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着的孩子们
——参观重庆临时保育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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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娥


万寿宫这古老的房子，院内的两株高过楼房的芭蕉，更是这座建筑物年龄的标志。本来居住“神之子”的宫殿，现在却做我们“人之子”——抗战儿童的保育所。一脚踏进院子，满耳都是天真的歌声。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七百多人一齐在唱，究竟也听不出来到底唱哪一支？好在我们根本也就不要研究他们唱些什么，只听听他们那纯洁的声音，看看他们那活泼泼的精神，就已经够了。

今天我们来临时保育院参观，正是保育总会的人来参观检讨保育院，所以院长特别教小朋友们给我们开了个欢迎会。七百多小朋友活泼泼坐在大厅里，其中有四五十个五六岁的婴儿，一律穿着绒蓝布的有十字的小围裙，坐在大厅的正中，百多双小眼睛望着我们这些新来的客人。在几个致词与小朋友答词之后，游艺节目开始了。杜院长①告诉我们说，今天所有的游艺节目，都是小朋友们自己组织的。她还说，她对于儿童们无论文化、体格、艺术宣传各种教育工作，都主张儿童平均发展，并不采取选手教育方式，所以她院里的儿童，对于艺术宣传的各种技能都是普遍发展的。并在她每次送儿童到固定保育院时，（临时保育院等于运送机关，由宜昌大批接来儿童，然后一批批送至各地保育院，工作烦琐而难见功效），每队里面都参加着许多艺术宣传人才，使抗战艺术的种子，散布到各地去。我们认为院长这种无私的工作态度是值得赞扬的。

游艺开始了，口技、双簧、话剧、活报、歌咏，无所不备。无处不表现我们抗战儿童的天才！唯演到一幕《橡皮人》的时候，因为扮演皮人的那个孩子化装上面画了些白黑线，一个婴儿吓得哭起来，一个婴儿一哭，所有的婴儿也一齐喊叫；一时婴儿们喊叫，大孩子们笑，先生们忙着安慰婴儿，分糖果，分橘子，忙得不可开交。台上玩橡皮人的孩子一面把橡皮人的脸转向里面去，一面要小朋友不要怕。可是婴儿们坚决向台上叫着：

“不要它！不要它！”于是这幕剧便就此中止，接着别的节目上演。啊！孩子们的歌声实在太动人了！他们是那样落着泪唱《流浪儿》、《流亡三部曲》，那样愤怒热烈的唱《大刀进行曲》、《以战争消灭战争》、《打回东北去》。特别是婴儿们的表演《救国军歌》，伸着小拳头，踏着小脚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真是感动人！真是感动人！我们真想把他们一个个抱过来，每人亲吻一下才满意！

本来孩子们预备了好多节目，因为时间晚了没有演完便停止，心里觉得怪对不起小朋友们！又蒙杜院长带我们去参观院内各部，婴儿们在院里一般生活都占优先权，房间的光线空气在院内各室是最好的，饮食的养料是最多的，衣服也是很完备的。于是我们也笑着对杜院长说：

“最好我们也变成婴儿，来给你保育保育。你想现在的婴儿都占优先权，将来抗战胜利后，自由幸福的社会又是他们的。”

“谁要我们大人不争气，把个国家弄得这么糟！要孩子们跟着我们受罪！我们应该对孩子们忏悔！”同来的朋友也笑着说。

院内除住所宿舍之外，还有二个疗养室，为身体不大健康的儿童居住。一间为年龄小的儿童，一间为婴儿。走进他们的屋里，显然的，他们的体格、精神都不及常儿。心里立刻难过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使我们的孩子流浪，逃亡，健康的变成不健康的，不健康的死掉。此外还有一间隔离病室，为皮肤病及目疾等儿童居住，有医生及护士招呼。再重一点的病，就送往外面医院去。院内无论卧室、厨房、图书室，都很清洁，院长说这都是院内组织的一队服务队的小朋友们的成绩，他们这一队人要负责门口的警卫，院内维持秩序，帮助新来的小朋友（差不多每两三日都有新儿童到院，到了不久，又送到别处去），检查并帮助清洁及卫生工作等。服务队的儿童不固定，组织是固定的。即换人不换组织，使得每个儿童都得到工作的训练机会。

可巧小朋友们要吃饭了，许多孩子们有秩序的帮助工友搬桌子、摆碗筷，没一个吵闹，连婴儿都是规规矩矩的在等着。杜院长忽然问我道：

“你看这些孩子，像不像孤儿？”

