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沅





                  
   讽刺作品虽常以滑稽姿态出现，但实际上仍要求其主题的现实性，人物性格的真实与统
一。对人生光明黑暗两面强烈的辨别与爱憎。否则每易流于庸俗零乱。

   讽刺作品也有其一定的手法。作者仅仅有对现实的概念的观察和甚高的个人憎爱情感，
是不够的，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认识、实际体验和表现技术。能把“现实”从脑子里溶化一过，
然后把它“再创造”出来。

   就讽刺手法说，倘使《升官图》是漫画的，《捉鬼传》便是小说的。前者主题较为单纯，
后者较为复杂。前者采取漫画手法，故演出诗舞台上的深度广度不为舞台面所限制，像绘画
的深度广度不为画面所限制一样，它是把整个故事绘在一张纸上。后者采取小说手法，层层
追述，个个介绍，像整本小说似的，一页页看去。牵制的主题多，要说的话也多，于是许多
地方，不得不有小注解，注解一多，便显得零碎，场子也不得不受限制。

   剧作者为要说某句话而说某句话，自然会有点生硬，但为着怕生硬而补一个过程，添一个
人物，仍不免牵强。结果话虽锐利，而“锐利”只在那句话的本身，与整个故事似无多大联
络，只是借剧中人说一句作者要说的话而已。

   剧作的价值不但在台词的俏皮和锋锐，也不在主题的一般正确性，而在那些台词能有血有
肉、入情入理的表达了主题的意义。否则虽能片段的掀动观众，而不易使人得到连贯深刻的
印象。

   《捉鬼传》多少犯着这个毛病，作者没把整个思想立场把握得太稳，使人看过后很难有力
的捉住剧的中心主题。它仿佛是篇轻松的幽默时事漫谈，处处发现警句，而不易找到提纲挈
领的标题。看不出真正的“阴”“阳”面，也看不出真正代表的正面人物。但剧中的主要正
面人物钟馗说他“发现阳间全是鬼，没有一个人……”他这话显然不正确。他到阳间原是为
人除鬼，却又似乎根本否定了人世的正义的一面。钟馗终于不得不自行泯灭于陶醉中，正义
也随着他而消失。等他醒转来又是一个“鬼”世界的循环，他对现实茫然了。次要的正面人
物如“委屈”、“冤枉”、“小二子”等，也都把“正义面”写得脆弱可怜。当钟馗问“委
屈”、“冤枉”的本事时，作者似乎要借两人表现空洞无能、唉声叹气之流，却又委以捉鬼
重任。

   韩愈究竟是代表正义，还是代表黑暗呢？也是颇为矛盾不明的，因为要把沦陷夫人与抗战
夫人硬塞在韩公子身上，他便也成为丑角了。齐人的一妻一妾，最后一幕三个女人的妇女论，
就算是反面的写法吧，也是无立场的。作者处处企图在每个人物身上发表意见，而没把他的
理论根据弄稳固，因此不免随手抓起又随手丢掉。全剧人物性格和社会意义便不免浮光掠影
之嫌。舞台上“对一切现实不满”的启示，岂不是引导观众走入消极悲哀吗？

   剧作与演出常常会有很大的距离，两者的高度统一和互相充实是很重要的。否则会使作
品露出乡城人互易衣饰的不调和，而失去其动人的力量。我强烈的感到《捉鬼传》的整个
演出，有精益求精的必要。

   《升官图》、《捉鬼传》都是针对现实的作品，我们不说哪一个更好一点，也不说哪个
的作风、品格较高较低，也不去吹起毛来勉强求疵，即便更大点儿的吧。我们认为两者都
是为时代所需要的、不可多得的作品。很希望剧作家们更多样的也更多量的创作。只要是
对现实，对今日老百姓有益的，我们觉得比翻旧戏好得多。在中国的“长夜行”中，许多
旧剧本的意义虽然部分的仍未过去，但时间性、现实感究竟差的多了。虽说中国的“夜”
是“长”的，但每个段落实际上还是向前走，而不是螺旋型的打圈圈。因此每步路上都有
它不同的遭遇，不同的需要，这些不是“老戏”可以满足其要求的。

		（载于上海《新闻报》1946年11月25日“艺月”第十期。“沅”即安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