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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议安娥的先锋女性意识
盛英 著名歌曲《渔光曲》词作者安娥（1905－1976），不仅是位歌词作家，她的创作体裁颇为广泛，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剧本、评论等，样样来得；而她又是个性别意识相当突出的作家，尽管她没有像陈衡哲、陈学昭等那样，写过有关妇女问题的专论，但追求女性独立、自由、尊严的女性自我意识，渗透在她许多作品里；关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必须同整个民族解放事业相结合的看法，深藏着她自身丰富的人生体验；至于赞颂母亲和反思母亲神话并存的做法，同样令人瞩目；而在爱情和婚姻关系方面的前卫观点，却呈现了她的涵养乃至深度。 “自由”两字是安娥歌曲和人生的关键词 1925年，安娥在她就读于北京国立美专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年仅20岁；1927年初被组织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秋回国后从事情报工作，受陈赓同志直接领导；该年年底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可以说，她是位具自由、民主思想的左派女性。 安娥和田汉由婚外情发展到结为正式夫妻，除了感情的依恋外，她从来没有依赖过田汉什么；她同田汉的关系，决非为红颜伴青山的关系，因为她本身就是一座郁郁葱葱的独秀峰。是她，影响了田汉的“左”转；是她，将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改编为话剧《马迪迦》，致使田汉不再沉溺于王尔德笔下的那个莎乐美，在人性观中增添了阶级意识。 安娥最反对女人出卖自身去获取生活资源以及社会地位，她的一生全是靠着她自身极其勤奋的智力劳动，而维护了她自己的独立和尊严的。自由同独立，从来是一对孪生姐妹；追求独立是为了自由，而有了自由才能自证是独立的。女性唯有独立的人格，才能绽放开自由的鲜花。安娥在歌曲《四姊妹》中，把以梅、杏、兰、莲为名的四姊妹，凭着自己双手获取生活独立和自由的情态，写得尤为精彩：“我们四姊妹，/不学花儿样。/我们春不芬芳，/我们秋不凋丧，/我们四季常青，/从不为风雨惆怅/……我们耐得冰霜，我们敌得涛浪；/我们凭着双手，/向着生活战线直上。/不怕他，雨暴风狂，/要把我自由鲜花开放。”独立的女性，最期盼、向往、追逐、热爱的正是“自由”；而“自由”两字却常是安娥歌曲和人生的关键词。在《我怎样离开母亲》一文中，年轻的安娥，为投身革命，激动地喊出了“我愿意把我的一切去换自由！功名富贵，家庭骨肉，一切都抵不过自由！”她的呼喊，让人自然地想起冯沅君“不得自由我宁死”的名言，它们都可谓是“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鲁迅语）。 安娥还把独立、自由女性的尊严推向极致。在著名散文《我想白薇》中，她以对白薇的深刻观察、理解和同情，宣扬白薇“彻底的反恶精神”，赞美白薇为“人性的骄傲”。20世纪40年代，白薇因遭遇男人欺辱，一度患上性病，从而被人或作为“茶余的谈资”，或作为“怜悯的对象”；但白薇对于压迫她的现实，从不屈服和妥协，该骂的她就骂；对于怜悯她的举动，也不愿意接受，总把对她生活上的救济转让给他人。安娥在文章中，严正地指出：其一，曾经反过封建的男战友们，在抗战低潮时刻，竟然创造出一部封建意识新法典，专门来对付女人，致使像白薇这样的女性“受尽无聊而可恶可厌的欺压”。其二，如何对待妇女尊严，其实“是考验民主运动的试金石”；这个问题在民主思潮里，毕竟还是“脆弱的一环”（此观点，还在《由<国破山河在>说到殉夫问题》等文中提及）。在安娥性别意识中，女性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紧紧地相连在一起，并同整个民主运动熔融为一体。 女性必须同男人们一起关心“国家事”，一起研究政事 安娥由于从事过女工运动，她很早就明白了妇女运动和劳工运动的关系。1926年6月，她随刚结婚的丈夫邓鹤皋到大连，邓鹤皋是受命于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派遣，去大连担任地委书记的，而安娥就在大连纱厂女工中开展工作。女工们都喜欢这个温和亲切、时而给她们唱歌的“张小姐”，原名张式沅的安娥，则在此异常危险和艰苦的斗争环境里得到了严格锻炼。 安娥从实践中，深深地懂得了妇女要解放，必须联合所有被压迫的人们，共同摧毁这个旧世界才行。在她后来抒写的诗歌《母亲的宣布》中，她就这样来解释被压迫的男女奴隶的关系：“假如说：/男人们是被压迫的奴隶，/我们更是，/奴隶压迫下的牛马！……我们要说服被压迫的弟兄们，/共同来打碎这沉重的铁枷！”在她抒写的歌词《女性的呐喊》（星海作曲）中，又是这样地把妇女解放和民族解放融为一体的：“我们联合被压迫的姊妹，/打破封建牢笼！