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的百年回响－一叩响本世纪近代音乐之门 （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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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庄永平


　　 　　(一)世纪之初上海地区音乐现状

　　自上世纪中叶上海成为我国主要通商口岸之后，随着外国商品大潮的汹涌拍岸，外国文化也长驱直入涌进上海。其实，早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前，徐家汇地区，由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首的徐光启而得名。而后，徐家汇天主教堂成为江南一带天主教传教中心。又如建于董家渡的天主教堂，其内管风琴的音管，居然随乡入俗改用金属制为竹制，可见外国宗教文化渗入之一斑，也堪称世界一绝。至于教会学校，从最早1839年法国天主教设立的漕宝路读经班起，怀恩、培雅、度恩、文纪、裨文、圣芳济等学堂，以至后来集中了我国最多的外国教会学校，著名的有徐汇公学、中西书院、格致书院、圣约翰大学，等等。而更重要的是，西洋宗教传播是以其音乐为先的，因此，宗教音乐就成为我国人民首先接触到的西洋音乐。学校里除演唱宗教歌曲之外，已组织有少数西乐队形式。如徐汇公学西乐队曾演奏过海顿的交响曲，这是欧洲音乐大师作品在中国演奏的最早记录。当时基督教在上海的重要文化机构“广学会”，也大量印刷出版宗教音乐歌谱。西洋教堂和学校的种种活动，为我国引进西洋音乐之先导，以后我国西洋音乐的实质性启动，正是从上海的新式学校中开始的。

　　除了宗教音乐之外，至本世纪初，西洋音乐已开始渗入到社会的各方面：出现了一些西洋铜管乐队；出现了外国琴行；发行了涉及西洋音乐的书籍、画报等，更有不少西方音乐家来沪表演。如早在上海开埠前后，英军入侵上海时，就有军乐队随军奏乐；后英国商人已在上海开设了“谋得利”琴行；上世纪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淞沪组建一支15人的军乐队，可以说是由中国人自己组建并演奏的最早军乐队。全国著名的15个军乐队中，上海已占有6个。而上海租界上成立的“公共乐队”几经发展，后成为有影响的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至于报刊媒体上记载的近代西洋音乐的活动，更是不胜枚举。如徐柯《清稗类钞》所载的“美国女子擅风琴者至沪表演”；法国海军军官亨利·絮贝尔日记中提到的，在荷兰驻沪总领事夫人的沙龙里欣赏欧洲古典音乐等。当时《申报》上常载有“八音筒奏中外名乐”、“洋枪小队试春操……吹笳鸣鼓马萧萧”、“西人赌赛足力……并有兵船乐手吹笙击鼓以助”等描写西洋军乐队的演奏。又有“英女士惹尼嘉士，擅拉胡琴（小提琴）试奏”；“往英国戏院观外国戏（歌剧）”，以及“意大利洋行告白的乐器广告”等。那时随《申报》附送的《点石斋画报》，也经常涉及到一些与西乐有关的内容。如《卖野人头》、《西戏重来》、《履新盛仪》、《西乐迎神》，等等。

　　在另一方面，上海地区的传统音乐与民间音乐，由于上海城镇的急速发展和西洋音乐的渗入，已经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一是城市化使以前包括音乐在内的小农经济文化，不得不变革以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二是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的发展已停止不前，更不能适应上海资本主义萌芽与发展的需要。总之，至本世纪初，可以说上海率先在全国中，积聚了西洋音乐引进和民间音乐改革的巨大能量，从而带头叩响了我国近代音乐之门。

　　（二）清末民初学堂乐歌的兴起

　　本世纪初，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已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随着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和民主思想的迅速传播，新式学堂普遍建立，出国留学形成风气，学习西方蔚成潮流。而最早主张在学校中设唱歌课的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他在1898年上书光绪皇帝奏折中，已建议在课程中包括“歌乐”一科。而另一主要人物梁启超就曾明确地提出：“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饮冰室诗话》），并认为唱歌为学校中不可缺者。1898年10月，梁启超流亡日本，翌年8月与他人共设大同学校时，已组织有“大同音乐会”。由于新式学堂开设乐歌课，学校唱歌成为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一种新风尚，后来就把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统称为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在政治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和改革社会的愿望，在行动上就是大力引进西洋音乐。有意思的是，这种引进不是直接来自西洋，而是来自东洋的日本，这也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直接产物之一。学堂乐歌主要是引进日本已流行的欧洲歌曲音调，然后顺延我国传统填词作曲的创作方式，填上富于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唱词。可见，这种以歌曲为主的音乐启蒙做法，在当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因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还不可能引进西洋音乐的各种高级形式。学堂乐歌在我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西洋音乐影响我国的实质性启动。随着学堂乐歌的发展，西洋音乐及各种艺术形式，如歌曲、风琴、钢琴和提琴等，开始得到初步的介绍和乐器技艺的传授，从而掀开了我国音乐史上新的一页，学堂乐歌也就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史的第一个里程碑，成为我国现代音乐掘起的奠基石。

　　（三）沈心工等学堂乐歌先驱

　　正是上海具有新式学校的广泛基础和民主思潮的人文背景，遂使上海成为我国学堂乐歌兴起的前沿基地。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学堂乐歌的兴起，和那时具有民主思想的音乐先驱者们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密不可分的，而其中又有两点是极为显明的：一是他们都为日本的留学生，这是由于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洋文化取得成功，而我国的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欲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以仿照西方的学制为典范，故我国西洋音乐的引进开始主要也是来自日本。二是以留日学生成为急先锋和中坚的力量，他们大部分又为上海籍人，这些人的家庭均较富裕，接触民主思想后，出国探求救国图强之路。他们先在日本组织音乐社团，继而回国大力提倡而使学堂乐歌蔚然成风。如沈心工、曾志忞、高寿田、冯亚雄等。即使不是上海籍人，但他们的主要音乐活动地区都涉及到上海，如李叔同等。

　　沈心工（1870-1947）上海人，“心工”是他发表歌曲时的笔名。出身于清道光年间上海望族家庭，1902年4月赴日留学，其间与曾志忞等在江户（东京之前称）留学生会馆发起组织“音乐讲习会”，为我国最早的音乐讲习会。沈的第一首习作《男儿第一志气高》（初名《体操-兵操》）就是在那时编写的，这也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乐歌作品之一。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近30年。沈在该校创设了“乐歌”课，据民国政府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这是我国小学最早设有“唱歌”课的一年。沈除长期在南洋公学附小任职外，还先后受聘于上海务本女塾、南洋中学、龙门师范学校等。1904年沈在务本女塾主办的“乐歌讲习会”和“沪学会”等的教学活动，来自于各方面的教师和社会活动家，他们中的许多人日后成为推进乐歌运动的中坚。如夏颂莱、吴怀疾、王引才等。沪学会的创办人李叔同最早的音乐教育，也是萌发于此。沈在从事音乐教育的同时，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教材编写的工作。在1902年至1927年间，共编写了180多首歌曲，先后收集在1904年编辑出版的《学校唱歌集》初集，可能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一本用于学校唱歌课的教本。后增编出版了《学校唱歌集》第二、三集。1912年又增补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共6集。1913年还出版了他所编辑的《民国歌唱集》1至4编，1937年出版《心工唱歌集》等。沈所创作的作品题材广泛，大多表现爱国主义精神和鼓吹国民革命及共和新政的，代表作有《体操-兵操》、《黄河》、《十八省》、《买布》、《革命军》、《美哉中华》、《革命必先革人心》等。

　　曾志忞（1879-1929）号泽民，上海人。其父曾铸，1905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1901年曾偕夫人曹汝锦赴日留学。次年参加沈心工发起组织的“音乐讲习会”，1903年于东京编印出版的《江苏》杂志上，连续发表《乐理大意》和《唱歌及教授法》。其中以五线谱和简谱对照刊印了《练兵》、《游春》等6首歌曲，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公开发展的学堂歌曲，也是现能见到的中国人正式使用简谱的最早记录。1904年5月，曾又在沈心工所创立的“音乐讲习会”基础上，重新发起组织“亚雅音乐会”，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新式的音乐社团。曾的夫人曹汝锦是我国最早留日学习小提琴的女生。同年7月，曾译补出版《乐典教科书》（上海广智书局发行），是当时出版最早的一本较完备的乐理教科书。继而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是我国最早一篇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后在《醒狮》杂志上连续发表的《和声略意》一文，是中国人写作的讲述西洋和声学知识的第一篇文章，成为我国引进西洋和声学的先驱。1907年回国后，主办慈善机构“贫儿院”，其组织的“贫儿院管弦乐队”，不失为我国第一个西洋管弦乐队，也是第一个全由中国人任演奏员的西洋乐队。

