之中，至少可以先救出一条命来！……

有一天忽然想起来，一个不大熟的中学生代的同学，她现在参加学生运动。我打听了她的住址就去找她。我走进她的门，她正在自己熬玉蜀粥。她猛然看见我，又惊讶又难为情，弄得她举止失措，赶忙把没有熟的粥盖上和我招呼。我问了她一些北京的学生运动近况，她不大敢说。我对她说我要到北京去工作，他表示非常惊讶，不大相信似的。我向她打听了开北京的火车钟点，还托她帮我的忙，她都答应了。辞别了她回到家里，回北京的心更坚定了，心里也觉得开朗了些。

在仲春⑻的一个早晨，黎明之前我起了床，包好了一个包袱，便到妹妹屋里去梳洗。妹妹察觉了我是要走的样子，她没说什么。当我洗完脸梳头的时候，她问：

“你还回来不回来？”

我没有回答她，梳完了头我向她的褥子底下抓了一把洋钱，约有十来块的样子。

“娘回来我说什么？”妹妹哭了。

妹妹这个“娘”字针似的刺了我的心！我痛苦而愤怒的说：

“你哭什么？我又不是死！”

我忍着泪走出妹妹的房门，妹妹也没有起来送我。我所以要到妹妹屋里去梳洗，意思是和妹妹告别。可是母亲对我们的训练，自己做一件事从不示弱，从不表示伤感，也从不讨好；如果这时候我要向妹妹落一滴眼泪，或说一句伤感的话，那我便是失了尊严。因此明明是不忍手足之情去告别，结果反而骂了妹妹一句。

提着一个小包袱，握着一把钱走出屋门，园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朵，一砖一土，我都过细的看它一眼！ “别了！这十年的故居。”

这园里的果木、花草，不少是我手植的。灌溉接种，除虫理枝，费过不少心机。春季当百花怒放、彩蝶纷飞的时候，满园馥郁芬芳，红绿相映，给过我不少诗意。夏日则蝉鸣梢头，月照篱下，家人们老幼咸集，分瓜食饼，讲故事，说笑话，父亲在这时候给了我很大文学上的帮助。秋季有吃不完的自己种的瓜果，兄妹们斗蟋蟀，养蝈蝈，放风筝，踢毽子，谈论着见闻，交换着知识；天高气爽，银河横空，另是一番好风景。最美丽的是冬天大雪之后，雪花冻在树枝上，一眼望去四下琼楼玉宇，铁树银花；我们在院里堆雪人，打雪仗，练溜冰，敲房檐上倒挂的冰柱，有时候这几个弟兄跟那几个妹妹恼了，过几天又是那几个小妹妹跟这几个小弟兄好了；恼了的时候，互相咒着，讥讽着，想法子使对方难过；好了的时候，又凑在一起，互相帮助功课，谈论所读的小说，招呼着去看戏，一块到厨房里烧菜吃。母亲高兴的时候和我们说说笑笑，不高兴的时候，骂得我们一个个翻着白眼。父亲整天把着书本，只有时对我谈谈诗文，对哥哥们整天庄重着，从不露个笑脸。偶尔只有我和父亲两个的时候，父亲也教我一两句京戏。……所有这一些记忆，现在都要从我的脑筋中把它拖去，永远不要再想它！

我很顺利的出了大门，没被一个人发觉。到了车站，时间还太早。等了一个钟头车还没进站，忽然四嫂来了，她显出很发愁的样子对我说：

“回去吧；等娘回来你再走。”

“我去补考，补考了我就回来。”

四嫂也知道我是不会回去的，可是她既发现我走了，也不得不来，来了也不得不这样说。老实讲，母亲虽然是和我吵闹，四嫂看着也会厌烦的，我走了，至少清静我这一门；但我不走，四嫂也不嫌我。

四嫂回去了，火车开过来，我上了车，才知道这个车只到长辛店，旅客需在长辛店住一夜。这我为了难！从来还没有自己理过这一场。幸而车上有两个学生，他们说，他们会帮我的忙。还好，车到了长辛店不知为什么又走了，因为中途屡停，直到上灯后才到了北京。出了站，叫了一辆洋车要他拉到东城原来住的地方去。到那里，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人声。叫了半天门，鬼都不出来答应一声！隔壁的门呀的开了，一个中年男人探头出来对我说，这个屋里的人一个月以前已经搬了。我只好又到小峰那边去，任你怎么叫总没人答应。又走到一位女同学家去，叫大门没人答应，在破门缝里挤进去，在她窗子外边喊得喉咙干了，仍只管没人答应。再去找阿章，在路的转角处宪兵问我口令，我说没有。

