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创 作 生 活
作者:安娥
如果一个作家,把时间都用在洗衣服、烧饭、看小孩、穷困生病上去,还有什么时间来
创作?在解放前,尤其是抗战期间,好几年之久我就是过的这样的生活。
记得那时我和我的爱人——田汉住在广西省桂林郊区的一间摇摇欲坠的木板楼里,南方
夏、秋两季的暴风雨,时刻威胁着我们的屋子,每当暴风雨的夜晚,我们就不敢放心入睡。
我们曾写过这样的句子记录我们当时的生活:“每惊风雨揭屋瓦,且幸明朝不断炊。”
1943——1944年,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迫使湖南、广西两省千百万居民仓促间离开家
乡,数千里徒步跋涉,逃亡贵州、四川等地。1944年底,我和田汉随难民们逃到贵阳的时
候,看见许多逃来的著名作家、画家、科学家、医生、演员……都成了褴褛的叫花子。天
上下着冰屑,地下铺着冰块,有些人几乎是赤脚行走,脚烂成疮,敌机沿途日夜轰炸,沿
线追赶,不死于刺刀尖,不死于轰炸,不死于冻饿,已经是万幸了,至于妻死、子亡、家
人失散,已经是平常的事。田汉当时曾写过这样一首“寄儿诗”:
爷有新诗不救贫,
贵阳珠米桂如薪;
杀人无力求人懒,
千古伤心文化人。
虽说田汉自己很不喜欢这首诗,也从来不向人们提起这首诗,但我觉得它确实反映了当
时文化人的共同遭遇。
多少年的时间,我们曾为了到河里抬水、洗衣、劈柴、烧饭、生病,耗费了可贵的岁
月。偶尔在有的春季——百花盛开的时节,我们为了要获得一束鲜花,便不得不到很远的郊
外去采。有一次我们在山坡上采来了些映山红,美极了,我们高兴地说:姹紫嫣红不用买,
山花戴得满头回。
解放后,这样愁苦艰辛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偶尔谈起来,还余怒未息,平常已经
把它忘了。
现在我们骄傲地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当家作主的生活,只怕事情做得少,只嫌学习的不
够,恨不得抓住太阳不要叫它下去。虽然我们有着那样美好的星期日,可是每当星期五、
六,想到自己一个星期的成绩时,就免不了心惊面赤。
国家对于创作工作者给予一切的便利。专业的创作干部不用上班,每年的创作计划由自
己规定。平常给我们听许多关于文艺理论的报告,出版许多理论和作品的书籍。
我是戏剧创作干部,为了学习,每次国内外来北京的优秀戏剧演出,戏剧家协会都买戏
剧票送给我们去观摩。有的时候同一天内有两三种戏票,使得我们不知道该去看哪一个演出
好。尤其是大规模的戏剧汇演,只要我们有时间,就去看戏。
平常如创作干部提出来愿意到哪里去体验生活,由国家付出全部路费和津贴,生活费仍
旧照发,体验生活的时间不限制,三天也可以,三年也可以。
我是一个常常生病的人。和别的生了病的作家们一样,无论住疗养院、医院,医疗费用
全是公费。如果只在自己家里休养,时常都会得到最温暖的慰问。
那么国家对于作家的要求是什么呢?要求我们锻炼身体,努力学习,多写出中国人民喜
闻爱见的作品。每个民族都喜欢自己民族的风格气派的作品,这就是我们在创作上努力的方
向。我们孜孜以求的是如何继承并发扬我们民族文艺的优良传统,如何学习及吸收国外和本
国的兄弟民族的文艺中有益的“营养” ,来丰富我们的民族风格,繁荣我们的创作。
作家们都向同一目标努力,彼此间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是必不可缺少的生活和工作条
件。我们不能离开朋友而生活,尤其是“有朋自远方来” ,使得我们更为快乐。比如我,我
现在正患着风湿病,不能写字,但我需要创作,于是青年朋友们就自愿来帮我记录。最近我
的一本话剧《相如与文君》的两遍稿子,就是两个青年剧人挤出自己的业余时间来帮我记录
的。在记录的时候,他们不是简单地记录,而是把自己的思想热情投入创作中,时常提出很
好的新鲜的意见,等于是和我共同进行创作,这样便使工作进行得非常快。
在我没病的时候,我写京剧剧本《黄泥岗》(《水浒传》里的故事)和《寇准探府》(杨
家将的故事)的时候,京剧演员李少春和导演郑亦秋花费了很多时间,用他们的智慧和经验帮
我想办法处理京剧的场子。他们是毫无保留地提出他们的意见,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缺点。
尤其李少春,甚至在旅途中,在病中还写信帮助我。这就是我们新中国文艺工作者们的友谊。
作为一个作家,有这样多的热情的帮助和国家的支持,幸福是难以形容的。这和我们在
解放前的创作生活有天渊之别。同样的我们对于朋友们创作或是演唱也是毫无保留地提出自己的
看法。对于这些意见,我们可以争论得很激烈。但,很明显,越争论,我们的友谊越坚固越深
厚。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喜欢一起研究中外古今的作品,喜欢把自己的或朋友们的新创作计
划和创作进行的情况,告诉朋友们,也喜欢把自己看到的新的文艺理论,国内外的文艺动态,
或是看了新的演出,见面的时候互相交谈。也可能引起争论,争论的结果必定对双方都有好
处。
中国人民把作家当作自己最亲切的“老朋友” 。作家们无论走到哪里——工厂、农村、部
队、学校,都被人们热情地接待着。“欢迎呀!亲爱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给我们新的精神粮
食呀!”“几时你的新作品能写出来呀?”“写我们的幸福的工厂吧!”“写我们美丽的农
村吧!”……于是他们争着把那些最动人的英雄们、模范们的事迹向我们滔滔地叙述。虽然
国家并不向作家们规定一年写多少东西,但亲爱的人民向你这样要求,你能不快快地写吗?
于是我们的生活就光荣幸福地、有意义地忙起来了!
我们很怕但又最喜欢看见我们那初升红日似的活泼、热情、勇敢的孩子们。他们看见了作
家叔叔和作家阿姨,会紧紧地抱住你,向你要他们理想的作品。如果你不能满足他们,他们
会写信向你要,还会在报纸上公开向你要,再写不出来,他们会催促他们的编辑们、文艺指
导员们跑到他们的“亲爱的作家叔叔”“亲爱的作家阿姨”家里去要。这样的“客人”我们
是欢迎的,也是最难说话的。“我是代表孩子们的愿望来的” ,只这句话就使得作家们任
何不写的理由都失败了。
“作家”在新中国是光荣的称号,作家们正在使这个称号更加光荣。国家和人民正满怀
热情地帮助、鼓舞我们使这个称号更加光荣。
今天我们描写自己生活的诗句改变了!
写呀,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们!
在祖国温暖的阳光下,
铺开我们的纸张;
在祖国锦绣的大地上,
让笔尖儿闪光芒;
六亿亲爱的英雄人民,
等待着我们的“食粮”!
怎能让他们的精神饥饿?
赶快!赶快!
献出最崇高、热情的劳动,
给亲人们把“珍馐”送到身旁!
(中国新闻社国庆节特稿。据该社油印件打印。)
附:中国新闻社通函:“安娥同志:您为我社撰写的《我的创作生活》已收到,并已打
印分发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印度及非洲美洲等地华侨报纸。兹送上印发的清稿及微薄
的稿酬,请查收。谢谢您给予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此致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