　　李叔同（1880-1942）生于天津。艺名息霜，出家后号弘一。李叔同虽为天津人，但这位后来成为艺术全才和通才的他，一生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19岁南下上海，即参加袁希濂、许幻园、张小楼等组织的“城南文社”。其时诗文词赋已是全社之冠，并表现出文学和书法篆刻的天才。1901年入南洋公学学习，和沈心工先后同学。随又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创办“沪学会”。在主持“沪学会”期间，运用我国民间乐曲《老六板》填写的《祖国歌》，歌词充满了豪言壮语与爱国激情，遂使曲调更显雄浑深沉，这是他编写的学堂乐歌的代表作之一，也可以说是开创了运用我国民间曲调写作学堂乐歌的先例。1905年赴日留学，于1906年独力编印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由上海公益社出版，上海开明书店发行。由此揭开了中国音乐期刊史的第一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杂志所刊的木炭画“乐圣比独芬”（即贝多芬）像，又是我国第一幅出自国人之手的西欧音乐家画像，《乐圣比多芬传》是我国学者最早介绍西欧音乐家生平的文章，而用在封面的《马赛曲》旋律片段，更是在我国书刊中首次出现。1912年重返上海，其间用五线谱印制的三声部合唱曲《春游》，是李首次发表的合唱自度曲，也是我国近代音乐创作中，最早用西洋作曲手法写成的多声部声乐作品。后李受聘于浙江两级师范等学校，教授音乐、图画，直到1918年皈依佛门。李的弟子有吴梦非、刘质平、丰子恺等，均为我国近现代著名的音乐教育家。此外，还有一些活跃于乐坛教育的上海籍音乐家，如高寿田（又名砚耘），1903年留日，可能是我国第一位选学小提琴的留学生。回国后，与曾志忞、冯亚雄创办上海贫儿院，任音乐部主任，并参加本院组织的管弦乐队。曾在龙门师范等学校教授音乐。1914年编著出版的《和声学》（商务印书馆出版），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和声学教材。冯亚雄（又名历夫），1905年留日学习长笛、单簧管、圆号等西洋管乐器。回国后，与曾志忞、高砚耘创办贫儿院，负责教授管乐。1912年又和曾志忞在北京创办“中西音乐会”，改良中国戏曲音乐和首创用西洋乐器伴奏京剧。曾教京剧大师梅兰芳演奏钢琴。

　　二走进都市中的民间音乐

　　一戏曲、曲艺音乐的渐趋成熟

　　上海近代历史上流传过很多声腔剧种与曲种，尤其是明昆曲形成于上海近邻昆山，波及甚深。晚清上海曲家巨擘俞粟庐（上海人），主持吴局，自组粟社，使上海一度成为昆曲演出中心。最为重要的是，现存的《遏云阁曲谱》、《集成曲谱》等重要的昆曲传统乐谱，都是在上海出版的，这是明清三百年来昆曲音乐艺术的结晶。京剧自本世纪前已在上海形成了被称为“海派”的上海京剧音乐特色，这就是在接受京皮黄的同时，保留了诸多的老徽调、梆子唱腔及京剧早期的唱法，还兼容了不少吴语地区的民歌小调。二十年代以来，大量连台本戏的上演，加强了音乐的一定戏剧性。而周信芳“麒派”艺术的形成，音乐上具有苍劲质朴、富于激情的特点而自成一格。产生于上海本地的沪剧，其音乐在进入都市后，在原山歌调的基础上，吸收了苏滩的一些唱腔音调节奏，同时加快了各唱腔板式化的进程，剧种腔调趋于成熟，由本世纪初的“本滩”进入“申曲”阶段，至1941年定型为沪剧。至三、四十年代，已出现了王筱新、施春轩、筱文滨和石筱英、解洪元、邵滨孙、杨飞飞、丁是娥、王盘声等唱腔流派。除京、昆、沪剧种以外，流入上海的其它剧种和曲种，也都由于上海特定的环境，大多获得了发展与成型的机遇，在各剧种声腔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如近代上海戏曲舞台上较有影响的“苏滩”，它原是一种曲艺清唱形式，自本世纪前在上海组成第一个苏滩班后，二十年代一度成为上海主要舞台艺术之一。越剧从1917年进入上海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的三种腔调：四工腔、尺调腔、弦下腔等都是在上海形成的。四十年代后又形成了袁（雪芬）、尹（桂芳）、范（瑞娟）、傅（全香）、徐（玉兰）、戚（雅仙）六大流派唱腔，为五十年代后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它如粤剧、淮剧、扬剧、绍剧、甬剧等，均因为在上海拥有大量的乡民观众而发展迅速。而现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曲艺之一的评弹，也是在上海异地开花结果，发展出繁花似锦的众多流派。另一种在上海本地形成的滑稽戏，其南腔北调的音乐风格也为上海所独创，成为一种特殊的喜剧及其音乐形式之一。

　　二“大同乐会”与民间丝竹社团活动

　　上海地区的民间器乐，在城镇中活动的，由于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产生了各种异化现象，在郊县活动的，在进入都市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较为突出的是明清以来琵琶乐的发展与古琴乐的复兴。继清代琵琶艺术呈北衰南盛以来，南派的无锡、平湖、浦东、崇明四派中，上海已占其二，其重心移到了江南一带，并以上海地区最为集中。浦东派琵琶，始祖为上海南汇的鞠士林，弟子有鞠茂堂、陈子敬和程春塘，并以陈子敬为最。陈子敬的再传弟子沈浩初1929年编著出版《养正轩琵琶谱》，对浦东派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崇明派近代琵琶名家沈肇州于1916年编辑出版了《瀛州古调》，使崇明派琵琶乐曲及其演奏技巧流传开来。崇明派琵琶另一传派被称为“樊氏三辈”（樊紫云、樊少云、樊伯炎）。而长期在国立音乐院任教的朱英，是近代以来平湖派琵琶的最主要传人。1921年他以中国政府代表团随员身份，赴美国参加太平洋会议并为来宾表演，被认为是近代有记载的赴国外琵琶独奏的第一人。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本世纪以来，上海出现了我国音乐发展史上有记载的最后一个琵琶流派--汪（昱庭）派。汪氏对我国琵琶音乐发展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在当时培养了一大批琵琶演奏新人。这些后起之秀大多成为后来全国琵琶乃至民乐界的中坚力量。如孙裕德、李廷松、卫仲乐、秦鹏章以及金祖礼、张萍舟、陈天乐、陈永禄、杨大钧、柳尧章、程午嘉、浦梦古等。我国古琴乐的发展虽然连绵流长，但自本世纪以来，已缺乏组织与交流。1934年由张子谦、查阜西、彭祉卿等琴家发起组织的“今虞琴社”，为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古琴事业的复苏和流布，奠定了基础，一时使上海成为全国古琴活动的中心。其出版的《今虞琴刊》虽只发行了一期，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其次，从本世纪初开始，上海民间丝竹乐活动也渐兴旺。以往乡村中那种锣鼓喧天的合奏形式，因不能适应市民欣赏和演出环境的需求，因而不得不摒弃锣鼓响器和唢呐，运用只加少量击节性乐器的“清丝竹”形式。这种活动开始在茶楼定期聚会，以乐会友，切搓技艺，合作演奏，自娱娱人，后来形成了社团性质的丝竹组织。如较早的“文明雅集”（1911）、“钧天乐处”（1915）、，“清平集”（1917）、“国声社”（1918）、“国乐研究社”（1919）等，“国声社”1919年编著的《国声集》，是现能见到的最早一本记录上海民间丝竹乐曲的乐谱。丝竹高手有杨志刚、郑耕莘、周星宝、袁诵尧、许仙、张志翔、金忠信、张丽生、朱少梅、楼恂如、王云甫、任悔初、倪燮跃、蔡之炜等。至二十年代，出现了众多的社团，其特点是有的社团已从演奏一般丝竹乐曲，扩大为整理或改编演奏其它的一些民乐传统乐曲等，主要的社团有：友声旅行团国乐组-上海国乐研究会（1920）、紫韵乐会-中国国乐团（1920）、乐林国乐社（1923）、霄兆乐团（1925）、云和国乐学会（1927）、侯家宅国乐组（1928）、梅友国乐研究社（1932）、沪东国乐社（1945）、“中国管弦乐团（1941）以及一些商界组织的社团，如“华联同乐会国乐组”、“邮务工会国乐组”、“新亚药厂国乐队”、“上海纱布联谊社国乐组”等，另有市郊的丝竹班、打唱班、道教班仍很兴旺。丝竹高手和民乐演奏家有周俊卿、周晋升、曹向春、姚守梅、李廷松、孙裕德、金祖礼、陈璋庚（陈重）、金筱伯、褚光荣、陈永禄、陆春龄、周惠等。

