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信东风唤不回
　　—《现代墓葬九十四例研究》不是结语的结语

·维一·


去年大约也是这个时节，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考古所时代的老友姚小平先生不久前发表过一篇寻找九十四位“右派份子”在劳改中罹难人生的文章。这使我感觉到：即使是四十年前的旧事，即使是早已灰飞烟灭的生命，只要努力探查，还是有迹可循的。

我的考古嗜癖由此而旧火重燃。于是，趁着岁末的闲暇，在“二闲堂”赶写了一个新的专栏，索性就取了个题目叫“现代墓葬九十四例研究”，一来是正合我们考古研究的旧业重操；二来也是丑话在先，既是考古发掘，对文化遗存的复原机会就不可奢求。据我考古经验对此的估算，能够找到其中十位人士的亲友下落，探询到哪怕只言片语都已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了。

古人说：“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我们当然绝不敢大意。如今时过一年，自问还是兢兢业业，结果又是如何的呢？在这天寒地冻，足不出户的岁末，不如围炉话旧，将这年来的结果稍加梳理，不过既算不得上是一份考古报告，也绝对不算这次发掘就此终止。今后只要还有新的材料出现，就会不断地充实内容。况且就考古而言，五十年只是一瞬，即便汉唐旧事，如今不是还有多少人在做翻案文章么？

本栏于上年岁末一经刊出，我们收到百余封读者来信，既有当事者老泪纵横的忆旧，也有如今不谙世事的後生小子好奇的打问，更多的则是一掬同情之泪的看客，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当年助纣为虐的帮凶表达的忏悔。

盘点一番这九十四座墓葬的个案，找到墓主後人或亲友并作出初步了解和研究的有五例，它们分别是：六十四号墓墓主莫桂新，七十九号墓墓主姚平，八十六号墓墓主张勖仁，以上是墓葬研究专栏开辟之前，姚小平已经发表的文字，对七十九号墓墓主姚平，姚小平此后还有一份经调查访谈而作出的深入研究将不日发表。此外，八号墓主孙文铨找到後人，二十四号墓主汪伏生找到汪氏族人，均提供了资料，加之前者由右派问题研究专家丁抒先生原先已作个案研究，後者因经历及背景较为特殊（其兄为汪世铭，本人曾担任蒋纬国汉文老师等），资料脉络比较清楚。

此外，五号墓主郭道宏，二十五号墓主董恭裕，六十八号墓主张心涛（张行陶），八十九号墓主黄恩孝，因找到劳改时代的难友，根据他们的记忆，订正了过去的一些记载偏差，或是了解到死因情况，例如张心涛死在于家岭，并非三分场；郭道宏是不堪忍受饥饿，试图外逃，触电网而死等等。但对于他们的生平细节由于无法找到知情人而只能停留在一纸死亡档案上的“罪行”记录。

至于二号墓主蔡恢，因缘际会，居然和我有过一面之交。我感到责无旁贷，写下了一点零星记忆，就算是半个案例罢。

另外有三例，是因为後人或亲友在网上找到《现代墓葬九十四例研究》的专栏而来函询问，而使我们扩大了一点线索。例如六十七号墓主刘亮，他的中学同学来函索取其死亡档案及犯案细节；八十一号墓主褚玉昆的女儿及外孙女来函询问死亡及埋葬情形；八十四号墓主的孙女来函询问祖父的情况。可惜他们都未能提供更多的线索。

根据《现代墓葬九十四例研究》专栏中死亡年龄的统计，以当年四十岁和五十岁的年龄组比例最大，超过一半。据此推算，这九十四位人士的配偶和同龄人（包括同辈人的亲属和同学、同事等）如果活到今天，大多是八十多岁以上。就以年龄最小的“右派份子”而言——茶淀劳改农场曾拘有十六岁的少年右派佟信顺，并最终冻饿而死，但并未包括在本次研究样本里（见木人：《他还是个孩子》）——现在也应该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了。再以这个年龄的人士今天可以接触和使用电脑的机率来估算，则更是凤毛麟角了。所以，直接从从这个直接受难年龄组的人士里找到当事人的蛛丝马迹可谓是大海捞针，有的时候简直是千钧一发。例如姚小平先生采访到的九十四例之一——张勖仁——的妻子荆美英女士（见姚小平：《寻找消失的背影》），采访报告刚刚写好，她尚未见到文字发表就辞世而去，得寿八十八岁。再例如，一位现居洛杉 矶的右派子女，见到本栏内容，写信询问他原在教育部供职，後发配农场劳改的父亲死亡的下落。等我们 刚刚有了一点头绪，找到一位可能也在当地劳改的右派幸存者，准备深入下去的时候，这位人士已经溘然 长逝了。

况且即便找到线索也不等于说就找到结果。例如，六十七号墓主刘亮的中学同学曾经来信，表示愿意提供墓主生前的情况。但是，大约是社会风声日紧，这条线索就嘎然而止了。这在我们也表示十分理解。到底活人的生活事大，死者的追踪事小。只可惜一件原本可以继续追寻下去的案例到底还是功败垂成。

