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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白薇
作者：安娥 白薇，这个执拗的被病折磨得已经接近了老妇人边境的勇士，她时刻崇高地痛苦地纠缠着我！这决不是由于怜悯式的同情，也不是因为她可以作为“借题发挥”的对象。而是很单纯的；我崇拜她！我尊敬她！ “对着她”，“想到她”，“提到她”，都激起我对自己的惭愧、愤怒。 我惭愧我为什么就没有和她作为亲密朋友的勇气？虽然我是这样地崇拜她！甚而因为刘海尼和她做密友，我就直截了当地也崇拜海尼。我惭愧我为什么没有白薇那样的无畏，我惭愧我每次想去看看白薇每次都给怯懦所阻止。我惭愧见了白薇我是那样局促，除了“是是”“好好”“对对”之外一句什么意见都不敢发表。甚至白薇称赞我，也不敢坦白地喜欢；骂我，也不敢直言辩论。“难道白薇是老虎会吃你吗？你这个胆小的妇人！不，白薇比你善良得多着呢！”我骂自己。 白薇的坚强就是她对现实从未妥协过，甚至有时不免偏于冲动。可是她的冲动毫无恶意。比如人们劝她和杨骚恢复关系，她不但不感谢，反而骂人们侮辱了她。然而人们在这件事上对白薇未尝不是存有怜悯和侥幸心理的。可是并非出于恶意，但却伤了白薇的自尊心。有一次沙丁在重庆南温泉文协会址为这件事劝白薇（当时白薇、沙丁都住在那里，沙丁非常善意地为她设想），白薇却狗血淋头地把沙丁骂了几个钟头，沙丁只能把被窝蒙头掩耳。又有些识相或不识相的朋友，因为知道白薇穷且病，给她送些钱去。凡是她觉得那些钱是发之于怜悯心的，她都拒绝了，还要不开心（自然她有时未免过敏）。有一次文协帮助她大约是五十万吧？她却除了自己用了极少数外，第二天听说翦伯赞穷且病，便把钱全部送给了他。弄得翦伯赞先生收也不好，不收也不好。 当然白薇这些行动，是有些与常人不同。如果说她冲动也未尝不可，若说她不足道，那还不是。 白薇是个没有“表”“里”的人，对社会和对自己朋友一样，从不宽恕任何人任何事。“当着面”和“背地里”没有说过两种话。她认为该骂的，不管是谁，就骂个狗血淋头；她认为该赞美的，不管是谁，就赞美个痛痛快快。最毒狠和最崇高的字眼——也许是最有力的声音——一连串从她口内咕咕哝哝的道个没完。 当然白薇这种做法，常常为一些怀有优越感的朋友们所不喜；因此白薇就招来更多的“孤独”和嘲笑。 朋友们在白薇不“哇啦哇啦”时就会遗忘她，社会也到处不容她。各方面所以对她还没施之什么不利的，只因为觉得她已经是不需要“费力”的人了。不少的人觉得好像白薇最多只足以当作怜悯的对象，或茶余的偶尔谈资。可是白薇真就是这么不足道的人吗？不！每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都不能这样说。白薇自己难道会不知道人们对她的态度吗？不！以她这样敏感的人，只会知道得更多更深，受的刺激更多。可是白薇不理会这些，鄙视这些。不妥协，仍然骂下去，赞美下去。也许是因为她“人微言轻”吗？！她气得骂得病倒了，可是人们仍然毫不觉疼痛。大概人们根本就没有关心到她骂的和赞美的内容，而只是有意无意地顺便地强调白薇的“冲动”；造成了一种气氛，好像白薇的骂人是当然的事，白薇的骂人充其量不过是从自我出发，发些不合事实的神经质的牢骚而已。可是在另方面，妇女们却有不少人对着白薇这面坚强的镜子发现了自己的妥协与懦弱，但我们有谁又能因此而嫉妒她恨她呢？或者觉得她是我们不光荣的“活现眼”呢？不！她不但是妇女的也是“人性”的骄傲呀！ 曾经间接听到一句话：“你们不要捧白薇了，她会更发疯，更说疯话的！”（意思间是说：在外宾之前为文化界丢脸。而外宾也许并没有这么想。）我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像白薇这样彻底反抗一切丑恶的“发疯”精神，人们试试看，有几个敢？反过来说，倘若战斗史上多有一些像白薇这样的不顾情面，不计利害，不世故，对现实赤裸裸批评的“发疯”精神，一切一切的苦难，早都会好得多了。 所以我认为，一切一切有意无意由于自私的顾计所发明出来的遁词，全部是怯懦，而怯懦的风气必定会使幸福迟到多少年，使苦难延长多少年。在残酷的历史过程中，这是罪恶。怯懦者常常把圈子圈得一点点儿大，而白薇却没有圈任何圈子。这倒不因为圈子不要她，而是她不要圈子。 还在两个月之前，白薇走了，回到她湖南故乡去了——她是那样孤独愤怒悄然地走了。白薇虽然常常愤怒，可是她从来没有要“孤独”过呀！ 