　　在众多的社团中，最有影响的当是成立于1920年的“大同乐会”。会长郑觐文，卫仲乐曾任乐务主任。“大同乐会”虽然是一个业余音乐团体，但已具有准专业民族音乐团体性质。它在民族乐队编制与乐器的改良；在改编与创作乐曲；在培养民族音乐专门人才等方面，对日后上海乃至全国民族音乐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具有广泛的影响。尤其是柳尧章对《春江花月夜》的改编成功，无疑是我国现代民族音乐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论是乐曲内容还是其演奏形式，均对我国传统国乐有了很大的突破，成为我国民族合奏音乐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除了众多的江南丝竹社团外，本世纪以来，由于大量广东人集聚于虹口一带，为数众多的广东音乐社团应运而生，至二十年代，其规模与影响均为民间音乐之最。如松柏丝竹会、中华音乐会、精武体育会粤乐组、俭德储蓄会粤乐组，还有红光大戏院、广东大戏院以及大新、先施、永安等百货公司均设有粤乐组。另有岭东丝竹会、韩江丝竹会、光华潮乐丝竹会等潮州音乐社团。最主要的是，广东音乐艺人思想解放、善于吸收、勇于革新，而成为一时乐坛的主力，创作了一批清新明快、爽人耳目的作品。其中广东音乐名家吕文成的贡献最为突出。吕早年在上海的音乐活动，他创制高胡，改进和发展演奏技巧，获得极大成功。乐队由此改为以高胡为主，表现力大为提高，吕对现代广东音乐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推动作用，为现代广东音乐奠定了基础。在上海装设无线电台和早期无声电影时期，都大量运用了粤乐和粤曲，而为上海唱片公司录制的一批粤乐和粤曲唱片，更是风靡全国，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三现代专业音乐的起步

　　（一）我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的创建

　　本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兴起，不仅很快在中、小学中普及了音乐教育，而且直接导致了我国现代专业音乐的建立与发展，在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北京、上海等城市纷纷出现了各种新式的音乐学校和社团，尤其是在上海建立了我国第一所专业建制的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人是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和音乐教育家萧友梅。1927年11月27日，举行开学典礼，院长由当时的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兼任，萧友梅任教授兼教务主任，实际主持工作，次年正式被任命为院长。学校后被降格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简称国立音专），但萧仍一如既往地全力为办好音专而不遗余力。经过数年师生们的共同努力，终于使国立音专人才辈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与国际水准的我国最高音乐学府。萧友梅办学成功，首先是采用了合于国际通行的现代专业音乐教育标准，但又考虑到我国的教育体制，逐步建立较完备的专业设置和推行较科学的学分制教学体制。其次，以一流的师资，保证学校的较高教学质量。先后聘请了查哈罗夫、富华、佘甫磋夫、苏石林、阿萨科夫、拉查雷夫等外籍音乐家担任学校要职。对我国出国学成归来的音乐家更是加以重用，如黄自留美归来，即被聘为教务主任等职，担任了几乎所有的作曲理论课程，对学校的发展大有建树。周淑安、吴伯超、应尚能、李惟宁、萧淑娴、陈洪、赵梅伯等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而被聘为音专任教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学堂乐歌时期以留日学生为主的局面，现已变为以留欧美的为主，说明在西洋音乐的引进方面更为直接，并在以往音乐启蒙的基础上，开始向专业化方向的纵深发展。萧又在教学中精选中外经典优秀音乐作品为教材，逐步建立起我国音乐教育教材体系。编写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不定期地举行音乐会，成立了“教育音乐播音委员会”，定期在上海中西电台广播音乐，并在《新夜报》上开辟“音乐专刊”，这是我国最早的专题音乐广播和报纸音乐专栏。头十年间，在54名毕业生中，为当时乐坛所瞩目，并在后来我国音乐发展上作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家就有李献敏、裘复生、喻宜萱、丁善德、戴粹伦、劳景贤、胡静翔、陈又新、刘雪庵、胡然、洪达琦、黄廷贵、张隽伟、李慧芳、张昊、谭小麟等，另还有十年中肆业的150名学生，如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冼星海、张曙、吕骥、蒋风之、洪潘等，其中不乏我国现代音乐的栋梁之才、著名音乐家。

　　1937年上海沦为“孤岛”后，学校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但还是培养出一批优秀的音乐人材，除上面提到的外，还有黄贻钧、韩中杰、陈传熙、范继森、吴乐懿、马思荪、张隽伟、章彦、窦力勋、马思琚、葛朝祉、高芝兰、钱仁康、陆仲任、邓尔敬、陆洪恩、林声翕等。1942年6月日本全面占领上海，学校又被改组为国立音乐院，仍培养出了一些有才华的学生，如李德伦、黄源伊、柳和埙、邹德华、沈湘、司徒兴城等。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国立音乐院分院，培养出王品素、姜蝶、潘英锋、周碧珍、汤雪耕、叶素、孙栗、胡雪谷等一批有较高造诣的音乐家。抗战胜利后又培养出汤正方、薛岩、瞿希贤、秦西炫、杨与石、桑桐、罗忠镕、李志曙、楼乾贵等优秀学生。

　　萧友梅（1884～1940）广东中山县人。1901年起先后赴日本东京音乐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德国莱比锡音乐学院、莱比锡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在北京执教多所院校的音乐系且担任领导工作。1927年到上海创办我国第一所高等音乐院-国立音乐院。萧长期致力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并作出重要贡献，是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之一。其创作的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是我国第一首以民族历史题材而写的大型钢琴曲。

　　黄自（1904～1938）上海川沙人。1924年赴美留学欧伯林大学攻心理学，获文学士学位，后转入耶鲁大学音乐学院，获音乐学士学位。在美期间创作的管弦乐曲《怀旧》，是中国人创作的最早一首交响乐作品，也是外国交响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交响作品。回国后任教于上海沪江大学。1930年被聘为国立音专理论作曲教授兼教务主任。1935年冬发起创办上海管弦乐团。黄自创作的《抗敌歌》、《旗正飘飘》等是我国最早创作的抗日歌曲；清唱剧《长恨歌》，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部这种体裁的作品。1935年为电影《都市风光》谱写了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也是我国首次专为电影创作的器乐曲。

　　青主（1893～1959）原名廖尚果，又名黎青主。广东惠阳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德国学习法律，兼学哲学和音乐。1929年受聘上海国立音专，任校刊编辑和《乐艺》季刊主编。出版有论著《乐话》和《音乐通论》，是我国较早的体系完整的音乐美学论著。1929年创作的《大江东去》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最早的一首艺术歌曲。

　　周淑安（1894～1974）福建厦门人。1914年赴美入哈佛大学、新英格兰音乐学院、纽约音乐学院学习。1928年回国后任教于上海中西女塾。同年，上海举行“纪念舒伯特逝世100周年”音乐比赛，她指挥中西女塾合唱队代表我国参赛夺得头奖。周是我国现代第一位女合唱指挥。1929年被聘为国立音专声乐组组长。作为我国现代声乐事业的先驱，培养了我国第一代声乐家喻宜萱、郎毓秀、胡然等。

　　谭小麟（1911～1948）原名肇光，上海人。1932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39年赴美入欧伯林大学、耶鲁大学，从德国著名作曲家兴德米特学习理论作曲。回国后任上海国立音专作曲教授兼理论作曲系主任，是一位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将现代作曲理论技术与我国民族音乐相结合的先驱者。作品有《中提琴和小提琴二重奏》、中提琴和竖琴《浪漫曲》、《弦乐三重奏》、民族器乐曲《湖上春光》、歌曲《清平调》等。