原先我们试图从墓主晚辈亲属当中挖掘史实的打算也大多落空。姚小平对六十四号墓墓主莫桂新，七十九号墓墓主姚平，以及八十六号墓墓主张勖仁后人的调查走访几乎已经是最极致而令人满意的结果了。其他的一些线索则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例如八十一号墓主褚玉昆的女儿与墓主生前只见过一面，还是墓主在劳改当中回家取衣物时的匆匆一瞥，而女儿尚少不更事；八十四号墓主的孙女连祖父都从来没有谋面。他们还在急切地想从我们这里得知家中长辈当年的遭遇细节而不可得，遑论提供更多的 资料了。

仅从这九十四例墓葬个案本身来看，应该说结果是不能差强人意的。但在另一方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开辟《现代墓葬九十四例研究》专栏让我们结识了不少当年曾经与这九十四位墓主遭受同样折磨而苟活幸存下来的人士。尽管他们并不是墓主的亲友，对这些墓主“犯案”前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过程可以说一无所知，但是由于他们共同的生活遭遇和经由大难不死而对人生的深刻认识，而给当年劳改“右派”的生存状态和死前环境的复原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鲜活细节和确凿佐证。

例如，大多数墓主亲属在我们的专栏里得知亲人的死难消息後，最集中的反应是急于得知死者的墓葬情况 ，因为在当年的险恶环境下，收尸和埋葬都是非份之想。几十年过去，亲属心灵上的创伤久久得不到抚慰 ，这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当我们把墓主亲属的这些愿望转告给生还的劳改幸存者时，得到血淋淋的回答（见赵文滔：《劳改农场埋葬情况》）却是：当年死者固然可怜，生者也相去不远。由坐以待毙的生者为死者挖掘的墓坑只能薄土复盖尸体，不要说四十多年後坟茔无寻，就是当年刚刚掩埋的死者，几天之後家属再去坟前立碑也无从找到墓地（见：八号墓主孙文诠之子孙福生给姐姐孙芬芬的信函）。

这些生还者中还对当年九十四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墓主提供了不少情况，如潘正言先生对四号墓主陈鸿生、五号墓主郭道宏、六十八号墓主张行陶、三十九号墓主吴治钧、二十六号墓主袁枚功、六十一号墓主金大镛、五十九号墓主张绍洪，又譬如穆守荫先生对二号墓主蔡恢、三十九号墓主吴治钧（见：穆守荫《关于劳改农场的证词》）等人都提供了简短的介绍（见潘正言：《关于清河劳改农场三分场的情况》）。还有杜高先生对九十四位墓主中十位的逐一介绍也丰富了对他们的整体了解（杜高：《不要忘记这死去的十个青年》）。只可惜那个时代的险恶，劳改犯之间不准互通声气，他们虽然“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但彼此之间至死并无多少交往，当然如今能够提供的信息也就少得可怜了。

显而易见，当年庾死劳改农场的右派人士绝对不仅仅是这在册的九十四位墓主。对此，由专栏而联系到的劳改生还者提供了不少其他死于非命者的信息，如三分场第一个死去的徐大钧，张资平的儿子张缵祖，赵丽蓉的丈夫盛强等一长串的死者名单既骇人听闻，又使我们再次体验到考古研究的局限，它只能对确实残存的物质遗存进行研究，而大量灰飞烟灭，荡然无存的史迹只能失之交臂而无能为力了。

而这些已经年过古稀的右派老人以他们固有的执着（或许正是这种刚直的性格而在“阳谋”中罹难？）认真厘清事实，并不为死者讳，也不为尊者讳。例如劳改农场的生还者黄继忠曾回忆农场四周设有炮楼，架有机枪，赵文滔先生便认真指出，炮楼和机枪是架设在半步桥看守所，而劳改农场没有这些设施。为了证 实其说法，还认真找到几个当年的难友共同回忆。另外，有人撰文称赞赵丽蓉对丈夫盛强打成右派以后不离不弃的事迹，与盛强有密切接触的魏巍先生就认真指出，盛强之死，一方面当然与当年饥饿劳累有关， 另外也与他偷吃罐头要遭批判和赵丽蓉要求与之离婚的打击有关。

凡此种种，梳理当年旧事的甘苦与悲喜绝非数言数语可以道尽。

正是得到可敬可爱的右派老人们的关怀与支持，这个只问播种，不问收获的栏目终于一路蹒跚走到今天。我们会一直将它开放给大家，不会关闭，但实在不敢说九十四位墓主的的这段冤情和五十年前的那段公案何时是个了断，看来怕是要将宋人王令的句子改成：

子规夜半虽啼血，始信东风唤不回。


在此谨向对本栏目内容有过帮助的诸君致谢：




丁亥岁末，二闲堂。