莫非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哀吗？自从读了白薇在《新民晚报》发表的文章以后，我一直为它更痛苦的处罚着自己。这种情绪，经历起来是这么复杂，这么持久难受，但理解起来却非常非常简单而迅速。有人说：“真正理解了，便不会痛苦。”不对，那只有最冷酷的纯客观主义者才能办到。（也许这不纯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哀？）而我是办不到的。不过我承认，日子久了，在不想到它的时候，痛苦曾模糊过。 有人说：白薇是妇女主义者，白薇的愤怒发挥得错了方向。 不错，在白薇的口边，常常听到“臭男人”、“丑男人”的字眼；白薇又常常骂“势利眼的家伙”、“自私的丑鬼”等等。但这绝不能证明白薇是妇女主义者；也不能说明白薇弄错了方向。我们试翻开白薇的生活史（包括今天）和她的全部写作，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白薇之被人呼为妇女主义者或其他名词，就说明白薇还正在和丑劣罪恶作无情战斗。如果她已是消形灭迹了，她便连被嘲笑的资格都被取消了。但如果她走另一条女人的路：如果白薇还年轻，或是还漂亮，或是还愿出卖女性而攀得“乘龙贵婿”，恐怕今天正嘲笑、遗忘着白薇的人们，那时没有哪个会不愿到白府去品杯名茶吧？！或是打更深的交道，只要白府表示招待的话。那时候更有谁会想起廿年前自己痛毁的“出卖灵魂”、“出卖思想”、“出卖肉体”、“出卖爱情”的老调，以及更多更多的“可耻”、“落后”等等字眼啊！ 因此今日有些人用嘲笑来无形打击白薇，用怜悯过来贬值白薇，而不用理智去同情白薇，并不是对白薇个人特别毒狠，而是这些人受不住“白薇们”的无情震激，所以只好自显优越地制造名词，作出神态，来混淆责任，掩饰过错。难道白薇真是比其他妇女更值得遗忘，更不足称道的吗？ 清清楚楚记得曾有两位仁兄，谈到白薇在某次会上说过的一段话。白薇说： “请你在托尔斯泰墓前代我致敬。我觉得只有托尔斯泰才能肯定《复活》里卡秋莎·玛斯劳娃的伟大，才指出了男主角公爵聂克留道夫的廉价的慈悲施舍的不足称道……在中国像这样的妇女正不少，而她们不但不被承认，反而受着摧残蔑视……可是她们并不气馁而正坚强地战斗着……我给这样的姊妹起个名字，叫‘火中莲’！” 白薇的口才不如她的笔，说话不时有些颠颠倒倒，咕咕噜噜地不大悦耳。同时她每次所说的内容形式也多不“时尚“，因此就更被有些人所不喜。当时会场上就有不耐的表现（当然是有些“仁兄”，和带有男性意识的女性。），而我所说的这两位仁兄，是在那次会后的三四天吧，在软绵绵的沙发里坐得发瘫，懒洋洋地歪着头，针对白薇这段意见，作了以下简单扼要的对话： “那天白薇说的是什么“火中莲”啊？简直是莫名其妙嘛。”一个实际是不同意白薇的话，而故意做出不懂的样子，高高贵贵地说。 “谁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另一个作出更超然的神气，仿佛在这位仁兄面前关心了白薇便会有损更重要的友谊似的回答（实际他也真不关心）。 “神经病么。”前一个又不屑地加了一句，很像后悔自己多此一举。 两个人说完三段话后，是那么吝啬地撇了下嘴巴，耸了耸肩，像是对白薇那天那段沉痛话语的总结。 关于白薇那次的发言，有些人觉得，以白薇目下这样的身份，要人家代她向托尔斯泰墓致敬，是自我伟大，出外国古人风头（外国古人恐怕没有这么吝啬）。有的更认为她这么坦白不知耻地把自己的不“堂皇（？）”的“私事（？）”搬到众人面前，是不必要的举动，有失知识分子矜持到虚伪程度的体面。但无论如何，当这两位仁兄那天讲那几句话时，那种高贵的超然的“理所当然”的低气压笼罩全室，甚至连我这个“二百五”都不敢插上一句辩解的话，可我明明知道这种对现实认识的吝啬和毫不负责的“打落水鸡”的行为并不美丽。而且严格地说来，白薇的发言也不能不是战斗，不过当真把方面弄错了，它是代“旧”的东西受过。 我们当然不能因为人有缺点就整个儿把他否定。缺点的意思是“白璧有瑕”，而本身并不失为珍贵。也可以说“美仍占有整体的大部分，丑只是一点点而已。”但倘若“瑕”多过了“瑜”，那就不能包括在这个比喻里了。 这个原则对白薇和对非白薇同样适用。我们不能说欺负了白薇的人们，就一切都错了；也不能说白薇因为有时看问题冲动偏激，便应当被嘲笑被遗忘。 白薇之所以冲动偏激，是因为她受的压迫、刺激、被轻视、被遗忘的痛苦最深，因此在她心理上形成了一种“绝对的自尊”的倾向，她的爱憎也就特别敏感。她年年月月都在怀疑、忌恨、愤怒、悲哀的情绪中生活，又加上她那倒霉的病和爱情、青春的被剥夺杀戮，她怎么能不偏激？