　　在上海国立音专成立前后至四十年代末，上海有影响的艺术学校和音乐系还有：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创立于1916年6月，校长吴梦非，教务主任刘质平。后扩大改名为“上海艺术师范学校”、“上海艺术师范大学”、“上海艺术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培养艺术师资的专业学校。学校在7年中共培养了1000名左右具有民主思想和专业水准的艺术人才，如首届毕业的邱望湘、陈啸空、钱君匋、沈秉廉等，为我国的艺术，包括音乐事业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1年以后，刘质平应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之聘，到该校高等师范科图音组兼授音乐课。该校是我国最早的一所美术学校。刘质平建议设音乐系并任主任。10年中培养了很多音乐人才。

　　1930年1月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及附属艺术师范学校创立，艺术教育系主任刘质平，后发展为“新华艺术大学”（新华艺专），设有音乐系、艺术教育系（内分图音部、图工部）。吴梦非（1893～1979）浙江东阳人。1915年到上海国人自办女校中率先设立文艺科的城东女学，担任乐理、声乐、钢琴和西洋画的教学。1916年和刘质平、丰子恺创办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并任校长。1919年和丰子恺等人发起成立全国性的《中华美育会》，出版会刊《美育》，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

　　刘质平（1894～1978）浙江海宁人。1916年留日，1918年回国任上海城东女学艺术科主任。1919年和吴梦非、丰子恺共同创建上海专科师范学校。1923年起接受中华教育改进社音乐教育委员会之托，负责起草小学等6种音乐科课程标准纲要。1921年担任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主任。1931年又和徐朗西、汪亚尘等创立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及附属艺术师范学校。期间，还兼任20余所学校的音乐课，担任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音乐编辑主任。为我国近现代重要的音乐教育家。

　　其它与音乐有关的学校还有成立于1921年10月的上海大学文艺院美术系图音组；1925年的立达学园；1927年2月的中华歌舞专门学校；1929年上海沪江大学增设音乐系及音乐师范科，黄自曾被聘为该系教授。1937年末丁善德等筹备上海音乐馆，后正式成立改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先后培养出周广仁、朱工一、张宁和、董麟、董元、周文中、黄青白等优秀人才。1945年陶行知于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包括音乐组）迁到上海，曾培养了杨秉荪、杜鸣心、吴菲菲、黄晓同、林应荣等优秀学生。1946年7月，由李凌等在上海公开主持新音乐总社，创办“中华星期音乐院”，后改名为“中华音乐院”等。

　　黎锦辉（1881～1965）湖南湘潭县人。1920年冬到上海，1921年后创作有《麻雀与小孩》、《小小画家》等十二部儿童歌舞剧；《可怜的秋香》等二十四首儿童歌舞表演曲。1922年创办和主编全国儿童刊物《小朋友》影响甚大。1927年创建我国现代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1928年组建“中华歌舞剧团”后改称“明月歌舞团”。三十年代，黎和该团投入到电影和流行歌曲创作和演出中，成为三、四十年代商业化流行音乐的开端。

　　上海是我国歌剧与舞剧的发祥地，从黎锦辉的《麻雀与小孩》第一部歌舞剧起，后经过不少穿插有歌有舞的戏剧创作和演出团体的成立，促成了我国歌剧与舞剧的产生。例如，邱望湘的《天鹅》、陈田鹤的《皇帝的新衣》、张曙的《王昭君》、聂耳的《扬子江风暴》、陈歌辛的《西施》、张昊的《上海之歌》、钱仁康的《大地之歌》、阿夫夏洛穆夫的《孟姜女》等，以及阿夫夏洛穆夫的舞剧《琴心波光》、《古刹惊梦》等。

　　四进步音乐与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一）“左翼”音乐团体和救亡歌咏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许多革命文化工作者到了上海，于1930年3月2日，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继而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等8个左翼文化组织。10月，“左翼文化工作者总同盟”（简称“文总”）成立。至此，上海成为革命音乐文化的摇篮。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掀起了救亡歌咏活动的高潮，上海又成为抗日音乐文化的桥头堡。那时，成立有许多革命音乐组织和上百个歌咏团体。如1933年成立的“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又名“中苏音乐学会”）和“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成员有任光、安娥、聂耳、张曙等。1934年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成立，成员有田汉、肖之亮（肖声）、聂耳、任光、安娥、张曙、孙师毅、吕骥、王为一（王芝泉）、陈梦庚等。1935年2月，由爱国群众自发组织的“民众歌咏会”是抗日救亡运动中最早出现和影响较大的抗日救亡歌咏团体。主持者是青年会干事刘良模。刘曾于1936年6月7日在西门公共体育场举行的第三次歌咏大会上，指挥700多会员和5000多群众高唱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歌声激盪，群情激愤引起轰动，大大鼓舞了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5年6月，由“左联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领导的“业余合唱团”（又称“业余歌咏团”）成立，主持者吕骥。最初成员有沙梅、盛家伦、崔嵬、丁里、塞克等左翼音乐工作者和音乐爱好者20余人。后来麦新、孙慎、孟波、周钢鸣、吉联抗等相继加入，冼星海、张曙都担任过指挥。1936年初，“词曲作者联谊会”（又名“歌曲作者协会”）成立，参加的作曲家有吕骥、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张曙、任光、冼星海、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等，词作家有施谊（孙师毅）、安娥、周钢鸣、陈子展、塞克、许幸之、龙沐勋、任钧、柳倩、关露等。该会成立的目的在于促进群众歌曲的创作，为群众提供演唱材料，如《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孙慎曲）、《打回老家去》（周钢鸣词、任光曲）等歌曲发表之前，都曾在会上讨论修改过。后来吕骥、麦新等还组织过另一个人数不多的“歌曲研究会”；周巍峙组织主持的“新生合唱团”；陈田鹤、刘雪庵、廖辅叔等人组织“中国作曲家协会”等。1937年8月8日，上海成立13个救亡演剧队，从上海奔赴全国各地宣传抗日，冼星海等音乐家均参加了救亡演剧活动。10月，上海歌咏界又发起组织国民救亡歌咏协会宣传团，团长何士德，成员有孟波等16人。由此，抗日歌声成为那时振奋人心的主旋律。

　　（二）充满朝气的进步电影音乐

　　三十年代前后，正值我国电影发祥于上海。1930年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拍摄的《野草闲花》中，产生了我国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孙瑜词、孙成壁曲）。之后，左翼音乐组织与音乐家也都积极参加了进步电影的创作活动，如聂耳、冼星海、任光、张曙、麦新、吕骥、贺绿汀等音乐家；田汉、安娥、周钢鸣、孙师毅、许幸之等词作家。他们创作的电影歌曲在当时及后来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很多群众流行的歌曲，就是电影插曲。如聂耳从1933年起，为电影《母性之光》写了插曲《开矿歌》以来，短短的两年间，共创作了37首歌曲；冼星海也写了《夜半歌声》、《热血》等；任光写了《渔光曲》、《采莲歌》等以及张曙的《一条心》；吕骥的《自由神之歌》、贺绿汀的《乡愁》、《神女》、《西湖春晓》、《工人之歌》、《春到人间》、《春天里》、《四季歌》、《天涯歌女》、《秋水伊人》等，刘雪庵的《长城谣》；江定仙的《新中华进行曲》；沙梅的《打回东北去》等等。另外，三四十年代参与电影音乐创作的还有严工上、刘雪庵、陈歌辛、黎锦光、宣刚、严华、夏之秋、盛家伦、沙梅、章彦、秦鹏章等。就是那些所谓搞纯音乐的，也为新兴的电影所吸引，参加了某些影片的音乐创作，如黄自不仅他所创作的充满爱国激情的歌曲《旗正飘飘》，被长城影片《还我山河》用作插曲，后来他还为影片《都市风光》写了片头音乐《都市风光幻想曲》。这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第一部全部作曲的影片（片中另由赵元任谱写主题歌《西洋镜歌》，贺绿汀写了片中器乐曲，吕骥指挥），也是我国作曲家在交响音乐创作上较早的尝试。黄自还为影片《天伦》创作了主题歌《天伦歌》，其配乐由任光负责。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完全用民族乐器配乐的电影，由卫仲乐、秦鹏章和当时百代国乐队四位乐手合作演奏录音。此外，由聂耳主持，于1934年夏在英商百代公司内，成立了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是我国第一个专为电影配乐的民族乐队。成员有王芝泉（王为一）、陈中、林志音、陈梦庚等人。1934年11月聂耳离开后，由任光主持，又增加了黄贻钧、秦鹏章、章彦等人。在伴奏之余，乐队还致力于民族器乐合奏。曾演奏、灌制了《翠湖春晓》、《金蛇狂舞》、《花好月圆》、《彩云追月》、《昭君和番》、《孟姜女》、《山国情侣》等19首乐曲，为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当然，进步电影音乐和当时险要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的艺术形式，其歌曲常也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流行歌曲。到了四十年代后，它的娱乐性作用就越来越明显了。