/我们联合铁蹄下的弟兄，/走上自由前锋！/打倒这黑暗的世界，/创造我女性的光明；/齐在救亡的战线里，/唱下解放的先声！”正是基于对妇女运动必须寄予整个民族解放运动的认识，安娥竭力主张，女性必须同男人们一起关心“国家事”，一起研究政事；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 她对于某些抗战将领们只将女性作为娱乐的伙伴，而在许多正式场合，却或视女人为“不洁之物”急忙躲避而唯恐粘连，或极不愿意同女人们讨论政事，迫使她们“免开尊口”的情景，极其反感；在抗战大散文《征途杂感》中，她果然大胆地给予了揭露。 抗战期间，安娥以记者身份，既采访了李宗仁的五战区，又访问了李先念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所写剧本如《战地之春》和《警报》、报告文学《马上行》和《五月榴花照眼明》等，都涉及妇女问题，在那里，既呈现了抗日根据地广大妇女所起的伟大作用，乃至妇女自身活跃和进步的时代风貌；又提醒知识女性，千万别慕虚荣、攀高枝、只围着丈夫转而脱离抗日群众运动，乃至最后丧失了“自我”。这类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是相当“先锋”的，既呈现了反侵略战争的壮丽景象，又伸张了中国女性真切的“自我”，其妇女观颇为先进。 赞颂母亲和反思母亲神话 至于对母亲的赞颂和对母亲神话的反思，则同安娥自身的经历相关。安娥的母亲何氏，作为张家望族大家庭的一员，她聪明能干，性格刚毅，有同情心、助人为乐。在安娥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正是她伸出了最温暖的手拯救她，帮她扶养她同田汉婚外生下的儿子，使安娥能再次重返革命征途，并使儿子免遭欺辱。但，在安娥更年轻时，母亲却曾从北京国立美专把安娥拉回家中监管起来，不让她陷入社会运动太深，并要女儿陪伴她苦守因丈夫娶小后的黯淡日子；结果，安娥还是设法逃离家门告别故园，重返学校投身革命运动。 安娥对母亲的拯救，赞之以《伟大的母性》（诗歌）：“母性开创了人类之花！/她为社会担负伟大的任务，/她为孽子建立避难之家。/她伟大仁慈的爱护，/从不计较代价；/她艰苦牺牲的精神，/胜过火线的军马！/她割着心血和骨肉，/为社会栽培革命的新芽。”那么，安娥对母亲的干预、阻挠，则采取了逃离的策略。自传体作品《我怎样离开的母亲》，写于1944年，同安娥那次实际从家出逃的1926年，相隔了已有18年之久，她的思考，当然随着时间的、感情的沉淀而显得更加理性。在安娥看来，母亲她到底没能解去身上的“封建之衣”，而阻碍女儿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母亲她到底只顾自己冤屈，而企图把女儿当作自己的顺气丸、出气筒，把女儿监视起来，向她谩骂、耍脾气；这样的母亲神话要以女儿的“自由”为代价，安娥怎么能不流泪、不激愤呢？ 安娥自从有了自己孩子后，曾以“人类妈妈”自诩，她对于母亲、母性的赞颂或反思，同样是以时代的责任和博大的爱，作为其标尺、准绳的：凡经得起时代之锤的母爱，它伟大而绚烂；但，母爱倘若阻碍了时代之轮的前行，干预了生命自由的奔腾，那么，它就不可能创造出母亲神话，就是建成了，也只会被解构或颠覆。 安娥的婚恋观 安娥和田汉的婚恋，曾因为田汉家庭纠葛的传播而变得颇具迷离感，但安娥对于婚姻、爱情的观点却是相当鲜明的。安娥和田汉一样，有着自己较为复杂的婚姻史，致使她特别看重爱情，唯爱情至上，并不拘泥、乃至不屑于婚姻形式。安娥在莫斯科学习时，听到邓鹤皋被捕牺牲（是个误传）消息后，她同引导她从事情报工作的郑家康相结合，但在安娥回国前，郑家康却真的在上海被捕牺牲了。1929年安娥回到祖国后，在南国社同田汉相识，不久，双双高速地跌入情网。田汉被安娥前沿而敏锐的思想、典雅而美丽的容貌所折服；而安娥却被田汉横溢的才情、豪爽的“诚”性所吸引。只是，此时的田汉对远在南洋的林维中已有承诺；安娥待林维中回国同田汉成亲时，她只得从三角关系中退出；当安娥生下她同田汉的儿子后，一度还接受了田汉好友任光的求爱，俩人在事业上有过很好的合作，《渔光曲》就是明证；但安娥在感情生活方面却并没感到幸福，她还是同任光分了手。 是1938年“八·一三”后的全面抗战中的再相聚，使安娥和田汉实在难以再分离。对此，安娥应《新民报》的专访，以《安娥谈恋爱哲学》谈了对此类事情的观点。安娥首先声明，自己愿意讨论转型期社会的恋爱问题，但只谈原则而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接着，安娥一方面对处于弱势的女子，总以“争”和“吵”作为反抗方式，予以充分谅解；一方面则提出，要争要吵，一定要有原则，不宜无理取闹，因为爱情须建立在合法生活上面。 关于“三角恋爱”，安娥也是不赞成的，因为在这种关系中，当事人绝对不应“不负责任的玩弄对方”；至于到底谁是第三者，那要由爱情关系来定。她始终认为婚姻并非就是爱情的保障。安娥的看法，在今天看来，虽非警世骇俗，但其前卫性依然可见。 《中国妇女报》2005-10-1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