“没有不准过去，已经戒了严。”宪兵说。⑼

我没有理他，只管要车子向前拉。

“她是才从车站下来的，找了好几家都找不到熟人。”车夫向宪兵说。

宪兵让我过去了。阿章住的地方非常之静，又被宪兵截住，又是车夫和宪兵打了交涉过去了。到了那里，黑暗中向东向西才找到了阿章的门牌。好容易摸到了地方，又说不是。里边的人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到警察所去查户口单。我到了警察所，天晓得！户口表上就没有像阿章的名字的那么一个名字！但好容易有了阿章这个地方，我就非把它弄清除不可！我又回到那里，又敲门，又问，又是回答没有。夜渐渐深了，寒风吹得刺骨，天色黑得像染上墨！我所晓得的地址都找遍了，我再不晓得别的地址。车夫又催我，他要回去交车。我愣了半天，只好找回到小峰那里。这回有人答应了，但他说他是北大的学生，不认得小峰这个人。这一下子可完了，最后的希望被这个“大学生”剥夺了去！我固然不大相信他是北大学生，他硬说他时，我有什么办法？现在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到西城去，一条是找旅馆，一条是到朋友家去，但三更半夜这种狼狈样子去不得。再说自参加工作后许多好友都隔离了。于是我无目的的坐在车上，胡乱命令着车夫前进。经过琴的旧居，想象半年以前，我正是这个屋子里的上宾，差不多我可以做这个屋子的一半主。现在琴一家生离死别，东分西散，人事的变迁，不可预计！猛然想起玲玉来，可以到她那里去！到了那里，叫开门一问，倒霉！他们的家三天以前到天津去了。我忽然想起来，玲玉来信是说过的，没想到他们走得这么快。只有听差在这里守门。我不好意思住在这里。现在只有找旅馆一途。车夫也劝我找旅馆，他说他不愿意再拉了。好吧！找旅馆！先到北京公寓，那是北京学生的汇集所。但账房一听说是学生，就一连说了三个“没有房间”。怎样向他交涉，他都是说没有。大概是“三一八”他们受了连累吧？这么颇有戒心的！去找大饭店吧？这才知道手里没有钱。还只好找公寓，又不知道哪儿有哪些公寓，只有听车夫的意见，他说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又碰了三四个钉子之后，在一家最小的旅馆里，一位女仆情愿把她的房间让给我，这样我才有了一席之地。自八点钟下火车到现在已经是早晨三点钟了。

和臭虫搏斗了三个钟头，天亮了。起来，想了想，仍然怀疑小峰那个地方，便又到了他那里。当真没有小峰，不过昨夜说他是大学生的人（听说话的声音是他）却认得我，告诉了一个地址。我问他：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怎么能告诉你，半夜里谁知道你从哪里来？也许侦探跟着你吧。”

我笑了，照着他告诉我的地址去找，那是一个学联的接头处，他们告诉我阿章每天一定都到这里来，我听了立即就回旅馆去拿包袱。一出门恰巧遇到阿章，他很惊喜的和我讲了几句。我说：

“我去拿包袱就回来，你在这里等我，我就回来。”

我拿包袱回来，见了阿章，一句话没说就痛哭起来。

阿章好不容易止住了我的眼泪，带我到他的家里给我清理了一个房间，我就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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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⑴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18年创办，1925年改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⑵1925年11月北京中共党、团组织与国民党联合召集关税自主示威运动大会，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12月成立北京学生总会，北京学生组织重归统一。张式沅1925年11月由中共地委委员兼组织部长邓鹤皋介绍加入共青团，12月加入共产党，任共青团北京支部技术书记。

⑶私立朝阳大学，建于民国初年，李大钊1920年任北大教授，同时在朝阳大学等校任教。

⑷国立北京美专原校长郑锦（耿裳），美术教育家，早年留日学美术，1911年以作品《待旦》（文天祥）代表中国参加“万国博览会”，1918年创办国立北京美术学校（1923年改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并连任校长达八年。 1925年该校学生在共产党员邓鹤皋领导下举行罢课，赶走郑校长，后由刘百昭、林风眠先后任校长。张式沅参加了此次运动。

⑸阳历1926年1月。安娥自述：“1926年初，母亲从美专学校内把我抓回保定的家里。”

⑹张式沅父亲张良弼早年留学日本，民国初年在保定创办工业学校及一所中学——“民生中学”。北洋政府期间被选为国会议员。

⑺1926年3月18日北京青年和各界群众三千人在天安门举行反对八国通谍示威大会，会后到执政府举行游行请愿，遭血腥屠杀。死四十六人，伤约二百人，酿成“三一八惨案”。

⑻1926年4月某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