　　（三）聂耳、麦新等音乐家的活动与作品

　　在进步音乐家中，最突出的是聂耳、冼星海、麦新、张曙、任光等。他们积极参加左翼音乐小组的活动，以高昂的斗志，大声呐喊，投笔从戎，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催人奋进的抗日歌曲，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如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自卫歌》、《毕业歌》等；冼星海的《救国军歌》、《青年进行曲》等歌曲均是在上海时创作的。还有麦新的《大刀进行曲》、《铲东铲东铲》、《马儿真正好》等；张曙的《日落西山》、《芦沟问答》、《洪波曲》、《壮丁上前线》等；任光的《打回老家去》、《王老五》等；吕骥的《新编“九一八”小调》、《“一二八”纪念歌》、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等等，在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聂耳（1912～1935）原名守信，云南玉溪人。1930年7月到上海，从此，上海就成为他音乐创作和活动的基地。1931年4月考入黎锦辉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后进联华影片公司一厂工作。1934年4月进百代唱片公司，曾任音乐部副主任，组织并主持百代国乐队。1935年1月，任联华影片公司二厂音乐部主任。聂耳在沪其间积极参加上述进步音乐小组活动，并开始他创作的辉煌之路。1933年首作《开矿歌》、《饥寒交迫之歌》和儿童歌曲《卖报歌》。1934年是他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计有为田汉的舞台剧《扬子江暴风雨》所作的《打桩歌》、《打砖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所作的主题歌《毕业歌》；为电影《大路》写了《大路歌》、《开路先锋》、《小野猫》；为电影《飞花村》写了《牧羊女》和《飞花歌》，《牧羊女》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电影儿童歌曲。为电影《新女性》写了一套以《新女性》为题的组歌。为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写了《告别南洋》、《慰劳歌》、《梅娘曲》、《春回来了》；为电影《逃亡》写了《逃亡曲》、《塞外村女》；为电影《风云儿女》写了《义勇军进行曲》、《铁蹄下的歌女》等。其中《开矿歌》、《码头工人歌》、《打砖歌》等由聂耳亲自在百代唱片公司演唱灌制了唱片。此外，他还整理改编了《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山国情侣》、《昭君出塞》等民间器乐合奏曲。聂耳所写的群众歌曲，有的如《义勇军进行曲》，鲜明地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反帝爱国的斗争精神；有的如《大路歌》，在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第一个准确而深刻地树立起无产阶级音乐形象；有的如《铁蹄下的歌女》，能深切地刻划出那种被压迫人民的痛楚心情，音乐形象十分生动感人。

　　麦新（1914～1977）原名孙默心，上海浦东人。1935年起积极投入救亡歌咏活动，先后参加了刘良模领导的“民众歌咏会”，被选为该会干事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参加吕骥领导的、上海救亡歌咏运动核心的“业余合唱团”，为该会的常委之一。1936年又参加吕骥、孙慎等领导的“词曲作者联谊会”，翌年参加钱亦石领导的上海“战地服务团”。麦新一生写了约60首歌曲，大多是在上海时期创作的。著名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行军歌》、《红五月》等。尤其是《大刀进行曲》，原是献给二十九军大刀队的，全曲音乐语言简洁、激扬，节奏干脆、利落，富于动力感，具有一往无前的贯虹气势，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和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麦新的儿童歌曲创作，形象生动活泼、性格鲜明，其中以《铲东铲东铲》、《马儿真正好》等较为突出。另外，麦新还是一个有才能的、杰出的词作家。除歌曲由自己作词外，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吕骥的《保卫马德里》、冼星海的《只怕不抵抗》和《“九一八”纪念歌》、孙慎的《缉私歌》等歌曲，都是由他作词的。

　　任光（1900～1941）浙江嵊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8年前后回国，任英商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1933年和安娥一起入“联华”影业公司二厂工作。抗战前夕再度赴法国考察音乐，组织“巴黎华侨合唱团”。1938年10月回国，投入抗战宣传活动。三十年代初起，先后参加了“苏联之友社”、“剧联”电影小组所领导的“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和“剧联”音乐小组等“左翼”进步组织。任曾利用自己的住处和小汽车，作为左翼文艺界活动和掩护的场所；利用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的机会，出版了不少抗日歌曲和进步的音乐作品。他第一首成功的作品是为影片《渔光曲》而写的主题歌《渔光曲》。这部电影的首演曾创造了连映84天的空前记录，后来在莫斯科电影节获得“荣誉奖”，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其它还有《采莲歌》、《新凤阳歌》、《大地行军曲》、《抗敌曲》、《打长江》、《采菱歌》、《月光光》、《新莲花落》、《王老五》等。群众歌曲《打回老家去》，是当时仅次于聂耳《义勇军进行曲》的，最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救亡歌曲。另外，任光利用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之便，灌制的唱片有聂耳的《毕业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义勇军进行曲》；冼星海的《夜半歌声》、《热血》、《黄河之恋》以及他自己创作的《渔光曲》和《新莲花落》等。任光还作有《彩云追月》等4首民族器乐曲，《彩云追月》至今仍被广泛演奏，不失为一首优秀的民乐合奏曲。

　　此外，冼星海、张曙等进步音乐家，在上海期间都创作有大量的抗日优秀歌曲，如冼星海的早期歌曲，都是他回国后在上海的1935年至1937年间写的。其中有第一首电影歌曲，为艺华影业公司影片《时势英雄》所作插曲《运动会歌》；第一首救亡歌曲《五卅周年纪念歌》，以及《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夜半歌声》，等等。

　　五旧上海--外国音乐家的乐园

　　（一）我国第一个准交响乐队的建立

　　早在1879年，租界已组织有铜管乐队（即公共乐队），其规模很小。1907年，由德籍音乐家鲁道夫·布克任指挥后，带来了6名欧洲乐师，乐队加入了弦乐器，扩充为约30人的管弦乐队。1918年由曾在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的意籍钢琴家梅百器接任指挥后，在上海酒店和咖啡馆物色了40名乐手，并亲自到欧洲招聘了意、德、奥、俄等国乐师12名，聘请刚从意大利米兰音乐院毕业的小提琴高材生富华任乐队首席，扩充了乐队，演奏水平大为提高，并正式命名为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工部局交响乐队开始不仅演奏员都是外国人，其服务对象主要也是居留在上海的外国侨民。

　　1927年，始有我国小提琴家谭抒真及1935年后的王人艺、陈又新和刘伟佐义务工作过，直至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徐威麟、毛楚恩才正式加入乐队。1919年至1946年，梅百器一直任乐队指挥，第二指挥兼管乐队指挥是克里格，首席小提琴富华于1931至1936任管乐队指挥，1937年任管弦乐队第二指挥。1937年后塞耶任指挥。乐队每年分室内（多在兰心大戏院，今上海艺术剧场）和室外（多在兆丰公司，今中山公园和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两季演出。演出季除每星期日的星期音乐会外，还经常举行纪念性的音乐会等。当时乐队虽以演奏西洋古典乐曲为主，但也演奏一些新近问世的佳作介绍给听众。另外，来沪演出的世界著名音乐家也常和乐队合作，如小提琴家波利索夫、钢琴家莫伊赛维茨、克莱策尔、齐尔品、大提琴家彼雅迪高斯基、小提琴家蒂博、波拉克、彼亚士特罗及许多歌唱家。也曾和我国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王人艺、夏国琼、赵梅伯、吴乐懿、沈雅琴、廖玉矶及民乐演奏家卫仲乐等合作演出过，也偶尔演奏我国作曲家如黄自、沙梅等的作品。1942年至1945年在上海沦陷时期，一度改称上海音乐协会爱乐乐团，除富华接替梅百器任指挥外，尚有日籍朝比奈隆、俄籍司娄斯基任短期指挥。1945年后乐队改称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任指挥的除梅百器和富华外，另有戴粹伦、斯登堡、弗德里克、阿甫夏洛莫夫、意达利安诺、马思聪、萨利切夫、黄永熙、司娄斯基、马果林斯基等曾轮流作客席指挥。1947年后，外籍乐师相继离去，这时，我国乐师大批入团，已占近三分之二。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准西洋交响乐队，不仅如此，其规模和水平曾被誉为“远东第一”，对我国交响音乐的起步与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