不冲动？但作为一个同伴来说，若还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增加她的反感，使她更冲动，更神经质，那我们就不能逃脱过错了。 一个妇女从双重压迫下冲到社会上来，想想看，她们是和多少丑恶、残酷战斗过！白薇因为这个受苦受难，失掉健康还不算，甚而失掉了半个生命，同时被剥夺了做人的起码幸福。就以这样一个不妥协、不脱离人群、坚强战斗的白薇，会仅仅是一个妇女主义者或认不清方向的妇女吗？她的偏激与冲动，完全是因为她觉得她不该再受这些多余的胡闹的痛苦与压迫。她完全是太天真，太坦白，太爱真理，太爱同伴了。我相信，白薇脑子中的战斗营垒的现实，比真实的战斗现实要纯洁得多，崇高得多。可是她这种错觉不能构成她的过错。 今日白薇的一切心情、想法，以及她的年龄和服装，大体都停止在她当年的活跃时代——也是革命最激荡、妇女们最能发挥工作能力的时期——这也许是因为她是从那个时候失去健康，失去涌溢的才智和战斗力的。白薇没有想到社会的进展是有其错综性的。她没有认清楚，八年的全民抗战，一方面虽然掀起了民族革命战争的怒潮，使落后者迈进了一大步，但另一方面，随着抗战的低潮，随着环境中封建力量的加大，由于种种障碍、妥协、便利、传染的关系，不少人又走了捷径，使得原来思想行动上落后的一环——封建意识——加强起来，形成了封建意识的普遍抬头。最显著的也是最便当的，便是使用在对待“女人”这一方面。在廿年前就和白薇们并肩作战反帝反封建的战士，今天仍在反帝和反封建旗帜下战斗的人们，却创出了一种封建意识新法典，这部法典似乎专门是对付女人的。根据这部法典，今天的白薇们便不得不受到一些无聊的但可恶可厌的欺压。而白薇自己也许没从这方面寻找根源，因此就直感的用“冲动”来反抗。 这是白薇的悲哀——理论与现实冲突的悲哀。这是白薇痛苦的源泉——她仍怀着二三十年前少女时代的纯真，把现实理想得过度美丽。而这种悲哀痛苦刺伤损毁着多少男女白薇们的心，接着便会是他们的意志。如果不是亏得这些男女白薇们有着坚强自尊的“发疯”的意志，恐怕环境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灾难。如果谁不来感谢这一层，反而故意抹煞它，那真成了真理面前的懦夫。虽然这决不足以成为有远见的、坚强的男女“白薇们”可以以之自我骄傲的。但假如人们仍然不注意这个问题，仍然近视而自私地不去坚固每个环节，那就会造成一种最笨最丑的堂皇的梦境。 由于人们对妇女问题观点的错误，在电影上舞台上我们就看见不少出卖风情的、奴隶成性的女性，或绵羊小鸟们。那种毒俗的对女性的玩弄与教导，很多成分不亚于日本的妇女教育；也不下于京戏舞台上的“宜尔”封建“室家”的老旦、青衣、花旦、武旦们。京戏舞台上制造出来的只是封建时代男人所需要的女性典型，这对今日的电影、舞台的需要当然还不够，因此就依彼手法再加上些资本主义所需要的女性成分。但悲哀的是：我们面临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又不是封建的，而完全是新的民主的新前途，可是我们的电影、舞台却没能给我们一些有力担起这副担子的时代人物，尤其是其“女”的方面。我们应当说，这是因为我们的制作者的脑子里还没有我们的正确存在。 不是说整个电影、舞台的每个戏里都百分之百地卖弄着女性，最多的现象是，不管主题、角色如何，在编剧、导演和演员当中，很多时候不免显露出内心马脚。如：风情超过战斗，优美损害力量，驯良掩饰痛苦，懦弱模糊是非；或是以风情、豪华为突出点，以绵羊为结论，而以战斗为过程。 我们希望它健康起来，因为它是我们需要的。但这首先必须要求人们对这问题的心理的理解的健康。正确的引导与真诚的工作是今日急需实现的。这个问题，不仅妇女需要它能对妇女有益，也是人类的要求，是考验民主运动的试金石。 我并不有意强调地突出白薇个人，她的遭遇只是千万妇女中的一个，也是千百有反抗意志的知识妇女中的一个。单就她个人讲，也如其他千百万人一样，绝无举足安危之系；只是如果把她作为例子来说，则不免是一个很大的理论与实际的争辩话题。 无论白薇如何地活着，她都已经很深痛地印在许多妇女的心里。也许白薇顽强不屈、潦倒地活着，就说明问题实际存在着，因此每天也就有人把它提上议程，每天也就有人讨论并答复它。 （发表于1948年《创世》杂志。据杂志剪页打印。打印时作了个别文字校改。——田大畏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