“哪来的！他们有你这样的好妈妈。”我被杜院长问的莫名其妙。

“我最怕一个孩子像孤儿似的愁像，所我天天都是尽可能的同他们在一块。”

我知道杜院长对儿童教育是有经验的，而且具有大众慈母的作风。

孩子们本来照经费预算，八个孩子只有两碗菜一碗汤，（每童每日合一毛多钱的饭钱），一日三餐。但张夫人和一位张医生觉得孩子们菜太少了，便每人每月各捐一百二十元，张夫人指定一百二十元买鸡蛋，张医生指定一百二十元买豆腐，因此我们看见孩子每桌有四碗菜，另有一盘咸菜，教员仍是照旧两碗菜。每星期有两次荤吃，因为他们说：“人家捐给儿童的，我们不可吃儿童的，儿童是比大人还需要更多养料的。”身体衰弱的儿童、病童及婴儿，每日有吃四次五次及六次的。吃六次的大概是这样分配：

早晨吃粥，十点钟吃藕粉，中午吃饭。

下午一时喝豆浆，四时吃蛋，六时吃晚饭。

这些例外的吃食，都是各方面人士捐助的。有的捐现款，有的捐食品。可见社会人士对战时儿童保育工作的热心赞助。不过有一次有一个佛教机关的方丈，捐给孩子一百元添菜，但孩子们大家决议不要吃，要买无线电收音机，于是设法又调用一百元，共二百元买了架收音机。天线装置等都是用无线电公司赠送的。现在孩子们将收音机当了他们的好朋友与导师，一刻不忘，一刻不离。

走到图书馆，那里整整齐齐摆着许多书籍，宝贵收音机骄傲的坐在案头，所有书籍大半是杜院长由各处捐来的。杜院长对于儿童的卫生教育与文化教育是平均的发展的，单由儿童们自己编辑的生活报、时事简报、壁报及每日完善的课程表和儿童健康活泼的体格上可见。一般孩子们用粉笔写时事简报，字迹写得非常好，我向杜院长说：

“写这样字的儿童多吗？”

“当然好的是不多，不过能写的却不少。”

“可以给他们找点事情做做呢。”我说。

“不！他们不愿意做别的事，他们愿意在院内做儿童抗战工作。”杜院长说。

我知道杜院长误会我的意思，她或许以为我是要儿童们出去谋生活。我是说要儿童们出去参加别的抗日团体工作，不过这也没有特别的必要。

“你可以选出一个队来，专门训练一下，将来这一队无论到哪里去，给他们整队出去，以便集中工作力量。”我对杜院长提议。

“不，我不采取这种个别训练方式，这样将形成：会做的人固然可以愈进步，但不会的将永远都没有训练的机会了。特别我这里是临时保育院性质，我希望在很短的时间，多培养些抗战工作的种子，好散布到各处去。”杜院长说。

“我并不是主张绝对的天才教育的，但为着工作更有力量，同时深造天才儿童起见，一般教育方式该注重外，个别教育也是该注重的。这个意思并不是制造个人记录，而是为国家栽培建国人才。”我说。

杜院长也相当同意我的提议，不过也说临时保育院对这个工作是难胜任的，因为儿童们根本来了几天又去了。但我知道她曾把一百个由院里出去的特殊儿童的履历、个性等都作了详细表，以备将来教育上的参考；并且这个工作她还将尽可能的做下去。是的，她说的是事实。临时保育院对于个别教育的实施是不容易办到的。当我们离开保育院，守大门的警卫儿童，持着长木棒，臂上都绑着红布，挺得笔直的腰，“叭”的对我们就是一个立正！我喜欢得禁不住问他：

“你几岁了？你几岁了？”

警卫看看我，看看杜院长，不答复。我还要问。杜院长便对我说道：

“你不知道人家行礼的时候不说话吗？”

“咱们的孩子不错呀！”同来的人互相夸耀着。

“我喜欢他说话呀！”我强辩着道。

杜院长笑了，暮色苍茫中走出保育院。

的确是不错呢！我们伟大中华的幼年主人们当然是不会错的！抗战使我们大人进步了，抗战更使我们的孩子们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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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君慧，战时儿童保育会发起人之一，理事，设计委员，后为泸州毗罗寺保育院（川七院）院长。

（发表于《妇女生活》第六卷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