　　（二）纷至沓来献技的外国音乐家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上海作为远东乃至世界有名的文化城市，成为外国音乐家们的乐园，吸引了很多蜚声世界乐坛的音乐家前来献艺。如1922年11月起，加拿大女小提琴家凯思琳·帕洛在夏令配克影剧院举行两场独奏音乐会。接着是波兰钢琴家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于12月起在市政厅举行两场独奏音乐会。1923年4月底，世界级的奥地利小提琴家弗里茨·克莱斯勒，前后在上海举行了4场独奏音乐会。1925年英国歌剧泰斗赫伯特·凯夫来沪江大学演唱。后又有匈牙利小提琴家约瑟夫·西盖蒂、波利索夫等来沪献艺。而闻名于世的意大利“圣卡洛歌剧院”也曾于1929年底来沪演出。进入三十年代，来沪的音乐家更为频繁。如丹麦-俄罗斯的女小提琴家塞西莉亚·汉森；世界著名小提琴家，俄罗斯的亚沙·海菲茨于1931年底演于兰心大戏院，上海琵琶名家李廷松与之同台献艺而引起轰动。接踵而来的还有波兰小提琴家西蒙·戈德伯格和匈牙利女钢琴家莉莉·克劳斯联袂出演；法国小提琴家雅克·蒂博、俄罗斯小提琴家米沙·埃尔曼和埃弗雷姆·津巴利斯特、奥地利大提琴家伊曼纽尔·福伊尔曼和莉莉·克劳斯同台演出；俄罗斯大提琴家格雷戈尔·皮亚季戈尔斯基、波兰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和伊格纳茨·弗里德曼、俄罗斯钢琴家本诺·莫伊谢耶维奇和亚历山大·车列普宁，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多的世界级音乐大师献艺于沪上，在当时外文报纸刊登的此类音乐会广告上，常印有A.StrokPresents（A·斯特克罗主办）的字样。正由于他的经心组织和善于安排，才能囊括这么多的名家到上海来演出，音乐演出市场的经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三）在上海的犹太及白俄音乐家

　　旧上海虽被认为是外国冒险家的乐园，但对于外国音乐家们说，他们大都不是纯粹的淘金者，其接踵来沪，首先是冲着上海这一世界闻名的经济文化名城而来，是一个极度开放的城市，可以大显身手。其次，确实有相当数量的外国音乐家，把上海当作他们的避难所，上海一时成为他们理想的伊甸园。更有少数音乐家，被我国悠久的文化所吸引，热爱中国而定居在上海。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的到来，促进了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推动了我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这些音乐家中以犹太和白俄为多。其间有两次来沪的高潮，一次是俄国1905至1907年资产阶级革命和1917年无产阶级革命时期，有大批俄国人移居我国东北哈尔滨等地，其中一部分就辗转到了上海，这些人中犹太血统也占了不少。另一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逃避德国纳粹的迫害，大批犹太人出逃。当时处于“孤岛”状态的上海租界，由于不需要入境签证，从1938年下半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先后接纳了大批德、奥犹太难民，其中不乏出类拔萃的音乐人材。除了工部局交响乐队外，国立音专也是他们最集中的地方。不少音乐家既是乐队的演奏员又兼任音专的教学工作。如最早加入学院教师队伍的，就有乐队的小提琴家首席富华和大提琴家首席佘甫磋夫；曾在俄国彼德堡音乐学院任钢琴教授的查哈罗夫；师从著名歌唱家夏里亚宾在哈尔滨演出歌剧后来沪的俄国歌唱家苏石林；毕业于俄国彼德堡音乐学院吕维钿夫人等，这些人都曾被世界著名钢琴家齐尔品（车列普宁）称为“世界一流的教授”。其他留沪的还有声乐家波利比柯娃、舍利凡诺夫人、斯拉维安诺芙夫人、莫斯科大剧院女中音克利洛娃，钢琴家拉查雷夫、皮利毕可华、欧萨可夫、柯斯特维支、萨哈罗华小姐、俄籍辛格、工部局荷籍小提琴家海斯特、副首席俄籍小提琴家介楚斯基、阿萨柯夫、第二小提琴首席黎夫雪、俄籍大提琴家乌尔斯坦、长笛演奏家丕且纽克、俄籍单簧管演奏家沙利且夫、维尔尼克、挪威籍塔塔、双簧管演奏家达拉蜜士、大管演奏家佛丁那、工部局首席小号多波罗伏尔斯基、德国小提琴家卫登堡、奥国小提琴家费迪南德·爱德勒,后来当过工部局乐队首席。还有男高音歌唱家约瑟夫·弗鲁赫特、声乐家路皮气克夫人、男中音李斯奈、阿达·勃朗斯坦夫人，曾在国立音专学习后留校教学。德奥钢琴家汉斯·贝尔、马可史、罗伯特·科纳、安德烈亚斯·巴尔邦、赫伯特·鲁夫、亨利·马可林斯基及夫人艾琳，马除在音乐院任教外，还在沪江大学兼课，并以客座身份指挥过工部局乐队。中提琴手奥托·约阿希姆，曾在上海组织过一支犹太乐队，还开了一家琴行。其弟大提琴手瓦尔特·约阿希姆和儿子戴维斯·约阿希姆、德籍大提琴家约雅正、俄籍长号演奏家杰百可、菲籍大管演奏家卡利波、合唱指挥和作曲家埃尔温·马库斯、作曲家俄籍阿龙·阿甫夏洛穆夫、德籍阿图尔·沃尔夫、沃尔夫冈·弗兰克尔、奥籍尤利乌斯·许洛士、德籍奥国音乐学家伊达·哈尔彭，在沪江大学任教。阿拉伯音乐学家约翰·哈泽德·莱维斯，曾和沈之白、卫仲乐、章枚和阿甫夏洛穆夫组织“中国音乐乐会”。

　　此外，上海那时还有一个拥有30多年历史和120名社员的“雅乐社”，有美籍奥立夫担任指挥。三十年代，由梅百器指挥工部局乐队伴奏的“上海合唱团“（俗称“万国合唱团”），成员大部为外国侨民，中国人仅沈之白、何士德、包可珍、章枚4人。还有奥国的莱奥·舍恩巴赫，曾于1940年在上海成立维也纳小歌剧团以及俄侨的“捷列克哥萨克合唱团”、“科德钦男声合唱团”、“东正教合唱队”、“俄国歌剧团”、“伊迦斯俱乐部”乐队、上海法文协会交响乐队、法租界公董局管乐队，等等。至于在众多歌厅与舞厅乐队中工作的外籍演奏员和歌唱家也占了不少。

　　在沪的众多外籍音乐家中，对我国现代音乐起过重要作用的，除了长期在工部局交响乐队任职的梅百器、富华等之外，还有：齐尔品（1899～1977）俄籍作曲家兼钢琴家。1934年来到中国，对我国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感情。故拜京剧理论权威齐如山为老师和义父，由齐取此汉名。齐留华其间，写过很多乐曲都是与中国有关的。他于1934年11月委托上海萧友梅发起“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创作比赛，无疑是我国现代音乐史上的一件大事，激发了东方作曲家发扬民族音乐的信心。后来贺绿汀的《牧童短笛》获得头奖，这是中国第一首具有国际影响的钢琴曲，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苏石林（1896～1978）俄籍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1924年随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夏里亚宾至我国哈尔滨演出，后在哈市的格拉祖诺夫音乐专科学校任教。1929年来到上海受聘于上海国立专科学校。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歌唱家，如黄友葵、满谦子、胡然、杜矢甲、斯义桂、郎毓秀、唐荣枚、沈湘、高芝兰、李志曙、温可铮等，为我国现代声乐的奠基人之一。

　　卫登堡（1880～1952）德籍小提琴家、音乐教育家。1939年2月流亡到上海，靠教学为生。在教学中经常对其老师约阿希姆和克莱斯勒、海菲茨、梅纽因等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演奏的风格要点，亲自作示范教学。我国三、四十年代不少小提琴家如谭抒真、杨秉荪、毛楚恩、司徒海城等均受过他的指导，钢琴家范继森、杨体烈、李名强等跟他学过钢琴。他还以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的身份，多次和中外音乐家合作开过音乐会。对我国的音乐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阿甫夏洛穆夫（1894～1965）俄籍作曲家。1932年到上海，曾担任百代唱片公司乐队指挥，和任光、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等我国音乐家过从甚密。聂耳为电影《风云儿女》而写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当初就是他配器的。1933年亲自指挥演出反映我国古城市井生活的交响诗《北平胡同》，并灌成唱片。1935年上演他的舞剧《古刹惊梦》，并担任上海工部局图书馆馆长。1945年演出他创作的大型音乐剧《孟姜女》，1946年又试奏了他根据郭沫若的长诗《凤凰涅槃》所作的歌剧。阿氏一生创作了几十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很多作品都是在上海期间创作的。他是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罕见的、把一生献给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外国音乐家，故而被破例收入《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

　　六纷杂红火的流行音乐

　　（一）黎锦辉与流行音乐的滥觞

　　本世纪以来“学堂乐歌”的兴起，造就了一种新颖的、被称为“歌曲”的形式。歌曲产生以后逐渐走向社会，其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生了音调较为激昂、节奏铿锵的群众歌曲；音调较为开阔，节奏舒缓的抒情歌曲；以及在音乐会上独唱的、有一定艺术氛围的艺术歌曲。到了二、三十年之际，又有一种为市民阶层所乐于接受的，多为表现男女之情的歌曲广为流行，这就是被称为的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实际上是传统情歌之类的民歌小调在不同时代层面上的反馈，但更胜一筹的是它得到现代媒体的强大支撑。从1923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设立我国第一家广播电台起，上海有着全国最多的民营商业电台，舞厅歌厅之多也名列全国之首，现代流行歌曲也就应运而生，遂使上海成为我国现代流行歌曲的发祥地，为当时远东流行音乐最主要的中心之一。

　　上海流行音乐的实质性起步，是黎锦晖在1927年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开始的。当时学校中有女生黎明晖、徐来、章锦文、刘小我、黄精勤；男生顾梦鹤、马陋芬、谭光友等40余人。1928年初，又在华界小东门成立“美美女校”，招收了薛玲仙、王人艺、王人美、钱蓁蓁等人，后又招收了胡笳、张静珠、王韵清、张少甫、白虹、黎明健、杨枝露等人。1931年夏，聂紫艺（聂耳）、李果等5人以练习生进入该团，1932年又招收孤女周小红（周璇）入团。该团早期演出的节目，大多是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以及儿童歌舞表演曲《可怜的秋香》等，富于一定的教育意义，也反映了民主与科学的进步思想。但是，后来剧团为了生存，纯粹出于商业性的需要，写作和演出了大量描写男女之情的歌曲，如《毛毛雨》、《桃花江上》、《特别快车》等，为我国现代流行歌曲首开先河，被称为“黎派音乐”。虽然此类歌曲有很大的娱乐性，但不少歌曲在当时客观上的消极意义是无容置疑的。

　　除了“明月歌舞团”外，当时比较有名的歌舞团还有严华、周璇的“新华歌舞团”、龚秋霞的“梅花歌舞团”等。另一方面，三、四十年代随着商业的繁荣，民营商业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最多时大约有二、三十家之多，为此应运而生了一大批为电台播音的歌唱社。如韦骏主持的“璇宫歌咏社”，姚敏、姚莉兄妹的“大同社”，“爵士歌本”出版人朱婴的“爵士社”，严华的“晓露社”，名歌星张露的“甜姐儿社”，另有“野玫瑰社”、“大陆社”、“夜莺社”、“兄弟姐妹社”等等，名目繁多。各商店大喇叭和家庭收音机里，整天播放的是“何日君再来”、“夜来香”、“香格里拉”、“蔷薇处处开”等一大批流行时曲。这些歌曲并被大量灌制唱片。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库存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唱片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最多的是周璇，约有150张以上，被称为“金嗓子”；白虹约有125张，1935年上海评选歌星，名列榜首；姚莉约有117张、龚秋霞约有67张、王人美约有62张，其他灌制唱片的歌星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等。三十年代后期，有声电影兴起，歌舞团的一些名演员都进入了演艺圈，不少成了电影明星，很多电影歌曲仍由他（她）们演唱。如王人美演唱的《渔光曲》，周璇演唱的《天涯歌女》和《四季歌》等。

　　（二）灯红酒绿的歌厅与舞厅

　　流行歌曲的另一个阵地，就是遍及全市的歌舞厅。最早在三十年代，靠近外滩的朱葆三路（现河南南路）上外国水手聚集，大小酒巴间中常跳布鲁斯和吉特巴舞（亦称水手舞），故一律采用美国爵士乐，这是上海流行爵士乐之始。以后其它舞厅、咖啡馆纷纷紧随开张迎新，如“一品香”、“爵禄”、“月宫”、“大华”等。另有一些大公司和大饭店也附设舞厅，如永安公司（今华联商场）内的“大东舞厅”，扬子饭店内的“扬子舞厅”等。不久，一大批规模宏伟、装修富丽堂皇的舞厅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附近兴起，如号称“远东第一”的“百乐门舞厅”及“仙乐”、“丽都”、“大都会”四家，以及“大沪”、“新仙林”、“高士满”、“维纳斯”、“维也纳”、“米高美”等等，总数不下五、六十家之多。还有一些备有乐队歌手表演的饭店，如国际饭店三楼及十四楼大宴会厅、金门饭店八楼、新新公司六楼的“新都饭店”和七楼的“万象厅”、大新公司的“五层楼”酒家等。此外，还开设有几间特殊的外侨俱乐部，最著名的是今茂名路长乐路口的“法国俱乐部”（原名“万国体育总会”），其富丽堂皇的设施堪称上海第一。还有美国“斜桥总会”、“意大利俱乐部”、“犹太总会”、“俄侨总会”，等等。富于欧美格调的不少咖啡馆也配有乐队演奏。最著名的是霞飞路上的“弟弟斯”（DDS）”以及“圣太乐”、“爵士咖啡馆”等。

　　早期上海舞厅、外侨俱乐部和咖啡馆等娱乐场所的乐队全为外籍乐师占据，据粗略统计，上海租界在娱乐业高峰时期，外籍乐师有五六百之多。在这支庞大的爵士乐队中，以菲律宾人为最多。如丽都花园舞厅的“唐乔司乐队”、仙乐舞厅的“罗平”乐队、米高美舞厅的“康脱莱拉斯”乐队和百乐门舞厅一度聘请的“纳尔逊”乐队以及“南考林”乐队和“海力笙”乐队等，均为当时著名的乐队。除了菲律宾乐师外，还有白俄、犹太、吉卜赛等欧洲人。如俄侨在大华饭店的“叶尔莫拉耶夫”爵士乐队、礼查和汇中饭店的“别尔沙茨基”五重奏乐队、华懋饭店的“费奥多罗夫”弦乐队以及赖斯基爵士乐队、舒特管乐队等。早期爵士乐队演奏曲目来源，大多是美国爵士乐谱和欧美电影，特别是美国好莱坞出品的电影插曲，如《时光流逝》、《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友谊地久天长》等。

　　随着娱乐业的高度发展，华人也开始跻身于各舞厅乐队。最早的几位华人乐手有鼓手梁敏，小号手何达、郑广伟及萨克管手郑荣初、邱宗良等。而率先在上海组建华人爵士乐队的，是1935年由9人组成的“余约章乐队”。约在1936年，虹口一带广东音乐颇盛，四川北路上“三余粤乐社”粤乐队，率先在“月宫舞厅”运用广东音乐伴舞，很受舞客欢迎。至1942年，“米高美舞厅”的陈鹤乐队，又率先在粤乐队的基础上，加入了小提琴、手风琴、吉它班卓琴和口琴，还有钢琴、倍司、鼓等，组成中西混合的新型乐队，很快风靡一时。这不仅使广东音乐舞曲化，而且对广东音乐发展的方向亦有较大的影响力。

　　抗战胜利后，欧美的舞厅音乐与爵士乐复起，取代了风光一时的广东舞厅音乐。这时，已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华人乐队。较为著名的有百乐门舞厅的“杰美金乐队”，维也纳舞厅的“黄飞然乐队”和扬子饭店舞厅的“凯旋乐队”。尤其是杰美金乐队，于1947年被聘为百乐门舞厅乐队后，名声鹊起，是一支被誉为可与菲律宾乐队相媲美的华人乐队。

　　歌曲除了演唱、演奏以及大量传媒的支撑与介入以外，在根本点上，乃是市场之需所致。旧上海流行歌曲的创作，大约以黎锦晖1929年前后创作的《毛毛雨》、《妹妹我爱你》、《桃花江上》、《花生米》、《小小茉莉》等发其端。当时，由于文明书局给以大量出版，百代等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广泛发行，造成社会上极大的影响。继黎锦晖之后，涌现出大量的流行歌曲作曲家，如黎的弟弟黎锦光、陈歌辛、姚敏、李厚襄、严个凡、梁乐音、严华等等。其中最具影响的是黎锦光和陈歌辛。黎曾向英国钢琴家兼作曲家辛格学习作曲，三、四十年代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写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包括电影插曲，如《采槟榔》、《香格里拉》、《玫瑰花开》、《太平春》等。尤其是为歌星李香兰度身定作的那首《夜来香》，被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发行，不仅风靡全国，而且在海外也历经不衰，世界各国出版的唱片版本多达80个以上。陈歌辛师从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音乐教授的德籍犹太音乐家梅也学习钢琴、声乐及作曲，三、四十年代，也写了不少十分流行的歌曲和电影插曲，如那首最著名的《玫瑰玫瑰我爱你》及《蔷薇处处开》、《夜上海》、《疯狂世界》、《初恋》等。

　　七独占鳌头的音乐文化设施

　　（一）万叶书店与音乐出版物

　　本世纪以来，随着上海经济的发达和文化的繁荣，出现了一批我国早期的书馆、书局和书店，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当时其出版力量在全国独占鳌头。这些书局在突出自身特色的图书之外，也附带出版了不少音乐舞蹈的图书。尤其是开设于三十年代末的万叶书店，是我国首家以经营音乐类书刊为主旨的书店。主要书籍有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叶伯和的《中国音乐史》上卷和大同乐会发行的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等，这是我国最早出版的中国音乐史书籍。1924年开始中华书局先后出版王光祈的《欧洲音乐进化论》、《西洋音乐与诗歌》（上、中、下篇）、《西洋音乐史纲要》（上、下册）、《东方民族之音乐》、《中国音乐史》等著作。1926年开明书店初版丰子恺的《音乐入门》，是一本音乐启蒙的有较大影响的书籍。三十年代出版的有黎青主《乐话》、丰子恺《音乐初步》、《西洋音乐契子》、缪天瑞《中国音乐史话》、朱稣典《音乐概论》、郑志《乐学大纲》等。1936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清代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1～65册），这一较宏大的音乐基础工程在当时实属不易。四十年代还有丰子恺《音乐十课》、《西洋音乐知识》、李凌《新音乐论集》（第一集）等出版。

　　在歌曲方面，宗教歌曲在上海出版的最早，大多由广学书局、美华书馆、美华浸会书局、土山湾印书馆等出版。学堂乐歌的集子，大部分是在上海出版的，如沈心工等的唱歌集。上海是我国电影的发祥地，三十年代后出版有多种歌集，如上海星月歌舞研究社的《电影名歌500首》、《电影名歌1000首》、新声出版公司的《古今中外电影民歌选》等。一般流行歌曲集中在三、四十年代，如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曲及爱情歌曲等出版量就很可观，大部分由同心书局、心弦会、文明书局等机构出版，在国外都有一定的影响。三十年代群众歌曲崛起，以聂耳、冼星海为代表的进步群众歌曲，在当时也有一定数量出版，如1936年大众歌声社出版麦新、孟波编的《大众歌声》、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周巍峙编的《中国呼声集》；1937年生活书店出版冼星海、张曙编的《抗战歌曲集》等。

　　在器乐曲方面，口琴曲集出版甚多，从1931年至1946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了《口琴入门》、《口琴吹奏法》约等20种。1918年出版钢琴曲《进行曲》，是我国较早出版的钢琴曲集。弦乐曲有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小提琴教科书》、1932年出版丰子恺的《怀娥铃名曲选》、1933年和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丛书》和前苏联佘甫磋夫的《大提琴教科书》及大提琴曲《小品》等。

　　民族器乐曲出版较少，主要有1926年上海中国函授学社出版浦梦古编辑的《中国音乐谱》（第一集），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1941年初版《二胡曲选》（卷上），等。旧上海的音乐杂志数量众多，不少刊物在全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主要的有1906年1月创刊，上海公益出版社出版李叔同的《音乐小杂志》，是我国最早的的音乐期刊。中华美育会美育杂志社编的《美育》，在全国很有影响力。上海音乐学校编的《音乐界》、招伟民等编的《音乐季刊》，发表有我国早期提琴家司徒梦岩的小提琴曲译作等。上海美术专门学校音乐教育研究会编的《音乐教师的良友》；上海国立音乐院编的《音乐院院刊》、《乐艺》；郑导乐、谢韵心主编的《戏剧与音乐》；中华口琴会编辑出版的《中华口琴家》；易韦斋、萧友梅、黄自主编的《音乐杂志》；陈嘉震、金焰、任光、安娥编的《艺声》，创刊号发表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和《铁蹄下的歌女》两曲。中国作曲者协会编的《战歌周刊》；陈洪编的《音乐月刊》；上海新兴音乐社编的《音乐世界》，第1卷第1期中有插图“大同音乐国乐队”等。陈剑辰主编的《上海口琴界》；陈洪编的《林钟》；李凌、赵枫编《音乐艺术》，第3卷迁至上海出版。丁善德、陈洪编《音乐杂志》；陈曼鹤等编的《音乐风》；上海新音乐社编辑出版的《新音乐》（上海版）；钱仁康主编《音乐与教育》；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编辑出版《音乐评论》；上海时代音乐社主编的《音艺新辑》，等等。早期致力于音乐出版方面较突出的有丰子恺和钱君匋。

　　丰子恺（1898～1975）浙江省桐乡县人。1919年在上海与吴梦飞、刘质平等创办上海师范专科学校。同年，又和姜丹书、欧阳予倩、吴梦飞、刘质平等发起成立中华美育会。1921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在上海立达学园、上海艺术大学等任教。1929年起任开明书店编辑。丰是本世纪初沈心工等开创“学堂乐歌”后，我国较早的现代音乐、美术教育家。尤其在音乐方面，早年出版的音乐普及读物计有32种，对我国现代音乐的启蒙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钱君匋（1906～1998）原名王棠等，别号、笔名甚多。浙江桐乡县人。1926年8月担任上海开明书店音乐、美术编辑。1934年后曾任神州国光社编辑部主任、兼任巴金所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美术编辑。1938年7月创办全国首家以出版音乐刊物为主的万叶书店，出版了大量的音乐著作和译作。如1926年开明出版第一本丰子恺的《音乐入门》后，出版的音乐、教材、歌集达五六十种。以后万叶书店出版的音乐理论书籍、歌集、乐谱总达二百多种。钱又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的书籍装帧专家，晚年出版有《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并获得多次大奖。

　　（二）百代、胜利等唱片公司

　　本世纪初唱片传入我国，法国商人洛浜生最早于1908年，在上海开办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后转让给英商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其后美国和日本商人也在上海联合经营“胜利唱片公司”，后由我国商人合资经营的“大中华”唱片厂。另外，先后开设的还有高亭、蓓开、长城、开明等名目繁多的皮包公司，实际多由上述三家唱片公司加工的，由此上海成为全国唱片灌制和发行的大本营。

　　据1964年中国唱片厂库存的旧唱片模板，包括外国曲目约34300面。有9600面由于缺乏原始登记资料，暂未编入外，现编入的有“百代唱片”（包括副牌“丽歌唱片”）6357面、“胜利唱片”1678面、“和声唱片”1518面、“高亭唱片”1439面、“蓓开唱片”748面、“长城唱片”12面，总数达11752面。其中早期大量灌制的是我国京剧和地方戏曲、曲艺唱片，包括最为弥足珍贵的谭鑫培等所灌制的唱片。在民族音乐方面，吕文成、伊自重、何大傻等合作灌制的广东音乐唱片约300张，可见广东音乐在上海一时之盛。“大同乐会”曾由胜利唱片公司灌制过《春江花月夜》，这大概是此曲改编的最早版本。百代公司国乐队（亦称“森森国乐队”）灌制过《翠湖春晓》、《金蛇狂舞》、《彩云追月》等聂耳、任光作曲的唱片19张。至于流行歌曲，包括电影歌曲更是成百上千，也灌制了不少群众歌曲。象聂耳亲自灌制过自己所写的《大路歌》等歌曲，也灌制过夏威夷吉它的独奏曲。另外，象阿甫夏洛穆夫也灌制过自己创作的《北平胡同》等描写中国的乐曲。这些公司虽然大多出于商业目的大量灌制唱片，但也一定程度上为弘扬我国民族音乐作出了不小的努力，并保存了我国早期一些珍贵的音响资料，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